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追踪01国民党提出整编江南红军游击队 促生新四军对散在江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当成一个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只想把它变成当地的保安团队，国民党则坚持要把这些红军游击队集中起来，调离本地。因此，就有编一个新四军的说法，又有要叶挺当军长的说法。１９３７ 年１０ 月底叶挺到了延安，１１ 月初项英也到了延安，可能都是涉及到江南游击队的事情。
直到他们走后，李富春才把我找去说，江南游击队准备编为新四军，由叶挺当军长，项英当政治委员性质的副军长。叶挺临离开延安时，向中央要求派几个与他在大革命时期熟悉的干部去新四军工作。他曾点名要周士第去当参谋长，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都经过南昌起义，但中央没有答应，另派了张云逸，广东人，去当参谋长。周子昆，广西人，去当副参谋长。周是叶挺当独立团团长时独立团里的一个排长，后来当连长、营长。冯达飞，广东人，是黄埔一期学生。还有我，去当秘书长。武汉时期，我们都同在一个军队党组织。李富春还提了一个问题，因为项英、叶挺我都熟悉，要我作为他们之间的缓冲人。当时听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但后来真正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容易了。
在延安做了一些准备工作，中央为新四军配备了一些中级干部。军事工作人员由赖传珠带队先走，约三十人左右。政治工作人员由我带队后走，约三十人左右。１９３８ 年１ 月，我们从延安到西安，从西安到汉口。在我们到武汉以前，新四军军部已在汉口大和街２６ 号正式成立，挂有军部的招牌。新四军的战斗序列属第三战区，因此军部第一步由武汉移南昌，准备第二步由南昌移安徽歙县的岩寺。南昌军部设在南昌的三眼井１号，那是北洋军阀时期著名军阀张勋的私宅。军部移至岩寺以后，就把它当作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了。
新四军的作战区是在皖南，面对长江和京沪线的左侧面，所以军司令部准备设在皖南。１９３８ 年４ 月５ 日，军部从南昌搬到安徽歙县的岩寺。
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全军的集结和整编工作。任务完成以后，５ 月初又搬到太平。住了将近一个月，国民党不答应，认为那个地方太靠近大路。最后，６ 月中旬进驻泾县章家渡以北的云岭。军部在这里一直住了两年半的时间，到皖南事变前夕为止。
皖南的山水景色优美，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优美的地区，１９４１年我们万般无奈，被迫地把它作为战场，攻不能前，退又无据，只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悲惨结局，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恨事。
02新四军构成分析：装备差 多游击习气１９３４ 年１０ 月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进行长征，留下来的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一直到１９３７ 年秋天。这些游击队分布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八个省十五个地区。跨省界的有八个游击区，在一个省内不跨省的独立游击区共七个。各游击区的红色游击队集合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新四军。长江以南的编成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第二支队张鼎丞；第三支队张云逸。长江以北编成一个支队，即第四支队高敬亭。另湘南李林、刘厚总两部约三百人编为军部特务营。这个刘厚总就是皖南事变后谋害项英的那个刘厚总。
这跟八路军的兵力构成大不相同。八路军是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的正规部队组成的。主要成分是来源于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安徽、四川的农民。他们不但抗日坚决，而且经得起大的战斗。这一点八路军比新四军强。新四军装备差，新兵多，游击习气浓厚，抗日战争的政治军事思想准备不够。其次，抗战一开始，由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军从上海、江苏、浙江吸收了上千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只能就近涌向新四军。从文化水平的构成来看，八路军就不如新四军了。八路军知识分子主要来自当时的北平，但为数不多。
新四军的领导机构——军部，主要领导干部是从延安派去的，勉强可以组织成一个参谋处，后勤部门一部分，政治部的组织人数也很少。因此形成了这么一种情况，譬如组成医务处的医务人员全是由叶挺介绍来的，没有一个党员，当然业务水平比较高。副官处也是叶挺介绍的，有的还是他的亲戚。后勤部门，包含兵站，有叶挺的叔伯兄弟，还有后来上海煤业救护队的主要工作人员。延安来的同志如朱裕和等，他们实际上占少数。政治部的宣传部、组织部、民运部、保卫部的负责同志，如李子芳、朱镜我等倒都是党员。只有敌工部是由叶挺介绍，任用林植夫当部长。说来奇怪，林植夫是国家主义派《孤军》的总编辑，在国家主义派里面是极为反共的，但他参加了１９３３ 年的“福建事变”。因为他是日本留学生，日文不错。由于叶挺的介绍，而他本人又愿意参加新四军的对敌宣传工作。这是一个抗日统一战线，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他。
从上面情况看，新四军指挥机构和八路军指挥机构有很大的不同。开始的时候，应该说统一战线的色彩是比较浓厚的。
03回忆从战争的最后时刻开始：连夜奔逃人心纷乱我找机要员译出叶挺署名的向延安发的最后一份电报，并要求电台立刻拍发。拍发完这份电报以后，我就招呼电台台长立刻把这套电台的所有设备全部砸毁。回头我又招呼机要员把所有的密码本全部烧毁，为求烧得快些，分成两处烧。等到我去检查完电台砸毁情况，回头来那些密码本就已经烧光了。我就带着这两批人从后院出来。但是作为军部指挥的前院，上至军长下至勤务员，一个人都没有了。
当晚天色很暗，伸手不见五指。出大门后，只看见山坡上密集的人影很纷乱地在奔跑。最后我也爬上山追上了一个战士，我问他军长他们哪里去了，他就用左手指了一下。我要跟着上去的时候，后面的人也不知是谁把我挡住，不准我向那个方向去，说：“不要去增加他们突围的困难，人多了，目标大。”那时已经跑得很乱，我身边报务人员已经没有几个，机要人员也跑散了。我就同这少数人跑到一个山沟里面。
在行动中，我遇到了一个警卫班，我立刻要他们跟我一路走。住下来的时候，在路上捡到一支全新的俄国式的手提机关枪。同行的还有几个干部，我就说服他们同我在一起，反正只要我们没有什么动静，不被国民党的包围部队发觉，是绝对安全的。就在这个时候，听见左面二里外的山上山下枪声非常密集，但是没有几分钟枪声逐渐停止了，我猜想叶挺去的那个方向发生了问题。后来证明，大概就是那阵枪声后，叶挺就被俘了。叶挺怎么被俘的，后来有不同的说法，我不在场，就弄不清楚了。
当天晚上，我把图囊里面所带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我回四川时毛泽东写给我的指示信，叶挺和项英之间互相不满意，叶挺写给我的一封长信，还有我那一本仅仅整理了《从金沙江到大渡河》一段的，其他还都是素材的长征日记，都埋在皖南的山上了。埋的时候是很舍不得的，现在也还是很后悔的。但是即使不埋，后来下山的时候，也不可能把它带出来。
实在太疲劳了，我也就在茅草里睡熟了。但醒来向左右一望，又少了好多人，各奔前程去了。特别是那个警卫班都是短枪，是很有战斗力的。当时我留他们在一起，意思是即或冲不出去，有这么一班人，我们也会在皖南的山里活下来。他们这一走，使我全然不知所措。在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偶然的事情太多了。
注意一下周围山头的情况，看来国民党的部队已经开始撤出战场。当天晚上，我们就试着摸下沟去，想找个单独的农家去弄饭吃。但是就在那个沟里面，这个山坡、那个山坡都下来一些人，有二三十个。这些人中有胡金魁，他原来是江西国家保卫局的人，长征以后在瓦窑堡入党，后来在保安当中央的交际处处长。斯诺访问陕北时，所有的接待工作都由他安排。《西行漫记》的中文版上有他的照片，但是他的名字却译错了。新四军成立的时候，他当三战区所在地的新四军的上饶办事处主任。我们大家就都推举他带一两个人，到农民家里弄饭，弄到后拿到这个山脚下来。但是我们左等他也不来，右等他也不来。因为在战争环境下，有人怕出问题，所以这顿饭没有吃成，大家就散到各自的山上去了。
又爬上山去过了一个夜晚，等到天亮就陆续下山了。山沟的水很清凉，大家都饱喝了一顿。估计周围已没有国民党的军队，就想大胆地闯进农民家里去弄饭吃。去的人还算警觉，看出有个小村有地主武装，就赶快回来了，说不行。但为时已晚，他们已经被地主武装发现，地主武装跟上来了，虽然人数不多，不过两三个人，但我们不能公开抵抗。他们首先开枪，虽然没有伤人，也没有继续进攻，却把我们的一顿饭给弄吹了。我们在山沟里隐蔽了一会儿之后，决心转移目标，到另一个山沟里去。大概在新的山沟里住了二三天（１ 月２０—２２ 日），找到一家对我们很同情的农民，每天晚上都能弄到饭吃。
我们估计，国民党部队认为战斗已经结束，都撤走了，而这样无限期地住下去，总不成一回事，商量的结果是一起下山到徽州，然后分散。时间离过旧历新年不远了，我们是白天躲在树林里，晚上到一个农民家里吃饭。我们向他提出要下山的计划，要求找几套冬天农民的衣服来改换便装，他满口答应好办。果然，在晚上他拿来一些棉衣和棉裤，大家选择了自己适合的棉衣，当然都是粗布的，我们脱下了军服，并把所有涉及军队嫌疑的东西，不管有用没用全丢给主人了。其中包括我用了十年的一支红色派克笔，实在有些舍不得。有些短武器，没有告诉主人，都悄悄塞进他的粮食堆里面去了。主人还替我们设计了一些道具，我拿一个竹杆子，上面挂了一些小的野兽皮，如黄鼠狼之类的皮，可以冒充上山收皮毛，现在年底应该回家了。
04六份报告详述皖南事变全过程 总结11条失败原因从桂林辗转衡阳、韶关，又到香港。在韶关的时候，广东省委书记张纯清（张文彬）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要见我。问起皖南事变的情况。我简要地叙说了事变的经过，并附带说明我突围出来的情况。他深为震动。因为我党独立作战的一支部队，因行动错误而遭受严重损失的，只有１９３６ 年１１ 月四方面军北上时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一次；军部全军约万人，在皖南泾县覆灭又是一次。他听了我的简要叙述之后，把皖南事变后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给我看了。
自突围以来，大概已近一个月了，由于切身关系，这个决定对我有很重要的意义。我就要求他替我发个电报给中央，这个电报广东省委替我向中央发了，即作为我打给中央电报的第一号。
那时在香港负责的是廖承志和潘汉年。我有责任向他们详细报告皖南事变的经过。他们两个人大概听了我好几次报告，听完以后，要我写成电报报告中央。我把电报编了号，以在韶关发的电报为第一号，在香港发的就从第二号算起，一共发到第六号。
报告第二号主要是报告了：一、我军之编组；二、敌军军力；三、我军行动路线；四、我军行动迟缓之原因。报告第三号详细报告了新四军作战部署和行动方案，报告第四号、第五号则详细报告了突围的经历。
报告第六号则总结了战役失败的政治原因和军事上的错误：
１．出动太迟，假如能提早四五天，结果也不会如此之难堪；
２．估计敌人太低，估计自己太高，以为四十师不堪一击；
３．在地形选择上当把自己放在高山上，放在深谷中毫无作用；
４．战斗准备不足，非战斗员太多，行装太多；
５．行军过久，行军力不强，敌人是每天一百里路，我们仅四十里路；
６．使用兵力不恰当，兵力分散，假如全军作一路攻击，不会感到兵力不足与彼此脱节；
７．缺乏大兵团作战经验，过去三年，战斗都是团为单位，这次六个团一齐打，毫无协同作战可言；
８．因过去子弹多，不注意节省弹药，到后来有枪无弹；
９．参谋长工作差，周子昆只能管后方勤务与教育工作，对作战部署与指导毫无把握；
１０．项毫无指挥山地攻坚作战之经验；
１１．战时工作全无计划，对连指导员只要求单纯的鼓动工作，缺乏整个战役的组织工作。
05叶挺与项英究竟有何矛盾 国民党兴高采烈实为自吞苦果？我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要我作为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人。当时，我也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过什么设想，也没有向李富春提出过什么要求，就这样很轻率地答应下来。到了军部以后，一直到皖南事变，你说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也很难说出来。在日常情况下，项英还是很识大体的。军部的正式会议都由叶挺主持，前方部队的报告、请示，项英都请叶挺首先批注意见。１９４０ 年秋季反日寇对泾县的扫荡，作战计划是叶挺定的。凡是叶挺介绍到军部工作的非党干部，不管人数多少，项英都表示欢迎和信任。至于说一些小事如叶挺单独有厨房，项英从未表示异议，甚至项英还在叶挺的生活细节上，做了适当的处理，维护了叶挺的威信。
对于叶项的关系问题，有人说是叶挺作为部队首长，不习惯政治委员制度，因此，叶项矛盾好像应该由叶挺多负些责任。这个理由不是事实，因为大革命时期，叶挺当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在武汉时期当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１９２７ 年１ 月），后又改当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南昌起义时，又改当第十一军军长，团、师、军都有党代表，也就是政治委员。南昌起义的时候，聂荣臻就是他的党代表，他们合作得很好，不能说叶挺不习惯于政治委员制度。但是新四军的这两位———部队首长和政治委员，却在平常情况之外，另有两个特殊情况：
（一）是大革命时期叶挺和他的团、师、军的党代表，两个都是共产党员，他们之间的问题，可以在党的会议上得到解决。而在新四军，部队首长叶挺却是脱党十年之久的非党员，叶项之间只有行政关系，只有抗日统一战线的关系，没有党的关系。这就使得两方面之间很难于自处一方面和对待另一方面。
（二）更重要的是，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的关系与叶挺当团长、师长、军长时不一样了。那时，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叶挺方面，而派去的党代表跟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却没有历史关系，或很少历史关系。而新四军的情形却恰恰相反，部队的构成和直接指挥关系属于以副军长名义出现的项英方面，而派来的叶挺跟部队构成和直接指挥历史上却毫无关系。这种基本情况，自然会在叶项两方面发生各自的影响。但两方都不能明白地摆出来，叶挺摆不出来，项英更不能摆出来。因此叶项之间的关系，这个矛盾却是来无影去无踪，双方都没有直接向我表示过。我当时也没有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程度，而且我无权把他们拉到一起进行仲裁。
皖南事变我们失败了，国民党兴高采烈。在１ 月１７ 日用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撤销新四军番号的通令，又在１ 月３０ 日用行政院的名义把这个通令转发一次。其实委员长也好，行政院也好，都是那个蒋介石。
历史的进程总是朝着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相反方向前进。有如毛泽东所总结出来的那条规律“坏事变好事”。国民党这个命令一发，事情就好办了。他没有料到，这样他就给中国共产党一个无法无天、独往独来的自由。事已至此，中国共产党于１ 月２０ 日自行宣布：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他们随即于２３ 日宣布就职。国民党行政院１ 月３０ 日发的通令，是在陈毅他们建立新四军新军部并宣布就职以后的事。国民党无非追说一次新四军的番号已被撤销了，但它却不敢下命令再解散新四军，通缉那个代军长。他们那时可能过低估计了中国共产党反击的决心，认为共产党无可奈何，只有忍着把这个苦果吞了。
如此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新四军可以说是一个新的新四军，完全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国民党没有这个编制的番号，也不属于哪一个战区的战斗序列，跟国民党的军政部不发生任何补给关系，并且这个新四军从四个支队一下就改为七个师，比原来国民党答应新四军编两个师的编制还要多出五个师来。只要是敌后，它愿意去就去，跟国民党的军队不发生任何友军关系。在长江以北的江苏地区和安徽地区，在皖南事变以后我们有权利去打那些和伪军、土匪勾结的国民党军队，把我军、国民党军、敌伪军这个三角关系，简化为我军和敌伪军的单纯对抗关系。就在这个广大的苏北和皖东地区，我们建立了以新的新四军为主的根据地。逍逍遥遥地、无拘无束地一直打到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要勾结美帝国主义，发动反共的内战了。但事先美国的马歇尔还出面，做出调解的样子。这样就有所谓调解执行部的组织在北平成立了。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忘性也太大了，它不是连续两次宣布把新四军的番号撤销了吗？但这个执行部，还在新四军作战地区，成立了六个调解小组。皖南事变的苦果不是我们吞下了，而是它自己吞下了。 [>>点击返回读书频道首页]
狗仔卡
发表于 2015-10-4 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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