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乐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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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高乐与中国

    ●戴高乐将军生前确实非常想到中国去访问，“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是毫无疑问会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的”；
    ●共产党执政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将军对我说，就算所有的党派和美国都反对，他也想要承认中国；
    ●尽管戴高乐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赞同当时中国所奉行的理论，但他“非常尊重使中国重新站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的中国领导人；
    ●“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菲利普·戴高乐（法国前总统戴高乐的儿子，年轻时曾任海军上将。后当选为参议员。）

一、戴高乐的遗憾

    戴高乐将军生前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去中国访问。为什么他本来应该有机会去中国却没有去成？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坊间流传着许多的传闻。其中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最近出版的《我的父亲戴高乐》第二卷中均有新的说法，解开了很久以来笼罩在戴高乐将军未能实现的中国之行上的云雾。

    这是一部对话形式的著作，是戴高乐的儿子菲利普接受记者米歇尔·多利亚克的采访而记录下来的。读这套书，读者就好像进入了戴高乐的家庭，跟随着这位法兰西伟人，倾听他与家人的谈话，感受他的思想演变过程，分享他的喜怒哀乐。这部著作以一个儿子的回忆，澄清了一些事实，特别是纠正了一些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传闻。

    戴高乐对中国十分神往

    历史上许多传闻往往是不确切的，有时甚至是误传。当本书的合作者、记者多利亚克问，戴高乐将军是否像传说的那样非常渴望访问中国，菲利普·戴高乐证实，戴高乐将军生前确实非常想到中国去访问，“就像他没有亲眼看到西班牙就不愿死一样”，“如果不是命运使然的话，他是毫无疑问会去发现这个伟大的国家的”。

    菲利普经常听到其父谈到中国。戴高乐将军最讨厌文化上的无知，所以他经常对中国文明提出许多问题。菲利普回忆起1957年的一天，其父在科隆贝家中接待一位来访者。他们两人就中国的文化、军事艺术、建筑以及治国的方式、北京的孤立和中国对法国的态度等进行了深入的交谈。尽管当时中国与法国之间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因中国协助越南抵抗法国，在奠边府击败了法军，使得很多法国人耿耿于怀。但戴高乐将军却依然表现出意欲透彻了解中国的强烈兴趣。

    菲利普还透露，在二战期间，戴高乐将军与中国的官方及私人关系均通过一位特使与当时中国的总统蒋介石进行联系。蒋介石的中国与流亡英国的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是盟友。此后，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双方关系并不好。法国感觉到中国在北非、印支和黑非洲都是反对法国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戴高乐将军认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终究要与中国打交道。戴高乐将军对菲利普说，就算所有的党派和美国都反对，他也想要承认中国。

    戴高乐自己决定承认中国

    在此之前，很多传言认为戴高乐将军是受了埃德加·富尔的影响才对中国产生兴趣的。富尔在1957年后发表了一本书，叙述他在中国旅行时的所见所闻。对此，菲利普·戴高乐断然否认这种论点。他透露，就在1950年英国人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与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时，其父就已经提出与中国全面建交的设想了，尽管这一设想到整整14年以后才得以真正实现。

    菲利普非常清楚地记得，当时朝鲜战争爆发。子女们都被戴高乐将军对在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的关注和兴趣感到吃惊。“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忽略这个比历史本身还要古老的民族呢？难道这个民族不是正在世界历史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吗？”正是在戴高乐将军重返政坛五年后，戴高乐将军派遣埃德加·富尔前往中国，带去了他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法国与中国建立了轰动全球的外交关系。菲利普至今还记得其父告诉他们，当时美国驻法国大使波赫兰是一个异常反法的人物，为了这一建交，波赫兰前来交涉时“愤怒得脸色发青，四肢颤抖”。

    但菲利普亦说，与中国建交时戴高乐将军正因北非、欧洲和法国内部的事务忙得不亦乐乎，实在无暇前往中国进行访问。但戴高乐将军继续以一种就好像第二天就要动身前往北京那样的热情，研究和关注着中国。他一本接一本地阅读他人推荐给他的有关中国的书，要求不同的人士为他介绍中国的制度以及中国的政治形势，法国当时驻中国的大使马纳赫更是戴高乐将军的经常的座上宾。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撰写了有关中国大革命的小说《人的状况》的马尔罗影响了戴高乐将军对中国的看法。特别是马尔罗到中国访问，不仅见到了周恩来，还见到了毛泽东，并与之进行了长谈。菲利普承认戴高乐将军确实在与马尔罗的交谈中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但他不认为戴高乐将军是受了马尔罗的影响而想去北京会晤毛泽东。“戴高乐将军走遍各大洲，访问了世界主要大国的首都，就是未能去中国、印度和日本。有没有马尔罗的影响，到中国去旅行在很久以来，就已经在他的脑子里做好了计划。”菲利普如是说。

    没有收到毛泽东的邀请

    菲利普透露，戴高乐将军未能前往中国，是因为他并没有得到中国方面的邀请。

    著名作家韩素音是毛泽东的私人朋友，她公开表示曾向戴高乐将军“转达过中国政府希望邀请戴高乐将军访华的愿望”。对此，菲利普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韩素音女士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小说家，这是肯定的，但她将自己的愿望当成了事实。据我所知，戴高乐将军不曾收到过任何中国政府方面的邀请，不管是来自周恩来还是来自毛泽东。要是有这么一回事的话，我敢肯定父亲会私底下告诉我们的。”菲利普也否认他本人在爱丽舍宫曾经与韩素音见过面。

    为什么中国方面没有邀请戴高乐将军，菲利普没有说。但中国人想来都会理解。中法两国建交于1964年。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直到1970年底戴高乐将军逝世，中国一直陷在一种政治的疯狂之中，怎么可能邀请一个西方国家的元首来访华呢？

    但菲利普透露，当时的前外长和前总理莫尔维勒其实是为安排戴高乐将军以私人身份访华去做准备的，当时的设想是，戴高乐将军以私人身份到中国去做旅游；而中国领导人则以私人名义来接待他，就像戴高乐将军在都柏林和马德里所做的那样。但是，就在莫尔维勒从中国回到法国后不到一个月，戴高乐将军去世了。

    最尊重中国的西方首脑

    戴高乐将军大概是当时西方领导人中对中国最为尊重的了。菲利普透露，尽管戴高乐将军在意识形态方面完全不赞同当时中国所奉行的理论，但他“非常尊重使中国重新站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强国”的中国领导人。菲利普说：“今天有人写道，说毛泽东也许是害怕我的父亲在北京重复他曾在魁北克所做过的事，比如高呼自由中国万岁之类的口号，所以不邀请他访华。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菲利普说，“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戴高乐将军对在西方引起很大争议的那位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的英国使臣曾做出以下评论，认为这位将军极其粗鲁，不懂礼貌，“在中国皇帝面前下跪只是一个礼节而已，并不意味着你就必须答应对方的一切要求。这个将军在浪费时间，在干蠢事。因此中国皇帝将他视为一个野蛮人是很正常的。”

    菲利普还透露，不仅戴高乐将军，而且戴高乐夫人也期盼着到中国访问。“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晚上，用毕晚餐，我父母全神贯注地观看一本相册，里面有一幅长城的照片，一直延伸到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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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法建交始末

　  2004年1月26日，巴黎当地时间下午2时40分，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专机抵达法国，开始他就任国家主席后对西欧国家的首次国事访问。

    就在农历甲申春节，浪漫巴黎之夜被埃菲尔铁塔上280盏中国红灯点染，盛大的中国彩装游行轰动巴黎，掀起冬日的中国暖流。

　　悠悠40载，1964年1月27日，中法发表建交联合公报。在毛泽东、周恩来、戴高乐等两国一代伟人的悉心擘画下，分属两大阵营的两个伟大的国家仅用了3个月就完成了建交谈判，完成了冲击两极格局的战略行动，而整个建交公报不过44字。

　　近阅最新披露的史料，仿佛亲历当年风云。

　　公开来访的“秘密使者”

　　时间回溯到1963年10月21日。深圳罗湖，骄阳似火。隔着作为内地和香港分界线的简陋路障，法国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夫妇与时任外交学会副秘书长吴晓达和外交部官员张锡昌挥手致意，中法由是开启了不久后震惊世界的建交之旅。

　　埃德加·富尔，法国激进社会党人，律师出身，能言善辩，熟悉国际法，曾两度任法国总理，与戴高乐虽非一党，但关系密切。他曾经于1957年访问过中国，与中国领导人有过交往。这次是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来华，而且不是“试探性使命，而是委托他前往中国与中国领导人(就建交问题)谈判，并期望谈判能取得圆满成果”，时任法国总统府秘书长的罗齐埃后来回忆说。

　　虽是堂皇而来，富尔为保密花费的心思一点不比后来的基辛格差。除去公开对外宣布访问纯系“私人性质”，还特意在之前和之后加访了柬埔寨和印度。

　　根据《春华秋实40年──中法建交回忆录》一书披露，当事双方的“前哨战”更耐人寻味。对中方来说，自称是“戴高乐特使”的富尔到达后就一反境外表态，强调访问是“正式的”、“官方性质”的，他本人携有戴高乐的亲笔信。但信的形式颇令人玩味:戴高乐总统的信是写给富尔的，不是正式授权书，甚至只字未提委派富尔为特使和建交谈判。但信中强调，事先已经同富尔谈过，并“完全相信富尔对中国领导人所说的以及富尔听到中国领导人所说的”。分析后，中方确定在预定的高、低两种接待方案中按高规格接待。对富尔夫妇来说，一路行来，从深圳到广州加挂了专列车厢、广州市长(而不是副市长)亲自宴请，北京下榻钓鱼台国宾馆，接待规格“不断加码”。富尔心知肚明，中方显然“听懂了”戴高乐发出的信息。

　　中法两个“有自尊心的民族和奉行独立政策的国家”(周恩来总理语)就这样开启了历时三个多月艰辛、高效、相互理解、在原则问题上寸土必争的建交谈判。

　　艰苦谈判

　　谈判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共六次。法方主谈的是富尔和他当过记者、精明能干的夫人，中方由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亲自主持。

　　10月23日，周总理会见富尔。寒暄中，知晓周总理曾在巴黎逗留过的富尔一句“现在是再去巴黎的时候了”，拨云见日，点出他访问的主题。但他心中很清楚地记得戴高乐的一道书面指示：“严格说来，我们无求于人。”

　　这就不能不提戴高乐将军。结束了在科隆的“闭关修行”，又刚刚体面地结束了旷日持久、耗物损人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正在对外关系上追求“法国的伟大”，戴高乐对中国表现了超乎寻常的重视，一切与建交有关的活动都在他亲自掌控之中。但法国人的高傲个性又使他希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在与中国建交的问题上取得“完胜”，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不失面子”。

　　自始至终参与了建交谈判的张锡昌回忆说，“法方既想同中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又想避开主动宣布与台湾断交。实质上是回避公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和反对‘两个中国’问题。”一句话，“戴高乐不愿在建交问题上给人以法国有求于中国的印象。”

　　但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绝不是“面子”问题，而是原则问题。针对法方提出的无条件承认、有条件承认、延期承认三个建交方案，周总理提出了中方的对案：全建交方式，即法国先同台湾断交，再同我建交；半建交方式，即如英国、荷兰那样，只互派代办；暂缓建交，先设民间贸易代表机构，积极探讨建交可能。中方特别提出，欢迎积极的直接建交方式。

　　几番折冲，富尔体会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绝不会做任何原则上的让步，一向谈笑风生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与法国烹饪齐名的中国美食也让他失去了胃口，谈判一时陷入僵局。这时，周总理特意安排富尔夫妇去外地游览。返京后，富尔看到中方的新方案，即不要求法国政府公开申明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主动宣布同台湾断交，而以中方照会申明、法国默认的方式代替。

　　三项默契

　　虽然法方少有提及，中方也只在近年才有所披露，但双方外交界人士在讨论中法关系时已经屡屡谈到当年双方存在的建交三项默契。

　　张锡昌回忆，是他本人按照周总理口授，交给富尔三项默契的法文译文，内容如下：

　　一、法国政府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
　　二、法国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的“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三、中法建交后，在台湾撤回它驻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地撤回它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

　　富尔把第一项默契“不再承认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删去。双方协商，改为“这就自动地包含着这个资格不再属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载有这三项默契内容的富尔给戴高乐总统的报告至今仍保存在法国政府的档案中。

　　戴高乐的预言

　　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当日，戴高乐在总统府接见了又在印度“优游”多日后回到法国的富尔，表示同意他的访华报告，准备法中两国相互承认。

　　1964年1月27日格林威治时间11时，中法建交联合公报在北京和巴黎同时发表，全文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一致商定建立外交关系。两国政府为此商定三个月内任命大使。”这也许是中国外交史上措辞最为简洁的建交公报，但却被西方媒体评价为引发了“外交核爆炸”。

　　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在访问非、欧、亚14国。次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中法建交发表声明，强调“中国政府认为有必要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任何把台湾从中国的领土割裂出去或者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绝对不能同意的。”

　　4天后，一向喜欢利用记者招待会突如其来宣布重大决策的戴高乐总统在爱丽舍宫举行了1000多人出席的记者招待会，颂扬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比有记载的历史还要悠久的文明古国”，并预言“目前还在观望的某些政府，迟早会觉得应该仿效法国”。

（以上材料根据网上有关材料整理，非本人原创。）

后记：戴高乐之所以不顾其他西方国家的阻挠和国内一些人的反对，是因为他了解和尊重中国，尊敬中华民族；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而不是鼠目寸光之辈。后来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是这样的战略家。他们知道，与中国人民为敌，对中国来说没有什么，最终损失的是他们自己。

dale

大家把抵制法国家乐福升级为把法国‘家乐福’赶出中国去！

青衣紫萝

戴高乐的确对两国建交做出了很大贡献
毛泽东还是很感谢他的
但是因为当时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有个规定就是出访西方国家，不能中国首先去，是为了保持尊严，结果拖拖拉拉最后，戴高乐也没有来成，两个人始终没有见到面。

Dennis.Tw.Cn

戴高樂之後，法蘭西無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