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求DL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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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想系统的整理一下DL的生平，做成编年史形式，包括DL一生的不同历史时期都做过哪些重大的事件，发表过哪些言论，例如DL四处演讲的讲演稿，语西方政要的谈话记录，新闻采访记录等等。。。。希望有愿意呈现一个真实的DL的朋友多多帮忙。（资料请注明出处）

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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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现状及趋势的漫谈（上）
关于现代西藏分离运动现状及趋势的漫谈（中）

原作：奥塔 文章非常长，还有（下），不同角度看问题。

有可能最好找到这本书。
[ 本帖最后由 元素 于 2008-4-18 13:47 编辑 ]

陌上霜

十四世dl（以下简称dl）从被国民政府确定为十三世dl喇嘛的转世灵童，到执掌西藏政教大权，从西藏的和平解放到叛乱出逃，既受到当时国内社会政治环境的影响，又受到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既受到国内各方面积极健康因素的影响和推动，更在各个方面受来自西藏地方政府及三大领主上层代表中消极因素的强烈薰染和深刻影响。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及dl本人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等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促使着他最终必然走上背叛中华民族、企图借洋人之力以武力分裂祖国进而实现zd的罪恶歧途。
　　

陌上霜

一、dl作为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的总代表，他企图永远维持黑暗、反动、残酷的封建农奴制度，继续保持三大领主对广大农奴群众的统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的1949年11月下旬，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即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和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及时地作出了解放西藏的决策。1950年初，中共中央又进行了解放西藏的具体部署。因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决定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解放西藏的大业。这一英明决策一经公布，即刻得到了西藏广大人民及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和其他藏区爱国人士的积极影响，他们以各种形式表示拥护和赞成。可是，以摄政达扎为首的西藏噶厦政府中的亲帝分裂势力，他们在英、美、印等帝国主义及地区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与唆使下，顽固坚持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置中共中央的建议和决定于不顾，招募军队，调兵遣将，企图以武力阻止中共中央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和平解放西藏进而统一祖国的大业。
　　在这种不打不足以促和的形势下，中共中央被迫命令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成功地进行了昌都战役，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和锐不可挡之威，一举消灭了藏军的主力，粉碎了噶厦政府赖以抵制和谈、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信心和资本。同时，昌都战役的进行也加速了西藏上层的分化，打击了分裂主义分子的嚣张气焰，给内向、进步、爱国的力量鼓了劲、壮了胆。反动至极的摄政达扎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交出权力的。1950年11月14日（藏历铁虎年10月8日），年龄不足16岁的十四世dl提前亲政。
　　十四世dl和历世dl具有共同的一面，即，都是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和西藏封建农奴制社会权力的最高执行者。但是，他与历世dl也有不同的一面，即，他从小就生活在被分裂主义势力的包围之中，即使是在亲政之后，在印度居留的他的兄长们及孜本夏格巴、身边的经师和大多数噶伦等，仍然把持着西藏的权力机关，左右着西藏的政局，他们不断给未成年的dl灌输分裂主义思想。这种恶劣的污秽环境，在客观上就奠定了dl必然走向与祖国和人民离心离德的歧途。
　　1950年底，在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的唆使下，dl率噶伦索康·旺清格勒等一批上层高官出走亚东，并将亚东的临时机构称为“亚东噶厦”，试图伺机逃往国外，以求得到英、美及印度的支持。而这些国家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不便公开出面支持dl的分裂行为而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敌。在这种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绝望情况下，dl一行才不得不决定暂时安身亚东，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和谈要求，决定派出代表前往北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标志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和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月27日，《人民日报》用汉藏两种文字全文公布了《十七条协议》，并同时配发了《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社论。《十七条协议》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西藏各阶层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表示欢迎和拥护。但西藏噶厦政府中的分裂主义分子却表示反对，这些人在美帝国主义等反华势力的唆使和鼓动下，煽动dl不要承认《十七条协议》，此时的dl处于犹豫和无主见状态，迟迟不对《十七条协议》表态。7月14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到达亚东，经过张经武与dl及其随行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等一个星期的多次交谈、沟通和耐心解释，基本消除了他们的误解，打击和扼制了分裂主义分子的气焰。在这种情况下dl及其随行人员才决定离开亚东返回拉萨。直到10月24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五个月之后，dl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表示拥护《十七条协议》，并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
　　1951年11月下旬，dl的副经师赤江及森本堪布、经师林仓等经过密谋后，向dl建议由加央达瓦、丹曲索纳和若着平措三人出面组织所谓的“人民会议”，并当即得到dl的面谕：“现在没有赶走共产党的机会与可能，极需要组织更多的人民卷入对共产党的仇恨中，因此你们今天来我处事，对任何人都不要讲。”在得到dl的授意后，丹曲索纳与司曹鲁康娃·才旺绕登、本珠仓·洛桑扎西等纠集在一起，起草了一个所谓的《请愿书》，编造事实，颠倒黑白，恶意攻击进藏的人民解放军，进而调集藏军密布于拉萨的主要道口，并包围了张经武的住宅，企图煽动不明真相的普通群众逼迫进藏不久的人民解放军撤出西藏。张经武和西藏工委的领导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和斗争策略，对dl和噶厦进行了耐心地说服教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迫使dl下令解散了伪人民会议，并撤销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两司曹的职务，使dl的企图未能得逞。
　　1954年5、6月份，张经武奉中央指示会约dl，向他转告了将于当年底在北京召开第一届**的消息及西藏参加全国人代会的九人名单，其中就有dl本人，他虽然表示赞同，但同时又称将根据打卦的情况决定是否去北京。围绕这一问题，噶厦经过了三天的激烈争斗，以噶伦索康·旺清格勒为首的分裂势力以种种借口妄图阻止dl赴京，并提出种种无理要求，以图影响和左右dl，他们的行为虽然没能达到目的，但在dl的思想上却留下了不断加深的分裂主义思想的影响。
　　1954年7月，dl在已决定赴京的情况下，公然接受了以阿乐群则、阿南拉等为首的伪人民会议分子的献礼。这些人在dl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支持和怂恿下，煽动拉萨三大寺喇嘛及少数不明真相的群众一直尾随dl到康定。这实际上是为dl壮胆。
　　dl从成都经西安到北京，受到了沿途各地领导和群众的热情接待和热烈欢迎，在北京火车站又受到了朱德副主席及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迎接。会议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dl和班禅，在交谈中当毛泽东提出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问题时，dl当即表示拥护。1955年2月24日，dl、班禅在北京举行藏历木羊年新年庆祝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应邀参加。毛泽东在宴会上致词，向dl、班禅祝贺，向西藏人民祝贺。当毛泽东向dl、班禅表达中央对西藏的工作方针时，dl当即向毛泽东主席保证：“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一定做好西藏的各项工作。”3月8日，dl离京返藏前，毛泽东亲自到御河桥dl住处去看望他，与dl及其随行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并再次宣示中央在西藏的工作方针。当时dl曾信誓旦旦地表示：“毛主席的突然到来，我象是在做梦。经过和毛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要把这些指示变成行动，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地互帮互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周恩来总理为dl、班禅举行送行宴会，宴会上dl再次表示：“通过（在京期间）这一切事实，不仅使我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祖国，是强有力、热爱和平、不怕任何侵略的，同时体验到祖国各兄弟民族间，特别是汉藏民族间及西藏民族内部团结的重要性，更加热爱祖国。”中央主要领导亲自看望、关怀一个地区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主席亲临一个地区领导人下榻之处去看望，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尚属首例，体现了中央对西藏地区领导人的特别关心和对西藏工作的特别关注。
　　然而，dl在返藏途中却违背诺言，出尔反尔，将其在北京的一切承诺抛在了脑后，肆无忌惮地从事煽动闹事及图谋“zd”的罪恶活动。他及其随行人员先后在甘南藏族自治州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理塘寺、大金寺等寺庙和甘、川等省藏区及西藏一些地区，大肆进行反动宣传，信口雌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企图以更大范围的骚乱抵制中央在西藏的各项方针与政策。如dl在拉卜楞寺违背事实及用心极其险恶地说到：“从各方面看，（解放后）年轻喇嘛减少了，政府对宗教保护是表面的，在塔尔寺已反对宗教，今后在牧区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共产党的政策。共产党把军队开来，强迫不叫念经信佛，对青年人进行思想改造，从思想上取掉宗教观念。因此，我们要坚决反对共产党，就是死也不动摇；”“我是宗教最高喇嘛，下了命令你们要积极地宣传。希望你们按自己的意愿一样地来完成我寄托的任务。给群众宣传时就说：dl喇嘛给你们念经了。……把宣传工作搞好后，就到西藏来我们一起研究办法。”就这样，他们一伙不遗余力到处煽风点火，造谣惑众，制造事端。阿乐群则等数名伪人民会议分子，则又借势重来，急忙窜到康定听从dl的吩咐。此后不久，他们就向dl呈送了一份“汇报请愿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等，希望能继续得到dl的关怀和支持。以上情况表明dl是个言而无信的伪君子，并快步走上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背离的危险歧途。

陌上霜

1955年前后，西藏周边其他省的藏区相继进行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江东地区（金沙江以东）民主改革的进行，引起了西藏农奴主阶级、特别是他们的代表人物——西藏地方政府中以dl为首的一些人的极大不安与恐慌，惧怕他们赖以剥削、压榨农奴的基础和手段被剥夺。这样，一部分农奴主们便借题发挥，在昌都的宁静宗就发生了叛乱武装杀害21名人民解放军官兵的血案，以及其他一些暴力案件，试图以武力抗拒民主改革进而维持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1956年4月间，dl的三哥机巧堪布洛桑三旦对江东藏区的武装叛乱表示支持，并对江达宗大头人、宗解放委员会主任齐美公布说：“昌都地区应按江东地区行动”（指金沙江以东地区以武装叛乱反对和破坏民主改革），还解释说：“这是dl的指令。”针对这种情况，中央于1956年9月4日作出“六年不改”的方针后，以dl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中的反动分子却以为他们获得了胜利，把中央的“六年不改”政策和西藏工委的收缩方针错误地看成是软弱可欺，他们甚至公开叫嚣：“我们的目的不是六年不改，而是永不改。”一语道破了dl及其部分上层这些三大领主的代表们企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制的梦想。为了实现这种梦想，噶厦政府在dl的援意和支持下相继采取了一系列步骤，其一是大量印发藏钞，以便为巩固其政权提供经济支持；其二是于1957年12月违背自治区筹委会的人事制度，想方设法安插分裂主义分子进筹委会等机构（仅四品以上的官员就调换了16人，企图将筹委会也改造成“政教合一”性质的政权机关）。同时还委任了一大批分裂主义分子任宗本、基巧等职务；其三是扩充藏军，增补武器弹药，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基四是煽动地方民族主义排外情绪，挑拨汉藏干部协商共事的关系等等。
　　1956年11月下旬，dl和班禅应邀前往印度参加纪念佛祖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的佛事活动。dl刚一跨过中国边境的乃堆拉山口，便与从印度赶来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聚集在一块，在dl滞留印度的近三个月里，他们一伙行影不离。dl不仅从夏格巴、嘉乐顿珠等分裂主义分子那里接受了许多分裂祖国、投靠外敌、“zd”等反动思想和观念，他们也从dl身上得到了很多的支持、鼓励和授意，使他们在尔后的活动中有了方向和动力。dl到在印度期间，还同外国反华势力密切来往，接受他们的煽动与教唆，如印度的一位政府高级官员在同dl的私下密谈时，就给dl许若：“自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后，应该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但如中国政府在西藏的措施超出协议范围后使西藏感到困难时，印度政府愿意给西藏提供帮助。”英、美等国间谍更是频频与dl接触，共谋“zd”进而分裂中国的伎俩，甚至是公然喊出“欢迎dl到美国去”的反动口号。所有这一切，使dl在印度感到从未有过的亲切、激动和鼓舞，以致滞留印度迟迟不归，要不是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三次同dl谈话，晓以大理、动以挚诚、再三敦促，dl很可能在那时就留居印度了，从而提早两年走上背叛祖国的流亡生涯。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dl印度之行，实质上是在“佛事”活动幌子掩盖之下的政治旅行，是了解国外“政治气候”和传播其分裂祖国思想的政治外交活动。dl在印度的近三个月时间里，也是大有“收获”，离心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得到了强化，同中央对着干的“胆子”越来越大。
　　1957年4月初，dl经日喀则、羊八井回到拉萨，沿途到过14个大小寺庙，他以宗教活动为遮羞布，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进行旨在维持“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统治的鼓动和宣传，片面夸大西藏工委某些作法上的缺陷，有意寻找汉族干部工作中的“缺点”，极力散布地方民族主义情绪，公开袒护其内部的亲帝分裂分子。这段时间里，dl有意封其副官长帕拉·土登为登的弟弟为仁希（四品官），索康·旺清格勒等人随即表示“祝贺”。dl的这一行为实际是上为分裂主义分子帕拉·土登为登等人打气和撑腰，壮大和发展分裂主义队伍。
　　1957年初，以鲁康娃、嘉乐顿珠、三大寺头目为首的叛国分子纠集在印度的分裂主义分子在印度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以与西藏境内的反动组织进行呼应。随同dl回到西藏的三大寺堪布，从印度带回了大量的反动传单，在dl的默许下肆无忌惮地向寺庙散发，为其尔后进行全面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和做思想准备。
　　1957年5月，从四川藏区窜到拉萨的反动头目恩珠仓·公布扎西、夏格·朗加多吉、甲马·桑培与伪公民会议分子紧密勾结在一起，并在噶伦柳霞·土登塔巴、先喀·居美多吉和帕拉·土登为登等人的支持和唆使下，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叛乱组织“曲细岗珠”（汉语直译为“四水六岗”，指西藏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所有藏族聚居区，即分裂主义分子所称的“大西藏国”）。该组织成立后，就即刻募集资金，于是年7月给dl献“金宝座”，并同时呈送给dl一份报告，请求dl出面领导这个反动组织，推迟或阻止民主改革。dl亲自给献“金室座”的500名“曲细岗珠”成员挂哈达、摸顶祝福以示支持。这样，dl就将西藏和其他省藏区的反动武装连结了起来，并统一在他的直接指挥下。从此，西藏境内及其周边的其他省藏区的局部叛乱就此起彼伏，范围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给驻藏人民解放军及西藏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失和威胁。有鉴于此，张经武、张国华于 1958年7月18日约见dl，向他转达了中央关于西藏民主改革及部分地区武装叛乱等问题的既定方针，要求噶厦政府纠正对叛乱采取纵容态度的错误做法，切实担负起维持西藏社会治安的责任。dl在表面上予以搪塞应付。
　　1959年3月初，dl对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将军提出想到军区去看戏的要求，后来经西藏工委及西藏军区和噶厦代理基巧堪布噶章·洛桑日增等人的多次协商，确定了看戏的具体日期和时间（（3月10日下午3时）。西藏军区为了迎接dl看戏而进行了精心的排练准备。然而，等到原先双方商定的日期到来时，dl及噶厦却在玩弄花招，一方面索康、柳霞等噶伦到西藏军区向谭冠三将军谎称他们事先不知道此事。而dl却躲在罗布林卡不露面。一时间，整个拉萨市被反动武装搅得天昏地暗。至此，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在dl及其集团的策划下已全面爆发。现在看来，看戏之事是dl这位阴谋家与其幕僚有预谋导演的一出闹剧。
　　为了表示中央对dl始终如一的诚意及了解dl本人的真实意图，从3月10日到3月15日，谭冠三将军曾托人给dl转去三封信，dl也给谭冠三回了三封信。dl在信中极尽欺骗之能事，骗取了中央和西藏工委的信任，赢得了进行武装叛乱及叛逃国外的时间。3月16日，在索康·旺清格勒、大喇嘛绒朗色等人的指使下，叛乱头目以“zd国人民会议”的名义，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电台，给逃亡在噶伦堡的原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发去一密电，声称藏历二月一日（公历3月10日）、“zd国”已经成立，请向大家宣布。这一情况绝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与dl“看戏”日期的巧合。3月17日凌晨，dl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便率噶厦大部官员及亲信向山南方逃去。dl逃跑时留下了一封信，信中公开称“西藏过去是独立国家”，并指定了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藏军副司令洛珠格桑、堪穷达热瓦·多阿塔青、堪穷格桑阿旺、仁希夏格巴、孜本雪苦巴·江央凯珠等人为叛乱武装的总领导。
　　dl及期随行的一伙于3月24日逃到山南后，他立即接见了盘踞在该地的叛乱武装，临走时还带走了在此地的两名藏籍美国特务报务员和电台，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用无线电保持密切的联系。3月26日，dl在山南隆子宗公开宣布西藏已经“独立”，并在此地成立了“临时政府”，决定隆子宗为“临时国都”，任命1952年被撤职的鲁康娃和洛桑扎西为司伦，妄图继续维持三大领主对西藏的统治权。3月31日，dl一伙经错那、沙则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印控区，走上了投敌卖国的流亡生涯。
　　4月18日，dl一到印度的阿萨姆邦的提斯浦尔，立即向在此的一百多名记者散发早已准备好的“dl喇嘛声明”，该声明全盘否定《十七条协议》，露骨地鼓吹“zd”，并“断然声明”dl的叛逃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不是被劫持”。4月22日，dl在印度的穆索里跳出来通过媒体声嘶力竭地狂叫：“我希望说清楚，早些时候的声明是在我授权下发表的，它表达了我的看法，我坚持这篇声明”。6月20日，dl在穆索里的记者招待会上就他给谭冠三将军写过三封信的情况时说：“是在危急时刻写的”。这一语道破了dl这个阴谋家两面派的阴险嘴脸。
　　对于在此之后的多年中dl所作所为，中共中央一直采取的是争取、忍让、宽容的态度。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dl出逃一事指示西藏工委对其不要阻截，网开一面，同时决定暂不把dl放在叛乱头子之内，只宣传叛国集团挟持dl”。这样就给dl本人留下了充分的回头醒悟余地，并且还在一段时间里给他保留着其原先担任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对他做到了仁至义尽。从以上可以看出，真正背叛公理、背信弃义、玩弄阴谋手段的正是dl其人，是他把维护封建农奴制的希望和实现“zd”的梦想寄托在了不堪一击的叛乱武装和存心想搞乱中国的国际反华势力的身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永远会证明：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陌上霜

二、dl甘愿充当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企图借洋人之力实现其“zd”的梦想
　　1959年4月22日，dl在同印度总理尼赫鲁交谈时奴颜媚骨地说：“藏人把剩下的希望寄托在印度政府和印度人民身上，愿意寄居印度”。dl的这一心愿正中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者的下怀，它不仅希望能给“藏人”以帮助，更希望全面恢复其在西藏失去的利益，进而把西藏变成它的殖民地。为此，印度在西藏和平解放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拉拢、鼓动与教唆，此外，在印度活动的夏格巴、嘉乐顿珠等人，也一直受到印度政府的特殊关照和支持。
　　是年4月25日，在dl的策划和授意下，由其二哥嘉乐顿珠及鲁康娃等与噶伦堡的“西藏自由同盟”的成员在印度的穆索里组成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并设有内政、外交、宗教、财政及文教等部门。这标志着以dl为核心的、以分裂主义顽固分子和外逃叛匪为支柱的、并在国反华势力支持下图谋“zd”的分裂主义集团已初步形成。9月，dl在印度政府为其提供的栖身地——喜马偕尔邦的达兰萨拉召开了所谓“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所谓的“西藏噶厦政府”，进一步健全了其内部机构。至此，以dl为首的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在境外基本组成。
　　dl叛国分裂集团的大本营和总部虽然设在印度，但dl却把实现其梦想的希望主要寄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身上；美国政府为了借dl之名图自身之利进行了长时间不遗余力的努力。
　　早在20世纪40年代，西藏地方政府就在英帝国主义蛊惑下成立了所谓的“外交局”，公开进行“zd”的罪恶活动。这个完全出于英帝国主义企图将我国西藏变为其独占的殖民的阴谋，却被西藏地方政府中的一小撮亲帝分裂势力和一些反动上层人物当作圣旨去为之摇旗呐喊、疯狂地卖命争取，干着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十四世dl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中成长并执政的，他的最后投敌叛国，是这一客观历史环境氛围的必然产物。dl一伙逃到印度后，印度政府表现出了极大的“慷慨”和“善意”：又是给dl集团划出土地以供其“安居”，又是给dl集团提供经济帮助和武器装备，以使其“乐业”，同时，印度政府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严正交涉和国际法准则，别有用心地给dl及其集团提供和创造大放厥词、混淆视听的机会、场所。如，印度政府不仅给了dl“政治避难权”，并给其“尊敬待遇”。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多次接见dl，实质上是与dl共谋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勾当。一时间，印度的各党派及新闻舆论工具，掀起了一股支持dl、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浊浪，喊出了“印度不应对西藏问题沉默”等口号，甚至要把所谓的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叛逃到印度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则厚颜无耻地狂叫印度政府应当基于“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而“允许西藏人民表达争取自由的要求”等，这就充分地暴露了dl及其追随者认贼作父、有奶便是娘的可耻嘴脸。就这样，两个同床异梦者纠合在一起，不断掀起反对中国共产党维护祖国统一和主权尊严，反对解放西藏受奴役、受压榨的百万穷苦农奴的正义行为，以至发展到印度地区扩张主义者于1962年公然武装侵略我国的事件。虽然印度侵略者以失败告终，但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印度政府不仅继续对dl集团在物质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经常给其提供散布谣言的场所、机会，甚至是亲自出面，为dl分裂中国的阴谋鼓励、打气和作舆论宣传，把印度变成了dl及其追随者实现“zd”的基地。
　　dl及其追随者，除了与印度政府相互勾结外，还与美帝国主义者狼狈为奸，相互利用。实际上，dl积极谋求美帝国主义的支持，正中美国政府的下怀。由于帝国主义本质的驱使，早在二战期间美国就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以抗日为幌子，实谋独霸中国的目的，随后又支持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或附属国，未曾想到它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但它并未就此收场，而是采取了其他方式，一是在台湾继续支持蒋介石国民党，随后又发动了侵朝战争；一是与dl及其追随者加紧勾结。这样就从东西两侧给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麻烦，进而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在20世纪的40年代初，美国政府就公开支持西藏地方政府以“独立国”的身份参加在印度举行的泛亚会议，随后又策动西藏地方政府在西藏制造了臭名昭著的“驱汉事件”。1943年下半年，美中央情报局还奉美政府之命派人给西藏地方政府送去一套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同时还空投了一批军用物资。
　　西藏和平解放前后的一段时间，dl及其上层分裂主义分子试图借美国的力量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及阻止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但均遭到西藏上层中进步人士的坚决反对和中国政府的强烈谴责而未能得逞。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以后，驻藏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及十八军高层领导对dl及其上层追随者进行大量耐心、细致的教育、感化工作，做到了大仁大德，dl也曾在一些场合下表示了进步的愿望和维护祖国统一的意愿，但他却阳奉阴违，从未停止过与美帝国主义的肮脏交易。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就给dl以各种帮助，以支持“四水六岗卫教军”在西藏的破坏行为。1956年，dl私下与美中央情报局人员秘密商谈，希望能继续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这一事实可从美国人迈林达于1999年8月16日在美《新闻周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了1959年3月的西藏武装叛乱和dl的出逃，并对藏人进行了武装训练，实际上在西藏策划的秘密战争开始于1956年”。［1］1957年，第一批在美国受训的武装分子被空投到西藏。1958年，美中央情报局又为dl在美的科罗拉多州哈尔基地为dl训练了约300人的叛乱分子。与此同时，美中情局还经常给dl集团空投各类军需物资、装备，据有关资料介绍，仅在1957至1960年间，美国就给dl集团及武装叛乱分子空投了400多吨物资。正是有了洋人极力煽动、怂恿和大量的武器与物资支持，dl其人才敢肆无忌惮地鼓动、唆使一小撮分裂主义分子胡作非为、不停地挑起事端，dl其人才敢厚颜无耻地昧着良心对中央人民政府耍两面派手段、以至于最后公然叛国投敌，公开走上了与中华民族为敌的不归路。
　　dl及其一伙叛国分子逃到印度后，加快了与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的节奏，并得了美国主子的继续大力支持。据有关资料介绍，在dl叛逃后的最初几年中，每年都能得到美国50万美元的“资助”。一批批美制先进武器在不断地装备着逃往印度的叛乱分子。如仅1962年7月的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四水六岗卫教军”的十余个连中已有半数以上的连完成了由美国等进行准军事化装备，计有迫击炮6门，无后坐力炮6门，轻机枪50挺，冲锋枪50支，其他各种枪支360支，地雷、手榴弹、电台等若干。除此之外，美国还向dl集团叛乱武装派遣军事教官，为其进行军事技术指导和帮助训练等。正是有了这样的装备和训练，dl才敢猖狂的在西藏边境地带长期地进行武装回窜和骚扰。但是，令dl及其美国主子沮丧的是，他们的企图、梦想从未得到实现、也将永远不会实现。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国内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东欧的巨变，dl其人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与国际反华势力（尤其是与美国）纠合在一起，兴风作浪，不停地在国际上掀起反华浊流。如，从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中，dl先后23次到美国，并与美国总统、副总统及其他政要频繁接触，他们以所谓的“人权”、“民主”、“自由”等为幌子，摇唇鼓舌，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美国的一些传媒积极地充当dl集团的喉舌，歪曲事实，为其摇旗呐喊。美国为充分地打起dl这张牌、以充分利用dl这个“反华”的马前卒，而尽可能地满足dl的要求，给其提供充分的“支援”。据统计，从1989年至1994年的6月，美政府以各种名义向dl集团提供了约875万美元。另据美联社1998年10月1日报道：“近年来，美国会已批准每年给西藏流亡政府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同时“国会还敦促克林顿政府再向dl集团提供200万美元的专款”。此外，dl每年还得到了美国一些所谓“民间团体”的大量资助。正是有了主子的“慷慨”解囊，dl这位活佛也就甘愿丢掉子‘神圣”尊严，甘愿充当主子的忠实反华工具。
　　1990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极力操纵诺贝尔奖的评选活动，竟然将一个长期制造民族分裂活动的叛国者评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这不仅是该奖项评选历史上的奇耻大辱，而且也给dl这位祖国与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披上了一层“和平”的色彩，使他从此之后更肆无忌惮地东跳西窜，四处进行所谓的演讲，利用一切机会和场合在国际上笼络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力量，妄图借洋人之力恢复他失去的天堂和实现其永也实现不了的梦想。香港《镜报》上的一篇文章将dl与西藏方反华势力相互勾结的实质分析得入木三分：“这几年来，dl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或受奖、或被召见，成了当今世界上最忙的‘政治和尚’，重要的原因是，dl代表了一股可用来和中国对抗的势力，‘西藏牌’是用以对付中国的武器之一，如果没有这点价值，dl今天便不会如此风光。”

陌上霜

三、dl与国民党蒋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企图阻止中国共产党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和在西藏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1949年国民党当局溃退到台湾后，仍然念念不忘“反共复国”的梦想。1950年春，当中共中央作出解放西藏，进而实现祖国大陆彻底解放的战略决策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感到极大的不安，极力组织其在西藏潜伏的特工人员在搜集情报的同时，秘密地利用他们与西藏地方政府中一些官员的老关系进接触，散布对中国共产党的反动言论，企图和西藏地方政府结合起来，抵抗解放西藏。西藏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当局迫不及待地在印度的噶伦堡和锡金的大吉岭等西藏的周边地带建立了多个特务情报机构。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在青海、西康、四川等西藏的临省潜伏了大量的特务人员。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dl的两位兄长——当才活佛和嘉乐顿珠二人都曾毕业于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特别班，嘉乐顿珠还曾当过国民党“国大代表”，并与国民党一高级将领的女儿（汉族）成婚，他们长期受命于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西藏和平解放后，dl的二位兄长长期居留在印度，从未停此过策划反对中国共产党及实现zd的活动。以上这些情况，都为dl与国民党当局相互勾结提供了条件。
　　1955年5月，dl一行从北京返藏途中经过四川藏区等江东一带时，dl手下的一些人员就与在此一带潜伏的国民党特务进行过接触和联系，并在国民党当局“加强宣传、积极支持西藏僧俗同胞的反共而运动”的反动主张使他们达成了共识和一致，随后不久在江达等地发生的局部叛乱，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dl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共同策划的结果。从此之后，dl就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共同实施西藏地方的武装动乱、情报联系及在国外煽动反共等多个领域和层面上加紧了勾结。1959年春天爆发的全西藏武装叛乱，就是dl集团与国民党当局及国外反华势力相互勾的一个必然历史结果。
　　1959年春dl叛逃到印度后，很快就接到蒋介石的“慰问”电，同时还得到了蒋介石的一旦完成所谓“反共复国”“大业”后，在“全国统一的原则下”给西藏“民族自决”的政治允诺。dl寄居印度，使以他为首的西藏叛国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印度的各个情报机关及特务组织有机会进行频繁的接触，并共同商讨和达成了诸多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共识。如，由台湾当局出钱、出物资和技术人员，帮助dl集团训练技术人员。仅1962年dl集团就选送了200名青年到台湾接受训练；台湾当局还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共同成立子“中美情报协调中心，”将逃往国外的叛乱分子经过训练后空投到西藏；1960年，“流亡政府内政部长”索康·旺清格勒到台湾进行活动，1961年，dl集团派出了分裂主义头目之一阿乐群则等10名“重要”人物到台湾进行活动，1963年，dl集团的财政部长宇妥·扎西顿珠等一伙到台湾，拿到了台湾当局的大量经济援助；dl集团与国民台湾当局在国际上一唱一合，大肆进行造谣、诬蔑，煽动国际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攻击等。
　　1974年和1975年，dl派遣所谓“流亡政府噶伦”功德林扎萨·威萨坚赞以“zd国特使”的名义携dl致蒋介石的亲笔信到台湾寻求支援，虽然dl谋求“zd”的企图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但在反共反社会主义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一致的，因而得到了台湾当局的一定数量的经济援助。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十多年里，dl集团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粘合下，不停的在西藏西南部边境一带猖狂地进行反动宣传和破坏活动，特别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5431”组织和“1144”组织多次地派特工人员潜入西藏定日县、聂拉木县、吉隆县等地区，散发反动传单、炸毁桥梁、建立特务组织等，给当地社会治安、群众的生产生活等，造成很大的影响。但他们的这些活动，在我国公安、部队和当地人民群众的坚决打击和斗争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有力地打击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当我国的社会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随着我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际形势的变化，dl国集团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又加紧了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的相互勾结和相互利用，妄图在东西两端给社会主义中国制造麻烦和实现“西化”和“分化”中国的罪恶目的，身披裂装的dl，怀揣实现“zd”的政治目的，数次赴台湾，在宗教外衣的遮掩下与台湾当局进行肮脏交易。总结dl与国民党台湾当局及随后的民进党当局五十年相互勾结，从而妄图实现“zd”的一系列活动，除了能在国际上引起几声叽叽微弱的响声和在西藏的边境地带搞一些破坏之类的小动作外，从来没有、也将永远不会有得逞的机会与可能。

陌上霜

四、dl纠集流亡国外的分裂主义分子、并唆使西藏区内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不停地伺机滋事，企图破坏西藏正常的社会秩序


　　1959年3月，dl一到印度，便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和身份，急不可待地四处搜罗被人民解放军击溃逃往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的残余叛匪，并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和训练。嘉乐顿珠和洛桑三旦及拉姆次仁（白玉亭）、平措扎西（黄国祯）等dl的亲信，在dl的援意下，带着dl的亲笔信忽忽忙忙地窜往四处，指挥和操纵在西藏继续进行叛乱。这些叛匪所到之处，掠、烧、杀与奸淫，无恶不作，激起了广大农奴和奴隶群众的极大愤恨。然而，令dl失望的是，那伙残忍而嚣张一时的叛匪们，在人民解放军的重拳打击下，有的狠狈逃窜到国外，有的放下武器投降了。
　　逃往国外的叛乱武装在美国、印度等国外反华势力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赞助、支持和煽动下，以集中的、或分散的等方式，利用西藏边境地带通往国外山口道路多、地形复杂等条件，从他们外逃时起至20世纪60年代末的10多年时间里，不停的进行回窜骚扰和各种破坏活动，给当地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严重的破坏了西藏边境地带的社会治安秩序。1962年，dl叛国集团的“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骚扰122起共1765人次，他们除了疯狂地对边境地带的人民群众进行各种手段的残害外，还大肆掠夺群众财物，并强迫一部分群众离境外出。1963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80余起共计1100余人次，有计划、有预谋地毒打、杀害群众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伏击军、民运输车辆。如，在该年里，仅日喀则一地被回窜武装分子杀害的军政人员就达21名、群众积极分子60名。同时，他们还抢走当地群众大量牛羊及其他财产。1964年，“四水六岗卫教军”武装回窜达95起共1278人次，杀害我方干部、战士及群众31名，毁坏军民这输车辆11台，并抢走群众大量的牛羊、粮食及其他财物。以上我们仅是集中地向世人揭示了dl集团在逃往国外后的最初几年中，在西藏边境地带给西藏人民生命财产所造的损失，实际上，dl授意其流亡叛匪在西藏边境地带所危害西藏人民的罪行远远不止这些。这种行为对dl其人一贯标榜的“济世救民”的佛家理念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嘲笑。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后，中共中央对dl集团的方针政策进行了调整，并表示dl本人不仅可以回国看看，也可以再出去；同时也表示dl集团的人员也可以回国探亲。然而，时时不忘搞乱西藏的dl授意其在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西藏进行“探亲”和参观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团（其中就有dl的兄长嘉乐顿珠、洛桑三旦及dl的姐夫彭措扎西等），他们在西藏的许多场合公开进行煽动、发表反动言论，特别是洛桑三旦在罗布林卡公然向围观群众嚣张的叫嚷：“吃糌粑的人，说藏语的人团结起来”。从此，西藏本区的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就不断地接到dl的“旨意”，境内外的分裂主义势力在dl的策划下加紧了在西藏制造不安定因素的步伐，并最终酿成了1987-1989年在拉萨发生的多起骚乱事件，极大地破坏了西藏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安定团结局面，破坏了西藏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也给人民的财产和正常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此情况西藏人民是记忆忧新的。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dl看到在西藏继续制造大的社会动乱已不可能的情况，于是又变化手法派遣特务与西藏本区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密谋，在西藏制造了多起针对重要建筑物的爆炸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极力扰乱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工作，与恰扎等人相互勾结，私自在国外宣布班禅转世灵童，不仅破坏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而且也破坏了西藏正常宗教秩序；近几年来，每逢西藏各族人民的重大喜庆节日，dl便不仅在国外通过各种途径向西藏本区传递煽动性言论，企图与西藏本区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里应外合，蛊惑人心，而且也多次试图组织所谓的“和平挺进队”，在西藏的边境地带制造混乱。
　　然而，令dl及其流亡集团懊糟的是，他们的种种企图在强大的中国人民面前、特别是在日益认清了dl惑教乱藏本质的西藏人民面前一次次的被识破、被粉碎。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藏各族人民维护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自觉性的不断提高，dl那些骗人的把戏及在裂装下所掩藏的奸计将在西藏很难找到
兜售的场所和机会，dl其人必将会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是一切与人民为敌及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的必然下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概而言之，dl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而在发动了全西藏的武装叛乱，并想以此达到继续维护封建农奴制度但又做贼心虚的叛国出逃到现在的40多年里，在国际上，他认贼作父，甘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从而摇尾乞怜地拜倒在其主子脚下，并拢络一切与中华民族为敌的反动势力，不时地给中国在国际上制造麻烦；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共同政治利益的驱使下，dl又与国民党台湾当局同流合污、沆瀣一气，试图联合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在西藏本区内，dl又继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一切途径散布摇言，唆使和摇控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寻隙滋事，妄图搅乱西藏正常的社会秩序，给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以上这一桩桩、一件件铁的事实充分说明，dl其人是“图谋zd的分裂主义政治集团的总头子，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忠实工具，是在西藏制造社会动乱的总根源，是阻挠藏传佛教建立正常秩序的最大障碍。”

陌上霜

*收稿日期：2002－09－10
　　作者简介：①狄方耀，男，1958年出生，副教授，现为西藏民族学院政法系副教授。 ②伺选民，男，1958年出生，现为西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处处长。 ③唐水江，男，1951年出生，现为西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狄方耀①付选民②唐水江③（①西藏民族学院政法系  陕西咸阳  712082）（②西藏自治区党史研究室  西藏拉萨　　850000）（③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　　西藏拉萨　　8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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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达赖操弄“转世”话题意在“藏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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