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书信”冲突中的胡适与吴国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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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special/hushi1/detail_2012_02/23/12710080_6.shtml

应该看到，胡适在道德问题上给吴下药，不是因为吴国桢当年做了些什么或没做些什么，而是因为吴国桢今天在美国的表现。假如吴安心于一个寓公，他的道德问题就不存在；但他一张口，道德问题立即浮出水面：“你当权时从不曾有道义勇气讲出来。”胡适的逻辑殊成问题，如果以此为衡，不仅吴国桢，就连胡适的那些朋友，比如王世杰、朱家骅诸人，甚至包括胡适自己，至少在某种意义上，都有这个“道义勇气”的问题。然而本文不打算
按照胡适的逻辑去对他们做道德批评，因为没有意义。吴国桢等既然选择了从政，既然在体制内做了高官，他就无法同时再选择胡适意义上的“道义勇气”，或者，他的道义勇气就不是“讲”（批判）而是“做”（兴利去弊）。是“做”而非“讲”成为体制内官员的“责任伦理”，正像“讲”而无从“做”因此成为体制外批判知识分子的“道义勇气”。胡适似乎没有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必要的伦理分际。吴国桢要则不讲，要讲也只有等到他脱离这个体制之后。因此，人在美国的吴国桢对台湾当局反戈一击，尽管其中不乏私怨的成分，但观其大体，还是可以说，吴的举止未必不是吴自己所认持的“道德感”的一种表现，它可以不为胡适所接受，但似乎也不必引起胡适如此激烈的反应。
只是，这样的反应还不是更严重的。
五、“台湾是多么自由”？
自1954年4月胡吴见面和6月吴发表那篇文章后，８月间，胡吴的彼此动作是：
8月3日，胡适从纽约给吴国桢发信。
8月7日，人在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回信给胡适。
8月16日，胡适发表文章《台湾是多么自由》。
收到胡适信后，对胡适几项“说诳”的指责，吴国桢是一一辩护，而对胡适关于政治感和道德感的批评，吴却不加辩解而照单认账：“你说的‘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政治感’，我完全同意。我甚至进一步说我同意你所说‘国桢的毛病是他没有常识，而且在若干情况下他缺乏道德感’。”然而，接受之后，一个抑扬，吴国桢表示：“我后悔的是我在过去许多次向道德考虑以外的其他影响力屈服。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现在决定只根据道德考虑从事，不顾其他。如果我过去犯了错误，那因为我以前太软弱，而我的确现在正努力不再软弱。”信的最后，吴国桢明确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同上）
接到吴信后，胡适没有表示，但按胡适次年给殷海光信中的说法，吴以后又在旧金山的报纸上发表过“攻击”胡适的几封信。本来，胡吴间的书信是私事，如果吴在报纸上发表，此事就公共化了。当然，胡适也从私信走向公共化，他没有再给吴回信，但却在杂志上对吴公开批评，这篇文章就是他在美国NewLeader上发表的《台湾是多么自由》。
就文章而言，胡吴的题目都那么耐人寻味：
一个说“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
一个说“台湾是多么自由”。
如果说吴文的题目让胡适感到触目惊心（否则他的反应何以那么激烈），那么，胡适是否想过，他的题目也同样让人（至少是笔者）感到惊心触目。谁都知道，当时台湾的威权政治鉴于它自认极权不够的教训正日益走向极权化，而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却以这样的题目作出了这样的文章，因此，不管有多少可以理解的理由，胡适的问题都相当严重。
为了消解吴国桢文章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负面影响，胡适借一位旅台的美国人之口这样渲染台湾的自由（这依然是南京大学杨金荣博士的翻译）：
“巡视今日的台湾，可以发现八九百万中国人在那里正受到最好的管理。这种管理是中国任何地方多少代以来都没有的管理——最自由、最有效，当然也是最诚实的。
“没有新闻检查，没有进出入检查……各国记者出入自由，驻台的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记者们，随时可以发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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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间，寓居纽约的胡适和人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吴国桢发生了一次书信冲突。信中，胡适严厉地批评从台湾来的吴国桢“没有政治感”，同时也“缺乏道德感”。而吴国桢在回信中也直接指出胡适“是听了一面之词”，并表示“我很抱歉要与一个朋友持不同看法”。胡吴二人的信件，虽然只一个回合，但却显示了同样是曾经留美也同样是认同自由主义的两位不同人士（一位学界的，一位政界的）之间的价值冲突。这次冲突中，胡适是主动的、发难式的，吴国桢则相对被动，他更多是在作自我抗辩。冲突的焦点，是对大洋对岸的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态度，而导致冲突的原因则是先此发生的“吴国桢事件”。因此，胡吴间的冲突首先要从吴国桢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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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历史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