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过“汲取孔子的智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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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
                                巴黎宣言过“汲取孔子的智慧”吗？

        1988年初，75为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发表了宣言，宣言中说道：“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要从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这句话被广泛转载和引用。但我很疑惑，有没有这句话？背景是什么？网络的便捷，很快得到了答案。

        这句话有，是一位记者在新闻稿中说的，他说：瑞典物理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一九七０年物理学奖获得者），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但这不是75为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聚会的宣言，因为“会议纪要是保密的”。我们至今查不到这个会议的宣言。而这句话又来源于《坎培拉时报》记者帕特里克·曼汉姆所写的新闻报道。

        因此，当《走向世界》1989年第5期刊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吴德耀所写的《古今人对孔子的评价》把这句话在国内最早披露时，就引起了质疑。

        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在《读书》1997年第1期发表《诺贝尔与孔子》一文中说：“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

        马为民先生以与会记者身份，在《读书》1997年第7期上发表《我可以作证》一文中说：“这一点，我可以作证。至于说二十世纪的‘诺贝尔们’把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哄抬到人类下个世纪精神导师的地位，那就纯属凭空演义了。”

        马为民在《警戒自欺》又说：“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随后还就此在《读书》上发了篇短文。实际情况是，诺贝尔们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孔子。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

        还有一位中国老学者打听了我国几位国际交往多的国学学者，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有这么回事”，或者“这不会错罢”。

        他又问了以宏扬儒学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答复倒很明确：“没有听说过。”

        后来，他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靠友人帮助，在图书馆彻底查了一下，结果是：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了一个议题为“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的会议，参加者共有诺贝尔奖得主75人，但是会议并无什么最后宣言。从报道看，会上根本没有提过孔子。

        大陆图书馆学者顾先生趁著到澳洲时，查阅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坎培拉时报》(Canberra Times) ，找到了“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段文字的原始出处：“诺贝尔奖得主巴黎宣言：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结论：
        1、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无疑是优秀的科学家，但“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句话，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一家之言，不是所有科学家之言，也不是宣言。

        2、这句话出自一片新闻报道，就现在所能检索的资料来看是孤证。真实性尚存疑。

        3、马为民的“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的话，可信度高。

         附1：李慎之的《诺贝尔与孔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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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来，在中国大陆、台港澳以及海外华文报刊上和中国学者的口头上常常可以看到或者听到一种说法，说的是前几年有一批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开会，结束时宣言，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有些怀疑，因此打听了我国几位国际交往多的国学学者，得到的答复往往是“有这么回事”，或者“这不会错罢”。但是再一追问谁看到过原始文件，却又一个都没有。今年春夏间，趁在波士顿访问的机会，我又问了一下以宏扬儒学为己任的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先生，他的答复倒很明确：“没有听说过。”我还是不放心，又请哈佛燕京学社的林同奇教授帮我到图书馆查了一下，几天以后答复来了，是1988年1月19-24日纽约时报几次连续报道的复印件：是有这么一个会议，由当时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召集的，参加者共有诺贝尔奖得主75人，会期4天，从1月18日到21日。议题也确实是“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但是会议并无什么最后宣言，只是有些人表示本来以为是被密特朗拉来为他竞选总统造声势的，但是几天讨论下来觉得还是有些意思云云。从报道看，会上根本没有提到孔子，甚至连中国也没有人提起。
        我本来以为事情已经完了，但是同奇兄是十分严谨的人，他说，提供这份资料的图书馆馆员，认为会议是在巴黎开的，纽约时报的报道未必详尽权威，一定要找法文的《世界报》查对。但是我因为要回国已经等不及了。回国不久，《世界报》报道的复印件寄到，确实要详细得多，但是请懂法文的陈乐民同志一看，回音是仍然没有人提到过孔子。
        “现在的世界需要有一个孔子”，这话倒是有人说过的，但是他并不是洋人，而是我们中国的费(孝通)老。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好像到现在还没有摆脱一种心理，一个人、一件事情或者一样商品好像只要得到洋人的夸奖或者起一个洋式的名字就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前几年流传一种说法，说是美国的西点军校挂有雷锋的画像(也有说是树雕像的)，把他作为美国军人学习的模范。对此我曾问过在那里教书的中国教授，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听说过。”(选自《读书》杂志1997年第1期)


        附2、帕特里克·曼汉姆的报道全文如下：

        诺贝尔奖获得者建议：“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这是上周（1988年1月）在巴黎召开的主题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大会上，参会者经过四天的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之一。

        在密特朗总统参加的最後一天的会议上，七十五名参会者（包括五十二名科学家）宣布了十六个结论，涉及爱滋病、保护环境、人的权利等各方面的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们显然是崇尚知识的。他们的第六个结论是：「许多国家存在的政治权利和知识界之间的鸿沟应当缩小」。第七个结论是：「教育应当在所有国民预算中享有绝对的优先」。第十二个结论是：「应当鼓励促进医学进步的分子生物学」。
　　会议纪要是保密的。但是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起了很大的作用。
　　伦敦圣巴托罗缪医院的约翰·文博士（英国，一九八二年医学奖获得者）在会上发言，指责在制药研究中趋利行为所产生的局限；大会的第十一个结论是，各地的制药业应当在爱滋病的研究中携手合作。
　　文博士是这个问题的专家。此外，莫里斯．威尔金斯博士（英国，一九六二年生理学奖获得者）和约翰·波拉尼（加拿大，一九八六年化学奖获得者）的发言谈到了裁军问题。
　　在结论中，提到裁军的文字只有：它可以让资金更多地用於「经济和社会发展」。
　　这个有点老一套的声明可能源自亨利．季辛吉博士（美国，一九七三年和平奖获得者）的影响。季辛吉最近公开表示，欧洲如果在无核化中再走一步，就会意味著苏联的不战而胜。
　　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上，最精彩的是汉内斯．阿尔文博士（瑞典，一九七０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的发言。他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阿尔文博士一直致力於空间研究，他的工作无意中成为「星战计画」的序曲。他觉得，各国的国防部应当改名为「大批杀伤平民部」。
　　在阿尔文博士之前发言的是剑桥大学的布赖恩．约瑟夫森博士（英国，一九七三年物理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森博士说，他一直在推动他的讨论组考虑诸如「按手礼」之类非科学现象的能力。他说，物理学家们仍然不愿意接受他这方面观点。
　　最後，诺贝尔奖获得者们约定，在两年以後再次聚会，也许还是由「埃利·维瑟尔人道基金会」赞助。维瑟尔先生（美国，一九八六年和平奖获得者）用他自己的一些诺贝尔奖金设立了基金会。如今，他的基金会已经成为一个诺贝尔基金会。

        附3：马为民的《警戒自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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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初读到一条消息，说英国某大学聘请我国一位退休校长出任它的校长，令人心头为之一振，有的报纸还就此发表专文，豪情跃然纸上。后来从《南方周末》上得知，这个校长原来是个虚职，既无工资，又无办公室，只是一年到校一次颁发学位证书，是英国为向中国拓展其教育市场而采取的一项“前瞻之举”。显而易见，这个角色其实就是眼下颇为流行的“形象大使”，纯属商业操作，跟我们望文生义想象的我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学术地位并无多大关联。当然，中国学者为英国学校看重、选中，还是值得我们兴奋的，只是兴奋的程度须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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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想起一件往事。1997年初，李慎之先生在《读书》上发表一篇短文《诺贝尔和孔夫子》，说那几年某些报刊上有一种说法称，1988年初聚会巴黎的7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发表的宣言中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去汲取二千五百年前孔子的智慧。李老怀疑此事的真实性，遂多方询问，访美期间还阅读了外报上的相关报道，可就是找不到诺贝尔们谈及孔夫子的字句。读后，我请人转告李老，作为跟踪报道过那个会议的记者，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是讹传，随后还就此在《读书》上发了篇短文。实际情况是，诺贝尔们压根儿就没有提过孔子。会议主持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利·韦塞尔倒是提到了老子，他在开幕讲话中说，如今的学者借助先进的通讯手段可以身处异地而参加同一些讨论，“啊，要是设想一个有耶利米、毕达哥拉斯、老子和琐罗亚斯德——还不要漏掉释迦牟尼参加的讨论会，该多么有趣！”如此而已。可是，就这么简单的幽默话居然引出了一个“孔夫子救世界”的学界笑话。这类讹传到底反映了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实在值得我们深刻反省。顺便提一句，人们一度津津乐道的美国西点军校“学雷锋”，最后也证明是子虚乌有。
        许多事情表明，我们过分爱听来自外界的动听话。回想过去驻外当记者的时候，每逢国内有什么突出的事情，就需要收集反应，予以“配合”。这本来是正常工作，而且批评性的反应起初也可以报，可是渐渐地，就只能报“正面”的了，“以正面报道为主”变成了只报道正面。所以遇到这类事情，就只好从当地舆论中择取正面言论，要是没有还得去挖掘，想方设法从受访者嘴里套出几句入耳的话来。话讲得越好听，见报就越快，处理得就越突出，据说是因为“好话来之不易”。实际上，读者一望便知，那大都是些打发人的客套话，而非心里话。可是，我们有些人硬是把客套当真情，把恭维当赞扬，认真地广泛地传播。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好象还未走出儿童期，周身透着孩稚气。
        可以不客气地说，我们的某些传媒至今搞的还是“计划新闻”，“三年早知道”。定期上报报道计划，老早就规划什么“战役”，仍然像从前那样过分强调宣传，而很不重视新闻的客观性。在国际报道上精心筛选和粘贴外来的资讯，就是这种“计划新闻”的一个重要方面。结果，“舶来”的空话套话恭维话应景话充斥着我们某些传媒的国际报道，而听来也许不大入耳却比较中肯的论评却少得可怜，批评性反应几近绝迹。以我划线、为我所用、把想当然当事实的现象仍不少见，从而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满天下的人都在给我们唱赞歌，而且我们做什么，别的国家就会跟着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出“以德治国”，转眼之间，“以德治国已经成了世界性话题”（央视一台10月13日《新闻30分》）。我们反对邪教，别人也会纷纷出来反对邪教，某主流传媒甚至说“跟邪教斗争是全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任务”，完全是搞“世界革命”时代的过时作派。我们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向“全世界人民”下达“任务”呢？在国家关系上，谁跟我们好，谁的国内就是光明一片；谁跟我们不好，它家里准是乱糟糟的。美国要跟我们过不去，报刊上立刻就会出来很多国家与之闹别扭，法国等欧洲国家向美国叫板（忘记了它们之间的结盟关系为何物），俄罗斯还在跟美国搞对抗（无视俄美关系同苏美关系的根本性不同），于是乎，美国顿时成了孤家寡人，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我们则是一呼百应，简直成了终极真理的持有者。
        鲁迅先生有言：“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坟·论睁了眼看》)寥寥数语，字字见血，把某些人的心态描绘得维妙维肖。试闭目想一想，时至今日，我们是不是还有人在自欺中“满足着”、“堕落着”，且“日见其光荣”呢？
       我们一再强调兼听则明，反对片面性，而在对外界反应的选用上却执意搞片面性，这很危险。陈云说过：“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宝成铁路修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陈云文选》(1956-1985)页34）话讲得多么好啊！也许有人会想，决策是领导者的事，问题只需他们知道就行了，普通百姓听到的应当是赞扬声，看到的应当是一片光明，从而受到鼓舞，好好干活。此言差矣。我们不是经常讲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吗？这么大的国家，只靠几个大脑思考行吗？尤其不能忘记的是，我们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人民不了解全面的资讯，怎么作主呢？
        随着形势的变化，某些掩人耳目的做法越来越不灵了，是丢弃的时候了。改革开放以来，老百姓了解外界的渠道大大增多，许多人还亲眼见识过外界，不再那么轻信媒体的宣传了。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开辟了资讯共享的新时代，在互联网络空前强大的穿透力面前，再也不存在什么铜墙铁壁了。如果继续用筛选过的一面之词蒙人，非但行不通，而且十分有害。传媒生于可信，死于失信。对于一个政权来说，可信性同样关乎其存亡。你如果可信，遇到困难，老百姓会理解你，帮你分忧。前几年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和泰国的老百姓甘愿捐出自己的金银细软，帮助国家渡难关，令人感动。相反，你如果不可信，老百姓就难免会有一种受骗的心理，到了危急关头，将如何反应，就难说了。
       自欺欺人的背后是缺乏自信。由于一百多年来落后挨打，我们的自卑感根深蒂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自信心一度恢复，高扬，可惜我们没有把热情引向建设，却不停地折腾。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各国则在快速地发展。我们被别人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经济陷入崩溃边缘、国将不国之际，邓小平领导我们选择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按照反映一国富裕程度的主要指标人均产值排队，我们在世界至今还是很靠后的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按照联合国规定的人均每天不足一美元为贫困的标准，我们的贫穷人口该还有多少呢？因此，面对西方在各个方面的强势，无论我们嘴头上说得有多硬，底气总显不足。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每做一件事情，总要左顾右盼，察言观色，尤其要察西方之言，观西方之色。人家一旦称赞几句，自己心里才觉得有了底，脸上似乎特别有光，于是赶紧拿来，派上用场，借用别人的话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说难听些，这还是一种殖民地心态。
        我们应当有自信心，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也证明我们有自信的理由。但是，万万不可贪图虚誉，贪图虚誉是要当“捧杀”的冤大头的。前些年，外界曾宣传“中国奇迹”，说再过多少多少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我们有些人听了乐滋滋的。可是不久就冒出个“中国威胁论”，这个时候我们才明白，原来别人是在为制造“中国威胁论”做铺垫，为之造势。这应该算个教训。所以，对于外间的舆论，与其重视那些成心卖乖的恭维话，为吹捧所陶醉，倒不如多留心一点建设性的批评，使头脑清醒点，这对我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关键在于自己要心中有数，警戒自欺。“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全神贯注脚踏实地一件一件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归根到底，保证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不是别人的溢美之词，而是自己的人民的真心拥护。


(选自《同舟共进》杂志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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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伟大的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廿七）～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汉族。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逝世后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中国十大思想家之一，有“万世师表”之称。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的祖先本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 建都商丘（今河南商丘一带）。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姓，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名）是鲁国出名的勇士，叔梁纥先娶施氏，生九女而无一子，其妾生一子孟皮，但有足疾。在当时的情况下，女子和残疾的儿子都不宜继嗣。叔梁纥晚年与年轻女子颜氏生下孔子。由于孔子的母亲曾去尼丘山祈祷，然后怀下孔子，又因孔子刚出生时头顶的中间凹下，像尼丘山；故起名为丘，字仲尼（仲为第二的意思，叔梁纥的长子为孟皮，孟为第一的意思）。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之后，孔子的家境相当贫寒。由于种种原因，孔子在政治上没有过大的作为，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可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孔子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72，其中有很多皆为各国高官栋梁。
孔子对后世影响深远，他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千古圣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称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曾修《诗》、《书》，定《礼》 、《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由孔子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是一本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
1988年，75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巴黎发表联合宣言，呼吁全世界“21世纪人类要生存，就必须汲取两千年前孔子的智慧。”由此可见孔子伟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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