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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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在中国
摄影师：John Domin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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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接近中午时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正在到来。

　　在北京机场的停机坪上，已经年逾古稀的中国总理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军领导人站在瑟瑟的寒风中，等待着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到访。

　　鉴于中美两国当时还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刻意安排的机场欢迎仪式是低调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淡的，既没有准备为尼克松铺红地毯，鸣礼炮，也没有请外交使团和搞群众欢迎的场面。偌大个机场显得有些冷冷清清，只有并排悬挂在机场上空的中美两国国旗在寒风中猎猎飘扬。

　　然而，这种表面上的冷淡，丝毫也没有减弱中美两国首脑即将进行历史性的握手这件事本身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恰恰相反，更烘托出中美这两个昔日战场上不共戴天的仇敌握手言和所具有的震撼世界的效果。今天的两位主角周恩来和尼克松比其它任何人部更加清楚这一点。

　　在巨大的轰鸣声中，尼克松乘坐的美国总统专机“76年精神号”缓缓地降落在机场的停机坪上。为了突显中美两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握手这一历史性的时刻，美国方面刻意安排尼克松的随行人员暂缓下飞机，并委派一名身材高大的保安人员把住舱门。

　　率先走出机舱的尼克松似乎有点按捺不住急切的心情，他三步并作两步，还没等完全走下舷梯，就老远地伸出手，握住了周恩来那只带着伤残、永远只能端起来的右手。

　　尼克松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周恩来则把这次历史性的握手，对尼克松作了这样寓意深长的描述：“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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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专门派人到仪仗队传达他的指示并做了动员工作。周恩来派来的人解释说：“以礼相待，就是要在机场悬挂两国国旗，党政要人到机场迎接，在机场检阅三军仪仗队，军乐队奏两国国歌。不卑不亢就是要求所有接待人员既要表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尊严，不自卑，又要热情，不失礼节，充分显示我们从来就是礼仪之邦。不冷不热，就是不组织群众欢迎，但要加大仪仗队阵容。”稍停，他又强调：总理决定，仪仗队人员要按照接待国家元首的最高规格和最高礼仪派出。你们要按照总理的指示，把准备工作做好做细，尤其是面对尼克松时所持有的表情和传达的眼神要恰到好处…… 　　外交部的同志又专门找到仪仗营营长周建恒，要求一切活动都要一丝不苟，必须保证万无一失！

不组织群众欢迎，也就意味着偌大的首都机场只有这一支孤零零的队伍，如按正常的欢迎仪式，总统规格是150人，有点小气。“加大仪仗队数量！”周建恒一语中的。由150人的方队变成371人，排面由原来的50人延长到120人，难度加大，仅看齐都不容易，更何况要考虑当时的大风天气，371人能否全部听见执行队长的口令，也是问题。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执行队长的口令是标准有力了，但371人的动作却很难一致。因为执行队长身处排头位置，在长达一百米的队伍里，队员听到口令的时间却有先有后，尤其是排在队尾的空军，动作整整比陆军慢了一个节拍。只有三军的整齐划一，才能体现出军威国威。他们临时规定：听到口令后，陆军过2秒钟做动作，海军过1钞钟做动作，空军马上做动作，时间的调整弥补了因声音在空间传播产生的误差。通过数千次的演练配合，终于解决了这一难题，全队动作整齐划一、节奏明快。接下来的问题是眼神和表情，这个“恰到好处”可难坏了仪仗队的小伙子们，锻炼表情也成了仪仗队官兵的一项“特殊”任务。 “嘴角再低一点！”“眉毛再耸立一些！”“笑容太过！”“面部肌肉还要放松！”……操场上，周建恒带领连长一个一个地纠正队员们的动作。走下操场，到处是两个人对着练的、一个人照着镜子练的……仪仗营简直成了戏剧学院的表演系。2月21日11时许，在《星条旗永不落》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尼克松从三军仪仗队面前走过。371名中国士兵目光炯炯地注视着他，这目光里透着尊严、友好、不卑不亢。每一张年轻的面孔充满朝气和活力。那刚毅无畏、泰然自若的表情，永恒地铭记在这位总统的脑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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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国宾车队动用了100辆上海牌轿车和20辆红旗,又壮观又气派，深得赞誉。按照当初双方达成的协议，尼克松总统到中国后，将乘坐中国汽车。周总理说过：我们有一个惯例，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中国来，我陪着，都坐中国的汽车。因此，尼克松来华时没有带专车来。尼克松和其他正式成员乘坐的是红旗牌轿车，其他人则乘坐上海牌轿车。
　就这样，“上海”成了“红旗”之外，唯一亲历了这一历史盛事的“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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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老机场路，对路两旁“馒头柳”印象颇深，当年去大山子绿化二大队“开门办学”，对这些树没少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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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帕特就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的第18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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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同尼克松谈笑风生时，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十分清楚在同美国这样一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在政治上所潜藏的风险。尽管这是毛泽东本人作出的决策，但毛的反复无常、翻脸无情也是他曾多次领教过的。周这种临深覆薄，唯恐越雷池一步的心情，从他接待尼克松的两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一个是周恩来在事后精心挑选了一张由他的专职摄影师着意捕捉到的他同尼克松即将握手的瞬间，作为第二天中国官方报导的新闻照片。照片上刚刚走下舷梯的尼克松身体前倾，迫不及待地将手伸出来，而周本人则站在原地不动，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等待着。

　　另一个是在欢迎宴会上，周恩来向尼克松敬酒时，特意将他酒杯的杯沿和尼克松的酒杯持平后再碰杯，而他在和其它国家的领导人碰杯时，总是用自己酒杯的上沿去碰对方杯子的中间部分，以示对访客的尊重。周这样做，是为了刻意体现对尼克松访华“不卑不亢，不冷不热”的接待方针。这种姿态，与其说是作给国外看的，不如说是给国内看的，以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

　　周恩来如此谨慎小心，并不全是由于他为人天性上“多畏多虑”，而是确实有着某种预感。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他所料。尽管他在与美国打交道时十分小心翼翼，奉命唯谨，但到头来还是遭到毛泽东的猜忌和整治。

　　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周恩来对美外交的“右倾投降主义”。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对周的批判上纲很高，被戴上“投降”、“卖国”，“甘当儿皇帝”等大帽子。江青甚至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指周想“迫不及待地取代主席”，大有在政冶上置他于死地的味道。一时间，周恩来的处境岌岌可危，中国政坛上倒周的势头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后来，周恩来总算是凭藉自己在几十年政治生涯中炼就的隐忍顺守的“太极软功”化解了这场轩然大波，死里逃生。但经过这场劫难之后，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下来，从此一病不起。这件事并成为周氏临终前最放心不下的两块心病之一。他就是在精神上背负着这样沉重的十字架，郁郁而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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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外交生涯的杰作-----“乒乓外交”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深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锺，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圜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

　　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红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开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好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着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不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藉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声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仲有关。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台。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同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约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烕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应该说，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才萌生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的。此外，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固然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也有着眼于中共党内斗争的需要。

　　毛泽东深知他本人是导致中苏交恶的始作俑者，党内亲苏派对此有不少反对意见。虽然经过文革，他们已被整得七零八落，但随时可能在强邻压境的情况下，死灰复燃，里应外合，对他算总账。这种担忧，是促使毛决心打开中美关系僵局更深一层的原因。

　　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周恩来是毛泽东首先与之商量并且主要依靠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多年来一直主管中国的外交事务，擅长在国际活动中同各种人物打交道，而且也是在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中，唯一能够领会并且鼎力支持这一战略决策的人物。与毛相比，周对打开对美关系，如果不是更积极主动，扮演了幕后推手的角色的话，至少也是心领神会，配合默契。这是由周本人的经历和为人的特点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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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是中共党内同美国人打交道最多，也是最了解美国及西方国家约领导人。他与美国人交往甚广，其中既有总统特使、外交官、职业军人等政要，也有作家、医生、记者等平民百姓。尽管周与他们的政见不同，立场各异，但总能最大限度地求同存异，推诚相见，保持良好的私谊。

　　譬如，虽然当年美国在国共内战中偏袒国民党，作为中共首席谈判代表的周恩来，却与居中调解国共冲突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一直保持着友好的个人关系。国共谈判破裂后，周在返回延安前，还特意向马歇尔话别，表示：从个人友谊上说，你仍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朋友。在共产党的语言中，这已经是最大限度地表达了对其对手的敬意。

　　后来中美关系演变到战场上兵戎相见的地步，既不是周恩来内心所愿意看到的，也不是凭他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实际上，即使是在中美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他仍想做一点事来缓和一下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哪怕只是表面上的气氛，比如五十年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但是，此举却没有得到美国方面的善意回应。这就是当时在国际上曾经盛传一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这件事的由来。

　　虽然后来证明这是以讹传讹，却也并非空穴来风。当年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期间确实曾明令美国代表团成员不得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不过，当时美国代表团并不是铁板一块，副国务卿史密斯就认为杜勒斯过于僵硬，不大赞成他的作法，可他在同中国代表团接触时，也不得不遵守杜勒斯立下的禁令。于是便发生了下面这样的一幕。对此，当时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过详细的记述：

　　会议快要结束了，有一天，我们很多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是没有先例的。史密斯对浦寿昌说：“你的英文讲得漂亮，地道的美国音。你是在哪儿学的？”池还赞扬中国的古老文化，讲了许多友好的话。这在敌对的两个代表团来说是不寻常的。我们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我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我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要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去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他笑容可掬地向总理打招呼，客客气气聊了一阵子……

　　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和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笑眯眯地走开了。

　　这件事给周恩来本人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多年之后，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周恩来与尼克松举行首次中美首脑会谈时，又重提日内瓦会议期间的这件往事，说：“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杜勒斯的副手史密斯想同我接近，但又不好破坏杜勒斯的戒条，他右手端着一杯咖啡走到我的面前，又不好用左手跟我握手，就拉了一下我的胳膊。”一席话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所做的外交努力，终因当时世界冷战洛局的形格势禁，没有产生什么效果，不过却为以后的中美和解留下了历史的伏笔。周氏这一善意和解的姿态和杜勒斯的僵硬失礼，恰成鲜明对照，让美国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损害了美国政府的形象，尼克松后来正是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把它作为抵挡美国政府内部的反对声浪，在对华关系中采取主动行动的挡箭牌，尼克松为了补救当年杜勒斯的失礼，于是便出现了本章开头描述的那场历史性握手的场面。

　　珍宝岛事件后，主管中国外交工作多年的周恩来凭藉其长期以来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已经看出原有的世界战略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调整自己外交战略的时机己经成熟。在考虑打开对美关系这一点上，他与毛泽东“远交近攻”的想法不谋而合，不过由于兹事体大，只能由毛本人作出决断。为此，周在九大前后，有意识地从大量有关国际局势最新发展的信息中，筛选出一些值得注意的动向、重要评论以及若干可能的政策选择提供给毛参考。这既是周参与大政方针的决策时经常采用的方式，同时也往往能在不动声色之中起到影响毛决策的作用。

　　差不多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利用毛泽东让他给几位闲居在家中的老帅“找点事情做”的机会，为推动中美和解的外交布局下了一着颇有匠心的棋。九大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虽然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但是林彪以及毛本人在内，并不想让他们染指军队，决定军队的日常工作由黄永胜为首的军委办事组主持。

在这种情况下，这四位老帅的军委副主席职务形同虚设，根本无事可做，只好另外再给他们找点事做。周恩来在奉命办这件事情时，向毛泽东建议：由四位老帅召开一个国际形势座谈会，由已经靠边站的外交部长陈毅牵头，对当前国际斗争的重大问题发表见解，供中央参考，这个提议随即得到厂毛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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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图片里宴会厅的那帮服务员想起了一件趣事，我认识的一个人，姓名当然要隐去，当年就在人民大会堂当服务员，属国务院事务管理局管辖。事情发生在1961年的饥荒时期，周恩来总理宴请外国首脑，有一道菜是松鼠桂鱼，那位哥们儿（现已70多岁的老人了）正好是上菜，把他馋的够呛，就把松鼠桂鱼给顺走了，藏在休息室里。谁也没有发觉。可周恩来却察觉了，当时并没做声。宴会结束后就问：怎么少了一道松鼠桂鱼呢？当时，大会堂的头儿都懵了，查来查去把那哥们儿逮着了，松鼠桂鱼一口还没吃呢，给了个处分。后来每当他吹的时候，什么跟陈毅朱德打过台球，别人就揶揄他，你是逼，连周恩来的松鼠桂鱼你都敢顺。他就嘿嘿干笑说，谁知道丫记性那么好呀。


　　接下来，周恩来在向陈毅交待任务时，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被原有的看法和结论框住，你们都是元帅，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向中央提出建议。后来老帅座谈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判定：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反华大战不致轻易发生，并建议重开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以牵制苏联。

　　这一想法为周恩来所肯定，随即把报告送给毛泽东。而这又正好与毛“联美整苏”的考虑相合，在党内高层中形成了某种的共识，压过了在文革那个极左的年代，连毛本人也不得不顾忌的党内反对意见。于是，在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的僵局，开始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轴。

　　在这种情况下，以珍宝岛事件为契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对外宣传的基调依然沿用以往的提法，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从六十年代中期反对美苏并重的战略不动声色地过渡到联美制苏的格局。这一转变是与中国自文革运动后重返国际舞台的努力同步进行的，表现为中，美、苏战略关系的重新组台：一度睦邻友好的中国和苏联反目成仇，走向战争的边缘；而长期怒目相视的中国和美国却在努力捐弃前嫌，开始互相接近。中、美、苏之间这一新的三角关系的确立，动摇了原有两极冷战格局赖以存在的基石，引发了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揭开了结束冷战时代的帷幕。

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中国方面是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的。这一过程同时体现了毛清晰的大局观和周过人的精细之处。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在试探性接触中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默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万事开头难。中国在珍宝岛事件后，开始把从战略上打开对美关系提上议事日程，由毛泽东亲自掌舵，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但实际做起来却并非易事。中美两国毕竟已经在互相敌视约状态下对峙了二十年，彼此之间的敌意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化解，不仅双方缺少基本的共同语言，而且也没有起码的构通渠道，甚至连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也要煞费周章，一波三折。

　　由于这件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中美双方都小心翼翼地互相试探，互相玩捉迷藏的游戏，传达的各种信息十分微妙，住往只可意会。在这方面，中国表现了比美国更大的耐心，对美国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方式传递过来的各种信息和暗示，不急不躁，以静待动，稳步缓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外交同时体现了毛泽东清晰的大局观和周恩来过人的精细之处。

　　为了实施“联美整苏”的策略，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借用美国的力量来抗衡苏联，毛泽东在打开对美关系僵局的问题上采取了十分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战略眼光和大开大阖的气度。他深知阻碍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在于台湾问题，但是如果从一开始就在这个问题纠缠不休，穷追猛打的话，那么就永远无法解开中美关系中的死结。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决心从大局着眼，最大限度地与美国求同存异，把台湾问题暂时放在一边。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是：台湾问题事小，世界局势事大，台湾问题拖一百年再谈也可以，先谈世界格局的大问题。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心领神会，在外交工作中默契配合，积极贯彻落实。一九六九年六月下旬，中国本来准备照惯例发表抨击美帝国主义侵台十九周年的社论和相关报道。周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时，提出“目前正在进行反对苏修边境挑衅和莫斯科黑会的斗争，反对美帝侵台可暂不突出”，提议取消这一计划。事后，虑事周详的周氏还专门致信林彪，解释这一情况，说：“目前是苏修、台湾勾结要搞什么亚洲集体安全，并非美帝为主”。

　　应该说，中美双方之所以能够闯过最初飘忽不定的阶段，逐步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就中国方面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周恩来对大局的了如指掌和在处理具体问题时掌握分寸、时机的恰到好处。

　　比如，在处理一九六九年七月两个美国人坐游艇误入中国领海的事件上，当时正值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的敏感时刻，周恩来立即召集会议，要外交部和公安部派出得力人员尽快查明事实真相，并且一杆子抓到底，明令在查明事实之前，对这两个美国人不要在政治上乱扣帽子，在生活上客客气气。中国的新闻媒介并根据周的指示保持沉默，并未加以渲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方面宣布放宽对中国的贸易限制和取消到中国旅游的禁令，而中国也在随后释放了这两名美国游客。这形成了中美之间最初的良性互动，并为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创造了一个好的开端。

　　苏联本来就对美国反对它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甚至扬言不惜对苏联采取核报复的态度有很大疑虑，现在中美两国又眉来眼去，暗决秋波，苏联更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扭转在国际战略格局中所处的不利地位，同时摆脱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战不和的处境，一九六九年九月，苏联决定利用胡志明葬礼的机会同中国方面举行首脑会谈，缓和一下同中国的紧张关系。当时苏联打的如意算盘是，周恩来和胡志明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两人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识，交往多年，因而势必前往参加葬礼，这样中苏两国领导人在河内的会面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当然也看到了这一点，不过一开始并不想在中美和解的试探性阶段给苏联这样一个机会，让它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向美国打中国牌，不必要地刺激美国。为此，周恩来提前赴河内吊唁胡志明，当天就赶了回来。这样既突出了他和胡的特殊关系，又可避开与柯西金的会面。但柯西金在河内扑了空之后，仍然坚持要在回国途中路过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会谈。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大局的毛泽东改变了主意，决定因势利导，利用中苏之间的首脑会谈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这样，就有了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的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关于边界问题的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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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非常清楚中苏关系是最容易触犯毛泽东忌讳的地方，因此格外小心谨慎。当他与柯西金会谈之后，立即将整理好的会谈记录全文送给毛审阅，并在附信中表示：“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会谈中的措辞凡有错误和不足的地方，均请主席加以批注，以便学习改正。”在信中分析了柯西金这次如此急迫要求会见的原因：

一、取得压美帝的资本。最近美帝对苏要价甚高，联合国开会在即，美苏两外长即将会晤，而尼克松又要在联合国演说，所以柯西金要以和缓中苏关系的姿态出现。
二、解决内部困难。现在集中在中国(苏)边境的兵力，连远东海军在内，超过一百万，长期不战不和，困难加大。
三、反映苏修统治集团的矛盾。柯西金这次行动，处处事事要请示政治局就可证明。
四、想摆脱修字号党、国家的责难和离心倾向。

关于中国的对策，周恩来提出如下建议：“反修斗争，坚持不懈；防止苏修突袭，严加戒备；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保证居民继续生产，打鱼放牧)，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应否谈成，要配合国际斗争，掌握主动，”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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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小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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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猴猴 发表于 2009-2-25 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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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猴猴

与对中苏首脑会谈的冷淡态度相比，周恩来更看重这一会谈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进程所带来的影响。苏联出于自身战略上的需要，在起草中苏首脑会谈的公报时，极力营造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得到缓和的印象，用诸如“同志般的”、“友好的”一类修饰词来形容这次会谈。公报草稿到了中方手中后，精细的周恩来将这类修饰词统统勾掉，只保留“坦率的”一词。这样既可以利用中苏首脑会谈吊美国的胃口，又可以防止过犹不及，传递错误的信息，让美国完全失望。

　　这一招果然奏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会谈完全出乎美国的意料之外，令尼克松十分沮丧和着急。特别是随后宣布的中苏举行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更是重重地刺中了美国人的疼处。他们认识到：虽然中苏之间的问题并不是一次谈判就能解决的，但双方毕竟已经开始在谈判了。如果美国不认真做一两件事情急起直追的话，那么原先所进行的寻求中美和解的努力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中国相信美国准备同中国改善关系是有诚意的，美国接连采取行动向中国示好：先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间停止派遣驱逐舰到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巡逻；随后美国驻波兰大使又在华沙的南靳拉夫时装展览会上追逐中国驻波兰代办，表示希望恢复中美华沙会谈。这一举动吓得当时尚未得到国内指示的中国代办立即逃之夭夭。这一戏剧性的场面经过新闻界渲染后，使得中美关系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热点。这正是中国所期待的。

　　周恩来对于美国这种迫不及待的表示十分高兴，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并马上报告了毛泽东，说：找着门道了，可以敲门了。毛也为“联美整苏”的盘算有了着落大为高兴。几年后，周恩来在北京对基辛格重提这件事，不无幽默地说：“你如果要我们的外交官得心脏病，就在社交场合找他们接触，建议举行认真的会谈就是了。”

　　与此同时，周恩来立即抓住时机，指示中国外交部设法进行补救，回报美国的示好行动。这样，外交部便把释放因乘游艇误入中国领海而一直被拘留的另外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和唐纳德的问题提上议程，当时他们的问题已经查清，只是在等待释放的时机。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四日，周恩来将外交部关于释放这两个美国人的报告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外交部在报告中建议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说：“从利用和扩大美苏矛盾出发，并在边界谈判中对苏修施加一定压力，我们考虑，对美在策略上可加以运用，选择有利时机，在适当时候继续同美进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对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以及对当前同苏修的斗争是有利的。”毛泽东迅速批准了这一报告。

　　随后，中国采取了重大的步骤，破天荒地邀请美国大使到中国大使馆做客。为了在宣传上收到更大的效果，中国方面要求美国大使堂而皇之地从中国使馆的大门出入，而不必像美国方面最初提出的悄悄地走后门。

　　这样，中断近两年的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一九七0年一月二十日，双方举行了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国方面所采取的谈判方针是经过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即“主要是摸清美方意图和底盘。在谈判中既要掌握原则立场，又要讲究方式灵活，注意不要把话说死，要使对方感到有希望，有继续谈判的余地。”实际上，中国并不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满足，而是期待着与美国举行更高一级的会谈，以便对两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进行更为彻底的探索”。

　　还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之前，周恩来就已经采取“激将法”，暗示美国应在提高会谈级别的问题上采取主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接见当时和中美两国都保持着良好关系的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重点谈了中美关系问题，意在向美国传递信息，指出美国虽做出了不少努力，但始终没有像柯西金那样迈出更大的一大步。“如果他们真想缓和同中国的紧张局势，改善关系，解决问题易如反掌，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如果他们采取主动，我们也不拒绝，可以试一试。柯西金不是采取主动了吗？”在传递了上述信息后，周恩来把锋一转，说：“中美谈判进行了十四年，再等十四年也无所谓。虽然我的年岁等不及了，但尼克松也不可能做十四年的总统，罗杰斯也不可能当十四年的国务卿。我们不能解决，那就留给下一代。”

　　在推动中美和解的过程中，周恩来还不得不花费很大的精力来排除中国内部的各种阴力和干扰。在文革那种极左的年代，改善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姑且不论江青等党内文革派的态度，就是外交部内部也是阻力重重。对此，周除了他本人花费很大精力做说服解释工作外，还借重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对改善对美关系的疑虑和阻力。

　　当时外交部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有美国官方背景的组织顾虑重重，不敢与之交往，采取拒之门外的态度。为此，周恩来专门向毛泽东汇报这一问题，说：“我外交部采一切拒绝态度，恐不甚适当”，建议改变这种作法，“采只收，只听，暂不答复态度，可能有利于我侦察美帝真实动向，也可使其发生希望，并增加苏修疑虑”。在得到毛的同意后，他又马上对下作了传达，以此作为尚方宝剑，排除对美工作的阻力，打消人们的思想顾虑。

　　在中美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中方发言稿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如法炮制，借用毛泽东的权威来排除党内文革派的干扰。当时中美双方在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谈中对举行更高层次会谈的想法不谋而合，只是在地点的选择上，美国尚未拿定主意。差不多与此同时，中苏边界谈判已经陷入僵局，苏联正试图让其代表团团长从中脱身。中国十分担心苏联在其中玩弄阴谋，选择适当时机在边境重新开战。因此，把即将召开的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看做是一个向苏联打美国牌的“重要的时机和步骤”。

　　为此，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真讨论了中方的发言稿。会后，他又反复进行了斟酌，将原稿中的中国政府“愿予考虑”改为“愿予接待”美国部长级代表或总统的特使到北京来进一步探讨中美关系中的根本原则问题。

在毛泽东批准了中方的发言稿后，周恩来又写信给文革派大将康生，专门向他做了解释，说：“‘接待’两字是我提议改的，因我方在135次会议发言中，已经提到考虑和可以通过其它途径进行，而美方在上次谈话中已经提到来北京直接讨论，并且顺着这段话，最后还用‘考虑’也显得太轻了，故改为‘接待’，较‘欢迎’为轻，较‘考虑’就落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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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日（支-那）本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日（支-那）本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现朗、施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两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日（支-那）本三国的反美及其走拘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日（支-那）本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为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方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诩，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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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圜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高潮，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说：“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死。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在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不可逆转，双万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宿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一旁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日（支-那）本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赌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本来在北京举行中美最高级会谈一直是中国所谋求的目标，不过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故意把话说得模棱两可，从没有直接提出来过。这次尼克松主动提出来，正中中国的下怀。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决定亲自出马，把球接过来。国庆节那天，毛特意把斯诺夫妇留在身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一起检阅了国庆的游行队伍。事后，毛不无得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表示：“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周恩来则对《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的安排，在头版的显着位置上刊登了毛与斯诺夫妇的合影照片。

　　可惜，中国方面把斯诺在美国政治中的分量看得太重了，刻意传达的这一信息由于“过分微妙”而被美国官方所忽略。但是，当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它所包含的信息却是异常清晰的：毛泽东决心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势头。这样，中断了半年的中美外交探戈舞又重新开始，而这一次出场的是双方的主帅。

十月下旬，尼克松利用各国首脑前来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二十万周年庆祝活动的机会，先后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有意向中国传递信息，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愿意为此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问中国。在欢迎齐奥塞斯库的晚宴上，尼克松还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在正式场合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而不是以往的“共产党中国”，暗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正在出现重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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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忪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它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全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了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它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三事件后就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干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中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一三事件后打开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藉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了。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藉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一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藉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猴猴猴

未完待续。
只是转帖，让大家看看珍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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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在中国先后收到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渠道传递的信息后，十二月十八日，毛与一直在等候接见的斯诺进行了长谈。虽然谈话内容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但着眼点还是向美国传递信息。用毛本人的话来说是：“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毛在谈话中表示：目前外交部正在考虑允许左、中、右各派政治色彩的美国人访问中国，但解决中美两国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跟尼克松谈。“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和他谈，谈的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

　　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口信并未立即传递给美国政府高层，而是成了马后炮，但这并不影响中国方面根据毛的决策推动中美和解的进程。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委托叶海亚•汗转达的信息传给美国。周在信中表示：“如果尼克忪总统真有解决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特使来北京商谈”，并强调说这不单是他个人的口信，而且得到了毛泽东、林彪的批准。

　　接下来，周恩来在翌年一月十一日，代表中国政府答复通过罗马尼亚渠道传递过来的信息时，更进一步提出：如果尼克松总统本人愿意访问北京，也会受到欢迎。他的原话讲得很巧妙：尼克松总统既已访问过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那么他在北京也会受到欢迎的。

　　但是，美国方面由于政府内部对华政策反对派的掣肘，对尼克松访华一事并没有痛快答应，只是笼统地表示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是有益的，它应不仅限于台湾问题，还应包括其它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建议先在第三国开一预备会议，作出各种安排。

　　对此，中国感到不小的失望。争取美国总统访华一直是中国打开对美关系僵局中所寻求的主要目标。中国把这一点看得很重，倒不全是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总是以中央帝国自居，有着接受外藩朝拜的传统，而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国内现实政治的需要。中国力图在中美和解中，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居高临下的胜利者，而美国则是一个屈膝登门的求和者。只有这样，才能为中国以往在外交上的反美路线找台阶下，说服党内外接受新的对美政策。这在文革这种极左的年代尤其重要。

　　恰好就在这时，美国政府宣布出兵配合南越军队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而发动的蓝山行动。这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对美国还以颜色的机会，又一次暂时放缓了中美和解的步子。另外，中国国内的政局也在这时出现了大的变故。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与林彪交恶，两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毛在抛出陈伯达后，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正忙于在党内发动针对林彪的批陈整风运动。这牵扯了毛的主要精力，一时无暇他顾而把其它事情放在一边，中美和解自然也包括在内。

　　这里顺便一提的是，现在流行这样一种说法：林彪是反对中美和解的，如果不解决林彪的问题，就不会打开中美关系。毛泽东自己在九•一三事件后就曾几次讲过这样的话。应该说，林彪对中美和解确实有所不满。这其中既有因中美两国长期严重对立而对美国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感，也有在庐山会议与毛失和后的借题发挥。不过，由于毛泽东一直在政治上独断干纲，在文革年代中更是一言九九鼎，任何人都难以对他作出的决策表示反对，包括林彪在内。

　　从官方档案来看，林彪从未公开表示过反对中美和解。凡是经林彪审阅过的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他都是批上：“完全同意主席批示”或者“照主席的批示办”一类字样。至于林彪对中美和解的不满，充其量只是限于腹诽而已，关起门来在自己家中和老婆儿女发发牢骚，诸如“周恩来跟美国人打交道，是要吃亏，栽跟头的”等。外人根本无从知晓，就是毛本人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至于毛泽东之所以作如是说，不过是在为他错选林彪做接班人找台阶下罢了。事实上，毛在林彪事件后，绞尽脑汁寻找一切机会来洗刷这一点，甚至不惜公布《“571工程”纪要》这样恶毒咒骂自己的材料来达到这一目的，在政治上与林彪划清界限。应该说，后来中国的外交之所以能够在九•一三事件后打开局面，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与其说与林彪的垮台有关，不如说毛需要藉此转移国内视线，以外交上的成功来掩盖因林彪事件而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罢了。

中国派队参赛，是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藉此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和解投石问路，吊尼克松的胃口，压他及早表态访华。中美之间这种民间的交往，为徘徊不前的两国官方接触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突破僵局的契机。

　　中国在对美和解暂时按兵不动的同时，积极开展民间外交，加紧重返国际舞台。后来发生的“乒乓外交”既是这一战略中的一环，也是实施这一战略不期然而然的结果。它是由周恩来一手导演的。还在一九七0年十月，周在推动中国外交重返国际舞台时，就已经在认真考虑派队参加即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其后又亲自邀请积极促成此事的日本乒协主席后藤钾二来京“过春节”。

　　然而，在中日乒协随后举行的会谈中，因中方提出政治上的过份要求而陷入僵局。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出面干预，排除内部极左思潮的干扰，促成双方达成协议，使中国队参赛成为定局。随后，他还多次亲临集训队讲话，直接过问有关这次比赛一切事宜。

　　周恩来之所以如此看重这次比赛，不仅是因为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自文革以后第一次参加这样大型的世界锦标赛，而且更是着眼于其政治上的意义，把它作为施展“人民外交”的一张牌来打的。后来家喻户晓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口号，就是他为中国乒乓球队规定的参赛方针。此外，周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藉中国队出访之机，对正处于微妙时刻的中美接触“投石问路”。

happykl

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 (陈敦德)
-----一本很好的书 http://bbs.m4.cn/forum.php?mod=v ... %9D%BE%E5%9C%A81972

猴猴猴

文章就不转了，只发照片!

jim019738

其实我对照片的注释比较感兴趣，可惜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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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im019738
实在不好意思我还没有找到注释，有了后我会发上了的

foxgun

楼主幸苦！
这个图很值得一看，照片都非常清楚

SayHello

pretty good jo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