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阳到长安（八）：泾渭合流

emma10182000

泾渭合流
叔孙通从刘邦那儿拿到的第一个官职，和秦帝国的所有儒生一样，也是博士。对于这份皇粮的来历，司马迁是如此记载的：

诸故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馀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斋

前文说到，对于叔孙通性格的把握，有两点至为关键，一是注重实效，二是善于变通。这两点使得叔孙通不同于一般好唱高调、大而无当、眼高手低的儒生，而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家气质。这在上面这条记载中再次得到印证。叔孙通降汉，跟随他的儒生有几百人，而叔孙通引荐给刘邦的都是些能征惯战的实功之士，没有举荐一个儒生，此举招来了追随者的愤恨，却得到了刘邦的赏识。不荐儒生，为叔孙通赚来了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桶金”。能在不用儒生的汉朝步步高升，原因就在于他有意识地与一般儒家划清了界限。叔孙通与一般儒家的分歧究竟何在，很快就在他为汉王朝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显现出来。

拧８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於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原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原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上曰：“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於是叔孙通使徵鲁诸生三十馀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後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叔孙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法家改革的本质，是去贵族化改革。从李悝商鞅变法，到后来的科举制度，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削弱世袭阶层，扩大帝国政权的平民基础。这种改革既符合当权者（皇帝）的利益，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故而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在漫长的历史中能够持续不断地推进，帝国的大一统越来越趋于稳定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力行法家的嬴政统一六国，为改革开了个好头，但秦帝国一代并没有实现贵族观念的彻底颠覆，帝国坍塌时六国贵族纷纷复辟就是明证。虽然布衣之士在战国时代受到广泛重用，但能够跻身高层贵族、取君主诸侯而代之者，从未有过。是普通农民陈胜的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让中国人第一次意识到人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力，真正将所谓贵族特权踩在了脚底下。而清一色平民出身的刘邦集团，干掉了秦帝国，干掉了所有出身高贵的贵族对手，再次一统海内，标志着中国完成了第一次彻底的颠覆性的社会阶级流动，所谓“翻了个底儿朝天”，说的就是它。司马迁上文所说的“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反映的就是这种社会现实。新兴的西汉政权，必须在社会阶级的流动和等级秩序的稳定之间寻求平衡。法家服务于前者、儒家服务于后者，儒法两家的兼容问题就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道是顺时成事、时势造英雄，叔孙通就是利用时代需要儒法兼容之“时势”，成就了自己的历史功绩。
上文所引《史记》，反映了叔孙通的这一政治主张。叔孙通统领儒生，为汉朝制礼作乐，但一些铁杆儒生拒绝接受他的领导，原因是“公所为不合古”。众所周知，儒法分歧的核心，在于“法先王”还是“法后王”。无论是商鞅的变法奏对，还是嬴政的焚书禁学，斗争矛头都是指向西周旧制。叔孙通之靠向法家，正是从“法后王”开始，汉儒与周秦传统儒生的分别正在于此。前面看过《商鞅思想》一文的读者，看到叔孙通的这几句话，一定觉得很耳熟：“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还记得在哪儿见过吗？不错，正是《商君书》首章《更法》：“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叔孙通笑腐儒曰“鄙儒不知时变”，正合商君“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之主张。商韩不非礼，孔荀不非刑。只要两家能够在复古问题上冰释前嫌，儒法之并用，就指日可待了。
此事之后，叔孙通被刘邦拜为九卿之一、执掌礼仪祭祀活动的太常，成为朝廷大员，叔孙通的儒家门生被大规模起用。儒家学派自东周礼崩乐坏之后，第一次以建设性的形象登上了政治舞台。以此而论，叔孙通被冠以“汉家儒宗”的荣耀，名副其实。中国史界两司马，对叔孙通的评价大相径庭。司马迁评价极高：“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赞扬了叔孙通的与时俱进。司马光则是典型的宋儒，对于人物的历史贡献视而不见，却把目光集中在个人品质上面，批评叔孙通“教人君以文过遂非”，不是儒家信徒应有的风范。宋儒标榜自己祖述孔孟，批判汉儒是孔门异端，对变更古礼、迁就实际的叔孙通稍有微词，也可以理解。然必须搞清楚的是，叔孙通是一个真正的儒家，而不是“潜伏”在儒家内部的法家。从他任职太常之后的表现看来，他对于礼乐的认同显然高于法术。而叔孙通比传统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真正把握了礼乐的本质。礼者，别也；乐（yue）者，乐（le）也。礼未必周礼，乐未必雅颂。只有脱去繁缛，回归本质，才能使核心价值得到永续。礼乐文化正是如此。任何成功的保守主义，都是维新的保守主义，这是先贤百年探索的果实，今日儒学复兴的倡导者当引以为鉴。

封建制的削弱和郡县制的确立，加强了西汉政权的政治实力；儒法矛盾的化解和儒家的复出，加强了西汉政权的思想文化实力。西汉王朝的基本格局在高祖、文景时代已经定型。武帝刘彻全负荷开动父祖三代所搭建的强大的国家机器，进一步推进了法家战略产业国有化、统一货币发行、宏观调控物价等经济财税改革，建设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强大骑兵军团，加强了西汉政权的财政实力和军事实力，南并百越，北驱匈奴，西拓丝路，拥有强大综合国力的统一王朝，艰难崛起于帝都咸阳的废墟之上。历史常常包含一些耐人寻味的巧合。比如秦汉两朝都城的名字：咸阳者，遍洒阳光也，让人想起旭日喷薄而出，瞬间驱散迷雾、光耀大地；长安，则多了一分阴柔，一分沉静，让人想起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秦，是开路的时代；汉，是行路的时代。没有开路者，无从行路；没有行路者，开路也是无用。从开天辟地的咸阳，到顶天立地的长安，是华夏民族走过的一条幸运的道路。

pigpig

华夏民族走过的一条幸运的道路。。。。一直延续下去。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