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219-联合早报】改变中国命运的和平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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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泽远
　　30年前，一次看似寻常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酿出惊天巨变。经过长达一个多月的摊牌较量，中共副主席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派”彻底击败以中共主席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 　　“改革派”趁热打铁，于1978年12月18日举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中央决议的形式抛弃“凡是派”固守的毛泽东“文革”路线，将全党工作重点转向到经济建设，由此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 　　从政治角度看，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场成功的和平政变。虽然“改革派”和“凡是派”在会上唇枪舌战，气氛一度剑拔弩张，但双方都没有考虑动用武力，而是通过辩论、表态等民主方式实现了最高领导权的和平转移。这在以暴力革命起家的中共历史上比较少见，为后来中共和平解决高层分歧作出表率。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开幕。时任中共主席、军委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华国锋在开幕式上宣布，这次会议主要讨论农业、经济和计划等三个议题。 中共元老率先发难 　　不料分组讨论一开始，陈云、谭震林等中共元老就率先发难，突破了原定议题。据参加会议的前国家计委副主任于光远回忆，11月12日，曾担任中共副主席、当时只是中央委员的陈云在东北组发言时，呼吁中央平反薄一波、彭德怀、陶铸等元老的冤假错案，肯定1976年4月5日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运动，批判被毛泽东长期重用的特务头子康生的错误等等。 　　11月13日，邓小平的爱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胡耀邦利用手中掌握的调查材料，揭发已经去世的康生是“文革”的罪魁祸首之一，做了许许多多坏事。胡耀邦甚至提出“四人帮”应该改称“五人帮”，康生是“五人帮”的第一名。 　　胡耀邦还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大家要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10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他认为党内生活不正常，并引用邓小平的话说，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敢于揭露矛盾。 　　陈云、胡耀邦等人发言引发多数与会中央大员共鸣，大家不再关注原定的议题，纷纷讨论起重大历史遗留问题和真理标准讨论问题。一些人点名批评华国锋主要助手、时任中共副主席的汪东兴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矛头直指华国锋的“两个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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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题突变 　　会议议题的突变不仅打破了华国锋原来的计划，也打破了“改革派”和“凡是派”此前保持的微妙平衡，把“改革派”和“凡是派”的矛盾摆上桌面，双方的正面交锋不可避免。 　　11月14日，刚刚访问了新加坡等国家的邓小平回到北京。邓小平曾经同意华国锋宣布的议题，但他很快从中央工作会议的“跑题”中看到与“凡是派”彻底摊牌的好机会。在邓小平的鼓励下，“改革派”不断向“凡是派”发难，甚至提出要改组政治局，让陈云等元老进入政治局。 　　在“改革派”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华国锋虽然贵为最高领袖，但手下除汪东兴掌握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局外，可用之人已经不多。这是因为，邓小平、胡耀邦同年5月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已经争取到多数中央大员、尤其是多数军队高级将领的支持。华国锋、汪东兴都很清楚，虽然他们掌控着中央警卫局，但绝不是在军中享有崇高威望的邓小平、叶剑英的对手。 　　这场马拉松式的中央工作会议从11月10日一直开到12月13日，最终以“改革派”的完胜而告结束。邓小平在闭幕式上发表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解放思想”的基调。 　　在解放思想的大氛围下，三中全会继续批判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决定放弃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把工作重点转向现代化建设。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副主席，排名在汪东兴之上；增选周恩来夫人邓颖超、胡耀邦和元老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全会还决定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陈云、邓颖超、胡耀邦等人负责，取代此前汪东兴领导的中央专案组。 　　30年前发生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和平政变，不仅确立了邓小平在中共领导层的核心地位，更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航向。中国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骄人成就表明，这场和平政变值得人们去隆重纪念和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