【德国华商报消息】
本报综合报道：本报已经两次详细报道过的“张丹红事件” ，近日出现了新的发展。众多德国学者和德国华人学生学者联署致德国议会的公开信，一些记者发表文章，强力支持张丹红，要求德国之声恢复张丹红的职位。
“美丽的石子”张丹红激起的浪花
国内一位网友发表感慨说，张丹红是枚漂亮的石子，自八月至现在，不断激起圈圈浪花，吸引人们持久的关注。
8月28日新华网发表时翔的报道《“德国之声”记者因“亲华”被停职》，报道援引德国《柏林日报》8月22日的消息说，“德国之声”电台中文部副主任张丹红女士因“亲华言论”被停职。8月29日，新华网发表署名窦含章的文章《德国之声停职张丹红重现纳粹幽灵》。文章称政客加媒体对张丹红的组合攻击，“让人想起了纳粹对待异己的手段”。
这两篇文章，很快引起了另外一些反对张丹红的中德人士的抗议。德国的9位中国异议人士、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和59位“联邦共和国作者圈” 分别发表致德国议会的公开信，要求整肃德国之声中文部，导致张丹红被解除中文部副主任的职位。
８月２８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德国之声”电台一名华人记者（指张丹红）被停职表示，“媒体应秉持客观、公正的原则来进行报道”。9月2日，《国际先驱导报》发表报道：《在欧洲发出中国的声音，张丹红不会是最后一个》，这个标题似乎忘记了张丹红是德籍华人。9月2日的《青年参考》发表《谁要求“德国之声”惩罚华人女记者？》，指出：“张被停职后，很多德语网络论坛和博客纷纷对此发表评论。但一向以捍卫言论自由、抓住社会热点自诩的主要德语媒体，对此事却集体沉默。德国的三大主流杂志《星报》、《时代周刊》和《镜报》也对此事不发一言。”还是9月2日，新华网发表《华人女记者“引爆”德国之声》。9月3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文章：《从“德国之声”事件看西方“新闻自由”的真相》。9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从张丹红被“挂”说开去》。9月11日，《环球时报》发表驻的特派记者的文章《德资深记者为张丹红抱不平》。
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一个星期前，这个话题再度被一篇文章挑起。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学者周庆安发表于《环球时报》10月7日第十一版的《西方新闻自由的政治困境:容不下张丹红的一个话筒》，更是将此事推向舆论高点，文章于次日被《人民日报》转载，又被各大网站纷纷在显要位置推出。
多位德国学者名流声援张丹红
最初，很多德国人对于“张丹红事件” 没有关注，但是，随著这个事件影响的扩大，一些反对整肃德国之声中文部和支持张丹红的声音越来越强大。10月初，这些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的教授专家和记者，开始联署一封给德国之声台长Erik Bettermann、德国之声广播委员会和德国议会的公开信。10月9日，公开信公开发表，并公布了最早的49位联署人的名单。
从名单可以看出，不仅包括德国前司法部长和现任联邦议会人权与人道主义援助委员会主席赫尔塔·多伊布勒—格梅林教授、德国外交部前国务部长克里斯多夫．措佩尔、前文化和媒体事务国务部长于利安·尼达—吕梅林教授等政界知名人士，而且包括德国外交政策协会主席桑德施耐德教授、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托马斯·黑伯勒、德国笔会主席约哈诺·施特拉塞和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亚洲和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汉学家，还有部分法国、瑞士、奥地利、荷兰的知名学者，以及德国新闻机构驻北京记者弗兰克·泽林、花久志等新闻界人士。中国人中联署者有原特里尔大学汉学教授乔伟。署名中有教授头衔的超过半数，可谓阵营强大，包括了德国很多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
更加引人瞩目的是：德国当今文学泰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Günter Grass(君特·格拉斯)也签名支持这封公开信。格拉斯在德国乃至国际上有巨大的影响力，更为此信增添了更多的份量。
公开信首先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张丹红进行辩护。它举例说，德国之声中文部的一名女编辑（指张丹红）提到“中国在过去30年中使4亿中国人脱贫，这是当代人权方面最大的进步之一”，这句话不过是德国《时代》周报驻京记者（指花久志）曾经说过的立场，人们可以就这一立场进行争论，但是要人们“可以和允许”对此一说法进行讨论。作为记者，有权引用这样的言论。并且，德国之声中文网站因为发表过很多异议人士的采访，直到北京奥运开幕前不久在中国还是被封锁起来的，人们无法在中国登陆查阅。如果德国之声是为中国政府的辩护的，中国政府封闭它的网站干什么？
公开信还提到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是与“宗教性政治性”的教派“法**”有联系的。信中说：这些人认为德国之声已被“赤化”(rote Infiltration)，这使用的是冷战时期的语言；实际上，德国主要的中国问题专家很多都接受过德国之声的采访，他们在访谈中努力向人们客观介绍中国。在一篇网络文章(徐沛女士的“Die rote Welle in Deutschland”)中也指责了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关于中国的看法。
公开信认为，这场讨论实际上涉及如何认识当前的中国。是把中国当“无赖国家”，还是认可中国正在不断取得进步？中国固然还有伤害人权、腐败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但中国也在进行体制改革，并给大多数人带来“重要的改善”。因此应该采取一种“注意区别”的分式看待中国的好坏两个方面。可是，在北京奥运会举办之前和举行之中，德国的多数媒体都不是这样报道中国的。恰恰是德国之声作出了与这种风气不同的努力。那些人要求审查德国之声，实际上就是要搞清洗和新闻审查。
公开信说，对方的目的是要损害那些认真研究中国、客观看待中国的记者、学者和政治家的名声，使他们受到威胁，因为他们显然是要阻止记者和学者向公众用注意区别的方式介绍中国的发展，迫使他们必须负面报道中国。公开信呼吁所有新闻界、政界和学术界的负责人，注意上述令人不安的事态及其背景，并捍卫新闻工作和学术工作的专业准则、责任意识和客观性，特别是当这场仍在进行的运动使一些人受到不公正的侵犯时，应该坚决地反击，保护他们。
此前，德国记协主席米夏埃尔·孔肯也曾发表声明，反对对德国之声中文部进行新闻审查。
“我们是(听众)人民” ━德国华人力挺张丹红
与此同时，一些在德国的华人学生学者和工作人员，开始联署由著名华人维权人士王炜先生起草的一封致德国议会的公开信。该信已经于10月12日发送到德国议会信访委员会。
这封公开信的题目为“Wir sind das (Hörer)Volk”可以翻译为“我们是(听众)人民” ，指华人才是德国之声中文部的听众。这个标题显然是仿照当年东德人在1989年的“星期一示威”中的口号：“Wir sind das Volk”(我们是人民) 。这一口号在德国家喻户晓。
公开信宗旨是“倡导一种客观的、没有偏见和意识形态重负的对话。” 信的开头指出：“张丹红事件在我们情感息息相关的祖国和侨居国引起了很大震动，作为在德国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和知识分子，我们谨以此公开信表达我们看法。即使公众意见中似乎有压倒性的倾向，我们考虑良久还是决定撰写此信，因为作为公民群体的一部分我们有义务参与社会讨论，但也尤其因为我们是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要达到的主要受众群体，一个相关的讨论如果没有考虑到来自听众的声音则将是南辕北辙、于事无补的，对这点谁也没有比议会中的人民代言机构的成员知道地更清楚！”
公开信回忆了中国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中经历的忧患交织的发展，只是在最近才跨入了向现代公民社会前进的轨迹。尽管有明显进步，这个国家在此历程中需要克服的不如意之处和障碍还是巨大的。每个有益中国健康发展的有建设性的批评都是富有价值的，不论它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但可惜在最近几年里，在德国由一种抱残守缺心态和傲慢心理混合作用下产生了一个带有令人忧虑的庸俗意识形态特征的思潮倾向，对两国的根本利益造成伤害。媒体恶意攻击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为《明镜周刊》的文章《沙粒原理》。
在叙述了德国媒体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声音后，公开信说，只有在这个严重扭曲事实的背景下才能对“张丹红事件”做出不偏不倚的理解。张丹红本来是一个资深媒体业者，而且在多年的工作中被视为严肃的记者和德意志联邦的价值理想的体现者，她在不久前挺身而出反驳对于中国的扭曲的报道，尽管有些说法单独来听易产生误解，但却是对一种对于德国主流媒体的反应和回击。
公开信最后表示，我们担忧那些高高在上的强横蛮干的人说是要给中国“带来幸福”，只会达到相反的效果，并促使人们与自由的价值理念离心离德。我们经常努力向我们的同胞们解释，德国并没有新麦凯锡主义，而某些媒体的恶意攻击也是不会长久的。反过来我们也急切的向德国的人民和议员呼吁，他们应抛弃舒坦简便的“非黑即白”的思维模式，不带偏见地来探讨中国问题。很多误会往往只是由于信息的不全面和错误导致的。中国向现代公民社会前进的趋势也在滋生和发展中，不能以随意的短视行为和教鞭来摧残它们！因此我们促请您们对此案予以深思熟虑和公允的处理—这也符合自由社会意见多元化的理念，并将有利于重建受众群体对电台作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名片的信任。
首批在公开信上签字的人有74位，目前大约超过了100位，而签名还在持续进行之中。
关于公开信的来源和看法
为了让华人读者更好的理解公开信这种表达意见的形式，王炜先生还撰文介绍了公开信的来龙去脉。公开信作为表达意愿、散布观点、争取支持的写作和媒体手法有悠久的历史，公元前300多年伊索科拉提斯写给马其顿国王腓利浦的公开信是历史记载的最早的使用记录了，公元后基督教的圣徒保罗的很多传道书当时也是以公开信的形式书写传播的。中世纪最有名的公开信应该是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1520年致教皇的决裂信。而公开信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热衷使用的工具则始于1898年法国作家左拉为抗议反犹主义而发表的《我控诉》一文。
在德国近代历史上，公开信也经常被使用。在政党活动特别频繁的魏玛共和国时代，很多宣言、政见和辩论都采用了公开信的形式。纳粹夺权之后托马斯·曼在1937年在流亡地致波恩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公开信则是自由爱国主义者的辉煌闪光的杰作。
二战之后，西德国内、两德之间的很多事件和争论也以公开信为载体。戏剧家布莱希特1951年致两德作家和艺术家的呼吁和平的公开信、君特·格拉斯等人1961致东德作家协会的公开信以及RAF的灵魂人物之一Ulrike Meinhof在没有参加恐怖主义活动之前于1976致波斯皇后揭批帕拉维王朝黑暗统治的公开信，都是永载史册的经典之作。默克尔总理上台后也以公开信的形式向民众传达政见和信心，按照她的说法这样作的原因是“我坚信这个国家和人民！”。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德政府于1976年将异议艺术家W．Biermann剥夺国籍之后，颇受东德政府器重并生活上养尊处优的东德著名作家Christa Wolf、 Stefan Heym
等多人以公开信的形式向东德政府提出了抗议，虽然他们之后受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压甚至监禁，但其不平则鸣的正义行为给德意志民族的文明史添上了浓彩重墨的一笔。
华人在外加强和主流社会的沟通需要通熟外国的诉求和宣传渠道及手段。北京奥运会之前，德国多名奥运奖牌得主在运动员门户网站www.netzathleten.de 上发起倡议，鼓动德国运动员参加奥运期间举行抗议活动(并以一条彩色的腕带作为抗议的标志)，并给德国奥委会造成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华人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王炜等人撰写了《致德国奥运会代表团》的公开信发给德国奥委会并发布在德国运动员门户网站上，对增进德国运动员对中国的了解，缓解某些运动员的冒动情绪，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友善作了贡献。
在意大利的萨冲先生对这一公开信发表如下的评论：
“公开信主要是表达对于德国之声记者张丹红因言论而被降职，以及德国媒体今年以来对于中国的一些不客观报道的反对。促请德国联邦议会坚持新闻媒体客观，公正，独立的原则。公正，客观地看待中国和促进中国进步。虽然信中的文字并不100%地符合我个人的观点和关注重点（如张女士的某些为专制辩护的言论，我个人认为的确是错误的。）但我觉得公开信总体上是客观的，指出德国媒体的偏差，对于维护德国媒体的公正、独立是有帮助的。西方媒体任何有意无意的夸大和偏误都会被别有用心的机构放大百倍地曲解和宣传利用，这对于中国民众正确地认知民主社会和中国现实是很不利的。所以纠正这种偏差，从间接的角度也是帮助他们更好地促进和监督中国进步。
我参与签名的另一个动机是反对因言论而剥夺他人说话的权利。而之前德国右翼作家圈Autorenkreis的公开信中所要求的以价值观念来主导媒体Wertorientiert Journalismus的理念，从根本上是错误的。媒体的最高原则应是公正、客观、独立，否则大家便无从思考，无从判断了。这也是之后德国教授、学者们反击的公开信的主题。在这种时候，作为事件主体之一的华人社会不应对此失声，所以我参加了签名。
我想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及其媒体应该如何运作的好教材。同时也证明德国社会和媒体虽然会有错误和偏差，但德国根本上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民主体制。它给于每一个社会成员参与和监督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是每个社会成员的职责和义务。这才是民主体制的根基！
另外我也注意到，参与签名的同事中，有人曾因我的Email令他们心情不好而不愿再看到我发的坏消息，我当然尊重他们的选择。但我希望他们在给德国议会发公开信的同时也应想想在中国的民众是否有同样的权利。我们去描述一个美好的中国，是否等于中国民众拥有一个美好的中国。德国的教授发公开信批评政府和媒体，中科院的教授发论文证明中国第一，美国最差。”
“两个女人的战争” ？
10月9日，在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上，刊登了德国记者弗兰克·泽林(Frank Sieren)
从北京发来的文章“幻影女间谍？” 重点记录了这一事件的过程，从流亡女诗人徐沛和张丹红之间开始的争执，后来成为了中德关系之间的一个问题。
弗兰克·泽林在德国是一个名记者，畅销书作者，研究中国问题者都知道此人，被德国《时代周刊》称为德国最著名的中国专家之一，伦敦《泰晤士报》则称他为德国的“中国通”。作为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他曾经在中国生活15年之多。他的著作《中国密码》以及与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合著的《与中国为邻》出版时都引起轰动。他的新作《中国震惊》出版后即登上十大畅销书宝座，并高居德国经济类畅销书榜首。
他的文章是这样开始的：“几乎无人知晓，流亡女诗人徐沛与德国之声女记者张丹红的战争是怎样开始的。她们两人同为德籍华人，在德国为中国的形象展开激辩。” 徐沛指责张丹红作为德国之声的记者说话却类似于中国的发言人。而徐沛自己据说曾经试图争取德国之声中文部主任的位置，“但她没有一次进入被考虑的小范围之内。因此，这个争论显得不是那么简单” 。此话的意思可以解读为：徐沛小姐因为没有当上中文部的主任就感到不满？但是，她是以法**的代言人的身份批评德国之声中文部和张丹红的。而就是这位徐女士，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最为关键的角色。她成功地说服了两位自由记者━━德国《柏林记者》杂志(Berliner-Journalisten )的主编萨比内·潘帕里安（Sabine Pamperrien女士）和德国记者杨-菲利普·海因(Jan-Philipp Hein) ，来传播她的看法。于是，张丹红事件就开始登上了德国媒体舞台。
泽林从两个女人的战争出发开始揭示两位德国记者在引述张丹红言论时的断章取意之处。比如他们指责张丹红说过的话:“中国政府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不允许越过，这一点异议人士是知道的。” 他们试图从此得到这样的一个引伸的结论：“如果异议人士明知故犯，入狱就是咎由自取” 。其实，张丹红当时的整段说法为：“在学者的圈子内人们可以讨论死刑的问题，也可以强烈谴责死刑。这也是允许的。当然中国没有西方所具有的学术自由。中国政府是有底线的，这条底线不允许越过，这一点异议人士是知道的。”
另外一个备受指责的张丹红关键“谬论”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人权宣言第3条作出的努力超过其他任何政治力量”。而张丹红在说这话时也有一个上句：“中国成功地将4亿人从绝对贫困中解救出来。”
这显然这是指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很多人的贫困问题。
就在今年8月初，张丹红还在播音中赞扬因为为法**辩护而被关押起来的高智晟律师“无比的勇气和正义感” 。“人们同情那些被迫害者但不一定会赞同法**的看法” 。
早在9月5日，德国资深退休记者福尔克尔•布罗伊蒂加姆在德国《新莱茵报》网站发表长篇文章，为张丹红辩护。《新莱茵报》1848年由马克思在德国科隆创办，1849年5月19日被迫停刊。2005年由一批德国记者发起，恢复出版。该报有很鲜明的左翼党的观点。
文章认为“德国之声”管理者难辞其咎。文章认为，德国社民党议会党团内政发言人迪特•威弗尔施皮茨和《柏林报》及《焦点》杂志对张丹红的指责很不公正，德国之声在张丹红问题上难辞其咎。德国之声自称是“德国在世界上的名片”，却违背了自己所设立的所谓价值准则。作者尖锐地问道，德国之声声称要“传播德国和其他国家看问题的方法”，但现在对不合德国胃口的方法就得打入另册？声称“促进文化间的对话，支持民族间的谅解与宽容”，但却要对别人下“封口令”？声称“传播自由民主价值观，支持人权”，但自己的工作人员却不得享受这种价值观？声称“弘扬德国以及欧洲文化”，但却对（粗暴对待张丹红）这种非文明行为默不作声？声称“以其极高的可信度提高德国在全世界的形象”，但却禁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正确言论？
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主任安斯加尔·布尔格霍夫曾表示，对张丹红的处理“没有政治压力”。文章认为，这种说法“厚颜无耻”，只能说明他把德国新闻同行和广大公众看得太低能、太简单了。要知道，威弗尔施皮茨是社民党的联邦议员，而德国之声的台长贝特曼也是社民党人。
张丹红是一个媒体人而不是政治人
10月17日，德国议会广播委员会将开会讨论德国之声的问题。而11月28日德国之声监事会将就针对其中文部的批评进行讨论。在德国学者和德国华人的公开信发表后，肯定徐沛女士等人还会提出反对的看法。所以，关于张丹红事件的争论，还不会立即结束。
应该说，张丹红在中德人士中都是很有人缘的。在德国之声工作的18年间，她接触过很多不同的人，采访过不同看法的人。按照政治观点来看，无非是支持或在批评中国政府的。一个长期在西方生活的人，特别是一个新闻从业人员，当然会在不同的地方发表不同的看法。而张丹红也是如此。
中国很多异议人士接受过对张丹红的采访，而张丹红也为很多被关押在中国监狱的异议人士呼吁过。就是在今天指责张丹红“堕落”的异议人士中，也有不少当年是她的采访对象和友人。如果有人光是从这一方面来收集她的言论，肯定会将她视为异议人士，打成“反华分子”。
相反，她后来在西藏问题上、中德关系问题上、在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评断上，讲过另外一些话，赞扬中国在进步，人权在改善。她特别对德国诸多媒体对中国的歪曲报道做了澄清和反驳。如果像徐沛女士这样，专门收集这样的言论，张丹红顿时被视为“中共专制政权的代言人” ，甚至成为潜伏在德国之声的“中共的美丽女特务”。
人生是丰富的，而政治是残酷的。不能用政治观点来解释人生的一切，更不能用政治观点判定一个人的前途。张丹红尽管有德国护照，但她毕竟是华人。她很希望中国也能变好，希望很多人帮助中国变好。我们每个海外游子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必须理解她的乡情。她教导女儿学习汉语非常认真，女儿可以演唱中国歌曲。她以诚善为人处事，待人彬彬有礼，举止文雅得体，具有一个记者的丰富知识，能广结善缘。不管是她批评中国政府还是为中国政府清刷来自德国媒体的不实之诬，均无可厚非。她有自己中立、客观的立场，一个新闻记者的立场。她与各方人士交往，正是一个媒体人的本职工作，也是她的成功之处。对于媒体人，我们必须全面观察，而不能攻击一面而不计其余。
今天，在德国这个有着言论自由的土地上，不仅是德国人，还有中国人，围绕“张丹红事件”展开了辩论。这种辩论如果是理性的、公正的、与人为善的，我们就不要回避。我们在德国的华人，当然愿意促进中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推动中德之间的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如果我们能以这个角度来审视此次“张丹红事件”的讨论，当会有更多的宽容和收获。
http://www.huashangbao.com/article.php?sid=3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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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0-22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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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0-22 16: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