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媒体人的一些认识

反击谣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7ab9d50100kwel.html

转自刘夙的新浪博客（已同意转载）

别拿调料当主粮

长期以来，人们给了新闻媒体业及其从业人员太多的夸赞，比如西方常常说媒体是和立法、司法、行政并列的“第四权”，还说记者是“无冕之王”等等。然而在我看来，在所有职业中最被拔高、神化的恐怕就是新闻业了。

　　从2007年开始科普创作以来，我和媒体人开始有较多的接触、了解，在看到他们的优点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的缺点。我觉得媒体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平均素质低。

　　当然，“素质”包括很多方面，比如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算一种素质，而媒体人在这方面的平均素质当然不会低。但是我要说的是，在良知、认知能力和信仰三个方面，媒体人的平均素质的确是比较低的。

　　和一般人以为的“媒体代表了良知”的习见恰恰相反，媒体在表现了良知的同时，也在表现着更多的无良。对这一点，曾经在中国的媒体干过的李牧最有发言权：“拿个红包，屁颠颠去写稿，有记者敢说自己没做过？别和我装纯洁啊，这红包是广义的，由各级‘好新闻奖金’到美国干爹的各种基金，全是红包。”其实这还不算什么，更有些牛人，拿了红包也不给发稿，还振振有词地说，领导认为报道明星更能出彩；或者嫌给的红包不够多，当场大发脾气；甚至拿了批评稿来主动要求对方给红包，等等，不一而足。

　　记者无良如此，编辑也不例外。李牧还质问道，有谁能找出一家没有炒过类似“兽兽门”之类“门”新闻的中文媒体？当然，这话有点绝对，因为的确有些内容很偏的媒体（比如某行业内部的专业媒体）可能没有炒作过“兽兽门”之类三俗题材。但是对于面向全体大众的媒体来说，李牧的质问还是非常有力的。

　　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大环境如此，太正直的记者根本无法生存，所以你不应该太苛求他们。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不尽然。

　　比如最近发生的浙江遂昌警方通缉《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事件，一般人受媒体的合伙欺骗，以为揭露遂昌本地企业凯恩集团“黑幕”的仇子明是新闻英雄，而当地警方通缉他，是资本和权力合作的又一场罪恶。然而《南方都市报》两个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记者纪许光、杨晓红在他们的深入调查报道中说出了真相（http://news.southcn.com/c/2010-08/04/content_14456948.htm）。

　　这个事件的根源实际上是两个商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其中一人为了打垮另一个（凯恩集团董事长），就想尽一切方法抹黑对方。在这些黑材料中，也许有一些是真的（这要等待浙江警方最终的调查认定），但肯定有一些是造谣。换句话说，就算凯恩集团有错，要整垮凯恩集团的那些人也不是好东西。

　　可笑的是，记者仇子明主动地卷入了这场个人恩怨，而且很明显是在偏袒要整垮凯恩集团的那一方，这就难怪在凯恩集团报案之后，浙江警方要通缉他了，虽然可能在程序上不合法，但绝对合情。当然，仇子明本人是否有借此发一笔横财的主观意愿，现在还不能认定，但他的行为至少已经违反了“新闻中立”的职业道德，可以认定是无良记者。我不禁想问那些认为记者拿红包是“大环境如此”的人：你真觉得仇子明不这样报道就“无法生存”吗？

　　更不用说，其他媒体人出于对同类的怜悯，硬是把这个无良的仇子明炒作成对抗恶势力的典范，这种做法同样也是无良的。这恐怕就更不是“无法生存”的问题了吧？

　　在认知能力方面，媒体人的愚蠢就更可笑了。《南方人物周刊》最近接连吹捧邪僧、妖道，就是明证。不过这个杂志的记者也不全是认知能力低下的人士，8月13日发表的《碘盐，那些事实与误读》就是非常不错的一篇文章（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13/133420891582.shtml）。记者李珊珊通过详实的文献阅读和对专业人士的采访告诉我们：国际医学界主流一直认定，补碘过量对人体基本无害，目前并无证据表明补碘过量会造成甲亢或甲状腺癌。尽管有时候高碘的确会引发甲状腺的一些小毛病，但这些小毛病不是持久性的，而且比起缺碘导致的严重不良后果来，实在微不足道。而且，据“一位公共卫生专家”说，卫生部此次下调食盐加碘量的上限，实际上是把来自民众和媒体的压力抛给了地方政府，是很不负责任的。看了这篇报道后，我和李珊珊开玩笑说，像你这样的素质高的年轻记者如果再多“渗透”进去一些，《南方人物周刊》恐怕以后就多少可以摆脱一些骂名了。

　　但至少在现在，这样的认知能力较高的记者还是凤毛麟角。李珊珊本人就感慨，很多媒体人居然把食盐加碘问题从学术层面上升到政治层面，把不吃加碘盐当成了一种值得为之奋斗的民主目标。这些人应该了解一下印度的情况：2000年，印度政府迫于“民主”压力，暂停食盐加碘政策，但是随后大量出现的缺碘不良后果又使印度政府不得不于2005年恢复食盐强制加碘。不过，对于脑子有问题的人来说，给他们摆多少事实往往都是无用的。

　　这些人为什么这么顽固？这就要谈到信仰问题了。有人说信仰无关素质，我不太同意，因为信仰往往和认知能力有关。信仰邪僧妖道的人，很难说他们素质高。从我自己的实证保守主义观点出发，我甚至认为信仰宗教或极端自由主义的人，至少其科学素质也是不高的，因为宗教和极端自由主义的信条都是和科学精神相背的。

　　当然，这在现在还可以算是我的一家之言。但就算我们放下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管，如果你信仰一个东西，你是不是应该首先要求你的信仰没有内在逻辑矛盾呢？你是不是应该身体力行、坚持到底，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呢？这种对逻辑一致、言行一致的要求总不过分吧？可惜，现在很多媒体人嘴上大说特说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际上却根本做不到。

　　比如李牧在微博上斥责记者素质低，结果就有一大帮编辑、记者出来骂他，但是当李牧指出记者拿红包的种种丑行时，又没人敢否认是事实。我因此觉得特别可笑：这些人不是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吗？在面对别人指出记者群体素质低这个客观事实的时候，真正符合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做法，难道不是一边承认这个事实，一边论证自己素质高、是群体中的例外吗？为什么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就骂人呢？这不明明是他们瞧不上的集体主义作风吗？如果这些人在骨子里摆脱不了集体主义，也不想摆脱，那就不要动不动就祭出“民主自由”的大旗来好不好？现在这种口是心非的做法，只能让人感觉他们的信仰充满矛盾。这种对充满矛盾的东西的信仰同样也是素质低的表现。

　　另一方面，不管信仰什么，你应该追求真善美吧？你应该追求尽可能的和谐吧？诚然，有时候不革命不暴力就没有真善美、没有和谐，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革命、暴力的阈值没有这么低吧？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赵鼎新就在最近《文化纵横》的一篇访谈中表示了对中国媒体的不满（http://www.aisixiang.com/data/35334.html）。赵鼎新指出：“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大量房子充公，社会矛盾及暴力现象也很普遍”，并不比中国更和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媒体在报道社会暴力事件时有着很大的差异。美国媒体对于小的暴力事件一般不会报道，有新闻价值的大事件才会报道，而新闻语言一般也是就事论事，很少去挖掘其社会原因。而中国的新闻话语及公共舆论，一般都带有非常强烈的价值判断，一般都会深挖甚至是推测暴力事件的社会根源与制度原因。”

　　当然，中国媒体这样做也是为了迎合大众的极端情绪，其结果就是形成了恶性循环：大众越看媒体报道越暴戾，而媒体越迎合大众越煽情。但是，在这个恶性循环的过程中，其实媒体人自己已经被暴戾的大众同化了，他们自己本身就是暴戾的、极端的。这种偏激的信仰实在太可怕，进一步反映了他们的平均素质之低。

　　实际上，如果我们认清两点事实，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新闻业从业人员平均素质低是不可避免的事实。

　　第一，新闻业在本质上是商业，“媚俗”是大众媒体生存的第一要义。“客观”、“中立”的新闻伦理，在媚俗这个更大、更根本的商业伦理面前，都只能屈居下风；也就是说，在取悦大众和坚守真相相矛盾的情况下，媒体人总是宁可选择媚俗，而背弃那些理想得一塌糊涂的新闻伦理。这在西方也不例外，君不见，有多少写抹黑中国新闻的记者大言不惭地说，不这么写他们的报刊就没人看吗？

　　第二，在现代社会，素质（特别是认知能力）最高的人，都去挣大钱，或者从政了，剩下来从事新闻业的人，当然就只能多是些素质不够高的人了。西方如此，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媒体人往往瞧不上公务员，以为不如自己素质高，事实恰恰相反，公务员才是中国素质最高的人群，他们只不过是普遍缺乏信仰，人生缺少方向罢了。

　　如果有人觉得我这话说得太难听，那我可以安慰他们一下：其实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多是些素质不够高的人，大家看看西方人文界那些胡说八道满嘴放炮的“知识分子”就清楚了（至于中国人文界，我连一句话都不想多说）。自然科学界的情况要好一点，但是也不要太高估。自然科学家往往给人睿智的感觉，那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受到的职业训练使他们通常比较谨慎，不懂的东西绝不乱说罢了。如果他们也出来乱说（比如中科院植物所的蒋高明），一样要暴露平均素质不高的本质。

　　我们当然要鼓励素质高的人为了心中理想而选择从事新闻媒体业（这一点西方要比中国强得多），但是一定要记住，上面两个事实不变，整个新闻业从业人员素质低的事实也不可变易。对他们有了准确的定位，相信大家的失望感会减少很多。

　　我并不否认，对于政府来说，媒体是有益的补充，可以代为行使一些政治功能。但在任何时候，媒体也不过就是补充而已。如果说政府是主粮，那么媒体就只是调料罢了。当前中国的情况是，公众对政府缺乏信任，相当于患上了主粮厌食症，于是他们就特别信赖媒体，媒体自身的虚荣宣传更加重了这种信赖。问题是调料并不能当主粮，你不吃主粮，光吃调料是饱不了的。有人也许要说，主粮已经全面变质了，不吃调料难道要饿死吗？可是，万一事实是主粮并没有全面变质，只不过是你自己认为它全面变质呢？

　　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在新浪微博上又看到一件有趣的事：8月16日的《财经》封面头条题目是《覆舟曲》，结果一大堆媒体人为之叫好。因为这个题目是双关语，既可以断为“覆／舟曲”，又可以断为“覆舟／曲”，而“覆舟”可以让人联想到唐初宰相魏征用于比喻君民关系的“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还有人怀疑《财经》会不会因为这个题目被上面查处。

　　我当即指出，这根本是文化小资的恶趣味（我友广益说得更绝：“这本来就是右右的特点嘛，阴阳怪气，话少屎尿多。”）。在多数非文化小资的大众看不出这种双关意味，甚至连魏征是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一个体现了文化小资自鸣得意的庸俗之气的标题，能有多大的煽动力量，以至于要让上面不得不查处？这些人也太自恋了吧？

　　我因此进一步想到，那些在20世纪40年代被我党视为“进步”的大城市新闻人，恐怕也不应该高看。他们的调调恐怕和今天这些“话少屎尿多”的右右大同小异。广益大笑，说：“你摸到‘反右’的内在逻辑了。”

　　当然，我要澄清一下：我们并不是说“反右”自始至终都是对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