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国民党党史馆典藏的毛泽东印记---王丰的蒋学博客

梁山人

   台北国民党党史会近期展出毛泽东文物，引起海内外相当程度瞩目。过去一甲子，尤其是国共交恶的那段烽火岁月，毛泽东档案曾是国民党刻意长期沉埋、隐密不见的历史文件。如今随着两岸关系的逐步加温，这些原本存放在阴暗库房的史料，终于重见天日，不仅成为两岸学者专家关注的热点，更有不少大陆游客，到台北旅游时，专程到台北党史馆，一睹原始文物的真面目。
    过去若干年来，国民党支付不少经费，用于党史档案的典藏及数字化存盘作业。一些比较珍贵的档案，已作裱褙，并且积极推动数字化进程，以免文档在海洋性气候湿热环境下霉损灭失。
    党史馆典藏的档案，国民党党史为其核心部份，数量上亦最丰富。里头有十数件重要文献系与毛泽东直接、间接相关，这部份档案是大陆朋友比较好奇，也最想看的一批材料。大陆朋友感兴趣的，可能是国民党的档案馆里，存放的毛泽东档案，会如何诠释或评说。也好奇国民党党史馆里，存放着毛泽东早年哪些特别的数据。这也是过去一年来，上千大陆游客，在台湾饱览宝岛风光之余，还抽时间到台北党史馆来一次寻宝之旅的原由。
    在毛泽东的相关档案中，有一份少为人知的文件，是蒋介石的
「国师」吴稚晖写的一封万言书，这封长信原本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吴稚晖写给毛泽东的。
    那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美国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从延安搭飞机到重庆，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举行会谈。直到十月十日，国共会谈在双方签署了「双十协议」后落幕。
    据说，毛泽东在重庆开会期间，曾经逐一拜访国民党右派人物，像是戴季陶、于右任、白崇禧、陈立夫等人，虽与毛泽东政见南辕北辙，他们皆能基于待客之道，热诚会见毛泽东，晤谈良久。惟独吴稚晖在得知毛泽东到寓所拜访时，却兀自隆中高卧，拒绝与毛见面。毛泽东对吴稚晖的冷淡对待，不感意外。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发动「清党」闪电行动之前，吴稚晖曾经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主张纠举共产党谋叛党国，由吴率先制造党内反共声势，再由蒋介石发动猝不及防的「清党」军事行动，残杀共产党人。蒋介石从此即以「国师」事之，并礼聘其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
    甚至若干私密家务事，蒋介石也委诸吴稚晖操办，或者请他拿主意。蒋介石想和宋美龄结婚，但如何解决与元配毛福梅的婚约？如何对外自圆其说？以及在报章刊登的启事的说词如何？蒋介石都曾征询吴稚晖。日后，蒋介石在故里修筑蒋氏宗祠，需要题词，便请吴稚晖撰写〈蒋金紫园庙碑〉碑文，全文一千零二十二字，是根据吴稚晖墨宝镌刻。现在台湾桃园慈湖，还有一份碑文复刻版，以大理石镌刻镶嵌于慈湖正门口前方的壁上。
    蒋经国母亲毛福梅于抗战期间，死于日军空袭；抗战胜利后，蒋经国在蒋介石默许之下，低调为毛福梅补办丧事，并树碑志记，因担心宋美龄不高兴，刻意瞒着宋美龄。这碑文上的称呼问题，曾让蒋介石备感头疼，想了几天，赶在雇工镌刻石碑的前两天，蒋介石亲自口授，要蒋经国笔记，再命经国去找「吴老先生」──吴稚晖讨教。吴稚晖一看，蒋经国毛笔字写着的八个大字「蒋子经国生母之墓」，不禁哑然失笑，他在原纸这八个大字的旁边写下批注：「生母习惯指妾，不可用，不用蒋母毛太夫人以志特殊，毛太夫人实为经国先生之显妣也」。吴稚晖大笔一挥，重新写了八个大字「显妣毛太夫人之墓」
    蒋经国把这八字碑文草稿，再呈给蒋介石看，老蒋惧内也是出了名的，他一看「夫人」两字，连说，不能用夫人，不能用夫人，所以最后定案，改为「显妣毛太君之墓」。担心冲犯宋美龄，硬是以「太君」取代了「夫人」。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吴稚晖在蒋氏父子心目中的份量。
    再把故事拉回吴稚晖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话说吴稚晖让毛泽东吃了闭门羹，等毛先生回到延安后的隔天，吴即振笔疾书，写了一封致毛泽东的长信，主旨在劝说毛先生应该「适可而止」，不要再生吞活剥硬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封又臭又长的信写完之后，吴稚晖却不投邮或交寄，而是直接呈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看过万言书，直觉不妥，会影响当前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大势，所以修书一封，差人递交吴稚晖，蒋介石的信上写道：「稚老先生尊鉴：手示敬悉，承示函稿，说理精详，指示沉痛，惟此时不值与彼等以文字辩论，鄙见拟将原稿暂存敝处，待至相当时期再行发表未知
尊意以为如何
敬请近安

晚中正手上十月十三日」

这里我们列举吴稚晖的万言书，实因存在着一种「巧合」，国共双方两度分合，两度兵戎相见，似乎都有吴稚晖这位关键人物的身影。一九二七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血腥军事捕杀行动，与一九四五年毛蒋重庆会谈后，国共双方逐渐远离和平，走向战争，最后演变成国共火并，血流成河的局面。
    从台北党史馆的文献，吾人再往前回看，毛泽东于一九二三年九二十八日一份给彭素民和林伯渠的书信。毛泽东告诉彭素民、林伯渠，要他们「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党」足证当年国共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彭素民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党员，热烈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或容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林伯渠一九二一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在孙中山实施三大政策时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任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
    毛泽东这封给彭素民、林伯渠的信上，起头是这么写的：「伯渠素民二位同志：弟十六日到长沙，政局忽又变化，赵于廿三日由平江入省，大张布告，恢复省政府，北军一部业已到岳州，前途如何尚难逆料，…」毛泽东从广东回到湖南长沙的目的，是为了发展党的组织。毛早在一九二０年，即在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他和夏希（即夏曦）商议，决定先在长沙筹组党的支部，然而，当时的湖南，是军阀赵恒惕和谭延闿的天下。所以，在军阀高压统治下，必须采取秘密的方式，成立党组机关。但是，毛泽东向彭素民、林伯渠两人反映，在湖南发展组织资金艰困，连一个月一百元的机关运作与租房经费，来源都很困难。除了经费，毛泽东也提醒彭、林二人，他在上海时，曾经向上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议，在湖南秘密建立党的筹备机关，并希望党任命他作「筹备员」，夏希担任筹备主任。毛泽东认为，虽然在军事时代，建构党的组织，仍然至关重大，所以，他始终戮力于党组的建立。
    孙中山先生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展开国共合作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毛泽东的信函，明白显示，国民党中央解决了毛泽东长期头疼的经费拮据问题，这也说明那时国共一家，无分彼此。这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给毛泽东公函上写道：「径启者

兹附上广东艮行大洋参百元支票一张，希如照收，即转湖南省党部收妥见复为盼；此票须向上海广东艮行支付合并。…此致

泽东同志
计附支票一则，

中央执行委员会十月十九日」

信的末尾，尚有汪精卫、谭平山两人签名。（按：广东艮行，原文即写艮行）
    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此时孙文已逝世近一年，国共关系虽未生变，但彼此已渐生嫌隙。毛泽东在这天写了一封信，向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向中央常务委员请假两周，毛泽东的请假信如是写道：


「中央秘书处

常务委员诸同志：

因脑病增剧，须请假两星期转地到韶州疗养，宣传部事均交沈雁冰同志办理，特此奉告，即祈察照为荷

毛泽东二月十四号」


另据了解，毛泽东年轻时期有三次犯脑病的纪录，脑病是不是就是俗称的头疼，不得而知。




一九二六年五到九月间，毛泽东被任命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函件指出：


「函委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径启者
本月十九日本会第十三次常会农民部提出，请委派毛泽东同志为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案，经即决议，准相应函达

查办此致

毛泽东同志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经历了蒋介石领导的「清党」、「五次围剿」，共产党自江西苏区突围，往西南及西北「两万五千里长征」，又历经「西安事变」，国共关系跌宕起伏，冰炭交加。日寇侵华，国共展开了第二次合作。但是，在日寇侵略的深重危机之下，国共两党的关系，亦敌亦友，彼此之间尔虞我诈，机锋处处。一九四三年元月廿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员会调查统计局（即所谓「中统」）副局长徐恩曾（徐虽为副局长，但局务基本系由徐掌控），循党的组织系统，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的一份报告中，记载了当时中统特务郑延卓，进入延安「放赈」时与毛泽东的一次对话，徐恩曾写给吴铁城的秘密报告写着：


「铁城先生赐鉴
谨抄奉本局设计委员郑延卓，此次派往延安放赈时，与毛泽东谈话要点及该党内部要闻报告一份，敬祈赐察，端肃敬请
崇安

晚徐制恩曾谨上元月廿日」



    郑延卓回重庆以后，向国民党「中统」所作有关与毛泽东谈话之书面报告，归纳起来，至少向蒋介石传达了几个重要讯息：其一、毛泽东认为，国共的和战问题，是抗战结束之后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其二、毛泽东承认战后的政治局面必然是国民党为主，共产党居次；其三、只要共产党取得宪法上合法地位，中共即可取消十八集团军之番号；其四、主张最近若干年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甚至连民生主义也无从立即实施，但是，毛先生主张中国将来必渐进为社会主义国家时期，且应为和平转变；其五、军队编遣后，边区问题应缓议，且希望中央能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要求蒋介石编军编政要考虑实情。郑延卓报告中也指出，毛泽东在谈话过程中，曾盛赞蒋介石是全方位人才，国民党的未来大有希望云云。
    蒋介石从一九二三年即与共产党交手，到一九四二年，彼此已经有二十年的「斗争经验」了，从文斗到武斗，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内部叫阵，到「清党」「分共」，再到「五次围剿」、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也不是刚认识毛泽东，绝不可能因为毛泽东讲了几句动听赞誉之词，就乐以忘忧，松懈了对毛泽东或共产党防御姿态。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蒋介石也不可能长期隐忍「国中有国」，更不可能坐视芒刺在背。
    毛泽东接见郑延卓时，抗战已经打了五、六年时光，国共第二次合作也有六年时间了，此时，正是国共之间亦敌亦友，似友非敌，似敌非友，一个最模糊，彼此定位最不清晰的一个时期。双方小冲突、小驳火可谓了无宁日。无疑，这亦是两党关系最富想象空间的一个时期。
    强敌压境、民族危亡的节骨眼上，毛泽东、蒋介石两雄之间，应该都晓得未来终需一战，两雄都在找寻最恰当的机会，和对方来一场殊死对决。在共同抗日的大战略默契底下，双方外弛内张。从今天的视角回顾那个阶段的国共关系，那种既像兄弟，又像雠仇的多重角色，毛泽东、蒋介石两方在书面数据中呈现的，是以儒雅的表象层层包裹着强烈尖锐的矛盾与对立，譬如毛泽东与郑延卓的谈话里，毛就绵里藏针的说：「中国将来必渐进为社会主义国家时期，或为数十年或为数百年，客观条件具备，应为和平转变，但此时如仍有少数人顽固坚持，或难免于激烈变化。」这句话，隐隐然在警告蒋介石，要和平，我们共产党有和平的诚意，若是要打仗，我们共产党也不跟你国民党闹着玩，我们有实力可以跟你来真的，大家走着瞧！然而，精明如蒋介石者，难道听不出毛先生的弦外之音吗？他何尝不在枕戈待旦，等待向毛发动「第六次围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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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ycmail1979

学习了。

盖碗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