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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内幕
http://www.gmw.cn 2012-11-22 17:39:44 来源：文摘报
http://www.gmw.cn/01wzb/2012-11/22/content_5912188.htm
弹指一挥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已经过去了整整50年。
由于中国方面长期争取同印度恢复和维持友好关系，对那一仗采取低调处理，在公开媒体上很少谈及，社会上许多人不大了解此事，且对一些决策很不理解。
建议遭拒
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划定过。两国长期以难以逾越的喜马拉雅山和喀喇昆仑山为大致的分界，形成了传统的习惯界线。
当年，中国的战略重点主要是应对美国及其支持的台湾当局的威胁，本不想树敌于印度。但印度不满足于在中印边界东段享受英国殖民当局划下“麦克马洪线”而留下的侵略成果，还要在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再挖一块。
1959年春，西藏叛乱全面发生。解放军追击向印度逃窜的叛乱武装时，接近“麦克马洪线”，在线北的朗久地区同接应叛匪出逃的印军发生了第一次武装冲突。接着，印方武装人员入侵新疆的空喀山口，向中国边防人员开枪，挑起了流血事件。
空喀山口事件后，毛泽东的着眼点是努力避免再次发生冲突。除迅速释放被俘印方人员外，1959年11月初，毛泽东提出建立一个“隔离带”的设想，即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两国武装力量各自后撤20公里，让双方拿枪的人脱离接触，这样就打不起来。但印方既不肯后撤，也不肯谈判。毛泽东要求中国单独采取行动，将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使双方在中印边界脱离接触达两年多。
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60年4月，周恩来又一次访问印度，再次提出以互谅互让的态度解决边界问题。但最终，印方的态度(“东段已占的是我的，西段没占的也是我的”)使中方不可能接受。
忍无可忍
1961年西藏平叛结束后，解放军在西藏的驻军缩减到只有两个师，在中印边界西段还撤出了前沿哨所。当时，中国内部出现了严重经济困难，对外则同苏联的矛盾公开化，导致安全环境恶化，在西部边境便力争不出现冲突。
正是看到这一点，尼赫鲁(当时的印度总理)政府于1961年11月起在中印边境西段开始推行“前进政策”。印军随即深入阿克赛钦地区，建立据点，实行蚕食入侵。
1962年开春后，新疆军区部队发现印军已入侵设立许多据点，马上报告中央。毛泽东修改确定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二十字方针”。新疆军区边防部队在印军各据点对面也设立了哨所，以不开火的对峙进行遏制。
印方却将中方的忍让克制视为软弱可欺，6月间，印军在边界东段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克节朗河边建立据点。根据军委的命令，西藏军区派出一个连，于9月8日进入当地进行武装侦察，并在择绕桥边建立哨所。当天,印度政府便进行战争动员，调动步兵第7旅进驻克节朗地区。
据杨成武(时任副总参谋长)回忆，当时前沿哨所的电报直接发到总参值班室，他接到后往往只过几分钟就向毛泽东汇报，包括印军向我军哨兵扔石头、挥舞刺刀等挑衅细节。毛泽东听取报告后特别嘱咐，打第一枪必须经过他的批准。
9月20日夜间，印军偷袭摸哨打响了第一枪。解放军一个代理连长牺牲，被迫进行有限还击。
面对印度方面屡屡入侵并拒绝谈判的态度，毛泽东考虑了许多天，最终果断下决心，实行自卫反击。
见好就收
10月20日，西藏军区和新疆军区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对入侵印军发起了全面反击。反击作战的第一天，西段印军主要据点便被扫除，东段的印军精锐第七旅基本被歼。
第一阶段反击结束后，10月24日中国政府又向印度提议谈判，仍然遭到拒绝。不仅如此，印度还调动援兵到边界。
从11月16日开始，中方进行了第二阶段反击，在瓦弄方向击溃印军一个旅，在西山口——邦迪拉方向歼灭了印军最精锐的第4师的主力。当时解放军只投入四个师的兵力，可谓小试锋芒，无论大仗、小仗却都取得压倒性胜利。印军损失近万人，其中被俘3900人；中国军队伤亡2400余人，无一人被俘。
中国军队的反击作战，范围只限于传统习惯线的中国一侧，并未进入印度境内，印方却出现了一片惊慌。当时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会乘胜深入印境。
然而，中方考虑到惩罚性打击的目的已达到，于11月21日突然宣布停火，并从12月起至翌年3月，将部队撤回到1959年11月时的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之后。
打过实际控制线又撤回来，这是中共中央在反击开始时便确定的决策。
当年毛泽东曾总结说，对印自卫反击战是“一场军事政治仗，或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主要是在国际上打下对方的嚣张气焰，教训其不得再超过实际控制线进犯，并不是想以此解决边界问题（事实上也解决不了）。
（《中国新闻周刊》2012年第42期 徐焰）第九章 第二节 被迫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
| | 2009年05月20日 09:36:11 来源：新华网 |  | | 【字号 大 中 小】 【留言】 【打印】 【关闭】 | |
http://tibet.news.cn/szts/2009-05/20/content_16577001.htm回全书目录 从远古以来，在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之间就有了深厚的友谊。近代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又都进行了反对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的斗争，这就加深了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同情和了解。中印两国建立新的国家后，两国人民间的传统友谊又有了新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几个亚洲国家之一。随后，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还共同倡议了处理国际事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但由于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对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开始就阻挠中国和平解放西藏。中国在西藏平息叛乱后，印度又利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制造纠纷，甚至以武装蚕食、入侵手段改变边界现状。中国政府本着友好协商精神数次提出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论建议，遭到印度政府断然拒绝，边界局势愈演愈烈。在领土主权一再受到威胁和人员等各方面都受到很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国边防部队不得不于1962年冬季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中印边境地区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1970年五·一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各国驻华使节时，微笑着和印度驻华临时代办米什拉握手，并对他说，“印度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们是一个伟大的人民”，“我们总要友好的，不能老是这么吵下去嘛。”在双方共同努力下，1976年印中两国结束了长达14年双方只驻代办的局面，向关系正常化迈进。现在中印关系正在继续向好的方面发展。 中印边界问题的由来 中印两国的边界线从来没有正式划定。1959年1月23日周恩来总理就致信印度政府总理尼赫鲁说：中印边界从未正式划定。但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按照双方的行政管辖范围，在长期和平相处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条传统习惯边界线。该线全长约2000公里，分为东、中、西三段。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三国交界处起至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止,沿着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麓；中段，从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至西段的东南端,沿着喜马拉雅山山脉；西段,指中国的新疆、西藏同印占克什米尔的拉达克沿喀喇昆仑山脉的接壤边界。 东段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向北到喜马拉雅山脊，是历来属于中国西藏地方管辖的门隅、珞渝、下察隅三个地区，居民分别为门巴族、珞巴族、人和一些藏族。1914年3月，英国驻印总督派人到上述地区踏勘和调查后，另行标画出一条基本上沿喜马拉雅山脊，从中国、缅甸接壤处到中国、不丹接壤处的“中印边界线”，提交给正在举行西姆拉会议的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炮制了所谓的“印藏边境”的“麦克马洪线”，硬将该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英占印度版图。 1950年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时，当时印度政府曾竭力阻挠。在这一企图没有得逞的情况下，印度就在中印边界东段向非法的 “麦克马洪线”推进，完全占领了传统习惯线以北和“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 中印边界西段和中段的传统习惯线以北和以东地区，历来都在中国政府的管辖之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了西段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的防务。古代商道和阿里人去新疆，以及从新疆向阿里运送物资，都是经过熊彩大雪山与阿克赛钦地区这条路。1956年3月至1957年10月，中国还建成纵贯阿克赛钦地区长达1200公里的新藏公路这一新疆、西藏间的交通命脉。在中印边界中段,印度除了已承继了英帝国主义对于桑、葱莎的占领外,又在1954年以后侵占了巨哇、曲惹、什布奇山口以西地区、波林三多、香扎、拉不底、乌热等地。在中印边界西段,1956年以后,印度侵占了巴里加斯。与此同时,印度在1954年出版的官方地图上片面修改中印之间的传统习惯线,把英帝国主义阴谋制造的中印边界线全盘托出,作为中印间的已定界强迫中国接受。中国政府不承认印度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中国政府主张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友好解决。在解决以前，应该维持边境现状。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是，为了争取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中国也不越过这条线。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时，印度政府于当年3月22日向中国政府提出领土要求，不但要把东段9万平方公里、中段2000平方公里历来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入印度，而且要求把西段一向在中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3.3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也划归印度。这些地方的总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印度政府还先后令印军在兼则马尼（沙则）、朗久和塔马墩三地越过“麦克马洪线”。此后，又企图将西藏错那县的拉则拉山以南克节朗河两岸的大片中国领土划入“麦克马洪线”以南，纳入印度版图。 印度不仅向中国提出了领土要求,而且还通过使用武力片面改变业已形成的边界现状,来实现它的领土要求。1959年6月,印度武装部队在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线以北的塔马顿、朗久和兼则马尼,并在1959年8月25日，在侵占朗久的过程中挑起了第一次边境流血冲突。l0月21日,印度武装部队又在西段越过传统习惯边界,在空喀山口挑起了更严重的流血冲突。 1959年9月13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八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决议》，督促印度方面迅速撤退入侵中国领土的据点，停止反华煽动，并且同中国开始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谈判。 为了有效地维持两国边界现状，为友好地解决边界问题创造良好气氛，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11月7日致信尼赫鲁建议：“中印两国的武装部队立即从东边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边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在双方撤出武装部队的地区，双方保证不再派遣武装人员驻守和巡逻，但是仍然保留民政人员和非武装的警察，以执行行政任务和维持秩序。”“为了进一步商谈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中国政府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 11月16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总理，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总理会晤，但不同意双方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以脱离接触。为了表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协商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在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侧20公里内停止巡逻。1960年4月，周恩来总理亲赴印度与尼赫鲁总理举行会晤。由于印度政府坚持已有的立场，致使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陷入僵局。 从1960年初开始，西藏军区、新疆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本侧30公里地区内不打猎、不打枪、不巡逻、不越出边卡活动警戒线、不留难来往边民。教育干部、战士充分认识边防斗争的重大政治意义，即使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战略大局，必须贯彻军事斗争服从政治斗争的原则，强调要做到事无巨细，一律事先请示，积极配合国家力争以和平协商办法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政治、外交斗争。 由于中国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尽了最大努力，使中印边境局势在1960年至1961年上半年期间一度有所缓和，但根本问题没有解决。 印军加紧蚕食中国领土，中国边防部队进行反蚕食斗争 1962年初至10月，印军在西段的中国新疆的奇普恰普河谷地区、加勒万河谷地区以及中国西藏的班公湖和斯潘古尔湖地区，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先后设立据点共达43个。在东段，印军又在“麦克马洪线”以北扩大侵占范围，从同年6月起，印军先后侵占了扯冬、绒布丢、扯果布、卡龙、章多、克宁乃、日挺布、汤、娘巴等地。在印军加紧对中国领土入侵的同时，印度飞机也加紧侵入中国领空，频繁地进行侦察，并空投成批军事人员和大量军事物资给印方设在中国境内的侵略据点。 印军的蚕食活动，破坏了边界现状，严重威胁中国边防哨所的安全。中国政府外交部就此向印度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照会印度政府，要求印度政府立即从中国领土上撤出侵略据点和军队。 然而，尼赫鲁政府无视中国政府的严重警告，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抗议全然不予置理。《印度斯坦旗报》称：“我们现在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保卫我们己经建立起来的任何一个据点。”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对印军不断扩大对中国领土的入侵蚕食极为重视。中央及时提出了对中印边境西段入侵印军的斗争方针和应对措施。7月11日，毛泽东指出：“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反对印军蚕食的斗争方针。 新疆军区边防部队遵照这一方针，在执行“绝不退让”方面，与入侵印军迎头对峙，采取：“你不打，我不打；你逼近我，我逼近你；你包围我，我包围你；你切断我，我切断你”的顶逼、围堵手段。在“力争避免流血”方面采取：不先打第一枪，保持距离，留有余地，对逃跑之入侵印军网开一面的办法。经过艰苦、激烈、复杂的反蚕食斗争，在中印边境西段遏止了印军的渗透与推进，顶住了印军的蚕食，粉碎了印军侵占中国阿克赛钦地区、控制新藏公路的战略企图，在军事上赢得了主动和有利地位，有效地配合了政治、外交斗争。 西藏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为在必要时配合中印边境西段的反入侵、反蚕食斗争，于6月11日成立了“军区前进指挥部”（代号为藏字四一九部队），由柴洪泉任司令员、阴法唐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一五四、一五五、一五七团和若干指挥保障分队，进行战备训练。中印边境东段各边防团、营也均转入临战训练和战备工作。 6月18日，解放军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反对印度反动派军事挑衅的政治工作指示》，军区各部队依此普遍开展了以揭露尼赫鲁反华真面目为中心的控诉活动；使广大指战员了解中印边境问题的起因和实质，认清尼赫鲁政府联合帝国主义进行反华的真面目及其本质，激发大家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 9月，印军将蚕食的重点转到了东段。鉴于印军入侵挑衅日益猖狂，西藏边防部队奉命于9月初恢复边境巡逻。9月17日，边防某团三连班长吴元明、崔道华前来换哨。印军吼叫着用枪瞄准他们二人，企图阻止中国士兵换哨。吴、崔二人未予理会，换哨后即开始在择绕桥桥西修筑防御工事。印军为阻挠中国哨兵构筑工事，举枪对准中国哨兵。吴、崔保持极大克制，一再向印军示意，这是中国的领土，要其立即撤出。但印军却继续在中方哨位周围构筑工事，以围逼中国择绕桥西的哨位。 18日16时20分，印军又在择绕桥西侧中方哨位的东、南、西三面各架机枪一挺，并向吴元明大声吼叫，进行威胁和恫吓。吴元明抱着宁肯牺牲自己也要坚决执行“不打第一枪”的边防政策的决心，严守岗位，毫不退缩，对入侵挑衅的印军连续发出十余次警告，令其撤走。印军不仅不听，反而增加兵力，加修工事，架设鹿砦，妄图逼走中国在择绕桥西侧的哨位。20日16时，4名印军继续向再次上哨位的吴元明围逼，并用木料拦住他的后路，将他夹在中间，进行挑衅。吴元明怒视着印军，伸手向逼近他的一名印军推去，这名印军绊在一块石头上仰倒在地。又一名印军用木料拦他的后路，被吴元明一脚踢开，木料压在印军身上。印军见围逼不成，无可奈何地退回其据点内。 为表彰吴元明班长坚守桥西阵地，临危不惧，严守政策，寸步不退，机敏应对印军的大无畏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 21日零时，印军突然向择绕桥哨位发起进攻，并企图捕捉中国哨兵。从零时至7时，印军先后四次开枪，并投掷手榴弹，情况危急。负责西哨位的三连代理连长刘道臣即返回河东向指挥所报告情况，当他快接近桥头时，印军再次开火，子弹从他胸部穿过。他仍然命令哨位的战士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前，对印军进攻不要还击。他坚持爬回桥东的工事后，因伤势过重，光荣牺牲。印军还打伤一名中国战士。择绕桥边防分队忍无可忍，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1962年10月5日,印度国防部宣布在“东方军区”下成立一个专门对付中国的新兵团第四军,任命考尔中将为该军军长。12日,尼赫鲁总理宣布他已下令要把中国军队“清除掉”。14日,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宣称要同中国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16日,尼赫鲁总理刚从国外访问回到新德里,就立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加紧作战部署。17日,印度军队在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对中方开始猛烈炮击。18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 克节朗方向的自卫反击作战 为了打击印度政府的嚣张气焰，保卫中国边疆的安全，创造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条件，中共中央决定对印度军队的进攻坚决予以反击。10月17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到会的有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以及罗瑞卿等。会议定下了在中印边境进行反击印军的作战决心。后来毛泽东回顾说：“说不得了，欺负得我们厉害呀，我说，就让他欺负，无论如何不要打。后头怎么搞的，我也看到不打不行了，打就打嘛。你整了我们三年嘛。你看嘛，从1959年开始，1959年、1960年、1961年、1962年，四个年头了，我们才还手嘛。”17日当天，中央军委发出《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 克节朗地区位于中印边境东段的西端，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拉则山脊以南，西接不丹，东临娘姆江曲河，是一条呈西北、东南走向的山谷，克节朗河流经其间。当地气候温和，森林密布，间有草场，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是中国西藏自治区错那县勒村的夏季牧场。 东段西藏边防部队当面为印度陆军第四师的部分军队。这个师的一些营曾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印军中历史较长、战斗力较强的“王牌”部队之一。 战前，印军第四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第七旅及炮四旅等部6000多人，分别集结于克节朗、棒山口、达旺地区，企图巩固已侵占的克节朗河以南地区，并向克节朗河以北继续进攻，以实现其以“拉则山脊为界”的扩张企图。克节朗地区印军部署特点是前重后轻、正面宽、纵深浅，状似一个短腿“T”字。其左翼依托高山与纵深连结较紧，既是部署重点，又是要害。其右翼侧突出暴露，比较薄弱。盘踞在克节朗河南岸卡龙等据点的第七旅部队凭借岩峭壁，修筑大量工事，不断向克节朗河北岸的中国边防部队开炮。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参谋长王亢在京参加了中央军委会议后，于10月12日返回拉萨，随即在13日上午召开军区党委和西藏工委联席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张国华强调现在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会议结束后，他就同副司令员邓少东、赵文进、政治部主任吕义山、副参谋长石伴樵、后勤部副部长于一星等人组成的西藏军区前指，于10月15日到达麻麻，统一指挥前线作战。 为打好克节朗这第一仗，张国华听取了军区有关部门掌握的情况分析和四一九部队首长柴洪泉、阴法唐的作战意见，果断提出了对印军左右两翼同时打，歼灭印军一个旅的大胆计划。这个计划报上去之后，经呈报军委，毛泽东同意了西藏军区前指的作战方案。 西藏边防部队于10月20日7时30分发起克节朗反击作战。西藏军区前指以四一九部队全部、十一师一部和山南军分区一部以及炮兵工兵各一部，执行克节郎地区反击作战的任务。 印度军队凭借密集地堡和强大交叉火力,拼命封锁中国边防部队的前进道路。中国边防部队一五五团在一五七团等佯动、迂回部队的协同配合下，以营、连为单位展开，采取分割包围，侧后攻击，交错前进，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夺取的战法，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英勇顽强、机动作战的战斗作风，冒着枪林弹雨,互相掩护,交错前进,充分发挥各种短兵火器的威力,与印军展开激战。负责摧毁卡龙据点的一五五团二连六班,在班长、共产党员阳廷安带领下,勇猛地向入侵印军的纵深冲击。班长在激战中牺牲后,副班长曾祥智指挥继续战斗。副班长牺牲后,其余战士仍然前仆后继,直至收复卡龙据点。在这次战斗中,六班在五班协同下,共攻克27个印军地堡,为驱逐入侵卡龙的印军第七旅打开了大门。战后,六班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阳廷安班”英雄称号。经过连续十小时激战,迅速地歼灭了印度军队的“常胜军”第七旅。二连九班班长谢道银身负重伤后，仍连续炸毁印军两座碉堡，抓获印军中校营长，荣记一等功。 一五四团三营担任攻歼沙则、仲昆桥印军的任务。沙则是克节朗地区印军右翼的重要据点，印军苦心经营三年，防御体系比较完整坚固。该营在得芒边防队部分兵力配合下，发起攻击。九连副班长张映鑫为打开攻击通道，掩护全排安全，把最后一颗手榴弹投入敌人地堡后，挺身扑在地堡上，用双腿堵住射击孔，消灭了堡内印军，为全歼印军作出了重要贡献。张映鑫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而牺牲。战后，张映鑫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荣记一等功。 10月22日，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正式宣布，印军越过“麦克马洪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破坏了这条线的约束。为防止印度卷土重来，中国边防部队在战斗中没有必要再受非法的“麦克马洪线”的约束。遵此，西藏军区前指令各部不受“麦线”约束，乘胜发展，实施追击。印军望风逃遁。22日上午，四一九部队一五四团俘获了印军第七旅旅长季·普·达尔维准将。 至此，经过一天多的艰苦战斗，对越过“麦克马洪线”的印军七旅全部歼灭。克节朗战役告捷。西藏边防部队反击作战的胜利，受到中央军委的通令嘉奖。嘉奖令中指出：“这次对印度侵略军的自卫反击作战，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高昂，艰苦卓绝，勇猛善战，干脆地歼灭敌人，取得了初战的伟大胜利。捷报频传，党中央、中央军委极为高兴。” 与此同时，昌都、林芝、山南军分区部队先后向当面印军实施反击，拔除了嘎灵公、林卡、拉木多、阿夏比拉等八个印军侵略据点，歼印军一部，乘胜进占了那底通、马尼岗、塔克新、哥里西娘等“麦线”以南的印军侵占地区，一部攻至瓦弄前沿，与印军形成对峙。 新疆边防部队遵照总参谋部的命令，在西藏边防部队实施反击战的同时，对入侵红山头和加勒万河谷地区的印军发起反击。经激烈战斗，全歼入侵印军，并乘胜扩大战果。至29日，全部扫除了班公湖两岸及其以北地区的印军37个侵略据点，随后又挥师南下，反击巴里加斯地区之印军。印军大部提前撤逃，一部被歼。 10月24日，在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的自卫反击作战正取得节节胜利之际，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最近，中印边境上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十分不幸的。中印两国人民从来是友好的，今后也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印两国竟由于边界问题而兵戎相见，这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政府郑重提出三项建议： “（一）双方确认中印边界问题必须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在和平解决前，中国政府希望印度政府同意，双方尊重在整个中印边界上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武装部队从这条线各自后撤二十公里，脱离接触。 （二）在印度政府同意前项建议的情况下，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双方协商，把边界东段的中国边防部队撤回到实际控制线以北；同时，在边界的中段和西段，中印双方保证不越过实际控制线，即传统习惯线。有关双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停止武装冲突事宜，由中印两国政府指派官员谈判。 （三）中国政府认为，为了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友好解决，中印两国总理应该再一次举行会谈。在双方认为适当的时候，中国政府欢迎印度总理前来北京；如果印度政府有所不便，中国总理愿意前往德里，进行会谈。” 为了配合中国政府的声明，总参谋部令西藏军区前指着东段反击作战部队暂不过达旺河。遵此，各部队即在达旺河以北地区集结休整。 中国政府在中国边防部队初战告捷、并主动停止反击行动之后，适时提出建议，表现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最大诚意。 印度政府一面再次拒绝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三项建议，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动员，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10月25日，尼赫鲁又在印度各邦宣传部长会议上说：必须把印度的人力和全部生产能力投入这种“战争努力”，除此以外别无任何其他选择。他要求有效地利用一切宣传工具为“战争的努力”做出贡献。 自印度宣布“紧急状态”后，印军在中印边境东西段地区增加了2个师部、9个旅及炮兵、装甲部队各一部，总兵力由2.2万人增至3万人。综观印军布势，集重兵于提斯普尔至西山口之间，沿公路纵深梯次配置，达旺方向是其主要进攻方向。 10月30日至11月5日，达旺河南岸的印军以重炮轰击中国边防部队，发射炮弹600余发。11月6日，瓦弄地区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进攻，被昌都军分区部队击退。在西段边境，印军也炮击中国边防部队。11月6日，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提出最强烈抗议，指出这是印军发动新进攻的前奏。 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自卫反击作战 当尼赫鲁政府拒绝中国政府的和平建议，决意再次使用武力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决定，给印军更沉重的打击，迫使印度政府放弃军事冒险，回到谈判桌上来。 据此，中央军委命令：西藏军区前指担负向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方向的反击作战任务。五十五师立即入藏，归西藏军区前指指挥。由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的指挥所（简称丁指），统一指挥一三○师（欠炮兵五四○团）和昌都军分区部队，担负瓦弄方向的反击作战任务。由西藏军区负责指挥对里米金、梅楚卡、都登等地区的反击作战任务。由新疆军区康西瓦指挥所负责西线的反击作战任务。 从11月14日开始，印军在瓦弄、西山口两个方向，分别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猛烈的进攻和炮击。11月16日15时至17日9时30分，印军又在炮火掩护下，分多路向驻守江和略克图拉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猛烈攻击。 西山口、德让宗、邦迪拉之印军，为第四师战术司令部指挥的六十二、六十五、四十八、六十七等4个旅共1.2万余人，沿西山口至邦迪拉公路两侧成线式纵深梯次配置，重点在西山口。其布势特点，刘伯承元帅概括为“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印军企图依托西山口地区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伺机向达旺、克节朗地区反扑。 西藏军区前指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决心集中四一九部队、第十一师主力、第五十五师、山南军分区一部、炮兵、工兵各一部及勤务分队等，对西山口、邦迪拉地区的印军实施反击。在作战指导上实行大纵深的战役迂回，结合印军部署特点，采取“打头、切尾、斩腰、剖腹”，将印军分割数段，各个歼灭的战法，攻歼西山口、申隔宗、略马东、德让宗、邦迪拉地区之印军。十一师负担向邦迪拉迂回和“切尾”的任务，四一九部队和五十五师及山南军分区各部队负责“打头”和“斩腰剖腹”。 11月10日，十一师出发，经五天七夜长途跋涉，堵住了印军的退路，相机占领了邦迪拉并向南追击。11月14日，四一九部队、五十五师和山南军分区部队先后陆续出发，克服高山、密林、峡谷、险隘等困难，从左右两翼向预定地域前进。 18日9时10分，中国边防部队在猛烈炮火准备后发起总攻。西山口、申隔宗地区的印军防御体系当即崩溃，守军全面撤逃。五十五师一六三团九连副班长庞国兴与3名战士一起深入印军阵地7公里多，孤胆作战，勇敢机智地连续夺取印军两个炮兵阵地，缴榴弹炮7门。战后庞国兴荣立一等功，其他三人荣立二等功。 在中国边防部队的猛烈打击下，印军第四师防御体系迅速瓦解，大部被歼。遵照西藏军区前指的命令，一五四团乘胜向南追击，于21、22日先后占领打陇宗、普冬地区，控制吉莫山口，歼印军一部，在搜剿中，共歼印军1000余人，其中在普冬西山，部队与印军六十二旅旅长豪尔·辛格准将所率之外逃人员遭遇，交战中，豪尔·辛格被击毙。在普冬村西南，溃逃的印军与该村170多名群众混在一起。该团二连予以包围后，令藏族战士呷朗上前向群众喊话，动员群众离开印军。呷朗在火力掩护下，三进三出，冲到近处，将数十名群众救出。此战共歼印军34人，群众和第二连均无伤亡。战后群众主动向该连献哈达表示感谢，呷朗荣立一等功。 22日，奉总参命令，部队停止战役追击。已进至吉莫山口、查库、鹰窠山口等地的分队，遂就地组织防御。随后，各部队分片展开全面搜剿。至11月底，基本上肃清了溃散印军。 西山口—邦迪拉战役，历时20余天。由于指挥正确，部署得当，担任战役迂回的部队行动果敢迅速，按时达成战役的“截尾”任务；“打头”的部队坚决勇敢，震撼了印军布势；“斩腰”和“剖腹”的部队历经艰难险阻，直捣申隔宗、略马东等要点，切断了西山口印军的退路，堵住了印军南逃的道路，因而保证了歼敌任务的完成。战役适时展开追击和搜剿，更扩大了战果。此役，歼灭印军第六十二旅、炮兵第四旅，基本歼灭印军第四十八旅、第六十五旅、第六十七旅，共毙、俘印军5063人（其中毙印军豪尔·辛格准将以下官兵2886人，俘2177人），缴获各种枪3840支（挺）、各种火炮187门、汽车416台、坦克9辆。 瓦弄方向的自卫反击作战 瓦弄地区之敌为印军第二师十一旅，约1800至2100人。 为了统一指挥瓦弄方向作战的一三○师和昌都军分区部队，总参谋部决定由第五十四军军长丁盛、副军长韦统泰、昌都军分区司令员郄晋武组成指挥所（简称丁指），受西藏军区指挥。丁盛任司令员兼政委，韦统泰、郄晋武任副司令员，五十四军副政委钟池、昌都分工委书记苗丕一任副政委。在昌都军分区一五三团和军分区独立营等部已经打下入侵印军一批据点、跨过那底曲河与入侵瓦弄印军形成对峙的情况下，丁指决心集中兵力，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断印军退路的战法和近战夜战的手段，歼击印军。 各路进攻部队克服高山峡谷、水深流急、道路艰险等重重困难，经过猛攻，印军迅速瓦解，第四军军长考尔和十一旅旅长等人乘直升飞机逃窜，印军大部溃散。16日发起战役反击后，某部一个连队遭印军地堡火力猛烈射击受阻。战士陈代富机智地接近敌堡并投进手榴弹，但被堡内印军反投出来，陈代富腿和臂部负伤，但忍着巨痛爬上地堡，用手扒开堡顶积土，将爆破筒插入地堡；印军拼命往外推，但陈代富用身体顶住爆破筒，在即将爆炸的瞬间迅速滚下，炸毁了地堡，消灭了阻碍部队前进的火力点。战后陈代富被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20日,东线瓦弄地区反击印军的作战胜利结束。一三○师和昌都军分区等参战部队指战员克服了高山峡谷、水深流急、道路艰险等困难,歼灭印军1200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随即按中央军委命令交还印方）。中线达旺以南的西山口战役也胜利结束。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自11月22日零时起全线单方面停火。12月初，丁指及一三○师部队撤出昌都地区。 在中印边境东段进行反击作战的同时，新疆边防部队从11月18日至20日肃清了残存在中印边境西段中国班公洛地区的6个印军侵略据点，毙印军160人，俘5人。 西藏人民积极支援前线 在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中，西藏工委向全区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10月14日，工委组成了以副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为组长的支前领导小组，自治区筹委会各部门及有关地、市均成立了支前指挥机构。各级党政部门和各行各业把支前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全力以赴支援反击作战。自治区筹委会交通处、商业处、外贸局、银行和拉萨市委做到要人有人，要车有车，要物给物。全区先后抽调各级党政干部1280人，组成支前工作队（组），率领民工奔赴前线。 自治区筹委会交通处专门组成指挥所，由汤化东负责，出车完成支前运输140万吨公里物资的任务，并运送了一个团的部队到前方。还动员民工一万多人参加抢修公路，加上军工修路，保障了战时运输的畅通。自治区筹委会商业处提供的支前物资总价值近52万元；人民银行西藏分行拨给前线部队银元14万元、印度卢比11万盾；自治区筹委会组建俘虏医院2所，743人参加献血。 经过平叛改革获得翻身解放的西藏百万农奴，怀着“驱逐印度侵略军，保卫幸福生活”的心愿，以极大的爱国热情，踊跃地投入支前行列。许多地方出现了父母送子女、妻子送丈夫、兄弟姐妹争着上前线的动人情景，农村中90%以上的人积极报名支前。山南地区隆子县的翻身贫苦农奴南杰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都送上前线支前。山南、昌都、林芝、江孜、阿里等五个地区和拉萨市，共出动民工32237人（其中山南支前民工占当时山南总人口的7.78%）、民畜1057头（匹），支援糌粑112万公斤、酥油3万公斤、牛羊肉66万公斤、柴禾150万公斤、马料48万公斤、蔬菜15万公斤。 在支前工作中，西藏各族优秀儿女，吃苦耐劳，不畏艰险，不怕流血牺牲，同边防部队指战员并肩战斗。他们在抢修道路、前运后送、救护和医治伤病人员、装御物资、打扫战场等各项勤务中，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热情，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山南乃东县卡多乡民工降巴次勒与另一民工布琼争着到沙则的战斗前线抬伤员。降巴次勒对布琼说：“你家里负担重，万一牺牲了，家里怎么办？我家没负担，还是我去”。降巴次勒抢到任务后，一次次地把伤员从前沿阵地背下来，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在前线不幸中弹牺牲。战后，乃东县委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当地人民为他塑了像，陈列在山南烈士纪念馆中。 担负战区运输的民工，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背送弹药，运送粮草，抬运伤员。有的鞋底磨穿就赤脚走路，有的肩、背磨破甚至化脓，也不肯休息，部队打到哪里，他们就支援到哪里。据不完全统计，山南地区组织担架250余副随队前进；在达旺方向，民工运物资达250万公斤；林芝地区仅第一批民工运送的物资即达30多万公斤。在克节朗反击战中，桑日县60名民工在完成将10箱手榴弹背运到拉则山口的任务中，他们说：“手榴弹多，消灭印军的人就多。”结果自动背了13箱。民工、共产党员朗吉益西看到战士们背120迫击炮弹上山时，也将一发120迫击炮弹卷进被子背上山。在他的影响下，其他民工也背炮弹上山，结果60个民工自动完成了背98发炮弹上山的任务。在抬运解放军伤员时，他们对伤员爱护备至，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伤员盖，用洁白的哈达给伤员包扎，遇上险道就把伤员一个个背过去，有的民工还用自己的饭碗给伤员接小便。山南一个民工细心护理23个伤员，三天三夜没睡觉。有好几个抬担架的藏族女民工，像解放战争时期山东沂蒙山区的“红嫂”一样，挤下自己的奶水喂担架上的解放军重伤员。 拉萨市城关区贫苦农奴出身的罗桑，是平叛中支前的积极分子，1960年4月曾出席了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荣获了一支以毛主席名义授予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自卫反击战中，他又积极支前，带领一支担架队，奔跑在炮火连天的前沿阵地上。罗桑和他的伙伴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拼着性命也不能丢下一个伤员。在运送伤员途中，他们宁肯自己不吃，也不让伤员挨饿；宁肯自己受冻，也不让伤员挨冻。把伤员运到后方后，他们顾不得休息，又背上弹药，返回前线，往返运送弹药、物资和抬护伤员。罗桑的脚指甲盖冻掉了，痛得钻心，也不叫苦、不喊痛，仍带领全队积极顽强地完成任务。战后，罗桑荣获“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桑日县平邛乡民工索朗欧珠、索南平措等12人，在火线运送伤员时，发现了被打散的4名印军。他们在没有武器的情况下，隐蔽接近,勇敢机智地活捉了这4名印军。仅据山南地区统计，在自卫反击作战期间，支前民工就俘获印军11人，毙印军1人，缴获机枪1挺、长短枪42支。在东段自卫反击战的全部支前队伍中，共有17名民工光荣牺牲。他们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绝大多数县、区领导干部都亲自担任了支前民工队的领队。他们时时以身作则，和民工一样背粮食、扛弹药。每当通过炮火封锁区和地雷区时，都走在前面。广大民工在干部们的带领下，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战后，评选出大批支前模范个人和集体；仅山南地区就评选出支前模范192人、模范小队（乡）和模范大队（县）72个。 西藏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前，对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张国华在中印边境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总结时说：“民工的作用很大，如果没有这些随军支前的民工，要定下战役决心，保证战役全胜，将是很困难的。” 反击作战刚刚结束，西藏工委、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及各界人士便组成慰问团，由西藏工委副书记、自治区筹委副主任委员杨东生和爱国上层人士金中·坚赞平措、雪康·土登尼玛带队，深入边防前线，对参战部队进行了广泛的慰问活动。部队回撤时，受到西藏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烈迎送。 做好对印军俘虏的工作 在自卫反击战的全过程中，西藏军区遵照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有关指示，高度重视并督促参战部队认真做好对印军俘虏的工作。在战场上，广大指战员普遍做到对印俘一律不杀害、不打、不骂、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生活上予以照顾。 一些被俘印军伤病员亲口对中国边防部队首长说：他们是由中国边防部队从战场上、雪山上、森林里、河谷中抢救回来的。士兵南得新霍尔·辛格受伤后，心脏只有一点微弱的跳动了。中国医生发现后，立即抢救并送进医疗所，经半个月的治疗和护理，使他获得第二次生命。士兵吉里亚安因冻饿晕倒在雪山上，醒来时，几个中国边防战士正一勺一勺地往他嘴里灌热米汤，他被这种救命行动感动得流泪；中国边防战士又将他抬到山下医疗所，使他逐步恢复了健康。印军少尉杜倍在激烈战斗中负伤，中国边防部队冒着炮火把他抢救下来，并很快做了手术，将他胸部的四粒子弹取出，使他的性命得救。印军军医桑姆拉加德哈，身受五处伤，自认为难治，很悲观，但中国医生为他做了手术，保全了他的生命。他哭着对中国医生说：“我现在才知道中国人民不是印度人民的敌人！” 印军伤病员中，冻伤患者约占40%多，且均比较严重，原因是他们被俘前仅穿单薄的衣裤和鞋袜。他们被俘后穿上中国边防部队发给他们的新棉衣、裤、帽、鞋和袜。一些中国医生、护士还利用晚上时间给他们赶制了许多厚毛袜送给冻伤患者；每天早晚各病房里炉火熊熊，中午太阳好时，医生、护士还把不能走动的患者抬到草坪上晒太阳，使许多冻伤印俘恢复了健康。 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被俘时，已66小时没吃东西，饥渴交加，神情沮丧。四一九部队弄清他的身份后，给他安排一个单间住房，送上水壶、干粮。达尔维的情绪逐渐安定下来。四一九部队政治部主任魏克问他被俘后遇到什么麻烦没有？达尔维伸出戴着金壳手表和宝石戒指的手说：“你看，我的东西丝毫无损，你们真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后来达尔维返国后一直对中国十分友好。 西藏军区在山南穷结、隆子和昌都的察隅开设了三个俘虏收容所。三个收容所中的3000多名印俘都得到妥善的生活安排：给发放被子、衣服，改善伙食，供应他们充足的蛋粉、牛羊肉、绿豆等食品，并尊重其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按他们的爱好组织文体活动，为他们放电影，还开设专门的邮政信箱让其与家人通信。印俘们极为感动地说：“中国军队是世界上最人道的”，“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一个印俘说：“我到收容所后，已收到家里12封来信。”印俘家属的许多来信都感谢中国军队对印俘的照顾。一个印俘的妻子来信说，她“每天都在为中印人民的友谊祈祷。”一个50岁的印俘老兵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当了日本的俘虏，日本兵对俘虏随便打骂侮辱，而且食物糟得不如猪食，又吃不饱，死了不少人。同那时相比，我们就像是在这里作客。” 停战撤军，退还战缴物资，释放俘虏 在中国边防部队取得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重大胜利、完全掌握战场主动权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坚持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继续进行外交努力。11月19日，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约见印度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向他表示：“中印两国应该友好下去。我们应该向远处看。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将不丧失一线希望。”周恩来总理还表示，可以去新德里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 同日，毛泽东从当天的《参考资料》上看到印度总理和总统在18日的讲话中，都说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冲突。他当即批示：“突然大谈和平解决。送总理阅。请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领导人过去几天，是否有过十八日这种论调。”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研究决定，主动采取积极步骤，扭转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21日零时，中国政府发表声明，从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自12月1日起，中国边防部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这充分表明了中国的和解立场与诚意。 西藏军区根据总参谋部1962年11月21日下达的撤军命令，指挥各参战部队从12月1日开始，分批、分阶段地向实际控制线以北地区后撤,至1963年1月10日，全部后撤完毕。3月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中国边防部队已全部撤至1959年11月7日双方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以后地区。但是中国并没有放弃进行自卫的权利。希望印度政府以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亚非团结为重，正确理解中国的和平努力，做出积极的响应。在实际控制线本侧20公里地区内，中国设立26个民政检查站，担负维护边境地区社会治安，保证边境地区安定的任务。 1962年11月24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0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报告，针对有些党外朋友对政府采取的主动步骤认识不够等情况解释道：“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10月24日的三点建议，11月21日的紧急措施，主动的停火，主动的后撤，这样对不对？我们认为，这跟我们的国策，跟我们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跟我们的一贯方针，是没有违反的。”周总理还说：“我们打了不退行不行？就守在那个地方。当然，可以这样设想。但是，这样子主动性不够，你停在那个地方，你虽然也是主动停火，但是随时有引起冲突的可能，对这个政策的实现就不彻底，你只有后撤到实际控制线后20公里，这表示我们政策实行得彻底，影响就大。”如果只主动停火而不后撤，还会给人另外一个错觉，就以为我们打算用武力改变现状。我们是反对以武力改变现状来达到领土要求的。 为了进一步表示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和创造和解气氛，中共中央于11月30日决定将在自卫反击作战中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给印度；对印方的民用设施，也一律不破坏、没收、回运。中国政府于1962年12月14日、16日，两次就此事照会印度政府，希望中印边境冲突不要再起，不再发生用这些武器来打中国的事。 参战部队认真执行中央指示。在把战场缴获物资交还印度前，各部队把要交还的武器、装备擦拭干净，将汽车、坦克和筑路机械灌满油料。各部于12月6日、11日和19日，分别在里米金、德让宗、梅楚卡和瓦弄等地将缴获之印军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物资交还给了印方。据1963年1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边防部队共计交还印方迫击炮、榴弹炮等153门，轻重机枪289挺，步枪、冲锋枪2744支，各种炮弹2.24万发，子弹213.9万发，汽车117辆，坦克2辆，运输机和直升飞机各1架。印方接收代表向中方代表表示感谢并感慨地说：“这些武器、弹药和物资都整理得很整齐，擦拭得很干净。我没有想到会这样好。”此举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赞扬，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并“希望印度政府按照理智的呼声，立即采取措施，重开和平谈判”。 自卫反击作战结束后，根据中央军委指示，西藏边防部队在停火、后撤过程中，从12月5日至31日，已先后在邦迪拉、梅楚卡、德让宗、瓦弄和江（让）等地，将731名被俘之印军伤病人员（内有15名印俘系看守中方交还印方之物资而随着物资交还释放的）交给了印方。 为了进一步表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国防部于1963年4月2日发表声明，宣布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4月10日至5月25日，中国边防部队分别在巴底通、棒山口、西路曲西岸、斯潘古尔湖以西和昆明等地，将被俘之印军人员3211名（其中准将1人、校级军官26人、尉级军官29人）及被俘后因病死亡之13名印军人员尸体或骨灰交还印方，并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办理了交接手续。后在墨脱还释放了4名印俘。这些俘虏在被俘期间都受到了良好待遇，对中国人民有了友好的感情。释放时，他们纷纷与中方工作人员握手、拥抱、留言、送感谢信，互赠花环，有的洒泪告别，依恋不舍；有的高呼“印中人民是兄弟！”“印中友谊万岁！”一个印俘说：“回去以后永远不同中国兄弟打仗。”连印方接收俘虏的红十字会人员也对中方人员说：“你们的工作好极啦，达到了绝妙的程度！”总政治部联络部张桢部长到释放印俘场观察，也称赞西藏边防部队的工作认真、细致、周到。 释放回去的印军俘虏，后来普遍赞扬中国好。他们心悦诚服地说：“我们被全部释放和遣返这件事，再一次显示中国政府谋求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诚意，应当载入史册”。这件事在印度国内影响很大。 中国边防部队在停火后撤中，主动帮助当地群众修桥铺路、挖水渠、割稻谷、打场、冬耕、背水担柴，用藤条编织筐篮等器具送给群众等，并把自己的粮食和食盐留给群众。部队的模范行动，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拥护。当中国边防部队离开德让宗时，穿着节日盛装的藏族、门巴族男女老幼纷纷走上街头，向部队敬酒饯行，跳舞唱歌，祝福官兵一路平安。 自卫反击作战挫败了印军的猖狂进攻，大扬了中国的国威和军威，使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实际上缓和下来。同时团结了世界进步力量，打击了国际上的反华逆流和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势力，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尊严。 自卫反击战的胜利，教育和鼓舞了人民群众，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主义思想，加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凝聚力，增强了克服与战胜国家经济困难的信心。自卫反击作战，锻炼和考验了参战部队，取得了在高山、峡谷、密林地区作战的宝贵经验，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国政府主动停火后撤、释放印军被俘人员以及交还战缴物资等非凡举措，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世界舆论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奉行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采取的明智举动。巴基斯坦《战斗报》的社论说：在人类的历史上还从来未曾有过一个胜利的国家，在它的军队眼看就要使它的敌人遭到粉碎性的失败的时候，完全出于自己的原则和和平政策而作出这样一种表示的。中国领袖们坚持高尚的政治原则和正派的道义价值，应当受到一切赞扬。英国的《工人时报》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结束边疆冲突的真诚愿望，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所谓中国人民蓄谋侵犯印度的一些说法，现在已经完全揭穿，那些说法只不过是胡说八道。”香港《明报》发表评论说：“中共的声明，宽宏大量之至，历史上的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如此大方的。”“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极。”法新社发出消息说：中国政府的声明是“惊人的主动态度”，“向全世界表明北京的和平愿望，表示它不愿意继续打一场即使是胜利的仗。” 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实行自卫反击作战，完全是被迫的。周总理于1963年4月24日同埃及部长执行委员会主席阿里·萨布里谈话时说：“中国有句古话说，‘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对我不好，欺侮我，逼得我不得不有所准备，要进行回击。否则，就会把我们看成为懦弱可欺。”“‘退避三舍’。这就是说，你来，我先退，给你警告。再来，再退，再给你警告，但事不过三。”“有人可能视我可欺，逼我到墙角，我只好还击。其实，我们早已用这种做法来对付美国了，例如抗美援朝。”“去年轮到印度身上，它却忘记了这条经验，竟也以为我们的忍让是软弱可欺。我可以告诉阁下，只要印度不挑衅，我们决不主动出击。” http://tibet.news.cn/szts/2009-05/20/content_16577001.htm 毛泽东主席对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是“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与其说军事政治仗，不如说政治军事仗。”中央军委在给边防部队的贺电中嘉勉说：你们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的英雄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国军队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传统战斗作风，创造了中国军队在高原地区作战的光辉范例。你们的英雄业绩，将同喜马拉雅山、喀喇昆仑山一样，永垂千古。回全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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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4-5-24 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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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演：李前宽、肖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