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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东旭鹰 于 2009-9-25 06:47 编辑
应该说,反儒和灭儒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
反儒就是指出儒学、尤其是旧式儒学的腐朽落后之处,反对将儒学作为治国思想的主体。
孔子和孟子都是非凡的教育家,因此儒学在个人教育、个性修养等方面都拥有其他学说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对治国目标也有比较鲜明的观点,在“人治”时代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但当这种思想成为后世治国主体,甚至成为治国思想的一切,而不是辅助时,其理想脱离实践、治君子不治小人、与时代发展脱钩,与“法治”社会不符等副作用便表现出来。不过其个性>共性的某些思想,被崇尚“人权自由”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家所参考、所采用。
在封建社会末期,反儒者(或者儒学改良者)便应运而生,从维新变法中康有为“借儒反儒”,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反儒者一度促进了中华文化的新时代世界化发展,重新复兴了广泛吸取融合外来文化思想而最终为中华所用的汉唐之风,可是也同时出现了不少比较偏激的“崇洋媚外”、“逢中必反”的极端思想。
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为中华文化新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但从反儒者转变而成的灭儒者却依然存在,并在某些历史时期对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极其恶劣的阻碍作用。
灭儒者与反儒者相比的最大区别,就是缺乏自己所拥护的学说主体,反儒者无论是拥护法家、道家、墨家等传统思想,还是拥护西方“德先生”、“赛先生”,都是主倡以某种思想替代儒学主体位置,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比较明确。
儒学改良者中和以西反儒者中都存在西化人士,而那种西化痕迹比较明显的儒学改良者,可以称之为新儒者,他们与本土注重国情实践的儒学改良者——新中华儒学派,又存在本质不同。
灭儒者则往往比较冲动,他们所拥护的新文化思想主体尚未定性,由于缺乏继承性和发展性呈现不成熟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灭儒者急于打倒旧思想,却难以形成新思想主体优势,这样就会导致文化继承的真空,对社会实践弊大于利。
另外,灭儒者中的部分人较易从“灭儒”扩展到反对一切中华优秀思想学说,甚至针对所有知识分子,而且其操之过急和略显霸道的偏激言行对批判旧式儒学作用不大,反而让民众愈加同情和拥护旧式儒学,更无法起到推动儒学改良或者整体中华文化体系向前发展的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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