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约瑟夫·熊彼特）

舒晴曼妙

今天，如同过去对这一社会进程的源头尚不认识的时代一样，企业家的作用不仅是
经济体系不断改组的运转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会上层在内的各种要素发生连续变化的
传递手段。成功的企业家在社会上的地位上升，他的家人的地位也一同上升，他们由于
他的成就而获得不直接依赖于他们各自的作为的地位。这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人们在社
会阶梯上得以上升的最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进程是靠在竞争中摧毁旧的企业以及依附
于这些旧企业的一切存在，所以，总是相应地伴随着一个没落、丧失社会地位、被淘汰
的过程。这种命运也威胁着那些势力处在衰微中的企业家，或继承其财富却无其才干的
子嗣。这不只是因为竞争的机制不容许有持续的剩余价值，因而一切利润总要枯竭，甚
至还通过正是作为这种机制的推动力的追求利润的激情去消灭它；而且还因为，在正常
情况下事情总是要这样发生，那就是，企业家的成功体现于他对企业拥有所有权；该企
业通常由其子嗣继续经管，并很快就变成了因袭行业，直到为新的企业家所取而代之。
美国有一句谚语说：三代之内，兴而复衰，信然。例外的情况是鲜见的，而衰落得更快
的情况倒多得足以与这种例外的情况相抵而有余。因为企业家、企业家的子嗣和亲属层
出无穷，司空见惯，所以舆论以及关于社会斗争的论述措辞，容易忽视这些情况。这些
“富人们”于是形成了脱离生活斗争的一个继承人阶层。事实上，这个社会的上层有如
旅馆，里边的确住满了人，但那些住客总是变动不息的。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来自下层，
多到我们当中很多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情况。于是乎我们又面临了一些更进一步的
问题，只有解决了那些问题，我们才能看到资本主义竞争制度及其社会结构的实质。

舒晴曼妙

第五章　资本的利息前言

    经过慎重考虑之后，除了作一些无关紧要的词句改动外，我按原样第二次提出最初
曾在本书第一版发表过的利息理论。对于引起我注意的所有异议，我唯一的答复是请参
考第一版的原文。我本来是乐于缩短第一版原文的，而这些异议恰恰促使我不要这样做。
因为在我看来，本来是原文中最冗长和最费解以致有损于论点的简明和说服力的部分，
由于它们正确地预计到其后最重要的异议，所以就获得了存在的权利，而原先这种权利
也许是它们所不具有的。
    尤其是早先的解说清楚地表明了我并不否认利息是现代经济的正常要素——否定它
确实是荒谬的——而且相反地力图解释它，我几乎无法理解那种认为我曾经否定过利息
的见解。利息是现在购买力对未来购买力的一种贴水。这种贴水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中
许多原因是毫无疑问的。消费性贷款的利息就是关于这点的一个实例。任何人处在意外
的困境（例如，假设火灾毁坏了一家企业），或者正在预期未来收入的增加（例如，假
设一个学生是他的一位富有而体弱的姑母的继承人），对现在一百马克的估价要更高于
对未来一百马克的估价，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在这些场合，利息可能存在，那也是不言
自明的。各种类型的政府信用需要，都属于这种情况。经常存在这种情况的利息，即使
在没有发展的循环流转中，它们也会显然存在，但是，这样的利息，并不构成需要解释
的重大的社会现象。而后者是由生产性贷款的利息构成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到处都
可以发现这类利息，而不只是在新企业中才会产生它们。我只是要揭示生产性利息的源
泉在于利润；生产性利息本质上是利润的派生物；并且，生产性利息，象我称之为收益
的“利息方面”的东西那样，会从成功地实现了生产要素新组合而得来的利润，发展到
对整个经济体系，甚至挤进旧的工商企业领域，在那里的生活中如果没有发展，利息就
不是一个必要的要素。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静态经济不知道有生产性利息”的全部含义
——这无疑是我们洞察资本主义的结构及其运行的基础。在以上的分析中，这难道不是
几乎不言而喻的吗？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正如商业形势决定利息率的变动一样——而商业
形势通常仅指现行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不考虑非经济力量的影响——为此，创
新所需要的货币就构成了货币市场上产业需求的主要因素。从这一点以至认识到主要的
现实因素，也是根本的理论因素，这不是进了一大步吗？因为只有通过这个主要的根本
因素——创新，才会使对货币需求的其它源泉发生作用，而后者——即处在周而复始的
重复运行中的经过考验的旧工商企业对货币的需求——通常完全不必进入货币市场，因
为旧工商企业可以从生产的现行收益中得到足够的资金。于是，其它的理论也可以由此
推导出来，特别是关于利息是跟随货币，而不是跟随商品实物，而来的这一条定理。
    我关心的是真理，而不是我的理论的独创性。我尤其愿意尽可能地将我的理论建立
在庞巴维克的理论基础之上，不管庞巴维克是怎样坚决地拒绝一切的思想交流。按照他
的观点，即使他立刻转到利息是对现时商品的贴水，但也首先要肯定它是一个购买力的
问题。在他断定利息是对目前购买力的价值贴水所根据的三条著名的理由中，我仅反对
一条：即利息是未来享受的“贴现”，这一条庞巴维克要求我们完全接受，似乎个中原
因是无须任何说明的。另一方面，我可以要求他称之为欲望与满足手段之间的变动关系
的一条理由，作为一个公式使我的理论适应于它。关于第三条理由，即所谓“迂回的生
产方法”，该怎么说呢？如果庞巴维克要是严格地坚持他的“采用迂回的生产方法”的
说法，并且遵循它所包含的涵义，那么它就会成为一种企业家的行动——也就是我所说
的进行新组合这一概念的许多从属的情景之一。他没有这样做；但我相信，借助他本人
的分析就能说明，仅靠已经实行并结合在循环流转中的迂回生产方法的简单重复，也不
会产生纯收入。于是很快就达到了这一点，从那里我们的解释就进入到一条根本不同的
路程。可是，我们的分析自始至终都满足了庞巴维克价值理论的需要，而且没有任何地
方招致庞巴维克迄今为止所提出的任何反对意见。

    1.正如经验告诉我们，资本的利息是流向一定类型的个人的永久性的纯收入。它来
自何处？又为什么如此？首先，有一个这种商品流的源泉问题：要有这种商品流，首先
必须有一个这种流所发源的价值存在。其次，有一个这种价值如何成为特定个人可以捞
取钱财的原由问题，也就是在商品世界中，这种价值流的原因问题。最后，有一个困难
得多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资本的利息的中心问题，这种商品流的永久不断的流动是如
何发生的，利息又怎样成为一个人们可以消费而不损害他的经济地位的纯收入呢？
    利息的存在之所以构成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全部价
值产品都必须归于原始的生产要素，即归于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从而，来自生产的全部
收入必须在工人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除了工资和地租以外，不可能还有永久性
的纯收入。一方面有竞争，另一方面又有归属过程，这就必然会消灭收入超过费用的任
何剩余，以及产品价值超过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价值的任何余额。原始生
产资料的价值必须形影不离地与产品价值联结在一起，并且不能允许两者之间有一点永
久性的差距存在。但是，利息的存在是一个事实。现在问题在哪里呢？
    这种两难的困境是令人费解的，比起利润中相对容易解决的类似问题来，还要费解
得多。因为利润只是一个暂时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商品之流的问题。因而我们不会
遇到利润同竞争和归属这种根本性的和不容置疑的事实之间的尖锐冲突；相反，我们能
有把握地作出这样的结论，即劳动和土地的服务是收入的唯一源泉，而且劳动和土地服
务的纯收益不会由于上述事实而减少为零。对于这种两难困境，我们可以通过两种不同
的途径来进行分析。
    第一，可以承认利息。那么，它必须解释为一种工资或者地租，并且，由于把它说
成是地租是不大可行的，那么就把它作为工资吧：作为对工资收入者的掠夺（剥削理
论），作为资本家劳动的工资（这是字面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或者作为体现在生产
工具和原料中的劳动的工资（例如詹姆斯·穆勒和麦卡洛克的概念）。所有这三方面的
解释都有人尝试过。对于庞巴维克的批评我只须补充一句，那就是我们对企业家的分析、
特别是把企业家从生产手段那里分离出来，也就使前面两个演变而来的观点部分地站不
住脚了。
    第二，可以否定导致两难困境的理论上的结论。这里，我们可以或者把成本的项目
扩大一些，那就是坚持认为工资和地租还没有使必要的生产资料得到全部偿付，或者在
归属和竞争的机制中，寻找一个隐藏着的制动闸，它将会永久地不让劳动和土地服务的
价值达到产品价值的高度，这样，永久性的价值剩余就会留下来。下面我简略地讨论一
下这两种可能性。
    在这个意义上，扩大成本项目不仅意味着主张利息是一个企业的会计科目中的一种
正规支出。这是一个自明之理，不会有什么说服力。它还包括更多的含义，那就是把利
息看作是在第一章　中所阐述的狭义和特殊含义的成本要素。这等于是构成一个第三种
原始的生产要素，它能产生利息就象劳动获得工资一样。倘若这一点能令人满意地做到
的话，那么，我们的三个问题：源泉问题、基础问题以及利息永远不消失的问题，就会
显而易见地立即统统得到解答，两难的困境也就可以避开了。节俭可能是这样一个第三
要素。假如它真的是一种独立的生产性服务，那么我们所有的要求条件就会不受非议地
得到满足，而且永久性的纯收入的存在和源泉，以及它归属于一定的个人所有，就可以
毫无疑义地得到解释。唯一有待证明的是：实际上利息是取决于这一要素——节俭。然
而不幸的是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为这样一种独立的要素并不存在；这一点庞巴
维克早已加以说明，这里就不必作进一步的讨论了。
    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也可能构成一个独立于节俭的第三种生产要素。其实这是
殊途同归的论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无疑具有生产的作用。但问题是这样清楚，
考察者一眼就会注意到，而且直到今天，产品的价值与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相等这一
根本命题，仍然激发起人们的惊奇。问题也是这样清楚，正如经验告诉我们的，即使直
到今天，那怕要专家离开这条错误的思路，也仍然是极其困难的。然而，它并没有解释
永久性的纯收入。的确，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在生产商品的过程中具有服务能力。
具备生产手段比不具备生产手段，能够生产更多的商品。而且用生产手段生产的商品，
比不用生产手段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更大的价值。但是，这种商品的更大的价值，必
然也会导致生产工具的更大价值，而这又会进而导致所使用的劳动和土地服务的更大的
价值。没有任何剩余价值的要素能永久地与这些中间的生产手段联系在一起。因为，一
方面不可能永久地存在产品中应该归属于生产手段的价值与生产手段本身的价值两者之
间的偏离。不管机器可以帮助生产多少产品，竞争必然会把这些产品的价格压低到彼此
相等为止。另一方面，无论机器比手工生产的产品要多多少，机器一旦被采用了，它就
不会继续节省新的劳动，从而它就不会继续生产新的利润。归于机器的如此引人注目的
额外进款，或者是“使用者”准备支付给机器的全部金额，都必须交给工人和土地所有
者。机器一般不象人们通常天真地设想的那样，会创造出添加到产品上去的价值，然而
这样增加的价值也只是暂时地和机器联系在一起，这在上面一章　已经讨论过了。一件
上衣装有一张银行钞票，只要这种情况存在，对物主来说就会相应地有较高的价值；但
是，这件上衣只是从外部获得了这种较大的价值，它自己并没有创造价值。同样，机器
也有与它的产品相应的价值，但它只是从劳动与土地的服务中获得价值；而在机器被创
造出来以前，劳动与土地就存在着，其整个价值已经归属于劳动与土地的服务。确实有
一股商品流向机器，但是，它也通过机器流走了。机器并没有把商品流筑坝拦住，形成
用于消费的水库。机器的占有者不会永久地获得比他支付出去的更多，无论从价值来说，
或者从价格的会计核算来说。机器本身是一种产品，因此，正象消费品一样，它的价值
被引入了一个蓄水池或水库，从那里不再有任何利息可以流出。
    为此，基于第一章　和第四章　的论点以及参考庞巴维克的观点，我们可以说，上
述这些分析并没有找到解决两难困境的出路，而且根本不存在支付利息的价值源泉。至
多只有在商品据说是“自动”增加的情况下，困难才会发生——例如，谷种和进行繁殖
所用的牲畜。难道它们不会保证它们的所有者在未来得到更多的谷物和牲畜，并且增多
的谷物和牲畜不会比原来的谷种和牲畜必然有更大的价值吗？熟悉这些想法的每个人都
懂得，大多数人该是如何确信上述例子就是价值增加的证据。但是，谷种和进行繁殖的
牲畜不会“自动”增加；相反，必须从它们的“收益”中扣除人所共知的费用项目。无
论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即使作了这种扣除之后所剩下的部分，也没有表示价
值的增加——因为作物和畜群无疑取决于谷种和进行繁殖的牲畜，因而后者必须根据前
者的价值来估价。如果谷种和进行繁殖的牲畜被卖掉，那么（假设没有替代的可能）作
物和牲畜群的价值，在扣除了尚需发生的费用并考虑了风险因素之后，就会通过它们的
价格而得到充分的表现。谷种和种畜的价值，将会等于应归属于它们的产品的价格。谷
物和家畜将会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使用，直到它们的使用不再产生利润，它们的价格
仅够支付工资和地租等必要费用为止。因此，“它们的”产品的边际效用，即应归属于
它们的产品的份额，最终将趋近于零。

舒晴曼妙

2.这里，如果把我们在现阶段讨论中所出现的情况描述如下：“我们不能从这方面
解释产品价值与生产手段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实际上差额是存在的。为此，我们必
须试作其它的解释。”如果是这样来看，那就是不正确的，或者说是不明智的——因为
它意味着囿于一定的成见。与此相反，我根本就否认这种永久性差额的存在。我们面临
的只是一个未加分析的事实，所以我宁愿怀疑它——因为我相信只要看一看现实，就会
使我们明白——它是资本的利息所产生的一种后果，这是应该完全另作解释的，而不是
独立解释利息的一个基本事实。人们对生产手段的估价可能低于对产品的估价，因为在
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的过程中，他们必须支付利息；但是，如果他们根据其它理由对生产
手段的估价低于对产品的估价，他们也不一定被迫支付利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在这
里，我仅仅希望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事实，那就是我的全部阐述所面临的困难在利息问
题上显得特别严重——这个困难就是，除了某些基本原理外，我们已经习惯于简单接受
一系列未加分析的事实，并且我们不是更加深入到事物内部的本质，而是习惯于把许多
事情看作是要素，而实际上它们倒是复杂的组合体。一旦养成这种思维可惯，那么我们
就只能勉强地对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并且我们总是倾向于把这些事实看成是反对意见。
节俭就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主张资本价值只是收入价值的资本化，是又一个事实。因为
在陈述这种主张时，人们总是根据经验采取自己的立场，而经验并不能提供足够有力的
反驳理由。尽管如此，但在目前还必须保留“差额”这个概念。
    现在有必要提出几点意见，以便精确地阐明计算过程。迄今为止，我们常常谈到归
属的过程，并且从产品价值的落脚点追溯到劳动和土地的服务。现在看来，归属还能采
取另一种步骤，可以把价值的源流更推后一步，即推到劳动力（Labor-power）和土地
本身。既然在交换经济中人们没有理由意识到劳动力这样的价值，即使有理由，那同样
也应意识到土地的价值，我们在这里只谈土地的价值；而关于劳动力、我们唯一要再次
强调的是，如果我们认为劳动力（我们现在并不这样认为）是劳动者及其家属作为维持
生活手段的产品，那么这就只会提出另一个特殊的问题。现在，人们可能首先设想土地
的服务是土地的产品，进而认为土地本身就是真正的原始生产手段，土地产品的价值最
后必须全部归属于土地。在逻辑上，这是荒谬的。因为土地不是独立的商品，不能同自
己的服务相分离，而仅仅是这些服务的总和。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根本不谈归属
问题为好。因为归属问题必然包括价值不断向更高层次商品的转移。这样进行下去，最
后绝不会有什么残余的价值悬在那里找不到归宿。可是，在确定土地价值时，还要包括
其它因素，即从经济上“构成”土地的要素的特定价值中派生的价值，而这些要素的特
定价值又是由归属决定的。在这里称为计算，更为合适。
    至于每件商品，不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品，这两个过程都要区别开来。只有商品
的服务才具有一定的价值，或直接由需求量决定，或间接由归属决定，从中一定会导出
商品的价值。就已生产出来的商品来说，其归属过程是极为简单的，同时通过迟早要发
生的再生产的必要性，就变为固定的，众所周知的规则；但谈到土地，这个归属过程就
复杂了，因为在土地上存在着它所固有的无限系列的用途，这些用途自动地而且在原则
上不需要成本就能再生产它们自身。因此，问题就发生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已
经着手讨论：难道土地的价值不是一定要无限大，从而作为纯收入的租金不是要通过计
算而消失，我将以与庞巴维克不同的方式，对这个问题作如下的回答。
    首先，即使土地的价值无限大，我仍然把地租看作纯收入。因为这样一来，收益的
源泉就不会由于消费而枯竭，不断流到土地所有者手中的商品流也将会得到解释。作为
纯收益，单单把它们加在一起，永远也不会失去其特征。只有归属才能消灭纯收入，而
计算过程则是永远也不会算掉它的。其次，在实际生活中，一块土地的价格自然从来不
会是无限大的。可是不应该责怪我的概念导致这种无限的价值，也就是导致一个荒谬的
结论。那也并不是我的概念错了，而是流行的资本化理论的基本观念，即认为产生收入
的财产的价值仅仅是由适当打了折扣的收入积累而成这种观念错了。恰恰相反，确定这
种价值是一个特别的相当复杂的问题，在本章将加以研究。对这个问题就象对任何事物
的评价一样，有必要看一看考察的具体目的。这里没有相加的严格原则，因为价值量通
常不是可以简单相加的。在正常的循环流转过程中，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土地价值本身。
机器则不同：机器的每一件产品必须具有一定的总价值，因为有必要决定它的再生产问
题。在这里，相加的规则也就适用了。竞争的现象强制了这条规则的执行。如果买一台
机器所花的钱低于它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那就会有利可图，这就必然会增加对机器的
需求量和提高它的价格；如果买一台机器花的钱高于它的使用所获得的价值，那就会招
致亏损，因而会减少对机器的需求量和降低它的价格。反之，土地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
是不卖的，卖的仅仅是它的用途。因此，只有土地的各种用途的价值才是经济计划中的
要素，而土地本身的价值则不是。关于确定土地的价值，正常的循环流转过程却什么也
不能告诉我们。只有发展才会创造土地的价值；发展使地租“资本化”，把土地“动员
起来”。在没有发展的一个经济体系中，土地的价值根本不会作为普遍的经济现象而存
在。看一下现实，就可以证实这一点。因为任何能够意识到土地价值存在的唯一场合，
是在出卖土地的时候。实际上，在经济的各个阶段，经济现实最接近循环流转概念的这
种场合，几乎是不存在的。土地交易市场是一种发展现象，并且只有从发展的事实去理
解它，我们也只有在发展的事实中，才能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钥匙。目前，我们对于这
个问题，仍然是一无所知。为此，直到现在，我们只能说我们的概念并不是导致无限的
价值，而是一般说来导致土地没有价值。我们还可以说，土地服务的价值不应与其它的
任何价值联系在一起，因而是纯收益。如果有人反对说，不管怎样，仍然一定要出现出
售土地的刺激；那我们就必须说，这种刺激必然是偶尔发现的，且个人的处境起决定的
作用，如忧伤、消散、非经济的目的等等。在这时，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无论在哪里只要相加规则产生一种无限的价值，我们就可以象谈论工资一样，谈到
一种纯收入。因为在这里我们唯一关心的，是一股持久的商品流流到个人手里，而且并
不要求他继续转手给别人。产生一种无限结果的计算，完全不排斥这种商品流的可能性，
倒正是商品流存在的征兆。事实上，这是理解下面将要阐述的利息理论的一个基本要素。

舒晴曼妙

3.要避免“利息的两难困境”，还有第二种方法。关于超出劳动和土地服务价值之
上的永久性的剩余怎样成为可能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指出土地和劳动服务的价值的制动
闸来回答。如果真的有这种制动闸，那么毫无疑问就会证明永久性价值剩余的可能性，
并且把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情况，至少就“私人的”观点来看，归因于最充分意义上的价
值生产率。价值生产率，或者包含价值生产率的商品，将会产生一种纯收入。在每个经
济过程中，就会出现一种特殊的、独立的价值剩余。那么利息就不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成本要素；利息的存在将会归因于成本与产品价值或价格之间的差异；它将会是超过成
本的真正剩余。
    在一种交换经济中，当产品被垄断时，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里我们对原始生产
要素的垄断并不感兴趣，因为一开始就很清楚，利息的产生和存在，不可能以原始生产
要素的垄断作为依据。实际上，垄断地位就象制动闸一样起着作用，并给垄断者带来永
久性的纯收入。我们把垄断收益看成是纯收入，就象我们有权并基于相同的理由，把地
租看成纯收入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相加规则也将会产生一种无限的结果。同时这种情
况也不会使这种收益丧失纯收入的特征。至于为什么垄断价值——比如说，永久性专利
的垄断价值——不是无限的，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关心的问题；只有留待以后再来回答。
最后，确定垄断价值在这里也是一个特殊问题，同时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切切不要
忘记在正常的循环流转中，并不存在形成这样一种垄断价值的动力；因此，这种赢利不
应该与其它任何数量发生联系。不管这一切可能怎样，垄断者无论如何也从来不会说：
“我不是要赚取利润，因为我对我的垄断赋予了一种极高的价值。”这一点是毫无疑问
的。
    在讨论劳德代尔的利息理论时，庞巴维克也评论过一种节省劳动并产生利润的机器
被垄断的情况。他正确地强调，这种机器在被采用时，一定会昂贵得无利可图，或者略
有微利，仅足以引诱人们去购买或租用它。这是可以肯定的。然而，无疑利润总是要与
机器的生产联系起来，就象专利一样持久。人们可能会说，垄断地位对于垄断者来说，
就是类似于生产要素的某种东西。提到这种“准生产要素”的“服务”，正象提到其它
要素一样，就发生了归属问题。机器本身不是剩余价值的源泉，机器的生产手段也不是
剩余价值的源泉，但是垄断的存在使得利用机器或者机器的生产手段有可能得到剩余价
值。显然，如果我们让机器的生产者和使用者同为一个人，结果也还是一样。
    因此，我们遇到的是一种特殊的纯收入。如果所谓利息就象这种纯收入一样，那么
一切都将会好办了。我们的三个问题也将会得到满意的答复。这里含有一种剩余价值的
源泉，它的存在将会由垄断理论来解释；也将会有一种理由把一份收益分配给垄断者；
最后，不论是归属还是竞争都不会消灭收益这一事实，将会得到说明。可是，这种垄断
地位并不是有规则地和大量地出现，得足以使上述的解释为人们所接受，而且更有甚者，
没有这种垄断地位，利息也仍然会存在。
    另一种人们可能谈到的情况是，如果对未来商品的估价是系统地并在原则上低于对
现在商品的估价，那么，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永久地和经常地落在产品价值后面的情
况，就将会存在。读者已经知道在这里是不会接受这种观点的，但是，我们有必要再次
提到这种情况。正由于在迄今所论述的各种情况中，永久性的收入源泉仅仅是由永久性
的（至少从“个人”的观点来看是如此）和生产性的服务造成的，这里的情况要涉及另
一个问题，即价值本身的运动。先前，这种解释在于确定某些特殊的生产性服务的价值；
而在这里，它一方面在于确定劳动和土地服务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于确定消费品的价值。
在这里，从一个比在垄断情况下更为窄狭和更为确切的意义上来讲，就将会发生产品的
价值超过生产手段价值的剩余。而“超过成本的剩余”就会事实上意指一种纯收益以及
超过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因此，这就会事实上证明收益既
不会消失，也不会通过计算过程而吸收殆尽。因为未来产品的整个价值是不能归属和计
算的，如果一旦当归属和确定生产手段的价值的行动要采取时，那么，未来产品将不是
以它的实际价值量而是以较小的量出现的。这样，人们就会毫无疑问地证明持久性商品
流的可能性，不论它是不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观察到的利息。于是这就回答了第一个问
题：利息所由以流出的价值源泉是会存在的。第二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商品流却要流
到那些特定的个别人手里，显然也将会是不难于回答的。第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这种收
益不会消失，这是迄今利息问题中最棘手的部分，也将会成为多余的了。既然价值剩余
也能以“非归属”的理由来解释，那么再要问为什么对它没有来用归属方法就毫无意义
了。
    因此，如果仅仅时间的流逝对价值有着头等重要的影响，如果现实告诉我们，时间
的影响不仅仅是个尚未分析的事实，而这一事实又根源于利息的存在，而利息还得由其
他理由来解释，这样论证下去的路线，从其本身来说，倒是很令人满意的，即令是照我
看来，它将把我们带进与经济过程的实际进程发生的许多冲突之中。从纯逻辑上讲，它
将不会遭到反对。但是时间的流逝，并不具备这种独有的头等重要的影响。即便在时间
的流逝中，许多商品价值增长也证明不了什么。既然这个事实显得特别突出，而且在这
个课题的有关文献中起过一定的作用，那么也许应该对它加上几句说明。
    价值有两种这样的增加。第一，一种商品的服务——实际的或潜在的——在时间的
进程中可以自动地改变，同时这种商品的价值也会增加。人们常常引用的例子，就是未
成材的森林和窖存的酒。在这些场合，究竟会发生什么呢？随着自然过程中时间的流逝，
森林和酒的确会变得更加值钱。不过，它们只是从物质上讲价值变得更大了，但是从经
济上讲这种重大的价值在幼树和新入窖的酒中就已经存在了，因为增长的价值是依赖于
它们的。从我们已经熟悉的事实的立场上来看，这些幼树和新酒，应该同适合砍伐的树
木和陈酒，具有完全相同的价值。木材和酒在完全成熟之前也可以出售给消费者，它们
的所有主就会自问在每个经济周期，哪一种选择途径会取得重大的收益：是等待时间让
树木和酒进一步成熟，还是现在就卖掉它们并重新进行种植和生产。他们会选择能产生
更大收益的做法，而且他们从一开始就会相应地对树木和酒以及对劳动和土地的必要服
务，进行评价。然而，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因为随着树木和酒的接近成熟，它们的价
值会不断增长。尽管如此，但就象我们不久就要看到的，这归根是由于物质的和个人的
冒险，特别是生命的冒险；另外还要归于利息已经存在的事实，在一定条件下使时间成
为成本的一个要素。要是没有这些因素，就不会有这种价值的增加。如果人们决定延长
原定的森林和酒的成熟期，那仅仅是因为人们已经发现这样做更为有利。于是就会出现
一种新的利用森林和酒的方法，这种新方法在决定采用时，就显然一定能使价值有所提
高。但是随着时间作为一种首要的和独有的现象的流逝，一般说来，并没有一种真正的
不断的价值增长。
    第二，常常发生一种情况，那就是一种商品的服务在物质上绝对和以前一样，然而
在时间的流逝过程中其价值却有所增加。这只能是由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需求，这也是一
种发展现象。人们如何看待这个情况是易于了解的。如果没有预见到需求的增加就有了
盈利，但它不是构成价值持久增长的一种盈利。相反，如果预测到需求的增加，那么一
开始盈利就应该归属于有关商品，这样也不存在价值的增长。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依然出
现了价值增长，那么，我们就以和物质特性改进同样的方式，来解释它。

    4.我们已经穷究了可能引导我们摆脱关于利息问题两难困境的最重要的思想脉络，
同时又得到了否定的结果。因此，我们发现自己又被迫回到我们已经反复谈到过的剩余
价值的问题上，并且我们能够问心无愧地把这些剩余价值作为净剩余额，也就是说，作
为产品的价值超过那种体现在产品中的生产性商品的价值的剩余额。这些剩余额的存在，
是由于某种特殊的环境把产品的价值提高到超过该商品在循环流转中的均衡价值。为此，
作为纯收益和商品流源泉的这些剩余额的特征，事实上被认为就和未来商品的价值被有
意地低估了的情况一样。
    使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以致借助于这些生产手段可以谋取利润的
情况，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也是可以发生的。差错和横财、偏离预期的意外结果、
苦恼的处境和偶然的富足有余——这些以及其它许多场合都可以产生剩余，但是现实价
值的这种对于正常价值的偏离，以及同时对于所使用的生产手段的价值的偏离，都是无
关紧要的。我们将注重那种由于发展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这些则有趣得多了。我们已经
把它们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那些为发展所必然带来的剩余价值，在某种意
义上说，发展就是为了创造这些剩余价值；而且这些剩余额可以由选择生产品的新的、
更有利的用途来加以解释，而这些生产品的价值则过去是由其它较为不利的用途来决定
的。第二部分包括那些基于发展反应的剩余，也就是基于发展所带来的对某些商品的需
求在实际上的或预期的增长。
    再说一遍，正如庞巴维克也会承认的，所有这些剩余价值在任何可以想象的意义上
都是真正的实际的剩余额，不必担心在计算或成本表单之间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在工
资、租金和垄断收益之外以任何其它名目流到个人手里的所有商品流，直接或间接地必
定都是来自于这些剩余价值。然而，让我们回忆一下已经推导出来的命题，那就是竞争
和一般估价规律的作用倾向于消除超过成本之上的所有剩余额。例如，如果一家企业突
然和意想不到地需要某种机器，那么这种机器的价值就会上升，这种机器的所有者肯定
会全部或部分地获得剩余价值。但是，如果人们已经预料到这种新的需求，那么就一定
会设想到更多的这种机器已经生产出来，而且现在正由互相竞争的生产者供应给市场。
这时，或者根本不能实现特殊的利润，或者，如果生产不能相应地扩大，剩余额将归属
于自然和原始的生产要素，并且根据人所共知的规则交到它们的所有主手里。即使新的
需求没有预料到，经济体系最终也将会使其本身适应于这种需求，那么也将不会有永久
性的剩余价值与机器联系在一起了。

    5．我们现在可以系统地阐述我们的利息理论的五个命题，这五个命题几乎是自动
来源于第一个基本结论，即利息是一种价值现象，是价格的一个要素，关于这一点，我
们是和任何科学的利息理论相一致的，然后再由第六道命题来完成这一理论。
    第一，利息基本上来源于刚考察过的剩余价值。既然在正常的经济生活进程中没有
其它的剩余，那利息也不能从别的东西中产生。当然，这仅仅适用于我们称之为狭义的
生产性利息，而并不适用于“消费性-生产性利息”。因为只要利息只是工资和租金上
面的寄生物，那么，很清楚，它就与这些剩余价值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资本家阶
级赖以生存的大量的、有规则的商品流，它在每个经济时期都从生产进款中流到资本家
阶级手里——这种商品流只能来自我们的剩余价值。对这几点，留待后面再更为仔细地
加以考察。更者，还存在着另一种性质的剩余价值，即垄断收益。因此，我们的命题假
定典型的利息来源不是在于垄断收益。不过这一点，象我已经讲过的，应该是足够清楚
的。这样，如果没有发展，在上述条件限制下就不会有利息；利息是发展在经济价值的
海洋中所掀起的巨大波涛中的一部分。我们的命题首先是根据在循环流转中价值的决定
把利息现象排斥在外的这一反证。而这种反证，首先又是根据我们对价值决定过程的直
接了解，其次是根据各种站不住脚的企图，想要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确立产品价
值与生产手段价值之间的决定性差别。接着我们从正面证明，这种价值差额在发展过程
中确实存在。这个命题在下面的讨论过程中，渐渐就不显得奇怪了。可是，在这里可以
立即强调一下，这个命题并不象乍看起来那样远离我们对现实的、无偏见的处理，因为
工业发展至少确实是利息形式的收入的主要源泉。
    第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发展中的剩余价值分为两类：企业家利润和代表“发
展反应”的那些价值。显然利息不可能属于后一类。我们能够这么轻易断言，是因为创
造这种剩余的过程是十分清楚的。为此我们能立即了解到其中有什么、没有什么。让我
们举一个商人为例，由于他的商店附近开办了一些工厂，他暂时会获得比均衡收入更多
的收入。这样他就获得了一定的利润。这种利润本身不是利息，因为它不是永久性的，
而且不久就会由于竞争而消失。但是，利息也不是从这种利润流出来的——假设商人在
获得利润时并没有做什么，而只是站在铺店里，并向顾客索取更高的价格——因为对于
这种利润再也绝对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商人只是把它装进口袋，随心所欲地去花费它。
这整个过程没有给利息现象留下余地。因此，利息必然流自企业家利润。这是一个间接
的结论，当然，与支持这个理论的其它事实相比，我只能认为这个结论具有第二位重要
性。于是，在某种方式上，发展把一部分利润归给了资本家。利息成为对利润的一种课
税。
    第三，然而很明显，全部利润，甚至一部分利润，都不可能直接地和立即地成为利
息，因为利润只是暂时的现象。依此类推，我们即刻就会明白，利息不依附于任何类别
的具体商品，所有依附于具体商品的剩余价值，在本质上一定是暂时的；即使在一个充
分发展的经济体系中这种剩余能够不断地增长——以致要想认识任何一种剩余价值的短
暂性都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可是它们也不能立刻就形成一种永久性的收入。既然利
息是永久性的，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来自具体商品的剩余价值。虽然利息是来
自一定种类的剩余价值，但是却没有一种剩余价值本身就是利息。
    这三道命题：作为一种重大的社会现象的利息是发展的产物；利息来自利润；利息
并不依附于具体商品，是我们的利息理论的基础。承认这些命题，就结束了一再在具体
商品中寻求相当于利息的价值要素的尝试，于是就把利息问题的研究集中在相当狭小的
领域。

舒晴曼妙

6.现在是我们紧紧抓住主要问题的时候了。这个主要的问题，它的解决也是处理利
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可以概述为：这种总是流到同一资本那里去的永久性的利息流，
到底是怎样从暂时的、不断变化的利润中抽出来的？这个问题的这种说法，包含着到目
前为止所已获得的成果，而且是与我们继续研究的方面无关的。如果它得到满意的答复，
那么利息问题就会满足那些按照庞巴维克的分析已经证明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要求，而得
到解决——不管其它方面还可能有什么缺陷——它是不会遭遇以前的理论所受到的那种
致命的打击的。
    我们继续进行我们的第四道命题。除了剥削理论而外，这个命题完全不同于通常的
理论，并且它受到最有资格的权威的极力反对：在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无交换的社会，
利息作为一种独立的价值现象是不会存在的。显然，不会有人支付利息。显然，仍然会
存在交换经济中利息所由以流出的价值现象。但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现象，作为一
种经济数量，甚至作为一种概念，利息是不会存在的；因为利息依存于交换经济的组织。
让我们更明确地阐述这一问题。在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工资和地租也是不会支
付的。但是，在那里劳动和土地的服务仍然会存在，它们会受到估价，而且它们的价值
仍然会是经济计划的一个基本要素。可是所有这些，对利息都不适用。在共产主义经济
中，根本就没有接受利息的那种人。为此，利息不可能成为估价的对象。其结果，它就
不可能存在与利息收入形式相符合的纯收益。因此，利息的确是一个经济范畴——不是
由非经济力量所直接创造的——但仅仅是在交换经济中才会产生的。
    为什么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利息，而在交换经济中则有利息呢？这个问题把我们
引向第五个命题。它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图景，就是从利润中吸取永久性商品流
的一套吸引器具是什么性质。当然资本家与生产有着某种联系。从技术上说，不论在什
么样的组织形式下，生产总是相同的过程。在技术上它总是要求商品，而且除了商品就
没有别的来西。因此，在这里不可能存在有什么差别。但是别的地方，就存在有差别。
在一个交换经济中企业家与他的生产品的关系，本质上是不同于在一个没有交换的社会
中中央机关与其生产品的关系。中央机关可以直接处理生产品，而企业家首先必须通过
雇佣或购买才能得到这些生产品。（雇佣的对象是指生产品中的劳动要素——校者注）
    如果企业家有权强占或征用生产品以便实现他们的新计划，那么仍然会存在企业家
利润，然而他们不会把利润的任何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出去，他们也没有任何动机要考
虑把一部分利润作为他们花费在“资本”上的利息。相反，他们超过成本所赚取的全部
收入都是属于他们的利润，而不是别的。仅仅是因为他人掌握着必要的生产品，从而企
业家必须招请资本家帮助他们搬去生产手段的私有制或自由处置个人劳务的权利，对他
们的经营所造成的障碍。在循环流转的范围内，生产不需要这样的帮助，因为已经开业
的厂商能够，而且原则上正在用以前的进款供目前的周转之用，而这些进款是不需要任
何带有资本主义特性的机构出来干预就可以源源不断流到他们手里去的。因此，在循环
流转的图景中，没有任何本质的东西受到掩盖，如果假定进行生产所使用的生产手段是
由前期产品构成的；可是在新组合的情况下，企业家就没有用以购买生产手段的这些产
品。这时资本的功用就出来了。很明显，不管是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或者是在一个非
共产主义的而又处于“静态的”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相当于资本的那种东西。

    7.我想提请读者注意一点，那就是我们关于利息的概念所包含的内容，与通常的概
念有所不同。虽然这确实已很明显，但是再进一步加以阐明也不会是多余的。
    为此目的，我将从贷款的利息与资本的“原始”利息之间的通常区别开始。这种区
别回溯到我们考察利息性质的起点，并已成为利息理论的基石之一。关于利息问题的思
考，理所当然地是从消费贷款的利息开始的。首先，从这些贷款利息开始本来就是合情
合理的，因为这种利息由于许多明显的特征而表现为一项独立的收入。一项收入如果从
外部也能与别的收入区分开来，那么从概念上掌握它要比首先必须把混在一起的其它因
素去掉的收入容易些——因此，在英格兰首先清楚地认识了地租，因为它不仅存在、而
且一般也是单独支付的。但是消费性贷款的利息也是利息的起点，因为它是古代和中世
纪最重要的和最熟悉的形式。至于生产性贷款的利息的确也存在；但是在古代，它只在
那个不进行哲学探讨的领域起作用，而进行哲学思考的那部分人只是浮光掠影地观察经
济现象，并且只是对自己生活圈子里所观察到的利息才给予注意。同样，后来出现资本
主义经济的要素时，也只有一个小圈子的人们熟悉它们，这些人有自己的一个小天地，
可是他们既不思考，也不写作。教堂的神父、宗教法规的学者、或者依赖于教会的哲学
家以及亚里士多德，所有这些人只考虑消费性贷款的利息，这些利息在他们的视线内受
到了注意，并且确实是以令人不快的方式出现的。从他们对榨取穷人血汗者、对剥削粗
心大意者或挥霍浪费者所表现的鄙视，从他们对高利资者乘人之危施加压力所表现的反
感，使他们对收取利息产生了敌意，这可以解释有关利息的各种禁令。
    另外一个概念，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成熟、从观察商业生活中产生了。认为生产性
贷款的利息确实是后来一些作者的发现，这可能是有些过甚其词。但是实际上强调这一
点，也几乎不下于是一种发现。这立即使我们明白，旧的概念完全忽视了这种现象的一
个部分，而且现在看来真的还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并且同时明白，债务人决不总是由
于借款而变得更穷。这就削弱了敌视利息的根本理由。并且从科学上向前迈进了一步。
整个英国关于利息的文献，一直到亚当·斯密的时代，都充满着贷款常常使借款人获得
商业利润的思想。过去认为借钱的人是弱者，现在则为理论家心目中所出现的一个借款
强者所代替；过去认为是一群可怜的困苦穷人与粗心轻率的土地所有者，现在则被另一
种人物——企业家所代替，虽然对这种人物，确实还没有十分清楚而明确地给以定义，
但还是足够明白的。这就是在这里所阐述的理论所采取的观点。
    但是对这一类理论家来说，生产性利息仍然是贷款利息。企业家利润被认为是它的
来源。可是从这里却不能引伸说企业家利润都是利息，就象不能因为这全部进款是工资
的源泉从而引伸说生产的全部进款都是工资一样。如果鉴于这些作者关于利息的论证的
不足之处，要说他们有什么值得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他们至少没有把利息和利润混为一
谈，或者把它们在性质上等同起来。相反，正如休谟所看到的，他们看出利息和利润的
差别，而完全没有看到利润只不过是自有资本的利息。他们以一种完全不能用于说明贷
款利息的方式，来解释利润，但这种方式却仅仅能用于说明另一种作为贷款利息的源泉
的利润。所有这些作者都把利息的源泉追溯到营业利润，然而他们并没有说明营业利润
又只是利息的一种源泉，当然，的确是利息的主要源泉。他们的“利润”或许不能用利
息来解释，即使它出现在“资本利润”的术语之中。他们并没有解决利息问题。但是，
如果说他们只是把一种派生形式的利息，即贷款利息，追溯到原始的和真实的利息，而
没有对后者加以解释，那也是不正确的。他们仅仅没有证明为什么拥有资本的贷款者能
够索取这份利润，为什么资本市场总是作出对他有利的决定。更有甚者，洞察利息现象
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当然在于营业利润；不过，并不是由于营业利润本身就是真正的
利息，而是由于它的存在是支付生产性利息的先决条件。最后，企业家当然是整个事情
中最重要的人物；然而这并不是由于他是真正的、最初的、典型的利息收受者，而是由
于他是典型的利息支付者。
    谈到亚当·斯密，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观点的痕迹，根据这种观点利润与利息是不
能简单地重合在一起的。只有李嘉图及其追随者则认为利润与利息是简单明了的同义词。
直到这时，理论才开始注意到一般商业利润中的唯一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利息问题；直
到这时，为什么企业家获得商业利润的问题，才归结为利息问题；最后，直到这时，如
果英国作者所说的“利润”可以解释为“资本利润”或者解释为“原始利息”，那么，
他们的意思才能得到正确的表达。这决不只是用自有资本的利息无害地来代替借入资本
的契约利息，而是构成一种新的主张，即企业家的利润实质上是资本的利息。下面的事
实必定有助于澄清那种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显然是离开了正确途径的问题。
    首先，这个问题的说明是非常清楚的。按契约签订的农业地租当然只是“原始”现
象的一个结果，也就是可以“归属”于土地的那部分产品。地积仅仅就是这部分产品本
身；从土地所有者的观点看，也就是农业的纯收益。契约或合同工资仅仅是劳动的经济
生产率的结果；从工人的观点看，它们也就是生产的纯收益。为什么一谈到利息，情况
就是另一样呢？如果没有特别理由，那是不会如此的。假使归结讲，与契约合同相对应，
存在着一种原始利息而原始利息则是企业家的典型收入，就象地租是地主的典型收入一
样——这种结论看来是完全自然的，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企业家考虑到容许自
有资本取得利息——如果有必要这样做的话，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认可条件。
    产品的价值超过其成本的剩余，真正是利息也赖以存在的根本现象。它是在企业家
手中产生的。仅仅看到这个问题，并且希望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则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
对此难道还要感到奇怪吗？经济学家刚刚使自己挣脱了重商主义的表面性，并且逐渐习
惯于注视货币帷幕后面的具体商品。他们强调资本是由具体商品组成的，并且一般倾向
是把这种资本看作是构成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这个观点一经建立，就直接把利息看作
是存货的价格的一个因素，于是人们就把利息与企业家通过这些存货所获得的利润看成
是一回事了。因为利息毫无疑问地来自利润，而且代表一部分利润，于是利润，或者不
管怎样其中的大部分，不自觉地变成了利息，这种变化是十分自动地发生在这样一个时
候，当利息正好与企业家在生产中所利用的具体商品联系在一起。利息原也可以从工资
中付出，但工资并没有同样变成利息，这是比人们想象的更为遥远的一种反映。
    关于企业家职能的令人不满意的分析，曾经对上述这个观点的普遍化，产生了强大
的影响。把企业家和资本家简单地混为一谈的说法，也许不十分正确。但是不管怎样，
人们是从这种看法开始的，那就是企业家只有借助于作为现存商品意义的资本，才能获
得利润，并且把着重点放在这个不值得着重的看法上。人们在运用资本方面看到——这
也是很自然的——企业家的特殊职能，并且根据这一点，把企业家与工人区别开来。原
则上企业家被认为是资本的雇主，是生产品的使用者，正象资本家被认为是某种商品的
供应者一样。于是上面对问题的说明，就会很容易地表达它自身；它必然径直表现为对
贷款利息问题的一个更加明确和更加深刻的说明。
    这一点明显地必然对利息问题有过重大的影响。贷款之所以支付利息，是因为有原
始利息，而原始利息又是在企业家手里发生的。因此，解决利息问题所需要的全部器械，
都集中在企业家身上。然而这又导致了许多虚假的迹象。在这种情况下，诸如剥削理论
和其他劳动理论——作为利息的解释——等许多对利息的解释尝试，第一次有了产生的
可能。因为只有把利息与企业家的活动联系起来，那种以企业家劳务、或以生产财货所
包含的劳动、或以企业家与工人之间的价格斗争来解释利息的见解，才会产生。其他尝
试，比如所有的生产力理论，尽管没有因此而变得可能，但无论如何却由于这种对利息
的系统阐述而变得基本上更为明显了。对于利息的这种阐述方法，使我们无法建立一套
有关企业家与资本家的正确理论；使我们难以识别特殊的企业家利润，因而一开始就毁
掉了对利息的解释。但这种阐述的最坏结果，还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成为经济的永续运动
（economic perpetuum mobile）的问题。
    经验告诉我们，利息是一种持久的收入，它是在企业家手里发生的。因此我们可以
说，企业家手里发生了一种特殊的持久性收入。传统理论所面临的问题是，利息是从哪
儿来的？一个多世纪以来，理论家们一直在探讨这一无法解决的、并且的确是毫无意义
的问题。
    我们的立场则全然不同。如果传统理论把契约性利息与企业家利润联系了起来，那
么它就只是追溯到了在它看来是利息问题的基本事实，而在走了这一步之后，还需要完
成利息问题的主要任务。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把利息与企业家利润联系起来，我们就解
决了整个利息问题，因为企业家利润本身并非另一种情况的利息，而是一种与利息不同
的东西，这个我们已经解释过了。“贷款之所以付息是由于存在营业利润”这一说法，
对于流行理论来讲，只有作为一种对问题的更为明确的表述，才是有价值的；而对于我
们，则已经具有解释性意义。营业利润从何而来呢？这是一个号召流行理论解决的主要
问题，而对于我们，可说已经解决了。剩下需要我们说明的只是：利息是如何从企业利
润中产生的？
    由于有这样一种特别令人恼火的反对意见，认为我们这儿所做的仅仅是把利息归结
为利润，而这是理论早已完成了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提请读者特别注意这种对利息问
题的不同的和较为狭义的说明，是有必要的。所以，我们一再强调那些读者自己可以轻
易说清楚的事情，也是完全正当的。以下我们将说明我们的利息理论的第六个（也是最
后一个）命题。

舒晴曼妙

8．形成利息基础的剩余，作为一种价值剩余，只能在价值表现中出现。因此，在
一个交换经济中，它只有通过对两笔货币量的比较才能表现出来。这一点是不证自明的，
并且显然是完全没有争论的。特别是，商品数量的比较本身，对说明价值剩余的存在，
不会有任何帮助。因此，在这一方面，无论何处提到商品的数量，它都只是作为价值的
符号而出现的。在实践中，对价值表现的运用和对利息的表示，都仅仅是采取货币形式。
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这一事实，但却可以对它作非常多种多样的解释。我们或许还可
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这种货币形式的利息的出现，仅仅是依赖于价值标准的必要
性，而与利息的本质无关。这是流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货币的作用除了作为表现
形式之外，没有别的；而利息则不同，它是作为特定商品本身的一种剩余，从这种商品
中产生的。对于企业家利润，我们也持同样的观点。为了表示它，也需要一种价值衡量
单位，因而用货币表示，作为便宜之策。但尽管如此，企业家利润的本质是根本上与货
币不相干的。
    在利息方面，试图尽快脱离货币要素，而把对利息的解释引入到价值和报酬所产生
的地方，也就是商品的生产领域，无疑是异常诱人的。可是我们不能回避问题。的确在
任何情况下，与货币利息相对应，也就是说，与对购买力的贴水相对应，总是存在着对
某种商品的贴水。的确，从技术意义上讲，我们从事生产所需要的，是商品而不是货币。
但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货币只是一个中介环节，仅仅具有技术上的重要性并用
货币所购买的，从而归根到底要付与利息的商品来代替货币，那么我们就会立即站不住
脚。更确切地说，我们确实可以离开货币基础一步或者好几步，而走到商品实物世界中
去。但是，这条道路会因为商品贴水缺乏持久性而突然碰壁——因而我们会立即发现我
们已经走错了路，因为利息的一个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持久性。因此，要想通过戳破货
币的面纱来接触到具体商品的贴水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想刺穿它，他等于刺穿真空。
    因此，我们决不能离开利息的货币基础。这也间接证明，对货币形式的重要意义—
—利息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作第二种解释，即货币形式不是外壳而是
核心，是更为恰当的。很明显，仅有这一个证据我们还不足以推导得很远。但是，它同
我们前面对信用与资本的论证——据此我们还可以理解购买力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
相吻合的。因此，现在可以表述我们的第六个命题：利息是购买力价格中的一个要素，
而购买力又是作为控制生产品的一种手段。
    当然，这个命题并非要给购买力赋予任何生产性作用。尽管利率随市场货币量供求
的变动而变动，——这无疑说明了我们的解释——但大多数人还是否认这一点。这里可
以立即加上另外一点。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对于商人来说，信用便利的增加会引起利息
的下降，简直就和下雨会把人淋湿一样不言自明。实际上，如果一个政府印制纸币并把
它借给企业家，利息难道不会下降吗？难道国家不会因此而获得利息吗？难道利息率同
对外汇率及黄金变动的联系不足够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吗？正是这一系列极为广泛而又有
意义的日常观察，在这里支持着我们的论点。
    但是，只有少数有影响的理论家把这些事实引入了对利息现象的讨论。西奇威克提
出了一种解释，我与庞巴维克从其中看出它基本上是一种节欲论。但是，在所引资料的
出处，即讨论利息那一章　之前，他在关于货币价值那一章　谈到了利息。在这里他把
利息与货币相联系，并且在下面的说明中承认购买力的创造对利率的影响。他说：“我
们不得不考虑，银行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制造他所借出的货币，……并且他还一般能够
以大大低于资本利息率的价格出售这种商品的使用。”这段论述包含几点我们难以感到
欢愉的看法。而且，它没有为分析利息的进程提供彻底可靠的基础。最后，也没有得出
关于利息理论的进一步的结论。尽管如此，它还是朝我们所遵循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而
这一步显然是参照麦克劳德来进行的。达文波特在这个题目上花费了更多的精力；但他
的分析也没有得出任何东西。他骑马骑得很好，而且情愿骑到围栏为止，但却不想把它
拿下来。流行的理论完全忽视了货币这一要素，而把它作为一个没有理论意义的技术问
题留给金融作家。这种态度是如此普遍，以致它可能是建立在某些真理成分之上，并且
无论如何是需要解释的。
    对于试图否认利息率和货币数量之间的统计联系，可以说没有什么好讲的。R.乔治
·勒维曾把利息率与黄金生产作了比较，不出所料，他发现二者之间并无重要的相关。
且不说统计方法本身存在缺陷这一事实，也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货币数量与利息率之
间彼此毫无关系。因为首先，不可能期望有一个准确的时间相关。再者，黄金的供给，
甚至银行对黄金的供给，并不是简单地同贷出的信用成比例——而只有信用的贷出才与
利息率有关。最后，并非所有的黄金生产都流到企业家那里去。
    欧文·费希尔试图进行的归纳性反驳（《利息率》，第319页及以下各页），也不
影响我们的论点。年平均数绝对没有提供任何足以与我们通过对货币日常交易的细节所
观察到的事物相抵触的东西。而且，他还把人均货币流通量与利息率相比较，从而使这
种比较完全与题无关。
    但是，18世纪的经济学家当然有各种理由强调，利息最终还是付给商品的。他们不
仅必须同重商主义，而且必须同来自商人和哲学家的其它各种错误，进行斗争。通过这
样做，他们事实上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正确结论，揭示了一系列流行的谬误。劳、洛克、
孟德斯鸩及其他等人认为利息率仅仅依赖于货币量，这无疑是错误的；而亚当·斯密则
正确地指出，如果其他情况不变，那么货币量的增加就会提高价格，并且在较高的水平
上，那种以前曾起作用的报酬与资本间的同样关系，还会趋于重新确立。甚至货币流通
量增加的直接影响也会使利息率上升，而不是使它下降。这是因为对这一增加的预期必
定会产生那种影响，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对信贷的需求将会受到价格上升的刺激。但
是，尽管这种论述可以解释，甚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为什么我们的大多数最高权威
表现出对任何“货币”利息论的反感是不无根据的，可是它却与我们的命题毫无关系。
    我们也可以从“那种与货币解释相敌对的”观点中，发现某些真理成分。商人和金
融作家常常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强调贴现政策和货币体系的重要性。中央银行可以影响
利率这一事实能够证明利率是购买力的价格的程度，并不大于国家可以控制价格这一事
实能够证明一般价格水平可以由政府行为来解释的程度。利率无疑受到对通货状况注意
程度的影响，但这一事实的理论意义本身并不显得很重要。这是市场以外的动机影响到
价格的一个例证。那种认为利用货币体系和贴现政策，可以使一国的利率保持在低于别
国的水平上，因而可以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未经科学论证的偏见。一个
货币市场的组织，就象劳动市场的组织一样，当然有可能改进一些，但这并不能改变基
本过程中的任何东西。

    9.现在，我们的议题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的购买力超过将来的购
买力而产生贴水的条件是什么？为什么我现在借出一定单位的购买力，可以规定在将来
的某一天以更大的数目收回？
    这显然是一种市场现象。我们所须研究的市场是货币市场。它是一个我们必须加以
考察的价格－决定过程。每一笔具体的贷款交易都是一种实在的交换。初看起来，商品
竟然与其本身相交换，也许有点奇怪。但不管怎样，在庞巴维克对这一点作过讨论之后，
再去详细探究下列命题就是不必要的：现在与将来的交换，并不是同样事物相互之间的
交换，从而是没有意义的；而倒是象甲地的某物与乙地的某物相互交换一样。正象某一
地的购买力可以同另一地的购买力相交换一样，现在的购买力也可以同将来的购买力相
交换。赊购交易和外汇套购的相似是明显的，这一点可供读者参考。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证明，在一定条件下——让我们立刻就假定是在发展的情况下，
货币市场上现在购买力的价值按常规总是以贴水的方式超过将来购买力的价值，那么，
商品永久地流向购买力持有者的可能性就从理论上得到了说明。于是资本家可以获得一
笔永久性收入，而这笔永久性收入，却在各方面就好象发生在循环流转中一样；尽管其
各项来源就个别来讲也都不是永久性的，尽管它们实际上都是发展的结果。任何归属和
计算，都不能改变这一作为纯收益的商品流的特性。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表述，一笔无止期的年金的总价值应该有多高。它应该等于一笔
这样的款项，即当它以取得利息为目的的贷放出去时，就可以获得一笔相当于年金的收
益。因为如果低于年金，那么出借者将会竞相购买年金；而如果高于它，那么潜在的年
金购买者将宁愿贷款取利息，而不购买年金。这就是“资本化”的真正原则，它已经预
先假定有一个利息率存在。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再一次说，对一笔永久性收益的估价，不
会从它们身上取消纯收入的性质。
    因此，如果我们解决了现在购买力的贴水问题，我们就回答了构成全部利息议题的
三个问题。对于指向资本家的永久性的商品流动——从其中不再作扣除，它也不再流向
他人之手——的论证，完全解决了问题；并且依据事实，说明这个流动代表一种利得，
或者说是一种纯收益。现在我们将进行这一论证，并逐步完成对这个多方面的利息问题
的说明。

舒晴曼妙

10.我们已经说过，甚至在循环流转中，也可能发生而且实际会发生人们愿意借款
的事情，即使偿还时比借入时数额要大得多。无论何种动机——临时的穷困、对未来收
入增加的预期、意志薄弱、或者深谋远虑——，都可以表示人们依据未来的购买力，来
对现在的购买力所作的估价，从而以通常的方式决定他们对现在购买力的需求曲线。另
一方面，也可能有而且一般会有人愿意满足这种需求，只要他们可以获得一笔贴水，足
以补偿他们把本来为一定目的所保存的款项借出时所产生的麻烦而有余。因此，我们也
可以画出供给曲线。至于详细阐述那种价格（即被决定的贴水）在市场上如何出现，那
就没有必要了。
    但是，这一类交易通常却没有很大的重要性，而且尤其要注意，它并不是日常营业
活动中的必需要素。只有当对现在购买力的控制意味着能对借款者带来更大的未来购买
力时，借和贷才可能变为工商业日常事务的一部分，利息也才能从经济上和社会上获得
它实际具有的重要性。由于工商业利润的前景，是对现在一定数目的购买力作出不同估
计的关键，所以，我们将暂时撇开所有那些甚至在没有发展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利息的其
它因素。
    在循环流转以及在一个处于均衡状态的市场中，想要用一定数目的货币换取更大数
目的货币是不可能的。纵然我在人所共知的常规的可能性范围内，使用一百个货币单位
价值的资源（包括管理），我从中也只能恰好获得一百个货币单位的进款，而不能再多。
我把一百个货币单位无论用于哪一种现有的可能的生产途径，我总是只能从其产品中获
得100个货币单位，不会更多——倒是有可能少些。因为一方面这恰恰是均衡位置的特
点，另一方面，它代表着各种生产力量的“最佳”组合——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并从最
广泛的意义来说。在这种意义上，货币单位的价值必然与其票面价值相符，因为我们假
定一切套利的机会已经利用过了，从而应该被排除在外。如果我用100个货币单位购买
劳动和土地的服务，并用它们进行最为有利的生产，我将发现我的产品在市场上正好可
以换取100个货币单位。正是依据这些最有利的利用途径，才确定了生产手段的价值和
价格，而且，这种最有利的利用途径还决定了我们所意指的购买力的价值。
    只有在发展的过程中，事情才会有所不同。只有在那时，当我对我用100个货币单
位所购买的生产能力进行新的组合，并成功地把一种具有更高价值的新产品投入市场时，
我才能够从我的产品中获得更高的收益。因为生产手段的价格不是根据这一次的用途，
而是根据以前的用途决定的。于是在这里，有了一笔钱，就有了得到更大的一笔钱的手
段。为了这个缘故也是在这种程度上，人们通常把现在的钱数估计得比将来的钱数具有
更高的价值。因而现在的钱数——也可以说是潜在的更大的钱数——将具有一个价值贴
水，并且也将会导至一个价格贴水，于是在这里，就可以找到对利息的说明。在发展中，
信用的提供和取用成为经济过程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那里，由“资本的相对稀缺”、
“资本供给滞后于需求”等等说法所表述的现象就会发生。只有恰逢，并且因为这种社
会的商品流变得越来越宽和越来越丰富时，利息才会显得如此鲜明突出，并且最终把我
们如此有力地置于它的影响之下，以致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分析，才能领悟到并非
在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利息。

    11.现在，让我们更加仔细地来探究利息的形成过程。经过以上的论述，这意味着
我们将更加仔细地考察购买力价格的决定方法。为达此目的，让我们首先严格地集中于
研究那些我们认为是基本的，而且以前的章节亦曾讨论过的情况，也就是企业家与资本
家之间的交易情况。自后我们将探索利息现象的最重要的细节。
    在我们目前的假定下，唯有企业家是能够把现在购买力估计得高于将来购买力价值
的人。只有他们才是那种看重现在货币的市场运动的支撑者，才是那种把货币的价格提
升到我们所说的票面价值之上的需求的支撑者。
    站在供给一方的资本家与站在需求一方的企业家相对立。让我们从以下假定开始，
即进行一项新组合所必需的支付手段一定要从循环流转中抽出来；同时没有信用支付手
段的创造。而且，由于我们所考虑的是一个不具有以前发展结果的经济体，故此不存在
闲置的购买力这些庞大的蓄水池，因为如上所说，这些蓄水池只有在发展中才会被创造
出来。因此，一个资本家必须是这样的人，他在一定的条件下愿意将一定的金额，从其
惯常的用途中，也就是从限制他的生产或消费支出中抽出来，转移给企业家。我们还假
定，这个体系中的货币数量不会通过其它途径，例如金矿的发现，而有所增加。
    企业家和货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将会发展下去，并且和其他任何场合一样，也将会
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已经为所有参加交换的个体，确定了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企业家
的需求，取决于他利用一定金额开拓那些盘旋于他面前的生产可能性所能取得的利润。
尽管对企业家来讲，一小笔贷款，比如说少量的货币单位，没有什么用途，而在使重要
创新成为可能的一些点的位置上，这些个别的需求曲线事实上都是不连续的，但我们还
是象对待其它商品的需求曲线一样，认为这些需求曲线是连续的。超过了一定点，即超
过为了施行企业家曾经想到过的所有的计划所必需的金额以外，他的需求曲线将会急剧
下降，也许会绝对下降到零。可是在考虑总的经济过程时，或者说考虑到很多很多企业
家的时候，这种情况就会大大失去其重要性。因此，我们将设想企业家可以从零到实际
需用钱的最大限度之间，确定每单位货币所取得的企业家利润，就象每个人对任何商品
的一系列单位确定一定的价值一样。
    在第一章　我们曾经说明，任何一个对每一经济时期内所拥有的货币存额的正常的
个人估值，依赖于任何一单位货币的主观交换价值。同样的规律也适合于超过这个惯常
存额以上的货币增加量。由此，就可以导出每一个人的确定的效用曲线，也可由此，并
依据众所周知的原理，导出货币市场上的确定的潜在供给曲线。现在，我们必须来描述
企业家与潜在的货币供应者之间的“价格斗争”。
    作为一个出发点，我们假定在货币市场上，可以视同证券交易所一样，有人对购买
力开出一个价格作为一种尝试。在我们当前的假定下，这个价格必然非常高，因为借出
者不得不严重打乱所有私人的和业务的安排。假设用未来购买力所表现的现在购买力的
价格，以一年为期，是140。在40％的贴水下，只有那些有希望获得至少40％，或者更
确切地讲，高于40％的企业利润的企业家，才会发生一定的有效需求；而其他人则都会
被排除在外。假定前者有一定的人数存在。根据“薄利多销比一点不交换为好”的原则，
这些企业家将真正地愿意按这样的利息率支付而取得一定数量的购买力。在市场的另一
头，也同样存在着甚至在这样的利率下也不愿出借的人。让我们再假定，有一些人认为
这一补偿是合算的，他们考虑的是应该借出多少。40％只是在一定金额限度内才是足够
的补偿；因为对于每一个人来讲，都存在着这样一个限度，如果超过此限，在本经济时
期内所做的牺牲就一定会超过下一时期所能增加的效用。但是贷款额实际上仍然会达到
这样的高度，如果再增加一点，就会得不偿失。因为只要贷款额小于这一数量，按这个
利率继续借出货币单位，得失相抵，总会产生一点剩余利得，根据一般原理，任何人都
是不会放弃它的。
    所以，供给与需求是明确无误地取决于每一个这种“暂定”价格的场合。如果它们
偶然地恰好是同样大，那么，在我们的例子中，这个价格就表示为40％的利息率。可是
如果在这个利率上，企业家想要得到的货币比贷款者提供的要多，企业家之间就会出现
抬价竞争，从而有些企业家就会被挤掉，同时会出现新的出借者，直至达到均衡为止。
而如果在这个利率上，企业家想要得到的货币比贷款者提供的要少，贷款者之间就会出
现降价的竞争，从而有些贷款者就会被挤掉，同时会出现新的企业家，直至达到均衡为
止。因此，在货币市场的交易斗争中，正象在其它市场上一样，对购买力就会建立一个
确定的价格。并且，一般说来，既然双方都对现在货币的估值远远高于未来货币——对
企业家说来，是因为现在货币对他意味着更多的未来货币；对借出者说来，则是因为在
我们的假定下，现在货币使他能以有条理地安排经济活动，而未来货币则只会增加他的
收入——实际上价格总是高于票面价值。
    到这一点为止的讨论结果，象其它任何价格决定过程一样，可以用边际理论来表示。
一方面，利息将等于那个“最后企业家”的利润。所谓最后企业家就是这样的企业家，
他预期从他的事业项目中所能获得的利润，只是恰好足以支付利息。如果我们根据企业
家所期望得到的利润大小时他们进行排队——适当考虑各种不同的风险因素——，使得
企业家的“借款能力”在排队中由大到小逐渐下降，并且，如果我们把这个排列看成是
连续的，那么总会有这样一个企业家，他的利润正好等于利息，这个企业家也就处于那
些能够获得较大利润的和那些由于所获利润小于要付的利息而被排除出货币市场交易之
外的企业家之间。在实际中，“最后的”或“边际的”企业家也可能留有一个小小的剩
余，但有时会有这样的一些企业家，对他们来说，这个剩余是如此之小，以致使他们只
有按照实际流行的利率才会产生对购买力的需求，利息率的任何微小的上升，都会使这
一需求消失。这些企业家处于与理论的边际企业家相当的地位。因此，我们可以说，在
任何情况下，利息在每一场合必然等于实际中所实现的最微小的企业家利润。通过这样
的阐述，我们又接近了通常的解释。
    另一方面，利息也必须与最后的或边际的资本家对他的货币的价值估价相等。这个
边际资本家的概念，经过必要的修改，可以采取与获得边际企业家概念同样的方法而得
到，我们可以容易看出，从这一点出发，利息必须与最后的借款者（即最后的资本家）
的估价相等，而后者又必须与最后的企业家的估价相等。同样明显的是，这个结果如何
能够进一步发展——这在经济学文献中也屡次做过。只有一点还必须提到。最后一个出
借者对其借出货币的估值，依赖于他对经济生活习惯看重的程度。对此我们可以用这样
的说法来表明：贷款包含着牺牲，并且，对于边际资本家，确实是一个“边际牺牲”。
而这个边际牺牲则相当于他对于由利息进款所引起的收入增加的估价。于是利息也等于
为满足在一定利率上市场对贷币的现有需求所必须作出的最大的或边际的牺牲。为说明
这一点，我们以下来研究节欲论的表述方法。

    12．如果产业的发展实际上确实是依靠这种来自循环流转场合的资源所通融的，那
么，利息就必须以上述方式决定。但是，我们看到，对于特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即信
用支付手段，也是要支付利息的。这就把我们带到本书第二章　和第三章　所得到的结
果，现在也是把它们在这里加以介绍的时候了。在那里我们看到，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
产业的发展在原则上是可以单单依靠信用支付手段来进行的。我们现在采纳这种观念。
让我们再次牢记，实际存在的巨大的货币蓄水池只是发展的结果，因而首先必须不予考
虑。
    虽然这种信用支付手段的介入改变了我们以前对现实的描述，但在主要方面并没有
使它变得无用。我们关于货币市场的需求方面所说的话，暂时不会改变。现在如同以前
一样，需求仍然来自企业家，并且的确是用和上面所讲的例子同样的方式。只有在供给
方面才有较大的变动。供给现在是处在另一种基础之上；一种在循环流转场合不存在的、
具有不同性质的、新的购买力源泉出现了。现在，供给也来自不同的人，来自不同含义
的“资本家”，依照以前所说的，我们称之为“银行家”。在这种情况下，产生利息的
借贷交易，同时依据我们的解释，它也带有现代社会其它一切有关货币交易的典型特点，
就在企业家与银行家之间发生了。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给予支配信用支付手段的条件，我们就将会掌握利息现象的根
本情况。我们已经知道这种供给由何种力量来调节：首先要考虑到企业家的可能失败，
其次要考虑到信用支付手段的可能贬值。我们可以不考虑第一个要素。为此我们只需考
虑加上风险——这可以由经验得知——把它看作总是包含在“贷款的票面价值”之中。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贷款总有1％不能收回，那么，如果银行家从其所
有可以收回的债务中实际上多获得大约1.01％的利息，我们就可以说他收回的数目和他
所借出的数目相等。当然，其中还存在着作为银行家职业活动的工资成分，这个我们也
忽略不计。这样，供给的大小就仅由第二个因素决定，那就是只须考虑避免新创造的购
买力和现存的购买力之间的价值差额。我们必须表明，价值和价格的决定过程，也在新
创造的购买力上创造了一个贴水。
    在以前所探讨的情况中（即在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借贷交换中——译注），发生利息
为负的情况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对新冒险事业的货币需求小于那些
有钱人愿意提供的货币数量，这些人觉得那怕暂时替他们保管一下钱财都是“给他们面
子”，那么负利息就会发生。不过这里不考虑这种情况。因为如果银行家收回的钱少于
借出的钱，他就会遭受损失；由于他不能全部支付其负债，他必须设法填补这个亏缺。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利息不能降到低于零。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利息率会高于零，因为企业家对购买力的需求有一个重要的方
面与对普通商品的需求不同。循环流转中的需求，总要有实际商品的供给来支持，否则
这种需求就不是“有效的”。但无论如何，和他对具体商品的需求不同，企业家对购买
力的需求并不受这个条件的限制。
    相反，它只受另一个不太严格的条件的制约，那就是企业家要有能力在日后还本付
息。由于企业家只有在利用贷款可以获利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对信用的需求（甚或在利率
为零时也是如此）——否则他就没有进行生产的经济刺激——，因而我们可以说，企业
家的需求要受制于一个条件，或者说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其需求才能有效，那就是利用这
笔贷款牟取利润。这又联系到供求关系。在任何经济形势下，可能的创新的数目实际上
是无限的，这在第二章　已经予以阐明。即使是最富裕的经济体系也不是绝对完善的，
而且也不可能如此。改进总是可以作一些的，而进行改进的努力总是要受到一定条件的
制约，而不是受到现状的完善无缺的限制。每前进一步都会开辟新的前景。每一项改进
都会离开看来是绝对完善的境界更远一些。因此，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潜在需求”，就不会有一个确定的限度。结果，倘若利息率为零的话，对贷款的需
求通常也会大于供给，因为后者总是有限的。
    但是，这些获取利润的可能性，如果没有企业家人格的支持，就会是无能为力和不
现实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在经济生活中，获取利润的创新是“可能的”；我们
还不知道，是否这样的机会总会被具体的个人所利用，并且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当
利率为零时，他们对购买力的需求总是大于供给。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一种没有发展
的经济体系有可能存在的这一事实告诉我们，那种能够并且乐意实现这种创新的个人甚
至可能根本不存在。由此我们是否可以说，这样的个人在现实中可能是如此之少，以致
购买力的供给不能全部被吸收，而不是不能满足所有的需求，因为如果没有对购买力的
需求，或者仅有一个微不足道的需求，那么就根本不会有任何购买力的创造，信用支付
手段的整个供给也就完全消失了。但是，只要有一点点企业家对信用的需求还存在，那
么在利息率为零时，这个需求就不可能小于供给。因为一个企业家的出现会促进其他一
些企业家的出现。在第六章　我们将表明，创新所面临的障碍会随着社会逐渐习惯于这
种创新的出现而变小，特别是，创办新企业的困难也会随着与国外市场、信贷形式等等
联系的建立而变小，因为这些联系一旦创造，追随于先驱之后的那些人也会受益。因此，
已经成功地创办起新企业的人数越多，作为一个企业家所遇到的困难就越小。经验告诉
我们，在这方面的成功，象在其它所有方面一样，会吸引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因而从事
新组合的人会不断增加。对资本的需求，本身就会不断地产生新的需求。因此，在货币
市场上，有效的供给，不论它有多大，总是有限的；而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没有任何确
定的限界的有效需求。
    这就必将把利率提高到零之上。只要有高于零的利率存在，就会有许多企业家被淘
汰；而且，随着利率的上升，被淘汰的企业家会越来越多。这里因为，虽然在实际中获
取利润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这些可能性却是大小不同的，而且其中大部分当然是很小
的。利息的出现会再次增加供给数量（它不是绝对不变的），但利息一定会而且仍然继
续存在。一场价格斗争会在货币市场上掀起来，对此我们就不再描述了。并且，在经济
体系的所有要素的影响下，对于购买力的一个确定的价格会建立起来，其中必然包括利
息。

舒晴曼妙

13.现在，我们必须把到目前为止我们排除在外的一些经验事实，来同有关利息的
基本原理衔接起来。首先，我们必须列举所有现存的而不是新创造的购买力的来源，它
们实际上正在填充着那个庞大的货币——市场蓄水池；其次，我们必须说明，利息是如
何由其相当狭小的基础，扩散到整个交换经济，也仿佛渗透到整个经济体系，以致使利
息实际所占的地位，似乎比人们根据我们的理论所预料的要重要得多。只有当这两个方
向的利息问题的全部领域，都能用我们的观点得到详尽无遗的探究，我们才可以说我们
的问题已经解决。
    第一个任务没有什么困难。首先，正象我们以前所说的，发展的每一个具体阶段，
都是在继承先前阶段的基础上开始的。购买力的蓄水池可能已经由前资本主义交换经济
所创造的某些要素所形成，因而在经济体系中，总会有较大或较小数量的购买力，可供
新企业永久地或在一定时间内支配。而且，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进行时，就会有一股
不断增加的、可供使用的购买力流向货币市场。我们将把这股购买力，区分为三个不同
的分支。第三，企业家利润的绝大部分是这样来使用的；利润将转为“投资”。这里，
企业家是把利润投资于本企业，或者，这笔钱将会在市场上出现，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
的。第二，在企业家或者他们的继承人退出工商业活动时，如果这会引起企业的清算，
那么就会使或大或小的款项成为游资，而不一定总是有其它款项同时被占用。第三，也
是最后，那些所谓由发展带给企业家以外的其他人的、以及基于“发展反响”而产生的
利润，将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直接地或间接地进入货币市场。这里我们要注意，这
一过程之所以是附带的，不仅是因为有了发展才有这笔钱，而且还由于有利息存在，由
于有可能从这笔钱得到利息收入，这就把那种可供使用的购买力吸引到了货币市场上来。
获取利息是购买力所有者提供其购买力的唯一动机——如果没有利息，购买力就会贮藏
起来，或者用于购买商品。
    另一个要素的情形是相似的。我们看到，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体系中，储蓄的意
义相对地讲是很小的，而所谓现代社会的储蓄规模，不过是那些从发展得来的利润中没
有变成收入成分的那些货币额。现在，甚或在有发展的社会中，要是没有那种在无发展
体系中不存在的新型储蓄——并且确实是“真实的”储蓄——的出现，真实意义上的储
蓄的重要性，也许不足以大得对产业的要求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借出一笔钱
保证可以获得一笔持久的收入，这就成了储蓄的新动机。由于一笔储蓄额的自动增加会
引起其边际效用的下降，储蓄有时反而比没有收取利息时更为减少，这一点也是可以想
象的。可是从大多数情况来看，利息的存在为使用节省下来的钱开辟了一个新的途径，
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储蓄活动的大幅度增加——这当然不是说利息的任何增加都一
定会引起储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或者总是会增加一点。由此可见，现实中所观察到的
储蓄，部分地是现存利息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并且在这里，也还有一个“附属的购买力
流量”进入到货币市场。
    第三个供给货币市场的源泉是那些长期或短期内闲置的资金，若能获得利息，也会
借出。它包括暂时可以自由使用的工商企业资本等项。银行把这些金额收集起来，而一
套高度发达的技术则使得每一个货币单位，即使它是为即将发生的支出而准备的，也能
为购买力的增加起到一份作用。这里还有另一事实需要说明。我们看到，信用支付手段
的本质以及对它的存在的解释，不是为了节约金属货币。当然，利用信用手段进行一项
交易，要比仅仅使用金属货币为少。但这些交易只有依靠信用支付手段的帮助才会出现；
并且，对于假若未曾有过信用支付手段而同时也会发展起来的那种对货币的需求来说，
迄今还未出现货币的“节约”。不过我们现在还必须认识到，除了由发展所带来的信用
支付手段之外，其它的交易量在以前也许是用金属货币手段进行的，这时银行由于迫切
希望增加生息购买力的数量，也能提供信用来结算；也就是说，信用支付手段同样也是
由一套银行经营的办法创造出来的，结果，可供支配的货币量就从这个来源得到了进一
步的增加。
    所有这些要素，会增加货币市场的供给；也会比在没有这些要素的情况下，大大降
低利息率的水平。并且，如果发展不能持续地创造新的就业可能性，这些要素就会很快
地使利率降低到零。一旦发展停止了，银行家就很难知道怎样利用这些可支配的资金；
并且，货币的价格除了包含资本本身加上风险贴水和对劳动的补偿外，是否还有别的，
也常常成了疑问。为此特别是，而且尤其是在非常富裕的国家的货币市场上，购买力的
创造这一要素常常会失去其重要性，人们也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印象：银行家只不过是借
资双方之间的中介而已——这一点不论对经济理论还是对金融实践，其代价都是十分昂
贵的。从这个观念看来，它只是用企业家所需要的具体商品，或者用那些把必要的生产
手段转移给企业家的人们所需要的具体商品，来径直代替贷款者的货币的一个步骤。
    这里可以进一步提请注意一下，庞巴维克曾强调指出，在有些情况下，人们之所以
要求利息和支付利息，只是因为有可能要求和支付利息。银行余额的利息就是一例。没
有谁想以这种方式进行投资，而把购买力转移给银行。相反，货币之所以存储起来，只
是由于这样存储有利于提供购买力来用于企业经营或个人打算。有时即使要为此付出代
价，这种事情也会发生。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存款者可从银行家利用该款所获得
的利息中分到一个份额。这种情况一旦变为正常，人们就不会在一家不付利息的银行里
保留存款余额。这里，存款者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利息就会到手。现在，这种现象已深
深渗透到整个经济生活。每一份微小的购买力都可以获取利息的这一事实，就在这笔购
买力上面造成了一种贴水，而不管这笔购买力服务于什么目的。这样，利息也就强行进
入了那些本身与新的组合毫无关系的人们的经营事务中。每一个单位的购买力似乎都必
须和那股企图把它吸引到货币市场去的潮流作斗争。更有甚者，显然在一切场合，不论
何人以何理由需要信用通融，贷款交易——公债及诸如此类等等——都将与这一根本现
象密切关联起来。

    14.用这种方式，利息现象逐渐扩展到整个经济体系，从而在观察者面前展现了一
个比单纯从利息的内在本质进行猜想时远为广阔的前景。因此，正象我们已经指出的那
样，时间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成本的一个要素。结果这个被流行学说当作根本事实的
现象，说明了——同时也提出了根据——为什么我们的解释与流行学说之间有所差别。
然而，我们还有一步工作要做，那就是我们还需解释为什么利息最终变成除去工资以外
的所有报酬的一种表现形式。
    在实际中，我们常说土地产生利息，同样地，专利权或其他任何可获得垄断收益的
商品也产生利息。甚或有些非持久性的收入，我们也说它生息；例如我们说一笔用于投
机的钱，或甚至一批用于投机的商品，产生了利息。这不是和我们的解释相抵触了吗？
这不是说明利息成了一种商品占有的收入，成了一个与我们的解释全然不同的范畴吗？
    这种表示报酬的方法，在美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已经产生了确定的成果。其推动
力来自克拉克教授。他把来自具体生产资料（Producers'goods）的收益称为租金；而
把来自生产力的耐久的经济基金（the enduring economic fund productive power）
的相同的收益——他称之为“资本”——叫做利息。因此，利息在这里仅仅是作为收益
或报酬的一个特殊方面而出现的，而不再看作是国民收入流量中的一个独立部分。费特
教授也得出了同样的见解，但更为有力，其所用方法也有所不同。然而这里我们最感兴
趣的还是费希尔教授在其《利息率》一书中所阐述的理论。费希尔教授仅仅用人们对未
来满足的低估来解释利息的事实。最近，他这样表述他的理论：“利率是缺乏耐性凝结
而成的市场比价”。相应地，他把利息与一切在时间上同最终消费相脱离的商品联系在
一起。由于后者所获得的全部报酬可以被“资本化”，结果可以用利息形式来表示，所
以利息就不是总收入流量的一部分，而是其全部：工资是人力资本的利息，地租是处于
土地形式的资本的利息，而所有其它报酬都是生产出来的资本的利息。每一种收入都是
用对未来满足低估的比率折现后的价值产品。很明显，我们不能接受这种理论，因为我
们甚至不认可其中有基本要素的存在。而对费希尔教授来讲，同样明显的是，这个基本
要素（即对未来满足的低估——译注）会变成经济生活的中心因素，从而必须用它来解
释几乎每一种经济现象。
    这里所考虑的一条基本原理，以及它将使我们了解为什么人们普遍以利息形式来表
示收益或报酬，可以表示如下。根据我们的解释，具体的商品从来不是资本。可是，在
一个充分发展的体系中，任何人有了这些具体商品，都能够通过卖掉它们而获得资本。
在这种意义上，具体商品可称为“潜在资本”；至少从商品的主人看来是如此，因为他
们可以把商品换成资本。在这一点上，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需要考虑，原因有二：第一，
如果我们不考虑奴隶制的情况，那么，很明显，一个人是不能卖掉自己劳动力的。可是
也不存在消费品存货和流行理论所说的生产出来的生产手段——因此，原则上，我们立
即走回到土地和垄断上来。第二，只有土地和垄断地位是直接产生收入的。由于资本也
能产生收入，因而它的所有者不会用它来交换那些不能取得纯收入的商品——除非这些
商品的价格可以让一个折扣给他，使他在现行经济时期内能够用此商品实现利润，并且
完整无损地重新投下他的资本。但是这样一来，出售者将会遭受损失，只有在出售者处
于不正常的情况，特别是不幸的情况下，才会这样决定。下面我们将紧接着说明这一点。
    这样，若有发展存在，垄断者和“自然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他
们的收入与出售他们的自然生产要素或垄断权换取资本而可能得到的收益相比较，因为
这种出售可能是有利的。同样，资本家也有理由把他们从利息中所获得的收入与租金或
持久的垄断收入——这些他们都可以利用资本换来——相比较。那么，现在要问：这类
收入来源的价格会有多高呢？只要是具有求财多得的观点，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会把一
块土地的价值估计得高于这样一笔钱，如果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足以和那块土地获得的
地租一样多。同样的道理，任何一个资本家也不能把这块土地的价格估计得更低一些。
如果对一块土地索价高了（不考虑那些明显的次级的要素），那么它就卖不出去：因为
没有资本家愿意买它。相反，如果开价低了，资本家之间就会出现竞争，从而把价格又
提高到那个水平。除非陷于穷困，任何一个土地所有者都不会把他的土地轻易脱手，如
果卖价所产生的利息还够不上他这块土地所取得的纯地租。但他也不可能卖得更贵，否
则马上会有大量土地卖给这个愿出此价的资本家。这样，持久收入来源的“资本价值”
就毫不含糊地被确定下来。而那些众所周知的、在大多数场合造成的多付一点或少付一
点的现象，却并不影响这个基本原理。
    在对资本化问题的这种解答中，中心的和基本的因素是付予购买力的利息。所有其
它持久性收入来源的收益或报酬都和它相比较，并以它为依据——这是由于有利息的存
在——其价格是如此由竞争机制所决定，以致把潜在资本的收益或报酬设想为真实利息，
也不会造成实际的错误。因此，事实上，每一种持久性收入都与利息相联系；但这仅是
就外表的，就每种收入的大小都由利息水平决定而言的。实则这些持久性收入并非利息；
在实际上相反的表示方法只是一个简化的表达。它们也并非象应该做到的那样，直接依
赖于利息，如果利息的性质可以正确地由“时间贴现”来表示的话。
    我们的结论还可以扩展到非持久性纯收入，例如准地租。不难看出，在自由竞争之
下，一笔临时性纯收益，可以按这样一笔货币额买和卖，如果把这笔货币额在交易结束
时进行投资以获得利息，那么在纯收益停止时，利息额会积累到与一切纯收益借出时所
能积累到的相同数量。这里，也是在实际上，购买者资本（buyer'sCapital）被说成是
生息的——并且与持久性收入有同样的权利——尽管购买者不再拥有资本，并且已从资
本家转化为租金收入者。如果例如说，有一座高炉不能带来持久性的——也许是垄断的
——或暂时的纯收益，而是一种循环流转的经营（抽象掉我们这儿忽略不计的租金），
是无利可图的，那么，高炉的所有主将会从高炉中获得多少钱呢？现在，可以说没有任
何资本家情愿将他的资本“投资”于这种业务。无论何种交易，只要它一旦发生，都必
须不仅使他在工厂报废时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也必须在工厂的经营期间，获得与这笔投
资在其它用途下能够获得的利息相当的纯收益。结果，假若购买者除了简单地从循环流
转中收取高炉的利得外，没有打算把它派上其他用场，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设法使高炉
在新的组合中发挥作用，那么，它就势必要以低于其成本的价格卖掉。出售者必须下决
心承受损失，因为只有这样，买主才能获得与他的这笔购贷款可取得的利息相等的利润。
    在所有这些场合中，工商业者的解释和表达倒都是不正确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场
合中，这些不正确的表达却不会有实际的影响，而且，工商业者之所以要使用这种不恰
当的解释，其原因也是相当明显的。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利率已成为这样一种决定性因
素，而利息又是如此地成为整个经济的晴雨表，以致对它的注意，在每一个实际的经济
活动中都是必需的，从而它已进入了每一项经济考虑之中。它导致了自古以来理论家所
观察到的现象，那就是经济体系中所有的报酬，从某个方面来看，都是趋于相等的。

舒晴曼妙

15.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常常会谈到所谓具体财货的利息，这一简略语言，当然会把
理论引向歧途。但现在我想表明的是，那种常常把利息概念延伸到它真实基础之外的理
论错误，也会带来实际工作的错误。
    只有在持久性报酬，即租金和持久性垄断收益的情况下，而不是在其它情况下，报
酬或收益的这种“利息方面”才是可以采取的一个无害的观点。为了表明这一点，让我
们首先考虑上面提到的高炉例子。在我们的假定下，高炉的买主在高炉的使用期内，可
以获得足够的收入，使他可以收回其购置货款，外加利息——这个我们假定他作为收入
而花掉。现在，如果所有的经济条件不变，那么当高炉报废时，他就可以花费同样的成
本建造另一座完全同样的高炉。但是，如果花费比原来大，那么他就必须在提取的折旧
基金上添加一笔钱，以补足所需的重置费用。这样，从此以后高炉就不再为他提供纯收
益。现在，如果高炉的买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他就不会重建高炉，而是把所收回的
资金投到其它地方去。如果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让自己被利息的外表所蒙骗，
那么他将遭受损失，尽管在他这方面的卖方或许也已经受到损失，而当时买主也正确地
相信他已做了一笔合算的交易。乍看起来，这种情况颇为费解。但我们仍不准备另作说
明，因为只要读者加以适当注意，问题应该是清楚的。这种情况在实际中也不少见，那
是把持久性纯收益与那些并不产生它们的商品相联系的结果。当然，其它错误也会带来
这种失望。另一方面，这种失望在特殊有利的环境下也许不会变为现实。但是我相信，
每个人都可以为上述情况，在经验中找到足够的证据。
    如果纯收益的确存在，但并非持久性的，例如一个企业仍然可以分期获得少量的企
业家利润，或者获得暂时的垄断收益或准地租，情况亦复如此。如果有人依然称之为生
息，那么只要他意识到这些报酬或收益的暂时性，也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一旦人们
把它们解释为利息，那么就很容易把它们看成是持久性的；的确，有时这种表达就已经
是这个错误的一种迹象。于是人们自然会感到最不愉快的诧异。这种利息有一种难以克
服的递减趋势，甚至可以突然中止。固然，工商业者遇到这种情况，常常抱怨日子不好
过，而且叫喊要实行保护关税，政府援助等等，或者认为自己成了特殊不幸的牺牲者，
或者——理由更充分些——是新竞争之下的牺牲者。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它有力地证实
了我们的解释。可是，我们的讨论又明显地回到了原来的基本错误上来，这些错误，在
实践中会导致不正确的措施和更为痛苦的失望，在理论上则会导致我们正在批判的有关
利息的种种解释。
    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譬如说某人的生意“获利”达30％。这当然不仅仅包括
利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其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是由于没有把企业家的活动视为一种
支出，因而没有把对这种活动的付款或报酬算在成本之内。如果不是这样来解释，那末，
收益就不可能是持久性的。工商业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我们的解释的这种结论。为什么工
商业会持久地“生息”呢？的确，工商业者常常认识不到收益的这种暂时性质，并对其
不断减少做出了各种不同的假设。而且，买主还常常为期望所诱惑，以为这种收益能持
续下去——他至多也不过认识到，先前的所有主的经验也许和这种收益的大小有些关系。
于是他自动地运用利息公式，而不是应用正确的计算方法。如果他严格从事，如果他按
现行利率将收益予以“资本化”，那么失败将会随之而来。每一种企业的收益，经过一
段时间之后都会消失；每一项企业，如果它保持不变，不久也就会失去其存在意义。
    个人的工业经营只是工资和地租的持久性源泉，而不是任何其它收入的持久性源泉。
在日常实践中，最容易忽视这一点并遭受上述不愉快经验的人，要算是典型的股票持有
者。也许有人认为，一个股东甚至用不着定期地改变投资，就可以得到持久性的纯收入，
根据这一“事实”，可以制造一条反对我们利息理论的意见。按照我们的看法，资本家
必须首先把钱借给一个企业家，然后，经过一段时间，再借给另一个企业家，因为第一
个企业家不能持久地处于支付利息的地位。由于我们认为股东的特点仅仅在于提供资金，
并从同一个企业中取得一份持久性收入这个反对意见似乎很有力。然而正是股东的情形
——以及每一个把自己的命运永远和一家企业联系在一起的贷款者的情形，表明了我们
的解释是多么的和现实相符。因为这一“事实”是非常可疑的。公司能永恒存在下去吗？
它们能永远支付股息吗？这种情况当然也有，但一般说来，只有两种情况。第一，有些
产业部门，比如铁路，即使没有永远的垄断权，至少在长期内垄断是靠得住的。这里，
股东干脆就是坐享垄断收益。第二，有这样一类企业，按照它们的性质和计划，总是在
不断地别开生面，它们实际上不是别的，而是持久的新企业的形式。这里，企业的目标
经常在变，领导人物也随之而变，从而事物的实质就是使那些具有相当才能的人总是出
现在领导位置上。新的利润总在出现，如果股东失去他的收益，这实际上并非必然，而
只能作为个别情况下的不幸来加以解释。但是，如果撇开这两种情况，也就是说，如果
一家公司只在不处于垄断地位上经营一种确定的业务，那么至多也不过存在有作为自然
要素的租金的持久性收入，除此而别无其它。现在，实践经验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尽
管实际上竞争不能立刻起作用，因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企业可以继续保持剩余。没有任
何上述这种工业企业，能够保持经常用金钱来塞满股东的口袋；相反，它会很快陷入象
泉水干涸那样的可悲境地。因此，资本的偿还总是隐藏于股息之中，尽管机器的磨损等
等总是小心谨慎地由折旧帐户给予照应。因此，推销到成本中去的数字常常要比实际磨
损大得多，许多公司都在设法尽快地摊销掉其全部资本，这是十分恰当的。因为到了一
定时期，当收益仅足以抵消成本时，这种企业实际上也就毫无价值了。因此，想从同一
企业的利息中得到一种持久不断的收入，那是不可能有的事。任何不相信这一点并按此
行事的人，只有在遭到损失之后才会明白过来。所以，股东收取股息这一事实并不能说
明我们的解释是错误的——而倒是适得其反！

    16.这一理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分析统计资料和考察有关利息问题的有效工具，
还有待分晓。当然，比起其他解释来，它似乎把货币、信用、银行业务等方面的事实，
同纯理论结合得更为紧密。作者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把这方面的某些研究成果写成
专著，其中对例如黄金储蓄与利息的关系、货币制度对利息的影响、不同国家利率的差
异，以及汇率与利息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将一一加以讨论。
    我们的论点也应该能够说明利息率的时间变动。其实主要倒是从这类事实可以证实
我们的根本思想。如果经济生活中的利息——通常称为“生产性信息”——的根源在于
企业家利润，那么两者就应该密切地一起变动。事实上，短短的波动正是如此。在较长
时期，我们还可以发现新组合的流行与利息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涉及因素太多，而
且一旦超出（比如说）十年的界限，所谓“其它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变，以致要证明这
种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事。因为那就不仅必须考虑政府的举债、资本的转移、一般价格水
平的变动，而且还有许多更为棘手的问题，这里不可能加以讨论。
    有一种陈旧的观点，认为利率必然显示出一种从长期看来下降的趋势；这种观点对
古典经济学以来的许多人已经几乎成为教条，而我们的理论中则没有任何东西支持这种
观点。其实这种强烈的印象主要是由于那种说明了中世纪利率数字的冒险因素；而真实
的利率并没有任何明显的长期趋势因而利息的历史倒是证实而不是否定了我们的解释。
    这些意见已经说得够多了。无论我们的论点多么不完善，也不管它是多么需要更精
确的阐述和更好的修正，我相信，读者无论如何可以从中找到一些要素，有助于理解经
济现象中迄今显得困难最大的那个部分。这里我只有一件事需要补充：我只希望说明利
息现象，而不是证明其合理性。利息不同于利润，比如说，它并不象利润那样，是给予
成就的奖赏意义上的一种由发展带来的直接结果。相反，利息不如说是一个对经济发展
的制动闸——在交换经济中是一个必要的制动闸，是“对企业家利润的一种课税”。当
然，这样说并不足以谴责利息有罪，即使人们把谴责和赞同也包含在我们这门科学的任
务之内。面对那些谴责性的审判，我们要宣扬这个“经济体系的ephor”的重要功能，
并且，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利息只是从企业家那里拿走了否则是属于他的东西，
而不是来自其他任何阶级——除去消费性信贷以及生产——消费性信贷”的情况。尽管
如此，可是这一事实，与利息现象并非所有经济组织的必要因素这一点结合在一起，总
会使对社会条件的批评家在利息中，比在其他任何事物里面，找到更多可以反对的东西。
因此，重要的是要表明，利息只是进行新组合的一种特殊方法所带来的结果，而且这种
方法比竞争制度中的其它根本性的体制惯例，更加容易改变得多。

舒晴曼妙

第六章　经济周期——初步评述下面关于危机的理论，更正确地说，关于经济重复变动的理论，甚至还不象已经阐
述了的关于企业家职能，信用、资本、货币市场、利润和利息等理论那样，有一个对主
题比较令人满意的表述。一个令人满意的理论，今天比起过去来，将会更加需要一种对
于大量的日益增多的资料所进行的综合处理，以及依据那些表明经济情况及其相互关系
的各种不同的指数而制订出的许许多多的个别理论。我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只是一个骨架；
我自己所许诺的彻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计划，象这样的情况还要持续一
段长的时期。尽管如此，但我还是要把这一章　发表出来，除了在文字叙述方面以外，
没有作其它任何变更。这不仅是因为这一章　在危机的考察中有其地位，而且也因为我
仍然坚持它是正确的；不仅是因为我相信这一章　包含的内容可以为本书对这一主题的
论证作出贡献，而且也因为这种贡献表达了事物的实质。为此，我准备在这一章的基础
上接受批评。

    我把我所注意到的各种反对意见加以研究，就使我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这里我仅
提出两种意见。第一，一种批评说我的理论只是“危机的心理”。这种反对意见非常文
雅，是由我最为尊重的一个最有才能的权威提出来的。为了使读者能了解它的真实意义，
我自己必须更加鲜明地阐述它的真实内容。“危机的心理”意味着十分明确的某些事物，
是与“价值的心理”不相同的。例如，它意味着坚信我们在每一次危机中所注意到的，
特别是在过去曾经注意到的，那种被吓怕了的经济世界的“悲、喜剧式的畸变”。因此，
作为一种危机的理论，它意味着把科学的解释依据于明显的同时发生的或相应引起的现
象（恐慌、悲观主义，等等）；或者只是在一种和缓程度上依据于先前对股票看涨的趋
势、创办狂热，如此等等。这种理论是枯燥乏味的，这样的解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但
这不是我的见解。不只是因为我经常讨论外在的行为，从而心理因素在我的讨论中只能
包含在每一种关于经济事件的表述里，即令是最客观的表述，而且也因为我解释这种经
济波动的现象——不管现在是否发生——只是用一种自动运行的客观的一连串因果关系，
那就是用新企业的出现对现有企业情况的影响来解释，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产生于本书
第二章　所说明的诸般事实。
    于是，又有洛伊提出的反对意见，认为我的理论未能解释危机的周期性。但我不理
解这一点。所谓周期性可能有两种含义。第一，仅指每一次繁荣跟上一次萧条，而每一
次萧条又跟上一次繁荣的事实。但这一点是我的理论可以解释的。或者第二，可能指周
期的实际长度。但是这一点没有理论可以从数量上来解释，因为它明显地要依靠个别情
况的具体数据。不过我的理论仍然给予一种一般性的回答：经过一段时间，直到新企业
的产品能够出现在市场之前，繁荣结束，萧条开始。当创新的吸收过程结束时，新的繁
荣就开始，而萧条也就结束。
    但是洛伊还意指一些别的事情，这些事情由埃米尔·莱德勒整理于下。我的论点被
说成是：“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根本没有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企业家实际上以周
期性云集的方式出现，他们在什么条件下能够出现，以及如果情况有利，他们是否经常
出现和为什么会经常出现。”现在有人或许认为，我所未能确定地解释的企业家们的云
集性的出现，连同它引起的现象，构成繁荣阶段的唯一原因。但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试图
去解释这一点——实际上我的整个论点都在于解释这一点——似乎是站不住脚的。企业
家们所由以出现的条件——不管竞争性经济的一般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已在第二章　
阐述过，并且可以简要地和部分地描述为新的可能性的存在，这种新的可能性，从私人
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更为有利的，——这样一种条件是必须经常完成的；由于人们的主观
限制条件和必需的外界环境的影响，这些可能性也只能有限地达到；还要加上一种经济
情况，它是能够相当可靠地估算出来的。假如人们坚持我们关于企业家概念所包含的假
设条件的话，那么，为什么企业家们出现在这些条件和情况下，就象任何人眼见有利就
立刻抓住机会这一事实那样，是比较易于理解了。
    现在，我并没有任何批评意图，而仅仅是为了使这些观点更加明确，我打算将我的
理论与迄今在这一领域中作过最充分努力的斯皮托夫的理论加以比较——在彻底性与完
备性方面是难与后者相比较的。依照从尤格拉那里得出来的观点，经济的波浪式变动，
而不是危机本身，似乎是需要解释的基本问题；看来这个观点对两者都是一样的。我们
同意这个观点——我不仅在本章，而且在第二章　，就已经确立了这个观点——那就是
变动着的状态（斯皮托夫称之为“Wechscllagen”）是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所采取的
方式。因此，我们也同意如下的观点，那就是完全发达的资本主义只能在历史上追溯到
这种变动状态明白无误地首次出现的时代（依照斯皮托夫的观点，在英格兰只是从1821
年开始，在德国则是19世纪40年代开始）。再者，我们同意钢铁消费数字是经济情况的
最好指标；也就是斯皮托夫发现并计算出的这个指标——在这方面我没有作出什么努力
——我承认这是从我的理论观点出发的正确指标。我们同意这种因果联系首先开始于以
资本购买的生产资料，而繁荣首先实现于工业厂商（工厂、矿山、船舶、铁路等等）的
生产中。最后，我们同意这个观点，正如斯皮托夫所表达的，繁荣的出现是因为“较多
的资本被投放了”，在新的企业中固定了下来，并且这种冲击接着就传遍于原材料、劳
动、设备等等市场上。我们也可以同样来理解资本，从它在这里具有重要性这个意义来
说；例外的情形只是，创造购买力在我的论点中起着根本的作用，而在斯皮托夫的论点
中则不是。到目前为止，我只应该补充说明一点，那就是资本投资不是在时间上均匀分
布的，而是在间隔里大批、大批出现的。很明显，这显然是一个非常根本的事实，对此
我提出了一种为斯皮托夫所不曾提出过的解释。我接受斯皮托夫关于“标准周期”
（musterkreislauf）的概念、
    我们的差别，在于对那种使繁荣中断并引起萧条发生的环境，有不同的解释。在斯
皮托夫看来，这种环境就是一方面相对于现有资本，而另一方面又相对于有效需求的资
本品的生产过剩。作为对这些实际事态的描述，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但是，斯皮托
夫的理论只停留在这个要素上，并且试图使我们懂得，何种环境诱使工厂设备、建筑材
料等等的生产者周期地生产超出当时市场所能吸收的数量。而我的理论却在于试图解释
以本章所描述的方式出现的事态，这可以概括如下。考虑到在第二章　中已经确认了的
情况，那就是通常新企业并不产生于老企业之中，而是出现在它之外，并以竞争的方式
把它消除；所以，新企业的出现就大批、大批地给予老厂商以及给予既成经济状况以影
响，这种影响就是改变一切条件，从而就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适应过程。我们之间的差别，
将会通过更详细的讨论而进一步缩小。
    不可能使我原来的说明更加简短而又无懈可击。但是，我还是对它作了进一步的削
减以使这个基本思想显得更为明确。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将给论点的层次加上标号。

    1.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曾描述过的整个发展过程会不停顿地延续吗？它类似于一棵
树的渐进的有机成长吗？经验给予的回答是否定的。事实是，经济体系并不是连续地和
平滑地向前运动。大多数不同种类的逆运动、退步、事变的出现，阻塞着发展的道路；
在经济价值体系中也存在着对它产生干扰的崩溃瓦解。这是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遇到
了新的问题。
    如果经济体系对于发展的光滑线的偏高程度很小的话，那么它们便几乎不能构成一
个特别要求理论家注意的问题。在一个没有发展的经济中，个人或许会遇到对它十分严
重的倒霉事情，而理论又没有理由深入到这些现象之中去。同样地，破坏整个国家经济
发展的事件，如果很少，如果可以被设想为孤立的不幸遭遇，那么就不需要一般的调查
研究。但是，我们在这里论及的逆运动和退步却是经常的，经常到好象在初次接触这个
问题的时候必然的周期性便会显示出来。如果不是从逻辑上考虑，那么实际上这就使得
对这类现象的抽象，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进行的。
    更有甚者，如果情况是这样，当一个挫折被克服之后，早先的发展又从它被打断之
前所已达到的那一点重新开始，那么这个挫折的意义从原则上讲就不是很大的了。我们
或许可以说，即使我们不能解释这些干扰事件本身，或者干脆把他们抽象掉，我们却已
经考虑到所有这些有关发展的基本事实。然而，情况却不是这样。逆运动不仅阻碍发展，
而且还使发展归于终结。大量的价值被消灭；经济体系中首脑人物计划的根本条件和前
提被改变。这个经济体系，在其重新向前发展之前，需要重整旗鼓；其价值体系也需要
重新组织。并且，重新开始的发展是一个新的过程，而不简单是旧过程的继续。经验告
诉我们，真实情况是，它或多或少地朝着一个与早先相类似的方向运动，但是这个“计
划”的连续性却被打断了。新的发展过程产生于不同的情况，并且部分地产生于不同人
的行动；许多旧的期望与价值被永远埋葬，而完全新型的东西出现了。从经验上说，也
许存在于各类挫折之间的所有这些局部发展的主干线，正好与整个发展的大致轮廓相吻
合，然而从理论上说，我们不能仅仅考虑整个过程的轮廓线。企业家不能够越过挫折阶
段并将他们的计划原封不动地带入下一个发展阶段；而且科学的解释也不能这样做，除
非它完全脱离与事实的接触。
    现在我们必须考察这样一类现象，这一类现象与其它发展现象相对照显得十分鲜明，
而且与其它发展现象显然处于某种对立地位。一开始，就存在下述的可能性。第一，危
机可能是或可能不是一种一致现象。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并且描述为危机的发展过程的
特殊崩溃现象，似乎总是被即使是天真的人们看作是一种而且是同一种现象的各种形式。
尽管如此，可是危机的这种同一性确实并不持久。相反，它主要只是存在于对经济体系
与个人产生的影响的相似性上，并且存在于有些事件习惯于出现在多数危机场合的这一
事实中。但是这种影响与这种事件，倒是和经济生活中大多数各种类型的外在与内在的
干扰一道出现，而且不足以证明危机总归是同一的现象。实际上，危机的不同种类和不
同原因是可以识别的。没有理由让我们事先就作出这样的假定，那就是，危机彼此之间
相同的地方，较诸作为我们出发点的基本要素，要多一些，也就是说，危机是使先前的
经济发展过程停步的所有事件。
    第二，不管是相同的或相异的现象，危机可能，也许不可能，作纯粹经济的解释。
当然，毫无疑问，危机在本质上属于经济范畴。但是，没有丝毫把握断定，他们是属于
经济体系的性质，或者甚至在它们必然地产生于经济因素的自身作用的这种意义下，属
于任何一种体系。相反，危机的真正原因极有可能存在于纯粹的经济范围之外，换言之，
危机是外界给予它们干扰的结果。危机的次数，甚至经常宣称的危机规律性，都不能成
为定论，因为可以很容易地设想，这些干扰必定经常出现在实际生活里。简单地说，危
机是经济生活使其自身适应新的情况的过程。
    考虑到第一点，我们开头就可以谈到一件事。如果我们说到危机是涉及在任何地方
遇到大规模的干扰，那么除了干扰的事实外，就不存在一般的属性。目前，也可以在这
一广泛意义上设想危机。经济过程也可以相应地分为不同的三类：循环流转过程、发展
过程、阻碍后者未受干扰的进程的过程。这种排列绝非远离现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可以清楚地区别这三类相互分离的现象。但只有更加详细的分析，才能表明它们当中的
一类是否归于其他两类中的一类。
    不存在干扰的普遍特征，已为危机历史所证明。这些干扰已经在经济实体中的每一
个可以设想的地方爆发，甚至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爆发。它们有时出现在供给一
方，有时出现在需求一方：在前一种场合，有时出现在技术生产中，有时出现在市场或
者信贷关系中；在后一种场合，有时体现需求方向的变化（例如时装的变化），有时体
现消费者购买力的变化。对绝大部分的各种工业集团来说，所受的干扰不尽相同，但是
第一个工业行业受到的干扰较多，然后是另一个行业。有时危机以对资本家产生特殊影
响的信用制度的崩溃为特征，有时则是工人或者土地所有者受损失最多。企业家也会以
极其不同的方式被卷入进来。
    乍一看，在表现出来的形式上去寻求危机的共同要素，似乎更有希望。实际上，正
是这种要素导向这样一种流行的和科学的信念：危机总是同一的并且是同样的现象。然
而，我们容易看到，这些可以从表面上得到的外在特征，除了是干扰发展的一种要素外，
对所有危机来说，就既不是共同的，也不是本质的。举例来说，恐慌（Panic）的要素
就是非常明显的。它是早期危机（crisis）的突出特征。但是也存在没有危机的恐慌。
并且更进一步地说，也存在没有真正恐慌的危机。恐慌的强度，无论如何与危机的重要
性，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最后，恐慌大多是危机爆发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对诸
如“投机狂热”、“生产过剩”等标语口号，也都是适用的。一旦危机爆发并且改变了
整个经济形势，那么大量的投机就变得没有意义，并且几乎生产出来的商品的每一数量
都显得过大，尽管在危机爆发之前这两者都完全适合于当时的情况。同样地，个别商行
的倒闭，生产的各个部门之间缺乏适当的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不一致性，以及其它诸如
此类的要素，都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在此种意义上不可能有判定危机的满意标准，这
可以由下述事实看出：尽管根据这一主题的描述文献，一定次数的危机必定复现，但是
除此而外，危机的个别内容细节就不再是互相符合的了。
    现在我们转入另一个问题：是否所有危机没有一点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也就是说，
是否危机以及所有形成它们的原因和结果都能通过对经济体系的研究所得到的解释因素
而弄明白。很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也不一定必然是如此。我们可以立即承认，例
如战争爆发可以引起足够大的干扰以至形成我们所说的危机。当然，这绝不是规律。例
如，十九世纪的大规模战争大都并未立即导至危机。但是那种情况是可以想象的。我们
假定，一个积极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且其经济制度被设想为在我们的含义上达到充分
发展的海岛国家，被一支敌国舰队割断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进口与出口同样受到阻碍，
价格与价值体系被扰乱，债务不能保持，信用的锚链被拉断——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设想
的，都已经实际上出现，并且的确代表一种危机。这种危机不能单纯从经济上得到解释，
因为原因、战争都是经济制度以外的要素。由于经济范畴内这种外在实体的作用，危机
便产生出来并且同时得到解释。这些外部的因素屡次地解释危机。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
坏收成，这样的收成明显地会引起危机，并且众所周知，甚至已成为危机通论的基础。
    但是，即使不象战争或气象条件那样显著地从外部作用于经济体系的各种环境，也
必须从纯理论的角度看作是外部干扰原因的结果，从而在原则上看作是偶然的。举例来
说，保护关税的突然废除也可能引起一场危机。这样一种商业措施当然是一种经济事件。
但是我们不能够精确地断定它的外貌，我们只可能考查它的结果。从经济生活的规律的
观点出发，它基本上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影响。这样，就存在并非我们所谓的纯粹经济现
象的危机。正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经济现象的危机，所以，我们从纯粹经济的观点不能一
般地谈到关于它们的原因。对我们来说，它们必定会被当作不幸的偶然事件。
    现在问题产生了：是否存在着任何我们所说的纯粹经济危机呢？是否存在着没有我
们刚才举例所说的外界刺激而出现的危机呢？事实上，这种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实
际上已被确认：危机总是外部环境的结果。但是，毫无疑问，它是非常似是而非的。如
果它是正确的，那么就不存在关于真正的危机的经济理论，并且我们将无所作为而只能
简单地证实这些事实，或者至多试图对危机的那些外在原因，加以分类。
    在回答我们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摆脱一种特殊的危机。如果一个国家的工业由另
一个国家提供财政资助，如果繁荣的波浪冲击后者，而后者比前者对资本提供了更为有
利的用途，那么，就存在着一种从先前投资中收回资本的趋势。如果这种事件很快地并
且轻率地发生，那么它就显然能够在先前的国家里造成危机。这一实例应该表明，一个
经济地区的纯粹经济原因可以引起另一个地区的危机。这种现象是屡次和广泛地被认识
到的。很明显，这不仅可以发生于两个不同国家之间，而且也可以发生于一个国家的不
同部分之间，并且在一定情况之下，还可以发生于一个经济区域内不同工业部门之间。
当危机一旦在一个地方爆发的时候，它通常要涉及其它地方。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现象
是纯粹经济的，属于我们正在寻求的那一种吗？回答是否定的。其它地区的经济状况是
任何给定经济体系的材料数据；并且在解释该体系内的现象时，只能够充当非经济要素
的角色。对于正在考察中的经济体系，它们是偶然事件；并且，如果试图为这种危机找
到一条普遍规律，那将是徒劳的。
    最后，在抛弃了危机的所有外来原因之后，我们还找到了属于纯经济性质的其它原
因，意思是说，这些原因产生于经济体系之内，但尽管如此，它们却未呈现出一个新的
理论问题。每一种新的联合，用我们的老话说，都有招致失败的明显危险。尽管工业的
所有部门铸成致命错误的情况极少，但是它们还是发生了，并且，如果存在问题的企业
具有足够的重要性，那么危机的大多数症状便可由它们而产生。然而，话说回来，这类
事件只不过是小小灾难，可以在每个场合作个别解释；但从作为经济过程本质要素或因
素的结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并不是经济过程所固有的。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干扰的一系列可能的原因，那么当我们对所有项目进行抽象时，
是否还剩下什么就很值得怀疑；并且，因此而除了说，如果由于外部或内部的偶然事件
的结果，任何具有足够重要性的事情出了毛病，危机就这样发生了，那么关于危机的因
果关系，我们也就不能多说什么。历史并不与这个理论相矛盾。因为几乎每一种历史场
合都存在很多偶然事件，这些偶然事件可以认为对实际发生的危机负有责任，而没有任
何明显的荒唐悖理之处，从而使得任何寻求更加普遍的和根本的原因的必要性，并没有
象我们当中有些人所相信的那样明显。顺便要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可以决定这个问题，
但历史上大多数大规模危机的个别背景，对于解释每一种场合所观察到的实际发生的事
情，较诸进入一般性理论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假定这种理论是可能的——因而这种
理论除了是作为对任何一种实际情况中的诊断或补救方针的一种贡献外，我们再也不能
从它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如果工商业者几乎总是试图用手头掌握的特殊情况来解释危
机，那他们也不都是错误的。经验主义者对于试图建立一种缺乏基础的一般性理论的对
抗态度，也不都是错误的——尽管它不是这种场合所需要的对抗，而只是对两种完全不
同的工作任务的一个明确的区别。
    这个决定性的发现，这个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并同时将我们的讨论转移到略有不同的
境地的发现，确立了如下事实：无论如何存在着一类危机，它们是繁荣与衰退交迭时期
的波浪式运动的要素，或者无论如何也是有规律的，即使不一定是必要的事变，而这一
类要素自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就渗入到经济生活之中。这个现象产生于一大批各种各样
的和各不相同的事实，它们可以用来解释各种挫折和崩溃的情况。经济生活的巨大突变
正是我们必须首先解释的。一旦我们抓住了这个问题，为了理论分析的目的，我们不仅
有理由假定，而且被迫假定不存在所有其它由工业生活所招至的外部的与内部的干扰，
以便于从理论的角度分离出唯一有意义的问题。虽然是这样做，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
我们所抛弃的那些东西并不是由于它们不甚重要；同时我们的理论，如果限制在我们所
讨论的问题的狭窄范围内，那么必定与所有更广大范围的分析的努力不相称，而这种努
力是旨在为完全理解事物的现实过程，提供一种工具。
    现在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如下：为什么我们意指的经济发展，不是象一棵树的生长那
样均匀地向前发展，而是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为什么它呈现出那种特有的上升与下降呢？

舒晴曼妙

2.回答不可能简短，也不可能是足够精确的：这完全是因为新的组合，不是象人们
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从时间上均匀分布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让人
们能够选择等距离的时间间隔，在每一个间隔里可以安置实现一个新的组合——而是，
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地不连续地出现。
    现在，（a）将要解释这个答案，（b）然后解释这种成组方式的出现，（C）再据
而分析这一事实的结果以及由它们引起的因果关系的过程（见本章3.）。第三点包含一
个新问题，不对此问题加以解决，这一理论就不是完全的。尽管我们接受尤格拉的论点，
即衰退的唯一原因是繁荣——这意味着衰退只不过是经济体系对于繁荣的反响，或者是
对于繁荣所带给这个体系的新情况的适应，这样，对衰退的解释也就根源于对繁荣的解
释——然而，从繁荣走向衰退的方式本身却是一个单独的事物，正如读者所能立即看出
的斯皮托夫与我之间在这一点上存在的差异一样。人们还可以立即看到，这个问题已由
我们的论点——在不存在困难与不存在新的事实或理论工具的帮助之下——予以回答了。
    （a）如果我们所谓的新企业真是彼此独立地出现，那么，就不会存在象特殊的、
可区别的、显著的和有规律复发的现象那样的繁荣和衰退了。因此，它们的出现一般就
会是连续的；它们将会在时间上均匀分布。并且在循环流转中受它们影响的各种变化都
相对地小，因此，干扰仅仅具有局部重要性，且从整个经济体系来说是易于被克服的。
于是将会不存在循环流转的重大干扰，从而就根本不存在增长的干扰。应该注意，这适
用于有关把那种要素当作危机原因的任何危机理论，特别是一切“比例失调”理论；这
种现象是从来不会让人们弄明白的，如果不论原因如何，却没有解释为什么原因不能这
样来发挥作用，从而让其结果得以被连续地和普遍地吸收。
    即使这样，还是存在繁荣之时与不景气之时。黄金或其它通货膨胀将会仍然加速经
济增长，通货紧缩将会阻碍它；政治和社会事件以及经济立法都将会施加它们各自的影
响。例如，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被迫为适应战争需要而对经济体系进行的调整，
在战争结束之后的必要清理，对所有经济关系的干扰，战争的蹂躏与社会的动乱，对重
要市场的破坏，对所有数据的改变，等等，都将会告诉人们危机和不景气是个什么样子，
即使人们对它们还不了解。但是，上述这些将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考虑的那种繁荣和萧条。
这类事件不是有规律的，也不是产生于经济体系自身的活动那种意义上的必然性，而是
正象已经足够强调的那样，它们必须通过特殊的外在原因来加以解释。我们应该特别记
住一种总是促成，并部分解释繁荣的有利情况，这也就是每一时期的萧条所造成的事态。
众所周知，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存在着大宗失业者，存在着原材料、机械、房屋等等堆
集的库存品，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待售，通常还存在着异常低的利率。如同在说明斯
皮托夫与米切尔时举例那样，这些事实确实几乎在每一次考查这种现象中都起作用。但
是很清楚，我们绝不能依靠这些结果来解释这种现象，如果我们希望避免首先从繁荣中
得出萧条，然后又从萧条中得出繁荣的话。因此在这里，由于只有关于事物的原理的问
题——并不是关于彻底阐述那些在繁荣或危机中具体起作用的情况（坏收成、战争谣传，
等等）的问题——我们将完全忽略这些结果。

    有三种情况增强了新企业成群出现的效果，但是它们却不是与它相等同的那些真正
原因。第一，我们在第二章　中的观点允许我们期望：大量新的联合将不会产生于老的
厂商或者立即取而代之，而是与它们并行出现并与它们相竞争——经验也已证明了这一
点。尽管在解释波浪式运动幅度时它显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我们的理论角度出发，
这既不是一种新的要素，也不是一种独立的要素；对于繁荣与不景气的存在它也不是关
键性的。
    第二，企业家的需求大批出现的事实，表明整个商业界购买力的极大增加。这就开
始了第二性的繁荣，这一繁荣将传遍整个经济体系并且成为普遍繁荣现象的传递工具—
—只有这样才能完全理解它，否则便不可能得到满意的解释。因为新的购买力大量从企
业家们手中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者，转移到“再生产消费”（斯皮托夫）用品的生产者，
转移到工人，然后渗入每一个经济渠道，从而所有现存的消费用品最终都会以不断上升
的价格出售。于是零售商大量订货，制造商扩大业务，而且为此目的，越来越多的不合
式的和通常往往已被抛弃了的生产手段又被重新使用起来。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各个地
方的生产和贸易都暂时获利，如同在通货膨胀时期，比如当战争开销是用纸币支付，从
而暂时获利一样。许多事物漂浮在“次级波”上，而并不具有任何来自真正驱动力的新
的或直接的冲击，最后，投机性预期会获得因果意义。繁荣征兆本身，最终将以众所周
知的方式，成为繁荣的因素。对于商业指数理论以及对于理解整个商业情况，这当然是
非常重要的。但是，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唯有第一级波与第二级波之间的区别才是实质
性的；并且我们还要注意，后者可以径直追溯到前者，而且根据一种以我们的基本原理
为基础而推敲出来的理论，任何在周期运动中观察到的事物都将会找到它的确定的位置。
但是在一种象当前这样的阐述中，不可能对这种事情做得公正，因此便产生了一个远离
现实的印象，而这在实际上是没有道理的。
    第三，从我们的论点得出的结论是，在繁荣的开始以及在萧条的过程中，误差必定
起着重大的作用。大多数危机理论实际上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利用这个要素。可是，误差
不会在超过所需要的程度上正常出现；神志清醒的人们，只有在或多或少仔细地考查了
事实的基础上，才进入生产过程。尽管估计不周会发生到危及个别企业生存的程度，在
特殊场合或许要危及整个工业，然而通常这却不足以危及整个经济体系。这种一般性错
误究竟是如何能产生的，从而使整个体系都受到影响，并且，作为不景气的一个独立的
原因，而不只是作为不景气的结果，又将如何得到解释？一旦不景气由于其它理由而来
临，它自然会扰乱许多先前相当合理的计划，并且会造成否则就很容易克服的错误变得
危险。最初的错误需要特别的解释，否则就什么都不能解释。我们的分析则可以提供这
种解释。如果繁荣时期的特征不仅仅是如此增加了的商业活动，而且是实现新的和未经
试验的组合，那么，正如第二章　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会立即可以明白，误差在那里
必定起着特殊的作用，起一种从性质上来看不同于在循环流转中的作用。尽管如此，可
是在这里将不会找到“误差理论”（error theory）。相反，为了摆脱任何一种这样的
印象，我们将隔离这个要素。它的确是一种支持和加强的情况，而不是理解这个原理所
必需的基本原因。即使没有人做过任何从他自己的观点出发都不可能认为是“虚假的”
工作；即使不存在技术的或商业的“差错”，或“投机狂热”，或毫无根据的乐观和悲
观；即使每个人都赋有广阔的先见之明，但仍然会存在周期运动——尽管采取比较温和
的方式。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繁荣所必然创造的客观情况，将独一无二地解释这个事
物的性质。（b）为什么企业家的出现不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只是在每一个适当选定
的时间间隔内出现，而且是成群地出现？这完全因为一个或者少数几个企业家的出现可
以促使其他企业家出现，于是又可促使更多的企业家以不断增加的数目出现。
    这意味着，第一，由于第二章　已经解释了的原因，实现新的组合是困难的，并且
只是具有某种特性的人才能接触到。关于这个问题，最好是通过设想一个较早时期的例
子，或者设想一个非常类似于处在经济尚未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也就是处于高级停滞
阶段的经济状况的例子。只有少数人具备这种领导才能，而且只有少数人在这样一种状
况里，也就是在一种本身尚未成为繁荣的状况里，能够沿着这个方向获得成功。可是，
如果一个人或少数人成功地前进，那么许多困难便会消失。于是其他人便会步这些先驱
者的后尘，就象在此刻所能达到的成功的鼓舞下，他们将要明确地去进行那样。他们的
成功，通过不断完全克服第二章　所分析的障碍，将再次使得上述进程变得更加容易，
因为更多的人跟踪而来，直到最后创新为人们所熟悉，并且成为一种自由选择的事情。
    第二，因为，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作为企业家的资格或要求条件，同其它特性一样，
是依照误差法则在纯一种族群体中分布的，所以，在这方面满足累退标准的个人数目将
会不断增加。因此，忽略一些例外情况——在黑人人口中少数欧洲人的存在便是一例—
—连续地日益减轻这项任务，那么，更多的人能够和将会成为企业家，于是，在一个企
业家成功的出现之后，不仅伴随以简单地出现其他企业家，而且出现的数目不断增加，
尽管他们日益更不合资格或更不合乎要求条件。这就是实际情况，而对它的证言我们只
不过加以解释。在仍然存在竞争和大量独立的人们的企业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创
新的单独出现——压倒多数地在工商业中特地创造出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存的
工商业如何以变化不同的速度和完整度来掌握它，首先是少数单位，后来是不断增多的
单位。我们已经遇到了这个与消除企业利润过程相关的现象。这里，我们又将对它进行
考虑，尽管是从另一个角度。
    第三，这解释了企业家成群出现的现象，一种首先在创业者出现的企业部门确实达
到了消除企业家利润的地步。实际情况也揭露了，每一个正常的繁荣开始于一个或少数
几个企业部门（铁路建设，电力、化学工业等等），并且从它所开始产生的企业的创新
中获得特征。但是创业者不仅在他们首先出现的生产部门里为他人消除了障碍，而且由
于这些障碍的性质，事实上也在其它部门里消除了障碍。许多事情可由后者所摹仿；这
样的例子也可以对他们产生作用；许多成就也直接适用于其它部门，例如国外市场的开
发，且不论不久就要出现的、具有第二位重要性的情况——上升着的价格等等。因此，
第一批领导人物在他们最直接行动的范围之外发生作用，于是企业家团体将更进一步地
增加，经济体系较之在另外的情况下，将更为迅速地和更为完全地被拉入到技术的和商
业的重新组织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构成繁荣时期的涵义。
    第四，发展过程越是变得为人们所熟悉，并且变得对一切有关方面只是一个计算问
题，障碍随着时间的进程越是变得微弱，那么，激发创新所需要的“领导”就越少。这
样，企业家成群的出现就变得越是不显著，周期运动也就变得越是温和。很清楚，我们
解释的这种结果也明显地为现实所证实。经济生活的日益托拉斯化在同一的方向发生作
用，即使在今天，和它的销售及金融上的要求的大规模联合仍旧仰赖于市场情况，而这
一现象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通过竞争来决定，这样，创新的普遍有利的延迟到萧条时期，
特别是在建筑业，——有如美国的铁路政策——就偶尔地成为可能。可是，只要能发挥
作用，这个要素也就能证实我们的解释。
    第五，新组合的成群的出现，很容易并且必然要对繁荣时期的根本特征作出解释。
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增加资本投资正是未来繁荣的第一个征兆，为什么生产生产资料的
企业第一个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奋，尤其重要的是，为什么铁的消费增加。它能够解释
繁荣时期新的购买力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而来的价格的特征性上升，而对于这些问题，
单靠引用增加了的需求或增加了的成本都不能作出解释。更有进者，它能够解释失业的
下降与工资的上升，利率的上升，货运的增加，对银行收支和银行储备的日益抽紧，等
等；并且，象我们已经说过的，还能解释第二性波或次级波的放出——繁荣传遍及于整
个经济体系。

舒晴曼妙

3.（c）企业家成批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它对经济体制的影响在性质上
不同于企业家按时间均匀分布的连续出现对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影响，只要它不象后者那
样，意指一种连续的，并且甚至是不可察觉的，对均衡位置的干扰，而是一种跳跃式的
干扰，一种具有不同数量级的干扰。当由企业家们的连续出现而引起的干扰可以被连续
吸收，企业家成批或成群的出现则需要一种特殊的、可识别的吸收过程，一种合并新事
物并使经济体系与之相适应的过程，一种清理的过程，或者，象我过去常说的那样，一
种探索以达到新的静止状态的途径。这个过程是周期性萧条的本质，因此，依据我们的
观点，它可以被定义为经济体系奋力走向新的均衡状态，适应于由繁荣的干扰所改变了
的境况。
    这个问题的本质并不在于下述事实，即仅仅关心自己企业制订计划的各个企业家，
完全不考虑他人成批地接踵而来，因此，遭到失败。从个别企业的角度认为是正确的行
为，其成果有可能被多数人的同样行为的普遍作用所剥夺或抵悄，这一点当然是真实的。
当我们解释生产者在他们各自努力获取最大利润的过程中，是如何发动了趋向于消除整
个体系的剩余价值的机制并使其运转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到了这方面的最重要的事例。
同样，普遍作用在这里也可能使那些对个别人正确的东西变成为谬误，并且，这种要素
实际上将在大多数的危机中起作用，因为，尽管处于这个企业家之后的这种蜂拥而至的
情况，是他事先所知悉的，并且也不能对他攻其不备，然而对情况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却
可能常常估计错误。可是，由繁荣引起的干扰的本质，却并不在于它时常扰乱企业家的
打算这一事实，而是在于下述三种情况：
    第一，新的企业家基于新的购买力对生产资料的需求——著名的在繁荣时期“争夺
生产资料的竞争”，引自莱德勒的话——提高了这些物品的价格。实际上，这种趋势已
被下述事实所减弱：至少有些新的企业不会与老的企业并行出现，而是从老的当中产生；
并且老的企业也不会光生产而不要利润，而是仍然要赚取一些“准地租”。可是，我们
能够对这种经营的性质作出最好的说明，如果我们假设所有的创新都体现在新建立的行
业中，都单独由新开辟的购买力提供资金，并且发生在一些完全属于循环流转的，并且
无利润可得的，因而由于成本增加而开始亏本生产的行业之旁。现实生活与这种构想相
抵触的情况，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少。实际上，仅仅是笼罩于繁荣时期的气氛就掩盖了这
一事实，那就是在繁荣开始以后不久，并且只要它只是以增加的需求来表达，那么这一
繁荣对许多生产者来说便意味着苦难，尽管当产品价格开始上升的时候它又将减轻。这
种苦难，正象在第二章　所解释的那样，是将生产资料从老行业撤出并用于新用途的过
程的一种形式。
    第二，新产品在几年以后或更快地找到市场，并与老的产品竞争；先前创造的购买
力的商品补充——从理论上说抵消购买力而有余——进入到循环流转。另一方面，这个
过程的结果实际上为前一节所述原因所缓和；更进一步，由于如下事实而缓和，也就是
由于某些投资在程序上远离最终产品，因而这种补充只能逐步地出现。但是，这还没有
接触到过程的本质。在繁荣的开始时期，老行业的成本上升；以后，只要消费者的需求
变得对创新有利，那么同创新竞争的那些行业的收入便首先减少，然后所有老行业的收
入都减少。且不论创新带来赢利（次要地）的可能性如何，他们的亏本生产便只能受到
仅仅暂时有效的缓冲器“准地租”的牵制。正因为老行业大都底子较厚，并且看来特别
值得享受信用待遇，从而他们的亏本生产并不会立即导致崩溃。他们的部分破产会影响
新企业的成功。这种破产受到下述与我们的解释框架极相符合的事实的缓冲：这种繁荣
首先从来不是普遍的，而是集中于工业的一个部门或几个部门，从而让其它领域不受到
干扰，并且后来仅仅以一种不同的和次要的方式影响其它领域。正象企业家成群地（en
masse）出现那样；他们的产品也是成批地出现，由于企业家们不是各做各样，而是做
非常相类似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产品几乎同时出现在市场上。在新产品出现之前必须经
历的那段平均时间——尽管实际上很自然地要依赖于许多其它要素——可以从根本上解
释繁荣时期的长短。新产品的出现引起价格的下跌，这一下跌从自己这一方面来说终止
了繁荣，或许会导致危机，或必然要导致萧条，于是所有其余的事情接踵而生。
    第三，新企业这种结果的出现导致信贷紧缩，因为企业家现在正处于——具有充分
的积极性——偿清债务的地位；同时因为其他借入者没有插手进来，这就导致新近创造
的购买力的消失，恰好正当这种购买力的商品补充物出现之时，于是它能以循环流转的
方式不断重复生产。这个论点需要细心维护。首先，这种通货紧缩必须和其它两种情形
区别开来。新产品的出现一定会引起通货紧缩，这不仅逆向着繁荣时期的价格水平，而
且也逆向着前段萧条时期的价格水平，即使支付手段在企业家偿还欠债的过程中没有完
全消失，因为很明显，新产品的价格之和在正常情况下要大于这些欠债的总额。这也本
应该，尽管在较小的程度上，产生和欠债清理一样的效果；但是我们现在只考虑欠债减
少的效果。通货紧缩还出现于已经存在的或者为银行界所预期的不景气之中，因为银行
主动努力限制信贷。这个因素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常常引起真正的危机；但它是
附带的，而不是这个过程所固有的。这里，我们还是不考虑这个因素，尽管我们既不否
定这个因素的存在，也不否定它的重要性，而只是考虑它的最初的因果作用。于是，更
进一步，我们的公式包含两个抽象概念，它们将使那些实质性的东西显得更为清晰，但
却排除了具有极大的现实重要性的缓冲影响。首先，它忽略了如下事实：新产品一般仅
仅包含生产过程的投资折旧额的一小部分份额，因此，当新企业准备投入生产时，在繁
荣时期的总费用中，只有一部分，并且大都只是一小部分，便以可销售的形式来到市场；
所以新创造出来的购买力也只是逐渐地离开流通，部分地也只是在繁荣的后一段时期当
更多的信贷追求者（credit seekers）被带入到货币市场的时候。通过储蓄对新的购买
力的重新吸收，并不改变通货紧缩过程中的任何东西——但是许多国家、自治区以及农
业抵押银行一旦遇上正在减缩的企业方面的需求，那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除了企业家负
债的逐渐消失外，我们还必须记住，当利息渗入到循环流转的现代经济体系时，信贷甚
至有可能永久在流通中保存，只要现在有年复一年生产的商品与之相对应——这是进一
步缓冲这个过程的第二个因素。然而，由于所有那些原因，通货紧缩的趋势还是有效的，
并且出现成功的企业对欠债进行清理的情况。因此，当繁荣已经充分发展的时候，通货
紧缩即使以一种非常温和的形式，也一定会自动地由于客观情况的必然性而出现。这个
理论导致了长期的物价水平在发展过程中必定下跌的结论，事实上已经被19世纪的物价
历史对此作出了值得注意的证明。未曾被革命性的货币制度变动所扰乱的两个时期，即
从拿破仑战争至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时期，以及1873-1895年时期，实际上展现了我们
从理论上所预料的特征，即每一个周期性低潮都比以前更深，同时，消除了周期波动的
物价曲线是向下倾斜移动的。
    最后，还必须解释，为什么其他寻求信贷的企业家没有经常地进入清理债务的境地。
这有两个原因，并且在实际上还可加上其它的原因，这些其它的原因可被描述为或是我
们称为基本要素的结果，或是偶然性的，或是由于外界产生的影响，并且在这种意义下
或是次要的、非本质的、附属的。首先一个原因是，如果在那种呈现繁荣的工业的成功
的刺激之下，许多新的企业涌现出来，以至于在充分发挥作用的时候，生产大量的、通
过价格下跌和成本上升——这种下跌和上升，即使在我们考察中的工业服从于所谓报酬
递增规律的情况下，也仍然会出现——消除了企业利润的产品，那么，沿着这个方向进
一步向前的冲击力就会消耗殆尽。实际上，即使在有竞争的社会里，消除利润也仅仅是
近似的，并且这一过程既不排斥某些利润的保存，也不排斥损失的立即出现。对企业家
在其它工业里得以出现的限制，以及对发展的次级浪潮所引起的现象的限制，可以类似
地加以确定。当达到限制的时候，这种繁荣的冲击力便被耗尽。第二个原因则解释为什
么新的繁荣并不径直地随之而来：因为一批企业家的行动同时改变了经济体系的各项事
实，破坏了它的均衡，因而引起了经济体系中显然不规则的运动，而这是我们所设想的
一种向新的均衡位置的挣扎和斗争。这使精确计算一般成为不可能，而特别是对规划新
的企业。实际上，仅仅是后一要素——那种源于繁荣的新创造而特有的不确定性——常
常是可以立即观察到的；第一个命名的限制大都仅表现在个别地方。可是，他们两者，
第一，便会被许多个人的先见所预料的那种相应而生的现象，弄得含糊不清。有些人会
较其他人更快地开始感觉到紧张，如同银行的情况；有些人又感觉到成本以及其它要素
上升，如同许多老企业的情况；并且由此而相应地发生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应确
实为时过晚，但是当时他们，尤其是较弱小者，确实是以受恐慌冲击的方式发生反应的。
第二，他们又会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弄得含糊不清，这些事件虽然总是会出现的，然而这
些事件却是在繁荣所产生的从不曾有的不确定性中获得重要意义。这便解释了为什么有
经验的人，在几乎每一次危机中，都设想他可以引证偶然发生的事件，例如说，不利的
政治谣传，作为原因，以及为什么推动力实际上经常由这些而产生。第三，他们还被来
自外部的干涉行为弄得含糊不清，中央银行对这种缰绳的有意识的拉动通常是干涉行为
中最为重要的。

舒晴曼妙

4.如果读者对于所论述的东西加以深思，并且基于实际素材或者基于危机和经济周
期的任何理论的论点，加以检验，那么，他必定会懂得繁荣（现正在被解释中）是如何
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客观的情形，而这种客观的情形，即使忽略了所有的附属物和偶然的
要素，也将使繁荣结束，轻易地导致危机，必然地导致萧条，并从而导致相对稳定性的
暂时状态以及发展的消失。这种萧条，我们可以称之为再吸收和清理的“正常”过程；
至于以下述一系列事件为特征的危机爆发——恐慌、信贷制度崩溃、破产扩散以及其更
进一步的结果——。我们则可以称之为“清理的非正常过程”。为了完成和重复一些观
点，我们现在对这个过程有几件事情要说一下，但这只是对正常过程而言，因为非正常
过程并未表现出有什么根本问题。
    以上所述，直接导致对萧条时期所有基本的和次要的特征的理解，这些特征现在表
现为单一因果联系的组成部分。繁荣本身必然引起许多行业经营亏损，引起通货紧缩之
外的物价下跌，此外，还通过信贷收缩引起通货紧缩——在一系列事件进程中所有处于
次级增加的现象。更有进者，资本投资和企业活动的减少，由此而出现的生产资料生产
工业的停滞，斯皮托夫指数（钢铁消费）以及相类似标记的下跌，例如美国钢铁公司未
满额的定单，都可从这里获得解释。随着生产资料需求的下降，利率——如果保险系数
被消除——以及就业量也都会下降。随着货币收入的下降，这种下降可以从原因上追溯
到通货紧缩，即使这种需求由于破产等等而增加，但对所有其它商品的需求最终仍将下
降，并且，这个过程已经透入到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萧条的图景至此宣告完成。
    可是，有两个原因使得这些特征不能够按照它们在因果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依时间
次序表现出来。第一个原因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它们不仅被个人的行为所预料，而
且是在极不相等的程度上被预料的。这尤其发生在专门投机起着巨大作用的市场上。这
样，股票市场有时远在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到来之前，就表现出投机的初步危机，这个危
机于是又被克服，并为仍然属于同一繁荣时期（1873年和1907年）的更进一步的上升运
动，创造条件。但是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却更加重要得多。正如实际上一种产品价格的上
升，常常预期那种不过是作为原因的成本的增高一样，因而一个相类似的现象在这里出
现。只要当繁荣达到其外部极点之前，考虑到这个过程的必然结果，那么，在刚才所说
的意义上所指的资本投资的减少，企业家活动的同样减少，以及例如生产资料工业的停
滞，可能都会出现；但是并不一定它们应该这样。相反，如果这些症兆在繁荣终止之前
照例地出现，那么，这便是因为它们处于那种相当迅速地能预测什么将要到来的因素的
影响之下。但是，第二，各种各样的情况将导致在事情发生的实际过程中，次要因素常
常显得比主要因素突出。例如，出借者对利率的上升表现出焦虑，并且仅仅到了不景气
的晚期，那种作为事物最本质特征而通常在正常过程中很早就显示了出来的影响，才会
表现出来。对劳动需求的减少应当是这种变化的一个极早的症兆，但是，正如由于照例
存在着失业工人，因而工资不会在繁荣时期立即提高一样，工资和就业数额由于一系列
众所周知的障碍存在，因而通常也不会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迅速下降。工商企业界努力
保护自己以防价格下跌，并且在竞争不是完全“自由”的地方——这种完全“自由”实
际上哪儿也不存在——，当银行提供其资助的时候，它与暂时的成功相抗拒，这样便使
最高价格水平常常迟于转折点。这是危机调查的基本工作所应得到的所有这些要点。但
是，无需进一步的证实，这里足以说明，所有这些并不改变事情的实质，只不过我在上
面所提及的发生在其它领域的相类似的现象，却支持着反对价格理论的论点。
    不景气时期事物的发展过程呈现了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的景象，这种不确定性和不
规则性是我们从寻找一种新的均衡的角度，或是从适应于已经相当迅速和相当可观地改
变了的一般情况，来进行解释的。这种不确定性和不规则性倒是易于理解的。日常的资
料围绕每一行业而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性质，只能通过经验而了解。有了新的
竞争者：老主顾和过往商人没有出现；对新的经济事实的正确态度必须找到；不可估计
的事件——对信贷的不可置疑的拒绝——可能出现于任何时候。“纯工商业者”面对存
在于常规之外的问题，面对他并不习以为常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他造成错误，而这
些错误将成为进一步出现麻烦的重要次级原因。投机是一个进一步的原因，通过投机者
所经历的苦恼，同时也通过投机者对价格进一步下跌的预测，使得所有这些众所周知的
要素互相激发而增长。没有一个地方能看清楚最后的结果；而与危机无关的弱点则在任
何地方都会显示出来。企业的收缩与企业的扩展，最终将会证明是反应的正确方式，而
不可能是在当时提出的对这一问题或那一问题值得相信的理由。情况的这种复杂性以及
不明确性，在我看来，理论毫无根据地利用它们来解释不景气的原因，将真正成为实际
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
    包含在新的调整过程中数据和价值的不确定性，以及有规律地和不可预料地明显出
现的损失，造成不景气时期的独特气氛。产生票据交易看法的以及在繁荣时期从商业上
和社会上表现得特别显著的投机要素，尤其遇到困难。对许多人，特别是对投机阶层以
及部分依赖于需求的奢侈品生产者，情况在实质上比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还要坏——对于
它们，似乎所有这些事物的末日已经来到。从主观上来说，特别是如果生产者抵制不可
避免的价格下跌，那么转折点出现在生产者面前，就象是迄今为止的潜在的生产过剩的
爆发以及作为其结果的不景气一样。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更严重的是那些
还将要继续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缺乏销路，这些在仅够偿付成本的价格之下所引起的银根
紧缩，甚至可能是无力支付等等进一步的众所周知的现象，是如此的典型，以致于每一
种经济周期理论都必须对它作出解释。正如读者所看到的，我们的理论也是这样的，但
它并不把这种典型的事实作为基本的和独立的原因。这种生产过剩被我们已经注意到并
作了解释的繁荣的扭曲所加重了。一方面这种环境条件，以及另一方面在不景气过程中
出现在许多工业中的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脱节，使得有可能用各种不协调的理论
来描述不景气的外部形式。每一种这样的理论的要旨，都在于试图解释不协调的出现，
以及据认为不协调存在其中的有关的特殊数量。对我们来说，数量与商品价格之间的不
协调，这在许多地方是由于经济体系中失掉均衡而产生的，正象生产过剩一样是一种中
间现象，而不是一个基本原因。与此相联系，在各个工业的收入之间可能存在着不协调，
但在不同经济阶层的收入之间却不存在不协调，因为企业家利润与他人的可能受到干扰
的收入之间，不存在正常的比例关系；并且除了以货币形式固定的收入之外，其它收入
则具有以同一速度移动的趋势，有损于或有利于固定收入而相应获利或受损，但让总的
消费者需求不受干扰。
    繁荣的偏斜或偏离正轨，在很多情况之下也具有这样的结果，那就是局势的紧张和
危险，对工业的一切部门来说，并不是同等程度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正如阿弗达农已
经说明了的，许多部门几乎完全不受干扰，有些部门也仅仅受到较小的干扰。在每一个
工业范围内，新企业一般比老企业受牵连更重，这似乎与我们的说明相矛盾。这一点可
以这样来解释：老企业拥有缓冲器“准地租”，并且更重要的，普遍有积累储备金。它
被埋置在保护关系之中，常常得到具有多年地位的银行网络的有效支持。它可能失利若
干年，而其债权人却并不感到不安。因此，老企业要比新企业维持长久得多。而新企业
总是严格地和被怀疑地受到考查；它没有准备金，至多只有透支便利；并且它只要显出
一点遭遇困境的信号，就会被认为是频临破产的债务者。这样，所有情况变化产生的反
应作用，对新企业就比对老企业，要显露得更早一些和更加惊人。所以，它在前者场合
比在后者场合更容易导致最后的结果——破产，而对于后者则开始了一种缓慢的衰变。
这就歪曲了现实的图景，并且也是为什么对危机中的一个选定过程只能以一种重要的限
制而加以论述的原因；因为只有那种受到大力支持的厂商，而不是自身最为完善的厂商，
具有渡过危机的最好机会。但是这不影响这种现象的本质。

舒晴曼妙

5.尽管我们有理由说，形成不景气周期的调整和再吸收过程，使经济体系中最有活
力、对决定商业界的气氛贡献最大的要素，引起不安；并且，尽管即使一切都以理想的
完善形式出现，它也必然要消灭许多价值和存在实体；然而，如果只从繁荣刺激的终止
方面来观察，或者仅仅用消极的特征来描述，那么对不景气的性质和结果也就仍然不能
充分掌握了。关于不景气，还有更多令人感到高兴方面的事情，比起刚才指出的事情来，
能更好地表达它的特征。
    首先，这种不景气，正如已经阐述的那样，引向新的均衡位置。为了使我们自己相
信，其中发生的所有问题确实可以从这个观点得到理解，并且它不过是显然无意义的和
未经限制的，让我们再一次来考虑一下许多个别人在不景气时期的行为。他们必须使自
己适应于由繁荣引起的干扰，也就是由新的组合及其产品的蜂群般出现所引起的干扰，
由他们与老企业的并肩出现以及由他们的单方面出现所引起的干扰。老的企业——也就
是理论上所有的现在企业，除了在繁荣中形成的企业，以及进一步除了由于垄断地位，
由于拥有特别优势，或者由于持久的优良技术而实际上脱离危险的企业——面临着三种
可能性：衰败下去，如果由于客观的和个人的理由而不能适应的话；开始收敛，并且试
图在一个较合适的位置上生存下来；最后，以其自己的资源或借助外界的帮助，或改而
从事另一种工业，或采用其它技术性的或商业的手段，以较低的单位成本扩大生产。新
企业不得不经受他们的头一次考验，一种比他们如果是陆续出现而不是蜂群般地出现所
要经受的考验困难得多的考验。一旦建立起来，他们必定要适当地参入循环流转，并且，
即使在他们建立时没有差错，但在许多方面也必定有很多地方需要加以修改。即使从不
同的次要原因来看，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和选择可能性，也同老企业所面临的，有相类似
之处；而且，如上所述，在许多方面他们应付问题的能力比老企业要差。在不景气中，
商人的特有行为包括采取一些措施，措施的改正，以及解决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措施。所
有这些现象，暂且不论没有事实依据的恐慌以及错误引起的后果——它们表现为危机中
事物的非正常过程的特征——可以包含在这种由繁荣造成的情况的概念之中，也就是包
含在商人被迫采取的行为，包含在均衡受到的干扰及其反响，或者包含在论据的改变以
及对它的成功或失败的适应等等的概念之中。

    正如趋向新的均衡位置的努力挣扎，它使创新具体化并对老厂商产生影响等等，是
我们从经验中得知的不景气时期的真正意义一样，于是也可以同样表明，这种努力挣扎
必定实际上导致非常接近于均衡位置：一方面，不景气过程的能动冲击，从理论上讲，
除非在它发生作用，并真正带来均衡之后，是不会停止的；另一方面，除非到那时，以
新的繁荣形式发生的新的干扰，也是不会从经济体系本身中出现的。工商业者在不景气
时期的行为，显然是由现实的或者即将来临的损失因素所支配的。但是，损失会出现或
者已经逼近——并非必然地产生于整个经济体系之中，而只是部分地招至危险——这只
要所有的企业，从而整个的体系，不是处于稳定的均衡中；这实际上也等于是说，直到
他们再次以接近偿付成本的价格生产为止。因此，只要这样的均衡未接近于达到，那么
在理论上就总是存在不景气。这一过程当它在这个意义上发挥了它的作用之前，也不会
被一个新的繁荣所打断。因为直到那时，必然存在着关于什么是新数据的不确定性，它
使得不可能去估算新的组合，并且使得难以得到必不可少的因素的协作。如果遵守以下
的限制条件，那么两个结论都是符合事实的。对于现代工商业界所特有的关于周期运动
及其机制的认识，足以使工商业者，只要当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就能预测将要来临的繁
荣，特别是它的次级现象；许多个人对于新的均衡的适应性，从而许多价值对于新的均
衡的适应性，常常被这样一种期望所延缓或者阻止，那就是，如果他们多少能坚持的话
——这常常是以他们的债权人的利益为依据而进行通融——那么他们就能够在下一个繁
荣中以有利的条件进行清理，或者根本上就认为完全没有清理的必要，——这在具有优
势的繁荣时代，尤其重要，并且拯救了许多实际上不适于生存的厂商，同许多适于生存
的厂商一样保存下来。但是无论如何，它延缓或者阻止达到稳定均衡位置的过程。
    经济生活的日趋托拉斯化，促进了既在大型联合企业的本身，从而也在它们的外部，
失调的持久而又连续的进行；因为，如果在生产的一切部门中都存在自由竞争的话，那
么，实际上就只能是完全均衡了。而且，由于某些厂商特别是那些老厂商的财政能力，
调整并不总是迫切的，并不总是与生死存亡紧密相关的问题。此外，还存在有外界给予
处在困境的厂商或整个工业以支持的做法，例如政府补助金，它的给予是基于认为困难
只是外部环境所引起的一种暂时的困难这种善意的或弄虚作假的设想。在不景气时期，
也常常有要求实行保护关税的呼声。所有这些，都以和老企业的财政实力相同的方式，
发生作用。不仅如此，也还存在着机遇因素——例如出现在正需要的时候的好收成。最
后，不景气过程中的非正常情况有时候产生补偿过度的效果；例如，假使一种未被证实
的恐慌曾经不恰当地贬低了一个企业的股票的价格，结果矫正性的上升运动开始，那么
这个上升运动便会反过来进行得过火，以不适当的高价维持其股票行情，并导致小规模
的虚假繁荣，这种虚假繁荣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持续下去，直到真正的繁荣开始。
    当然，最终达到的境地从来不会和一个没有发展的体系的理论图景完全相符合，在
这一图景中将不再存在利息形式的收入。不景气的相当短暂的持续时间，就独自阻止了
这个现象的发生。尽管如此，可是一种对没有发展的境况的接近，总是会出现的；并且
这种境况，由于相当稳定，可以再次成为实现新组合的开端。于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进而得出结论：依照我们的理论，在两个繁荣之间，必定存在有一个到头来接近均衡
位置的吸收过程，而导致均衡便是它的作用。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是重要的，这不仅因为
这样的中介位置实际上存在并且对它的解释是每一种周期理论所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
也因为只有对这种周期性的“准均衡”位置的必要性的证明，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论点。
因为我们是从这个位置开始的，而发展的波浪首先使从这里产生——不管在历史上是否
有过或者何时有过此种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仅仅假定一种初期的“静止”状态，以便于
让波浪的性质清楚地显示出来。但是，就我们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本质的理论来说，只
说周波的一个低潮事实上跟随周波的每一个顶峰是不够的：还要说明它必须是必然地这
样去进行——这不能简单地假定，也不能用指出它的事实来代替证明。由于这个原因，
一定份量的学究行为似乎在这一节是需要的。
    第二，暂且不论对刚才已占据我们注意力的创新的消化，不景气周期起了某些其它
的作用，这种作用不如它因之而获得名声的现象那样显著：它完成了繁荣所允许的东西。
这种影响是持久的，而被感到不愉快的现象则是暂时的。货流得到充实，生产被部分地
改组了，生产成本有所减少；并且，最先作为企业利润出现的东西，最终则增加了其它
阶层的永久性的真实收入。
    尽管这些效应结果一开始就遇到各种阻碍，但从我们的理论得出的这一结论（也参
看第四章　），却仍被如下的事实证明为正确，那就是不景气的正常过程的经济图景，
在整个过程中，并不象渗透于其中的情绪引人想象的那样暗淡。除了经济生活的一大部
分通常几乎未被触及之外，在大多数场合，总交易额的物质数量的降低只是微不足道的。
任何官方对危机的调查都表明，关于不景气引起荒废的流行概念是如何被夸大了。尽管
在繁荣时期出现通货膨胀以及在不景气时期出现通货紧缩的周期性运动，必然特别强烈
地以货币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仍然不仅适用于依据商品所作的分析，而且也适用于
依据货币所作的分析。与平均年份的数字比起来，繁荣时期总收入的上升和不景气时期
总收入的下降，都不超过8％到12％，甚至在美国也是这样，那里发展强度可能使波动
较之在欧洲更为显著（参阅米切尔的著作）。阿弗达农已经表明，不景气期间价格的下
跌，平均而言，仅仅构成一个低的百分比，而真正大的波动则产生于个别物品的特殊情
况，与周期运动没有什么关系。同样的事可以用来说明所有真正大规模的一般性运动，
例如战后时期。当那些事件（恐慌、倒闭风潮等等）的不正常过程的不断减弱的症象，
以及伴随它们而产生的对于不可预料的危险的焦虑，都归于消失的时候，公众舆论也将
对不景气作出不同的判断。
    如果我们考虑到不景气所带给不同类型个人的，以及不景气从不同类型个人那里取
去的——总是从事件的不正常过程的现象中抽象出来的，对这点我们暂不在这里涉及，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景气时期的真正的特征。它使得企业家及其跟随者们，特别是那
些偶然地或者利用投机享受繁荣期间价格上升的果实的人们，失去了获得利润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投机场合，只能是极不完善地代之以在暴跌中出现的看跌的可能性。企业
家在正常情况下已经获得利润，并且已经把它包括在现在已经建立起来和经过调整的企
业中；但是他并未进一步获得利润，相反，他倒有蒙受损失的威胁。在一般的情况下，
他的企业家利润将会枯竭，他的其它企业家收入也将会是最小的，即使是在事件的理想
过程之中。在事件的实际过程中，许多不利的影响，即使被某些已经提及的因素减轻了，
也是会并发出来的。与老企业相联系的既在事物，现在正被竞争所制服，自然要吃些苦
头。拥有固定货币收入或者拥有只是在一段长时间之后才可能改变的那种收入的人，诸
如领取年金的人、靠租金或息票过活的人、政府官员、以及以长期条件出租土地的地主，
都是典型的受益于不景气的人。他们的货币收入的商品内含，在繁荣期中曾经被压缩过
了，而现在却得到扩展；并且，诚然从原理上说，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参阅上面3.
“第三”），它必定扩展得比原来被压缩的程度更大一些。短期投资的资本家，从单位
收入和资本的比前增大了的购买力中获利，但又由于较低利率而受到损失。在理论上，
他们受的损失必定高于得利，但是，无数的次要情况——一方面是损失的危险，另一方
面是高度冒险的奖赏和过分的需求——使这个原理失去了它的实际的事要性。那些并不
把地租用长期合同固定于货币上的土地所有者——因而首先是所有拥有土地的农民——
基本上完全处于与工人相同的位置，这样，现在为工人申辩的问题也适用于他们。在实
际上具有重要性而理论上不值得考虑的差别是一般都很熟悉的，所以我们将不加以论述。
    在繁荣期间，工资必定上升。因为当次级周波上升的时候，首先是来自企业家的，
然后是来自所有扩张业务活动的人的新的需求，直接和间接地，主要是对劳动的需求。
因此，就业量必定首先增加，并且劳动工资的总额亦随之增加；然后，工资率以及个别
工人的收入亦随之增加。正是由于工资的上升，引起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这又将导
致一般物价水准的上升。由于与工人在理论上具有同等地位（第一章　）的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的一部分，出于上述原因不与工资一起上升，并且固定收入根本就不会增加，因
而，工资总额的增加也不仅仅是有名无实的，而且是相当于更大的实际劳动收入，并且
还相当于尚未增加的社会产品的重大份额。这是普遍真理的一个特殊情况：如果，并且
只要新产生的购买力在能对消费品价格发生影响之前首先作用于工资，那么通货膨胀便
不能立即有损于工人的利益。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况，或者只要工资的上升遇到外部障碍
（例如在世界大战中），那么工资便会以经常描述的方式落在后面（落后于物价）。如
果真的这种通货膨胀是消费中一种过剩的转递手段，例如，假若战争是用通货膨胀来通
融资金的，那么经济体系的最终陷于贫困必定也对工人的地位产生反响，即使这种反响
不如它对于其他个人团体的地位所产生的反响那样严重。但是在我们的场合，显然相反
的情况发生了。

舒晴曼妙

在不景气中，单位工资的购买力上升。另一方面，对以货币表现的对劳动的有效需
求，由于繁荣引起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结果，而将会下降。只要仅仅是这种情况出现，那
么对劳动的有效实际需求就能仍旧不受干扰。于是劳动的实际收入，将会不仅比以前接
近均衡位置时要高，而且比在繁荣时也要高。因为，原来的企业利润，便会流向——理
论上并且依照我们的概念全部流向，但实际上却是逐渐地和不完全地流向——劳动和土
地的服务，只要它没有被产品价格的下跌所吸收（第四章　）。但是，下述情况却暂时
阻碍了这种事情的发生，并且引起了由统计所实际表明的真实收入的暂时下跌；而与此
同时，最终所期待的与我们的理论相一致的收入上升，实际上又常常为下一次繁荣的出
现所掩盖了。

    （a）首先，我们所称作不景气时期数据与事件的不确定性以及明显的不规则性，
还有更多的事件的非正常过程的恐慌和错误，使得许多厂商受到困扰，并且使其他厂商
暂时无事可做。这必定引起失业等等事情的发生，而它在实质上的暂时特征并不改变如
下事实：这是一个重大事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能为有关方面消除厄运；至于对它的恐
惧——仅仅是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实质上则是添加了不景气的气氛。这种失业情
况是不景气时期的典型特征，是劳动过剩供给的来源，这样。就将会导致极大地损害原
来由于工会的活动而得到的地位，以及有时，虽不是必然地，将会引起对工资的严重压
力，而其影响可能比单纯从失业数字所想象到的结果，还要大一些。

    （b）由此，我们必定要识别清楚：新企业或者完全消灭老企业，或者迫使他们限
制他们的业务活动。为了抵消由此而引起的失业，可以肯定，就会有新的对劳动的需求，
以继续经营新的企业。这种需求常常超过所引起的失业人数究竟有多少，可以用铁路与
公共马车的例子来说明。但是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是如此，也可能会存在一些困难和摩
擦，而这些困难和摩擦，加上劳动市场上的不完全运行，总的说来倒占有不相称的偏重
的势头。

    （C）上面提到的产生于繁荣到来时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由于曾经引起新投资的企
业家对劳动的需求的最终停止，因而也失去了重要性。

    （d）通常繁荣最终意味着迈向使生产过程机械化，从而使单位产品所需劳动量必
然减少；它也常常，虽然不一定必然，包含着我们所讨论的工业所需求的劳动量的减少，
尽管出现了生产的扩张。技术失业因此而表现为周期失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不应与
后者相对立，以致似乎它与这个周期循环无关一样。
    实际上每一次不景气这种要素，都表现为巨大的和使人感到痛苦的，但却又主要是
暂时的困难。这是由于对劳动的总的实际需求一般不可能永久性地下降。因为，不管所
有补偿以及所有次要因素如何，企业利润中未被价格下跌所消除的那一部分支出，必然
要高到足以阻止任何永久性的收缩而有余。即使它仅仅是支出在消费上，它也必定要分
解为工资——和地租，因为我反复说过，这里谈到的每一个问题，在理论上对它们也是
适用的。一旦只要它是被投资时，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便会开始增加。

    （e）繁荣不论是直接地，或是以其影响，只能以一种方式永久地降低对劳动的实
际需求：如果在新的组合（指生产要素的组合——校者）中，它能够改变在对劳动极为
不利的老生产组合中所得到的土地与劳动的相对的边际重要性。于是，不仅社会产品中
劳动所占的份额，而且劳动的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都可能永远下降。实际上比这种情
况更为重要的——但也不一定属于永久性质——是一种有利于对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手
段的需求的转变。

    基于这种限制条件，于是我们就可以回到我们的结论上来：不景气的经济特征，在
于通过力求均衡的机制，把繁荣所带来的成就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而那种对于这个体
系仅仅是部分必需的暂时反应，却掩盖了这个基本特征，产生了以不景气这个名词所表
达的气氛，同时也产生了甚至为那些指数所呈现的不属于（或不完全属于）货币、信贷
及价格的范畴，并且不单单反映不景气时期所特有的自动通货紧缩的特性的那种反响。

    6．危机的爆发开始了事件的非正常过程，或者开始了在事件的发展进程中那些不
正常的事物。正如已经谈到的，它并未提出新的理论问题。我们的分析表明，恐慌、破
产、信贷制度的崩溃、等等，不一定，然而却可能易于在繁荣转变为不景气的转折处出
现。这种危险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只要不景气过程更加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危险就会
变得更小。如果出现恐慌，那么一些差错和失误，而它们大都首先产生于这样一种情况
里或者只是被它投入到待救援的地步，以及公众舆论等等，这些在正常过程中本来不会
发生的各项事物，便成为独立的原因；从而它们就成为具有各种不同特征的并且导致偏
离正常过程的各种最终结果的不景气的原因。在这里最终建立起来的均衡，不同于那些
在相反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均衡。这些巨大的错误和破坏，一般不能被改正或重新修复，
并且它们将依次构成进一步产生影响的局面，而这一举动最终必定会自寻出路；它们意
味着新的干扰，并且将强迫施行，否则就成为多余的那种适应性的过程。事件的正常与
非正常过程的这种区别极为重要，这不仅是为了便于理解事物的性质，而且也是为了理
解与这种事物有关的理论上和实际上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这与那种学说不同，那种学说在经济周期中主要是看到货币现象，
或者它以银行信用为其产生根源，并且它在今天特别是同凯恩斯、费希尔、霍特里的名
字以及联邦储备局的政策相联系的——不论是繁荣时期的利润，或是不景气时期的损失，
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和不产生作用的。相反，在与对手竞争的私营企业家仍然发生作用的
地方，它们是经济发展机制的基本要素，并且它们是不能被消除的，否则就会使经济发
展机制受到损伤。这种经济体系，如果不进行把那些同没有希望改变的事物不可避免地
联系在一起的实体加以完全破坏的最后斗争，那就不能发生作用。但是伴随非正常过程
的损失和破坏，确实没有意义，并且不发生作用。关于预防与治疗危机的各种建议的论
证，主要就依靠它们了。其它关于治疗方案的正确起点是这个事实，那就是即使是正常
的——尤其是非正常的——不景气，也涉及到那些与周期的原因和意义没有什么关系的
个人，首先是工人。
    最为重要的长期治疗，并且是唯一不会引起反对意见的做法，是对经济周期预测方
法的改进。工商业者对经济周期的了解日益增加，这一事实连同托拉斯组织逐渐形成的
事实一道，成为为什么真实的危机现象——象世界大战这样的事件以及象战后时期这样
的时间，都不属于此列——变得越来越弱的主要原由。由国营企业或者大联合企业进行
的新的基本建设延迟到不景气时期，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对新联合体成群出现的
结果的一种缓和，也似乎是繁荣时期的通货膨胀和不景气时期的通货紧缩的一种冲淡，
因而似乎是减轻周期运动和危机危险的一种有效手段。不加区别的和一般的信贷便利的
增加，简直就意味着通货膨胀，正如同政府纸币的统治作用一样。它可能完全阻碍正常
的过程，也可能完全阻碍非正常的过程。它不仅遇到了反通货膨胀的一般论点，并且还
遇到了如下的论点，那就是，它消毁了那种仍可归因于不景气的选择性措施，它使经济
体系负担着那些不适应的和不适于生存的厂商。与此相对照，通常由银行无系统地并且
没有多大远见地施行的信贷限制，却出现在至少值得公开讨论的政策面前，而这种医治
弊病的政策却又听任其剧烈的后果自行蔓延。这种程序，本可以用那些将使个别生产者
们难以抵制价格的必然下降的其它措施，来加以补充。但是也可以想象出另一种信贷政
策——在那些个别银行本身方面，而更多的是在对私营银行界产生影响的中心银行方面
——这种信贷政策将会区别那种具有经济功能的不景气的正常过程中的现象，与那种只
破坏而无功能的非正常过程中的现象。可以肯定，这种政策将导致一特殊种类的经济计
划，这种经济计划将无限地增加政治因素对个人和团体命运的影响。但是这又涉及政治
判断，我们在这里将不予讨论。这种政策的技术性的先决条件，以及对经济和文化生活
的若干事实和可能性的综合洞察，尽管在理论上可以如时得到，可是目前仍然毫无疑问
地无从获取。但是在理论上，证实如下事实却是有兴趣的，那就是，这种政策并不是不
可能的，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幻想，或者等同于那种本来就不适合于用作达到目的的一
些措施，或者最后等同于那种反作用必然大于直接结果的报偿的一些措施。事件的正常
过程的现象与非正常过程的现象，并不只是从概念上加以辨别的。事实上它们是不同的
事物；随着足够深入的洞察，甚至今天遇到的具体情况也可以立即被普遍认出是属于其
中的一种或另一种。在一群已受过任何不景气的灾害的威胁的工商企业中，这种政策应
该将那些被繁荣弄得在技术上或商业上过时的企业，同那些被次要情况、反作用和偶然
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的企业，区别开来；它将会对前者听之任之，而通过给予信贷以支持
后者。这种政策也许可以成功，在同一意义上，正如同自觉制定的种族卫生政策好象也
可能导致成功，而实际上只要事情是留待自动地去实行，那是不可能得到成功的。尽管
如此，可是无论如何，作为资本主义产儿的危机，将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早地消亡。
    但是，没有一种疗法能够永久地阻止大规模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商
企业、各个人的地位、生活方式、文化的价值和理想等等，将以整个社会的规模下沉，
并最终消失。在一个存在私有财产和竞争的社会里，这一过程是对新的经济和社会形态
的不断出世的必要补充，也是对所有社会阶层的不断增高的实际收入的必要补充。如果
真的不存在周期变动，那么这个过程就要缓和一些；但是，这并不能整个地归因于前者，
事实上这倒是独立于它们而被完成的。在理论上和实际上，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这些变
化倒是比长期以来被集中了的所有的分析注意的经济稳定性，要重要得多。而且家庭和
厂商的兴与衰，在它们变动的特殊方式中，较之在以固定速度进行反复的自我再生产过
程的这种含意上的静态社会里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更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
包括它的文化和它的成果方面的特征．

舒晴曼妙

附录　经济变动的分析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克莱门·尤格拉确认了渗透到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经济生活
里的波浪式运动的存在之后，收集、综合整理和衡量测度有关事实的这种工作，就开始
不断地稳步前进。虽然，这种工作受到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和不完善的分析工具的阻障，
但仍然取得了成果。我们相信，这项成果只需要适当地加以调整和发展，就可以使经济
学能提供一个基本上令人满意并适当详尽的对现象的描绘，从而对人类的福利确实会做
出最直接的实际贡献。调整对于历史的、统计的和分析的探讨方式特别必要，这种探讨
方式，是受到各个工作者由于在训练、嗜好和眼界上的差异而不愿相互协作所阻挠的。
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说明一种分析工具的主要特征，这种工具或许可用于整理我们所
拥有的讯息资料，并制定出从事进一步研究的计划。

    （一）外部因素

    假如我们考察，举例来说，从1792年“法国战争”开始的英国经济事件的过程，经
过停止硬币支付，“亚眠和会”，同美洲的商业战争，直到1809－1810年的经济危机，
显然我们就能够毫无差错地用政治“动乱”来解释我们在上述资料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经
济变动。或者，假如我们追随1931年春天经历的世界经济危机的过程，我们就可能探究
出从当年初期发生的显著的上升运动的崩溃，是由于奥德同盟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随
之而来的短期收支平衡运动，所造成的焦急不安而引发出的一系列事件。常识立即使我
们看到，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关于经济变动的一个显然很重要的源泉。从普遍存在的事件
中，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每一种经济变动必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个别现象，并且这种
经济变动，只有对于每一场合实际发生作用的无数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历史分析之后，才
能被我们作出解释。换言之，为了要理解经济周期，我们首先要获得那种可以称为历史
上的经验的知识，这种历史经验，体现了经济生活对上述各种社会动乱的反应。这也是
一种理由，说明为什么掌握过去的事实是头等实际重要的事情；在有些方面，它比起增
添我们关于当代事实的资料库还重要得多，而这种当代事实资料库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
通过无限微小的步骤，才能增加我们的知识。为此，对各种反应机制所作的统计上和逻
辑上的描述（我们头脑里仍然存在着希望，那就是，我们最终还是能够衡量和测度每一
种这样的社会动乱所引起的各种影响），就成为我们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顺便我们还
要认识到，由于各种理由，任何作用于经济过程的影响，实际上的确不只是产生单个的
下陷凹痕，而是产生延续一个较长时间的一种波浪式的运动；同样，如果它冲击在某一
特别点上，就会产生贯穿于整个体系的震动。更有甚者，为了要适应于前进中差不多经
常有的滞后，以及经常要参照价格的变动比率，而不是参照价格的绝对数量，因此我们
要达到准确描述这样的意图，至多也只能得到表现为周期的组成部分的结果。
    既然如此，即使社会的制度上的和自然的结构保持绝对不变，但在经济社会的活动
中，是否会产生任何这样的波动，并且这种波动是否可以观察得出来，仍然是成为问题
的。虽然，一掠而过的动乱及其所引起的反应，在个别场合可能是更加重要的，然而当
时经济过程所固有的波动的存在或不存在，则是实际上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也是这里
我们要考虑的唯一问题。为了要在这方面取得进展，我们就要象物理科学那样去进行，
因为在实验室里做实验，实际上不可能把一种现象完全孤立起来。这样的做法是：从我
们有关经济活动的历史知识和日常生活的常识中，我们要建立一个经历一定时间的经济
过程的“模型”，看它是否有可能按波浪式运行，并且以其结果同所观察的事实进行比
较。因此，从今以后，我们不仅要撇开战争、革命、自然灾害、制度变迁；而且也要撇
开在商业政策、银行和货币法规以及支付习惯上的变更，还要撇开由于气候条件或病虫
害引起的收成的变化，以及由于偶然发现引起的黄金生产的变化，如此等等。所有这些，
我们将统称为外部因素。我们将要看到，在有些场合，我们不容易把这些因素同经济活
动的特点区别开来。关于这件事，我们在这里能够做到的，只是建议读者要牢牢掌握这
种区别的常识，并且要考虑到每一个生意人都十分了解，当他订购一批新机器时是在进
行一种活动，而设法疏通以图对他的产品增加进口税时，则是在进行另一种活动。还可
看出，在我们列举的外部因素中，也有许多事情，当我们站得更高一点并且用更广阔的
目标来考虑时，却是资本主义机器运转的直接结果，从而它们并不是独立的要素。事实
也确是如此，但这并不降低我们在现有的水平上以及为了我们的目的所作的区别的实际
价值。

    （二）周期，趋势，均衡，增长，创新

    为了简明起见，在这一节，我们将综述少数必要的定义和命题，实际上这些定义和
命题是很简单的。虽然如此，但为了必须使一些专门家把我们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确切，
我们不得不在这里和那里加上一些多少有点学究式的公式。
    统计学上，“周期”这个名词包括两个东西：其一，在历史的时间（以区别于理论
的时间）内经济数量价值的序列，不是表现为单纯的增加或减少，而是表现为这种价值
本身的，或它们的一阶或二阶时间导数的“不规则的”再现；其二，这种“波动”并不
在每一个这种时间序列里独立发生，而常常是或者彼此同时出现，或者一个接着一个出
现。
    统计学上，我们所说的“趋势”一词，是指一种事实，那就是在很多的，虽说不是
在全部的，这种时间序列中，有可能把我们的材料所包括的整个时间间隔，区分为一些
次级间隔，从而这一系列次级间隔的时间组成成分的平均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单
一的增加或减少，或者它们仅仅只再现一次。
    假如我们研究，比如说，1872年所有国家的经济形势，并且看到繁荣所带来的极度
过剩，我们就不难赋于“缺乏平衡”或“不均衡”等词以非常现实的意义。并且，假如
我们观察一年以后的情况，同样也不难于认识到，不管当时的情况与1872年的情况有多
大差别，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差不多是同样不平衡的。再者，假如我们分析，比
如说，1897年的一些事件的过程，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归结为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这种
关于经济制度的比较平衡状态与比较不平衡状态的常识性的区分，对于描述和测度周期
变动现象，具有最大的重要性。为要得到这种观察的精确轮廓，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
马歇尔式的局部均衡存在于个别工业中，假如这一工业整个来说，表现出既不增加或减
少其产量的趋势，也不改变它所雇用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另一方面，如果整个企业的收
入总额，用现行货币计算，等于用同样货币计算的成本总额加上能够吸引住每个人继续
从事他实际上正在从事的行业的利润，那就达到了总体均衡。象这样可以同一些工业之
间的或每一工业内部的多种不均衡状态相并存的事情，是凯恩斯先生关于货币作用的分
析的基本概念。假如在研究范围内的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厂商，是各自都处于莱昂·瓦
尔拉意义上的均衡状态，那就达到了一般均衡。只是最后的这一种概念，是与我们有关
的。为要给它以统计上的意义，我们必须把它同我们的时间序列图表上的某些点联系起
来。这些点，我们称之为“正常的点”。因为事实上，这种状态从来不会完全实现，所
以我们只能涉及到那些与上述状态离得较近的或隔得较远的一些情况。因此，我们可以
进一步下定义：“均衡邻近区”是一些时间间隔，在其中正常点都—一出现在我们的时
间序列图表上，除掉那些在间隔中被一种确定的和可以验证到的个别情况所引起偏离的
点。（因而“邻近”这个字眼，不是以严格的数学意义用于这里的。）但关于我们如何
找出这些邻近区的位置这个问题，则不能在这篇文章中加以讨论。
    所谓“增长”，就是指连续发生的经济事实的变动，其意义就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增
多或减少，能够被经济体系所吸收而不会受到干扰。人口的增长，引起每年至多百分之
几的劳动供给量的增加（历史上每年增加3％就已经是高的了），就是突出的例子。假
如，归于这种范畴的因素是仅仅在活动中的因素，那么对于“趋势”的概念，以及用最
小二乘方或者用其它基于同样假定条件的方法来决定趋势，就会有明确的经济意义。尽
管如此，但在下面我们将不讨论任何单单由增长所发生的问题，也不讨论它们同那种包
括在经济变动中的其它类型因素的关系这样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事实上，为了简明起
见，我们将完全不讨论增长因素，但如同在外部因素的场合一样，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
重要性有什么看法。
    最后，我们有理由说，对于产生和形成经济变动的影响因素，并不仅仅限于上述的
外部因素和增长因素。显然，假如人们在自然界的事件影响他们的经济生活的变化以及
他们自己的非经济行动所引起的变化之外，除了繁殖和节制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那么
地球的面貌就将会是很不相同的样子了。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这显然正是由于人们以
不懈的努力，用他们的智慧去改进生产方法和商业方法，也就是说，由于改进生产技术，
占领新的市场，投入新的产品，等等。在从事活动的过程中，这种历史上的不可逆转的
变动，我们称之为“创新”，我们把它定义为：创新就是生产函数的变动，而这种函数
是不能分解为无限小的步骤的。你可以把许许多多的邮车加起来，加到你想要加到的地
步；但这样做，你仍将永远得不到一条铁路。
    这是一个引人多少感兴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包括马歇尔在内的老牌经济学家，
虽然认识到这个要素并且在特殊场合也把它考虑在内，但是，却一直固执地拒绝正视它，
更不运用一种分析工具来充分描述它的机制和结果。不管创新同其它的两种因素联系如
何紧密，但为了我们的目的，有必要而又充分的理由把创新列举出来，作为经济变动的
第三种和逻辑上性质不同的因素，同时提出这样的命题：我们称之为经济周期的这样一
种波浪式运动是伴随于工业变动的，而且它在一个只表现生产和消费过程的没有变动的
重复的经济世界里，将会是不可能的。工业变动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由于增长的非
周期性要素，以及由于创新的结果。如果真的有一个纯粹的经济周期的话，它也只能产
生于这种途径，那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新的事物是被插入经济过程并被
吸收的。事实上周期似乎是统计的和历史的形式，在这里就发生了通常所说的“经济进
步”。这就是为什么想要从理论上分析和从实际上控制经济周期的任何严肃的企图，只
能是一个历史上的想往，意思就是说，解决经济周期的根本问题的关键，只能得之于工
商业历史上的事实。

    （三）繁荣与萧条

    在这一节，我们假定（不久我们将放弃这个假定）在我们的资料中只谈一个“周期
运动”是有道理的。
    当然，我们从来不期待会发现产生于完全均衡状态的第一次周期的确切日期，但是，
为了避免循回推理，制定一个模型来描述这样一种事件就是非常重要的；并且只要历史
的和统计的描述允许，我们就从第一次能证实是均衡邻近区的地方开始。于是，我们就
获得经济数量体系的图景，而这种图景是从创新影响下的均衡或其邻近区描述而得的，
而这种创新，将提供除了外部因素之外的唯一可能的“力量”。让我们想想在这个国家
或者在英国所发生的而为人们标记为“铁路繁荣”的任何这样的繁荣，就可以弄清这一
点。在这种场合的新事物，需要花许多年才能进入运行次序，并且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
对工业和农业的区位，人口的聚集，副业和辅助行业的演进等等，施加充分的影响。在
这个期间，就严密的逻辑而言，如果上述均衡是一个完整均衡的话，在商品和劳务流程
中就很少或者没有增加（事实上在消费品的产出中可能是一次减少）；与此同时，由于
信贷开展的结果和其它途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支出将会增加。对于这一点的实际补充
是，在这个时期，支出通常比产出要扩充得多一些，并且经济体系中没有创新的领域，
将使它们自己适应于这种状况。这里不可能运用关于时间序列活动的历史解释来表明，
当我们把一段时间作为经济繁荣的时期时，这对我们所意指的一切事情是解释得何等充
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来表明，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曾经研究过在这个“评论”
杂志上发表过的图解，他就必定是很清楚的。）经过一段孕育时期（当然我们必须把它
区别于单个厂商的情况，在那里我们也可以用孕育这个名词来称呼）之后，新的经济结
构的产品和劳务就可以到达它们的市场，取代其它这样的产品和劳务，或者取代与它们
相联结的现在已变得陈旧过时的生产和企业经营的方法，并强制施行一种清算、调整和
吸收的过程。即使没有人曾经犯过任何过失，也没有人曾经有过任何行为失检，情况也
将会是上述这样的；虽然更没有什么困难我们就会了解到，过失和行为失检的结果将会
揭示出，在这一时期这个体系将竭力挣扎回到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就货币和信贷而言，
诱发所有其它事物的根本要素就是这样一种事实，那就是一旦出售新产品的进款流入时，
以及只要这些进款是用来偿还银行贷款的话，存款在严密的逻辑意义上就渐渐收缩到以
前的均衡邻近区的位置上，而实际上，多少是向这一位置靠拢。再者，如果要把那些由
经验告诉我们的通常与均衡邻近区相联系的所有的偶然现象，都插入到这个图景中去，
那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而这种图景则是由一连串重大的事件所产生的并为人们所理解的
结果。这不仅描绘了经济周期下降阶段的性质及其有机功能的比较真实的图景，而且也
提供了令人满意地符合于统计的说明。
    不管这种体系开始怎样偏离于均衡点，虽然没有逻辑上的必要性，但却也常常引起
派生现象，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工商业者将按照他们所观察到的变动速率而进行活动。
这种诱发现象的综合总体，是周期的群众心理的中枢，并大大加剧它们的幅度，我们称
之为“次级波浪”。这种表述首先用于1911年，很容易使人误解；只是因为凯恩斯先生
把它捡了起来，所以至今仍然采用着。但是，这种事情却是非常重要的，以致于大多数
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只看到这一方面而不及其它。这种情况除了可以说明在诊断和补救政
策上的许多错误之外，也有助于解释并且部分地证明大量的“理论”是合理的，这些理
论即使没有抓住本质现象，但当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重迭于初次波浪上面的次级波浪结构
的组成部分的描述时，倒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于是，周期运动的各个单位，必然位于均衡的各个邻近区之间。在经济变动的最简
单的模式里，只有两个阶段。但是，由于这种事实，那就是萧条力量是从这个体系的
“繁荣旅程”走向回程时而获得更大的势头，特别是由于次级波浪的崩溃所引起的现象，
这个体系经常超越在它的回程中所冲击的均衡的第一个邻近区，并且又走上“萧条旅
程”，从这里它又被均衡韧带的行动所强制，从而又把它带到另一个邻近区，从那里下
一个周期的繁荣又将开始。因此，我们通常把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这几乎是普遍公认了的，但有必要注意，为了要进行基本分析，我们不能自由
地从我们喜欢的任何点，或任何阶段开始去计算周期，比如从顶峰到顶峰，或从低洼到
低洼，而是必须经常开始于复苏之后，以及在繁荣之初。更者，我们还必须辨别这两种
情况（复苏和繁荣），虽然由于两者都是上升的这一事实，要辨别它们可能是困难的。
不能做到这一点，特别是不能认清复苏中的活动“力量”是完全不同于繁荣中的活动
“力量”，就是造成错误分析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根本问题仍旧未得到回答。为什么创新发挥作用，只是蜂聚在某些时间里，
而不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进行分配，以致于能够象劳动力供给的现行增加那样，恰好是
连续被吸收的，（这里所指的创新是要与“发明”及试验区别开的，因为发明和实验完
全是另一回事，它们本身对于经济生活不产生任何影响——这正好说明，为什么发明这
个要素没有得到马歇尔的什么重视。）为此我们又立即得到一种回答：一旦当社会上对
于某些根本上是新的和未经试验过的事物的各种各样的反抗被克服之后，那就不仅重复
做同样的事情，而且也在不同的方向上做“类似的”事情，就要容易得多了，从而第一
次的成功就往往产生一种蜂聚的现象（可以用汽车工业的出现为例来说明）。这的确是
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托拉斯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还没有完全消失，一
般是用以扩散一种改良和收获社会成果——在紧接着的萧条阶段。但是，要获得充分的
说服力，就需要更加大大深入到这一现象之中，它的根源延伸到远远超越现在所能达到
的经济领域的范围。尽管如此，象本书作者曾经有过不幸的经验那样，即令是非常煞费
苦心的陈述，想把他所要传达的真实图景传达给批评者也曾经常常是失败的；他宁愿请
求读者把创新的蜂聚情景作为一种符合事实的前提条件或假设，如同在物理学中所作的
假设一样，不管其结果是可能被引证说明以支持或反对他们的客观真理。尽管如此，可
是他仍然感到有权对任何怀疑这种命题的人说：观察你周围的工业生活，并且你自己看
看它是否并非如此。别的作家们曾经十分独立地强调一种事实，那就是有可能从历史上
将每个经济周期与一个特定工业或少数几个工业联系起来，这个工业或这几个工业是在
工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好象是运用这个火炬，到后来成为燎原之火，遍及于更加广
阔的地面。投资货物的波动，比起其它场所的波动要更加显著得多的这一确有依据的事
实，由于它可以用上述的假设条件来作解释，因而是指向同一方向的。
    我们还要指出，上述分析模式提供了关于经济趋势的解释，这种解释也是和决定趋
势的生产技术有关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除了增长要素以外，影响我们时间序列的
趋势的因素，并不能同那种形成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区别开来，而只不过是体现了后者
的变动结局。对于这些“结局-趋势”，象作者在他的著作中称呼它们的那样，是完全
不能够应用最小二乘方类型的正规方法。就推断而言，自然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得到
保证的。但是，它的确有某些一般的特征，可以用来把这种正规方法发展成为或多或少
的粗略的近似法。关于四个阶段的相对的或绝对的长度，即令不顾及它们将受到外部因
素的影响的事实，也不可能得到一般的概括定论。部分的而不是全部的由于这种理由，
单单提出周期顶峰的高度或周期低潮的深度的确没有重大的意义，虽然我们将立即找到
一种理由，来预断某些萧条将比其它的一些萧条要严重得多。

    （四）“三种周期”体系

    上面的分析，不仅能说明这个事实，那就是一旦当均衡邻近区已经“从下线”达到
时，繁荣的波浪往往就一定出现，并常常是逐渐减弱而进入另一个新的均衡邻近区；而
且，就本文作者所能考虑到的，也能说明那些曾被证实与上升波动或下降波动相联系的
每一单个事实或特点，却尚未证实是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所引起的。读者最好将他所考
虑到的这些特征列为一表，并且观察它们是否适合于这里提供的模式，用这样的方法来
检验我们上述的见解是否正确。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只有一种波浪式的运动渗透到经
济生活中。恰恰相反，我们倒有理由认为，我们指的创新所包含的一些过程，比起其它
过程来，必定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示作用。举例来说，一个国家的铁路化或电
气化，可能要花费从半个世纪到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并且包含着这个国家在经济结构
和文化类型上的根本转化，它改变人们的生活中的每一件事，直到他们精神上的雄心壮
志；可是另外一些创新或创新组合，却出现和消失在很短的年限里。更者，长周期变动
一般是以明显的步骤而实现的，并且由此引起较短的波动和较长的根本性的增长，在这
种情况下，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周期并认定它将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那是不太
合乎常情的。事实上，那样的一种认识也只是一种非常大胆的假设，它只有当我们的材
料能明白无误地要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才是恰当的。但是，由于情况不是这样，即令除掉
我们的材料很可能遭受外部的干扰这一点不计之外，情况也不是这样，因而更加现实的
态度似乎就是要承认有很多的周期在同时运行，并且要直接面对分析这些周期彼此干扰
的问题（而且也可能要撇开一些虚假的不规律性，这就是说，撇开那种只是由于单个周
期的假设所引起的不规律性）。因为，尽管如此，可是还有必要为了处理我们的时间序
列，安排一个适当数量的各有显著特点的周期波动，它们可能被看成是彼此重迭的，并
且被看成是把它们的常态部位或均衡邻近区域靠近这样一些点，在那些点上这些波动要
穿越而过为它们作基础的下一个较高层次的周期的轨道。所以“三周期”体系就在这里
提了出来，作为一种相当有用的可行的假设。对于这一体系，除了描述性的功用外，我
们也不提别的要求；但是，很显然这种体系可以满足一个条件，而这个条件也是这样的
一种方法有理由被要求去满足的，那就是要赋于历史的意义，这一点要比完成任何形式
上的标准重要得多（象我们的资料所揭示出的外部因素的干扰那样，就概率意义而言，
它们不是微小的、自变的或者“无数的”）。
    从历史上认识到工业体系在任何时候所实际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所发生的方式，
首先呈现出存在着经常所提到的为时54年到60年的“长波”。关于这一长波，过去偶尔
也被有些人，特别是波斯皮托夫所认识到，甚至还被测度过，但是只有康德拉季耶夫才
对这一长波作了更加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所以，人们把它称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
19世纪的经济史学家不自觉地和独立地证实了第一次长波的真实性，我们的资料也允许
我们去进行观察，这就是从1783年到1842年的这一长波。这些经济史学家们也正好事先
征实了我们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特别创用了“产业革命”这一名词，它包含了我们所
意指的每一件事情。这一名词现在看来是不恰当的，而且也陈旧了，但是，它却很好地
描述了当时所发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全震动了不抱偏见的观察者。1842年至1897年很容
易解释为世界上的蒸汽和钢铁时代，特别是解释为世界上的铁路化时代。这看来或许是
肤浅的，但是它能够详细显示出铁路建设以及这种建设所附带的、和它有关的、或相应
而生的操作，就成为那个时候经济变迁和经济波动占主导地位的特征，也成为可以划分
为四个阶段的每一阶段的主导特征。未来的历史学家最终将比较容易地认识到，电气、
化学和汽车对于大约从1897年开始发生的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和下降波的发端的重要
性。自然，假如我们宁愿采用一种更加通常的方式来表述同一件事情，我们就可能把这
些过程称为“投资”以及信用的扩张和收缩：这的确是这一机制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幸的是，这种描述虽说是更通常一些，但也更肤浅一些，而且容易为周期的各种货币
理论大开粗糙和错误之门。任何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原因的分析，必须从引起那种借用扩
张的事情开始；如同每一个令人满意的对结局的分析，必须从考查用增加的货币资源进
行了什么工作开始一样——此后我们立刻就会停止怀疑，为什么在萧条的时候，或在萧
条之前，单纯增加信用便利将会证明是无效的，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实际情况那样。不过，
如果我们停留在投资过程，并且假定它有它自己的机制，我们就不仅不能掌握到事物的
核心，而且也将难予逃脱这种铤而走险的逻辑，就象下述结论的含意那样：因而投资的
增加及信用的扩张是和繁荣阶段相联系的，所以我们就能用扩张信用的方法来制造繁荣。
    大多数研究经济周期的人，并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依据来建立这一特殊的周期。但
是，那又意指什么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一名词，对于我们来说，不过是某一系列的
事实（物价水准、利息率、就业等等的某一长期的变动）的名字而已，其中没有一件事
是可以置疑的。的确，这个名词也包含着一种解释，足以用来说明，我们在上面所谈到
的时间序列的变动，可以沿着同样的途径，作为较短周期的变动的一种解释。这又只是
历史事实的一种推理，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作为问题提出来。当然，对一种现象只有二分
之一到四分之三的经验，是不足以保证作为下结论的依据，更谈不上作为预言的依据了。
    所以仅仅作为对事实的一种阐述，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我们的统计观察的范围内，
有两个完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每一个这样的长周期包含着六个期限为九年或十年的
周期，它们是同样被工业史所充分证实了的，尽管在我们的时间序列里显示得没有那样
清楚，事实上它们大致是符合那种最先被发现了的周期运动。按照前面分析周期那样的
程序，我们可以把这些周期叫做“尤格拉周期”。正象罗伯逊所说的，在每一个实例中，
有可能指出造成经济上升波动和调整过程的个别工业和个别创新。
    最后，就已经被调查了的大多数情况和这个国家的情况来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所
观察的每一个“龙格拉周期”（目前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包括的那些短程周期也
都在内），是易于划分为三个周期的．而每一个周期大约为4O个月的时间。近百余年来，
这种更短的周期的存在，曾经反复被人指出过，更经常地被人所觉察和默认了。但是，
我们要指出，这主要是由于基钦先生和克鲁姆教授在本杂志上的两篇研究论文，才使得
这种短周期得到证实的。关于商业票据价格变动的记载，这种时间序列是所有周期变动
中最富于周期性的，当然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周期，如同其它周期一样，在这个国家
比在别的国家更加清楚，特别是比在英国更加显著，这是很容易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
那就是大多数时间序列的周期将会趋向于削弱或者完全消失，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同
国际影响交织得愈密切，以及这个国家的政策愈趋向于自由贸易，就愈是这样。这一分
析所引起的统计方法上的问题（因为统计方法，必须从我们对它所应用的那种现象的理
解当中，产生出来），将在另外的时间里加以讨论。
    当然，我们可以承认，不仅非周期性变动，也产生波浪般的运动，而且在刚才提到
的三个周期之外，也还有其它的周期性波浪。尽管如此，但我们认为，“三种周期”体
系足以满足初步接近阶段的目的，现在我们正处于这一阶段，而且很有可能我们还要在
此阶段停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五）一个研究规划

    假如我们按照拟定的原则去整理那些可以得到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资料，我们至多只
能得到若干启示，使我们对于真正的图景大致象个什么样子有一个概念吧了。这些原则
足以使我们能够在大体上联系我们的那些时间序列的行为，那些时间序列是最能象征整
个经济生活的脉搏的。这些“系统的”时间序列，可以是“合成的”，比如物价水准序
列，或物资生产量；也可以是“天然的”，比如利息率，债务偿还，失业，生铁消费
（至少是战前时期），或储蓄的总额等等序列。假如上述所概括的观点是真的符合生活
现实的话，那么，总的说来，它们也全都会按照它们应该行动的那样去行动。为了同
“系统的”时间序列相区别，在我们可以称之为“单个的”时间序列的场合，比如个别
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这样的场合，我们的分析就变得更为复杂了；同时我们对工业和商业
的每一部门的特殊情况就需要有完善的知识，比如，它的滞后、摩擦和堕性，它的从业
人员的智力，临时出现的个别偶然的影响，特别是它在任何一个周期中的主动的或被动
的作用。因为外部因素冲击在由许多重迭的波浪式运动所组成的这一过程的某些阶段上，
也因为每一个这样的波动本身冲击在作为它的基础的其它波动的某一特殊阶段上，因此，
就每一个别的工业或个别厂商而言，这一切就冲击在一个特殊的共鸣器上，这个共鸣器
按照它自己的结构作出反响。这也许就是阐述这个充满复杂性的问题的最好的方式。它
也帮助我们去了解许多“特殊的周期”，而这些周期是一些学者们，在各种个别工业中
已经找到，或以为他们自己已经找到了的。
    现在，第一，在关于研究规划方面，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上面所说的“系统的”
时间序列中，没有任何一个时间序列足以充分代表它所意味着要代表的东西。我们的历
史上的情报资料，或当代的情报资料，也绝不能充分地从数量上来解释系统的时间序列
的波动。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那就是它使对结果的任何分析不可能得到有说服力
的论证；同时，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只能是说，我们所掌握的这些事实的证据是和
分析的结果相符合的或不相符合的。另一方面，很多问题根本不是原则和分析的问题，
而只是相对的数量的重要性的问题。上面的说明，比如说，在任何周期的下坡阶段，工
资的堕性可以用来解释那种决定失业数目的一些因素，这是非常明确而不需要任何证明
的。但是，不仅为了实际的目的，而且也为了科学研究的目的，只要我们不能够说这一
因素究竟能否解释在一定地点和一定时间所考察的失业数字的1％或是90％，那么这种
说明就是完全不相干的。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不可能做到比这更为精确，那么经济学被
实际工作者看成毫无用处，也就不足为怪了。尽管如此，可是我们的分析工具仍将会得
到一个确定的回答，只要必需的实际资料能够应用进去；当然，这种资料的搜集是大大
超过任何个别工作者或私人工作者集团的能力的。
    第二，在一些显然是头等重要的问题上，简直就没有确实可靠的情报资料。两个例
子就足够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不那么坚决反对当前过分强调一般的物价水准和货币数
质的重要性的那种趋向，我们就可以这样说，家庭用于消费品的源源支出是分析经济周
期的最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我们有了可以接受的虽然很不令人满意的关于战后时期的
指示数字，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所呈现的特殊情况，这些数字作为对情况的根本了解几
乎是没有价值的。就战前时期来说，我们就只好满足于工资支付单一类的数字，这些数
字很可能易于引起误解，即使它们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尽管如此，可是仍然有丰
富的包括几个世纪的零散资料，如果能汇集在一起，它们定将可以澄清包括这一问题在
内的很多迫切的实际问题。
    再者，在经济下坡时，投资过程以及相应的信用收缩过程，不管理论家怎么说，除
非我们更多地了解关于它的根源的相对重要性和借贷双方的实际行为，那么我们就不能
充分地掌握它的重要性和后果。这里，诀定性的数字是实际上花费在为了新的目的而进
行的耐用的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总额。我们的主要困难就在于上句注有着重号的这个短
语上，迄今这只是在很少的场合曾经被克服过：例如，我们能够追溯到上个世纪40年代，
究竟有多少款项是花费在英国的铁路建设上。我们很难找出每年新投放于工业和商业上
的总额是多少。尤其困难的是找出其中有多少是花费在设备上的。即使如此，也还不足
以完全表达出此中的困难。但无论如何，调查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过去的和现在的这一非
常重要的方面，却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第三，尽管这种周期现象不能定义为和理解为各个工业独立变动的一种平均情况，
但是，各个工业的活动，一方面是引起，另一方面又是反应不断变迁的经济情形的波动，
则需要我们对它们逐项给以专门研究。沿着这一方面曾经有过许多著作，但是，由于对
工业专题文献作过贡献的一些作者，在头脑中没有考虑到这些关键问题，所以，他们的
论证是不完善和缺乏说服力的。我们不能说，任何工业的任何事件，或其结构模式的任
何特点，都与周期的如何形成的问题没有关系。此外，如果工业变动真的是周期现象的
基础，那么，它的机制，只有在详尽的包括关于这种变动的一切有记载的情况之后，才
能建立起来。举例来说，肯动脑筋的观察者，就可立即发现，在16世纪到18世纪末期英
国炼铁工业发展的不同过程，同现代汽车工业的兴起之间，表现了显著的相似性。在这
些情况下，如同在很多其它的场合一样，我们现在的研究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印象的范
围。尽管如此，但是从这里开始，到建立起创新体系的有效性的目标，以及指示出创新，
连同货币补助物一起，如何产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所固有的特种波动的目标（而
这些波动又是与人类活动的其它领域中相类似的现象并行的），则还有相当长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