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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变儒家
汉初力主汉承秦制的关键人物，按照所起作用的重要性排列，萧何、张良、张苍、叔孙通。萧何乃秦朝县吏，熟悉秦制的基层运作，后来成为西汉立国之第一功臣，作《九章律》，促成西汉政权继承了秦制的核心——法制和官制，此前在《商君之法》一文中说过。张良乃故韩申徒，是刘邦的首席谋士，在我看来，也堪称秦末唯一可以达到战国水准的大策士。张良是促使西汉继承秦朝行政制度——郡县制的关键人物。然出身山东贵族、与清一色下层出身的汉初功臣集团格格不入，有可能是他后来选择功成身退、归隐山林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苍是故秦御史，“居相府，领主郡国上计”，也就是执掌秦帝国的“国家统计局”，有把握秦制全局运作的经验。后为西汉计相，也就是经济总理，促成西汉全面继承秦朝经济制度、财计制度和章程德运。章者，历法也；程者，度量衡也。《苍传》云，“秦时本十月为岁首，不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汉朝连德运都承袭秦故，其余可想而知。
四者中的第四位——叔孙通，却历来是一个颇受争议的人物，追慕者以之为大智者，鄙夷者以之为伪君子。其人生前虽然显赫，但由于身后没有著作留世，其作为“汉家儒宗”在民族历史中应享的地位，却并不为人所重视。一说起汉儒，立即跳到人脑海里的名字一定是董仲舒，然窃以为，叔孙通才是儒家历史上真正的划时代人物。没有叔孙通，董仲舒再怎么“天人合一”，也难以使儒家在帝国时代获得如后来所见的崇高地位。作为首倡“法后王”的儒家大师，叔孙通改变了儒家的政治倾向，推动儒家大幅“左倾”。从零星记载推测他的核心主张：政治上不再提恢复周礼，经济上不再提恢复井田，通过淡化儒家极端保守主义的一面，化解儒法矛盾，使得“外儒内法、王霸杂用”成为可能，既让儒家得以在新时代生存下来，也为帝国制度丰富了思想源流，中和了法家的功利主义，维护了帝国的长治久安。叔孙通改革，是两汉对待儒家的态度之不同于战国和秦朝的真正原因。
当今中国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有一种令人颇为不安的现象，就是原教旨主义。以儒教复兴为例，多有人以为只有先秦儒家才是真儒家，汉儒、宋儒、明儒、清儒都是对孔孟原意的曲解，是伪儒家。这等于是说儒家是不需要改变的，不需要改革的。无论后世儒家如何推崇先秦大师，我始终认为，汉儒、宋儒、明儒和清儒应该与孔孟站在同一平台之上。如一切思想与制度一样，儒家如果没有本身的反复改革，就无法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中国土地上长期扎根，只有孔孟、排斥杂说的儒家才是伪儒家。孔孟思想有其永恒的价值，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只服务于当时的时代，相似地，后世儒家也分别服务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叔孙通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人物。
叔孙通者，故秦博士也。胡亥即位，天下大乱，文弱儒生在中央政府很难有什么建树。不过这个叔孙通却是大大不同，先声夺人，上来就扮演了一个地道的白脸奸臣形象，算是给中国历史之逸闻趣事添砖加瓦了。这个著名典故曰，胡亥听说大泽乡叛乱的消息，半信半疑，招来博士们询问，三十多人都说，确有叛乱，陛下应该赶快派兵镇压，胡亥不悦。叔孙通见状，见风使舵道，陛下别听他们胡说，明主在上，法令在下，官吏奉公守法，哪会有什么叛乱，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之徒，郡县官吏逮了就完了，陛下不用管这事儿。胡亥一听乐了。当时叔孙通还是“候补”博士，此事过后，在职博士都被罢免，叔孙通倒晋升为正式博士。当时人们也以为叔孙通这种儿戏国事的做法不怎么地道，和赵高“指鹿为马”简直是一丘之貉。叔孙通自己解释说是为了保命——毕竟胡亥赵高都是杀人不眨眼的人物。但不管有多么充分的理由，要视品德如生命的儒家把他奉为宗师，实在有点为难。这件逸事反映了叔孙通的性格，注重实际，善于变通。反观他后来对保守主义儒家大动手术，也是为“往圣继绝学”、在颇为反儒的西汉王朝给儒家学派保命之意，可以说就是这件趣事的放大版，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史记》又载，后来叔孙通降汉，“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专门哄皇帝高兴，活似个马屁精一般，几乎没有什么儒家信徒的高洁风范。然而事实上，叔孙通并不是一个毫无政治节操的投机者，而是实践“曲线救国”方略的大师。儒家五百年无人敢用的根源和今后的出路，被叔孙通这个目光如炬的先知先觉者看得清清楚楚。在获得了刘邦的信任之后，叔孙通立即开始铺排他处心积虑的改革大业。甚至可以说，儒家之走出象牙塔、重新登上政治舞台，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叔孙通的一手策划。随着叔孙通的官位步步高升，我们将目睹儒家是怎样在坚定反儒的刘邦手下，逐渐崛起成为一个披着古老外衣的显赫的新兴政治学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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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6 0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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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2-6 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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