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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欧美农奴还是亚洲农民？ 欧美农奴作为“无产阶级”的历史转折点是美洲黑奴的大量“制造”，以至于欧洲的“农奴制再版”，而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农业国家，农民从未沦为彻底的“无产阶级”，如果有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的话，那么首先是跨越“大西洋海峡”的问题，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从内贸到外贸）和“非自然”的道路。 （农牧基础）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1846年]12月28日于布鲁塞尔 阿梅斯托《文明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创意》： 若说只有某些环境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种偏见，如同说某些人的生产力优于他人或某些种族较有从事生产的优势，都是欠缺根据的。任何可居住的环境都未能完全排除人类为遂其心愿而进行的改造。如果从一个个环境看去，全世界的文明化是杂乱无章的，可能在文明史惯常轻忽的地方稠密度最为显著。（英日美曾是文明（希、印、中）的边疆）前工业时期最有野心的草原改造，出现在非洲。沼泽地区最有创意的建筑者出现在“白人”足迹到来前的美洲。欧洲人擅长的是在温带森林地区发展文明——其实也就是把森林砍光或烧掉，但换到别种环境里，与别的人们相比较，他们的表现并不是特别亮眼。（南非、澳洲、加拿大的英国移民不如美国） 贾雷德@戴蒙德《GGS:人类社会的未来》：
“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这让我想到‘最优分裂原则’：创新在带有最优中间程度分裂的社会里发展得最快：太过统一的社会处于劣势，太过分裂的社会也不占优。……过往的良好体制，往往是因为其背后有一根长长的历史链条，从扎根于地理的终极原因一直连到体制的直接因变量。{今天}一跃成为新兴力量的那些国家，仍然是数千年前被归入几个统治中心，依靠粮食生产或吸纳来自那几个中心的移民的国家。”
“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显现。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了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由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一个多层次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 （殖民体系） “直接奴隶制也像机器、信贷等等一样，是我们现代工业的枢纽。奴隶制使殖民地具有了价值，殖民地造成了世界贸易，而世界贸易则是大机器工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买卖黑奴以前，殖民地给予旧大陆的产品很少，没有显著地改变世界的面貌。没有奴隶制，北美这个最进步的国家就会变成宗法式的国家。只要从世界地图上抹去北美，结果就会出现混乱状态，就会出现贸易和现代文明的彻底衰落。” ——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皮克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外部殖民@内部殖民）： 资本的数量比英法两国都要多。相比之下，“一战”前夕德国拥有的国外资产仅为法国的一半，英国的1/4。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当然在于德国没有建立殖民帝国，这也是当时及其严重的政治、 军事冲突的根源。欧洲列强对殖民地资产的争夺加剧时当时国际局势恶化的重要原因，最终导致在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列宁对此议题的论述收录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1916年）一书中。 社会不平等直到今天对美国仍有影响：美国南方的黑人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没有公民权，并受到法律歧视制度约束，在某些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之前南非维持的种族隔离制度有很多共同点。这些背景无疑是美国福利制度在各方面发展（或欠发达）现状的根源。 <资本论>现代殖民理论
在那里(殖民地)，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
……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到哪里去了？资本家为什么不亲自劳动？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生态构成） “难道14世纪和15世纪的分工，即在还没有殖民地、美洲对欧洲说来还不存在以及同东亚来往只有通过君士坦丁堡的那个时代的分 工，不是一定同已经存在有充分发展的殖民地的17世纪时的分工有根本的不同吗？ 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 ——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 阿瑞吉、西尔弗《现代世界的混沌与治理》
西方势力在远东的裂隙中出现 在对东西关系的这一早期的判断中，有两个方面非常突出。第一，相对于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亚洲内部贸易无论其规模还是重要性，都是前者无可比拟的。从当时（1688）到之后至少一个世纪，欧洲世界经济迅速扩张，但其规模和密度仍是在“追赶”布罗代尔所说的远东“超级世界经济” ： 如果把远东作为一个整体，它包括三个巨大的世界经济：伊斯兰，俯瞰从红海到波斯湾的印度洋，控制着从阿拉伯到中国贯通亚洲的沙漠的不间断的链条；印度，它的影响贯穿整个印度洋，包括东西科 摩罗角；中国，疆域辽阔，其海上力量也很强大，它已深入中亚腹地，控制着与太平洋接壤的国家和海洋。而且，这些情况都已存在数百年。但是在15到18世纪，也许我们可以说存在一个囊括这三者的单一世界经济。
和亚洲进行贸易对欧洲列强的内部斗争至关重要，这曾是伊比利亚人发现美洲、发现经由好望角达到东印度的海上航线背后的驱动力。这样一来，在争相分享与东方贸易的好处之时，美洲白银就增加了欧洲国家相互斗争可能的手段。不过在初期，欧洲越来越多地参与亚洲贸易，却对亚洲超级经济的完整性毫无影响。 不过欧洲入侵者与前人不同，他们并不设法与亚洲超级世界经济的结构结合在一起。相反，他们通过利用更具毁灭性的战争技术，试图把这些结构中支离破碎的因素结合到以欧洲为中心的经济中来。这就带来柴尔德爵士所判断的东西关系的第二个方面：通过战争，西方国家轻易就可破坏东方的贸易，借此积累自己的力量。
英国有能力发动这些战争，同时还能削减国内的 军事开支和军事人员，因为它掌握着全亚洲最大的一支欧式军队，士兵几乎都是印度人，而费用完全由印度承担。到1880年，印度的纳税人要养活130000名印度士兵和66000名英国士兵。正如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印度是英国在东方海域的兵营，我们随心所欲地从那里抽调兵力，却不花一文钱。”这支军队的作用不仅在于征服和控制印度、在西线抵御俄国向中亚的推进；它还可以在全球推广英国的利益。 1857年的大起义促使英国放弃了引进新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政策，转而诉诸当地原有的制度。正如同时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促使英国倚重持续复苏的清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力量，1857年大起义之后，英国着手在自己的印度帝国内恢复地主和王公的力量，让他们自治。总体看来，英国在亚洲的主宰地位更多是与社会下层阶级、而非上层阶级的利益发生冲撞。一旦亚洲旧政权的统治集团被驯服——就像在中国那样，或是被征服——像在印度那样，他们会成为有用的盟友，再次建立起英国对下层阶级的主宰权，但是这种主宰并没有赢得下层阶级本身的忠诚。
英国和西方对亚洲社会下层阶级的主宰缺乏根本的合法性，19世界早期和中期之后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能够动员起广大群众的支持，共同反对西方。领导这些运动的是“现代化了的”本土精英，他们的主要目标就是民族自决——即，成为现代欧洲中心的国家间体系中的一个主权民族国家。正如古哈所说，在支持西方价值观和理想方面，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角色发挥发生了奇怪的倒置： 殖民统治把权利和自由的观念带给臣民，但在自己的治理中，却从原则和实践上对这些观念全部或部分加以否认，被剥夺公民权的臣民不断要求统治者的行政管理应与理想相符。因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大部分政治抗议，尤其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带头的政治抗议，都暴露出英国统治的“非英国”特征。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在没有殖民地的条件下）中国城市为什么可以建设得像欧洲？
中国可以保持稳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新中国比较彻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土地食利者阶层，从而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社会结构。拉美国家常见的口岸买办阶层和大地主的联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并不存在。这就使中国可以在较少既得利益结构中开始加入全球化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并为相对平衡有效率地让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提供了可能。 乔万尼•阿瑞吉《长时段看中国市场经济》 哈特观察到的事实，即乡镇企业将农民在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与他们参与工业及其他形式的活计、在提高劳动力素质上投资相结合，支持了杉原所持的中国勤劳革命的遗产继续存在的 观点。在这方面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尽可能地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并在家庭层面给这种资源赋予管理技能和综合技术能力。苏耀昌所谈的中国革命传统的教育成就则加重了这种倾向，即使在城市各行业的做法中也能观察到用低成本的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替代昂贵的设备和经理人的现象。
这种双重替代的竞争优势因一项统计数据而变得不再明朗，这项数据显示美国资本密集型工厂工人的生产率比他们的中国同行要高出几倍。但是，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所指出的，这些数据没有标明美国工人的高生产率是与复杂的柔性自动化和原材料处理系统对大量工厂工人的替代相关的，这些复杂系统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却抬高了资本及支持系统的成本。通过节省资本（包括管理成本）和让劳动力重新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工厂把做事方法翻转了过来。用手工来制作、处理和装配零部件的方式，举例来说，可以将所需资本总额降低三分之一。
最近有些报告表示，这种竞争优势可能由于一些中国企业更加依赖于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而正处于被破坏的过程中。就中国经济整体而言，这种变化的真实程度是很难评估的；要预测它对今后几十年中国崛起的影响那就更加困难了。但是不管将来如何，中国18世纪勤劳革命的遗产是解开许多困惑的钥匙，这些困惑至今还围绕着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济快速增长。
阿瑞吉、滨下武志等《东亚的复兴》： 19世纪东亚体系向西方体系的臣服所导致的最重要（也是最具灾难性）的后果是，工业军事主义在争夺地区主导权的过程中被“内在化”了。虽然在20世纪30、4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工业化军事路线来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却造成了一个美国独霸的体系在东亚海洋地区出现，并使该地区的工业军事主义达到了极盛。但是在朝鲜战争却反映出，西方的霸权地位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牢固，这使得美国不经意间走上了过去东亚贸易体系的老路——帝国与臣属国之间建立的“进贡”和贸易关系，这种关系从经济上将对臣属国更加有力。（亚洲四小龙的冷战背景及现在的中华回归丛） 美国在越战的失利迫使它重新接受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的正常的商业和外交往来（1972），并对美国主导的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的崩溃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日本在地区经济发展与调整过程中的领导作用源自美日之间的一种劳动分工，即美国专注于追求霸权而日本追求利润。日本企业逐渐取代美国政府而 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这种国家关系可能更接近与（东亚）本土模式，而不是外来的（西方）模式。 从正反两方面都可以看到，经济因素比军事因素（狩猎经济）能更加有效地决定世界霸权。（伊拉克战争是最近的证据）日本80年代在国际政治中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其政府和企业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贷款和商品，帮助美国保住了其摇摇欲坠的权力宝座。如果没有这些贷款和商品，里根政府要想大幅削减国内税收的同时展示于前苏联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即使不会完全不可能，至少也会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剧增，并进一步削弱美元在全球金融市场上的地位。（美日由附属关系转为依存关系） 而此间，中国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在台湾、香港、东南亚及北美的华人资本家群体的作用（相当于明末清初在东南亚与荷兰殖民贸易抗衡的郑氏集团），这些群体似乎开始承担起中国和东亚经济的领导责任，而与此伴随的则是日本经济停滞的10年（近年因重回东亚有所恢复、国内政治版图也如台湾、澳大利亚发生变动）。中国通过向南方国家提供有关天然资源开采的更慷慨条款，以更少的政治附加条件并免除昂贵的咨询费提供更大额的贷款，并且以只占北方竞争者一半的成本在偏远地区兴建复杂的大型基础设施等，不断在与北方机构的竞争中胜出。（这也减少了加勒比海盗的掠夺后援）石油国家也将顺差转向了南方国家，对中国带头的行动起到了补充和弥补的作用。委内瑞拉利用高油价带来的意外之财使拉美国家摆脱了对北方利益的从属，这具有巨大的政治和象征意义。（美洲人的美洲）
孙中山《上海社会党的演讲》
美人有卓尔基亨利（Henry George）者，曾著一书，名为《进步与贫困》。其意以为，世界愈文明，人类愈贫困。盖于经济学均分之不当，主张土地公有。其说风行一时，为各国学者所赞同。其发阐地税法之理由，尤为精确，遂发生单税社会主义之一说。原夫土地公有，实为精确不磨之论。人类发生以前，土地已自然存在，人类消灭以后，土地必长此存留。可见土地实为社会所有，人于其间又恶得而私之耶?或谓地主之有土地，本以资本购来，然试叩其第一占有土地之人，又何自购乎?故卓尔基亨利之学说，深合于社会主义之主张，而欲求生产分配之平均，亦必先将土地收回公有，而后始可谋社会永远之幸福也。
土地公有之说，渐被于荚之时，正英人恐慌之日。英国土地本为贵族大资本家所占有，因工商发达，业农者少，致所出谷食不够供给人民之食料，外粮之输入，价值反较本国为贱。英之土地生产力失其效用，其地主有不事耕耘而事畜牧，其佃人颠沛流离，被逐而谋生于美国。一般学者，深痛地主之为富不仁，对于土地公税之说，遂视为救世之福音而欢迎赞同，遂成单税之一派，主张土地之分配归公，国家由地价中抽什之一，他之苛税皆可减轻，而资本家于是不能肆恶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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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5-6-2 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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