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主义的野望与幻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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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网 2016.01.04

泛亚主义的野望与幻梦
[url=]作者：刘仲敬[/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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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开港最初二十年间，泛亚主义的声势比其他各种理论大得多。

“亚洲同盟论”如何在日本由盛转衰

《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回溯了东亚及其近代化的起点。泛亚主义的基本论点非常简单：日本是被压迫民族，与亚洲同文同种；东洋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文明。开港最初二十年间，泛亚主义的声势比其他各种理论大得多。

1863年，德川幕府的海军统帅胜海舟首先提出“亚洲同盟论”：“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大之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广为游说，共同壮大海军，互通有无，研究学术，免受西洋的蹂躏，应首先说服邻国朝鲜，然后是中国。”1873年，冈本监辅提出了“日清合纵论”。他效法战国策士，向北京朝廷和各省豪杰推销东洋大联盟计划。大清要员在黄公度和《日本国志》的时代，对“同文同种”的概念并非无动于衷。1877年，宫岛诚一郎和何如璋提出了“日支提携论”。丁汝昌在《赠宫岛诚一郎》诗中写道：“同合车书防外侮，敢夸砥柱作中流。”这时，北洋舰队的力量仍然足以傲视东洋。甲午战争最终爆发时，胜海舟是极少数公然表示痛惜的日本人。他提醒国人，冤冤相报的结果对整个东洋都没有好处。泛亚主义由主流变成非主流，以此为一大转机。

传奇人物曾根俊虎组织了“振亚会”，其宗旨为“近拟兴亚一会，须在中东两国，先为同心协力，兴亡相辅。然后推及亚洲诸邦，共相奋勉，俾能自强独立”。宫岛诚一郎继承了大久保利通和何如璋提出的清日亲善计划，联合曾根的团体，成立了“兴亚会”。曾根对早期革命党人贡献甚大，孙文的朋友冯自由说：“曾根为日人中最有心中国事者，自称原籍山东，为先儒曾子后裔，著有《太平天国战记》一书。篇末言太平天王洪秀全遗言，谓余志虽不成，然不出五十年，必有大英雄出自东方，继吾志而驱逐满族，恢复故土等语。观此可知曾根对中国之抱负矣。”1886年，北洋水兵和长崎警察发生冲突，日本举国哗然，报仇雪耻之声洋洋盈耳。俊虎独持异议，责备国人不知好歹。大清根据非常确凿可靠的证据认为他是革命党的朋友和危险的颠覆分子。日本政府认为他是亲欧外交路线的积极反对者，将他打入另册。

革命党人背后的日本泛亚主义者

兴亚会刚刚成立时，成员包括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副岛种臣、榎本武扬、宫岛诚一郎、广部精、大久保利通的儿子保利和、汉学家重野安绎、何如璋和黎庶昌。1883年，兴亚会改组为“亚细亚协会”。会员包括曾根俊虎、金子弥兵卫、草间时福、桂太郎、东次郎、榎本武扬、牧野伸显、副岛种臣、三岛毅、品川弥二郎、原敬、竹添进一郎和王韬。长冈护美、渡边洪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谷干城、岸田吟香、末宏重恭、宏部精、成岛柳北等二十四人担任议员。协会倡导“日中提携”，“将通商贸易、确立市场作为日中提携的经济基础”，强调“中日两国的当务之急就在于合纵以及收回利商权”。曾根俊虎在会中十分活跃，主张通过兴办事业来振兴亚洲主义。英日同盟成立后，大多数现实主义者都改变了立场。辛亥前夜残存的泛亚分子，包括俊虎在内，要么是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要么就是天生的冒险家。他们构成革命党人中最有行动力的部分，正如鲁迅所说：革命党负责撕乌贼鱼下酒，痛骂满人；深入敌后抢救烈士家属，那是日本浪人的事。

每一个成功的革命党人背后，都有一个功成不居的日本泛亚主义者。孙文离不开宫崎滔天，正如米老鼠离不开唐老鸭。他们来自东洋各地，为共同的理想而奋斗。孙文在《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序言中，回顾多年的革命友谊：“宫崎寅藏君者，今之侠客也。识见高远，抱负不凡，具怀仁慕义之心，发拯危扶倾之志。日忧黄种陵夷，悯支那削弱。数游汉土，以访英贤，欲共建不世之奇勋，襄成兴亚之大业。闻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谋，创兴共和之举，不远千里，相来订交，期许甚深，勖励极挚。方之虬髯，诚有过之！惟愧吾人无太宗之资，乏卫公之略，驰驱数载，一事无成，实多负君之厚望也。君近以倦游归国，将其所历笔之于书，以为关心亚局兴衰，筹保黄种生存者有所取资焉。吾喜其用意之良，为心之苦，特序此以表扬之。壬寅八月支那孙文逸仙拜序。”国民党的历史学家探讨辛亥革命，最怕提到玄洋社和头山满；探讨国民革命，最怕提到共产国际和鲍罗廷。造化弄人，把昔日的恩人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玄洋社在国内是民权分子，行刺大隈重信和森有礼。革命党人“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烈德”，至少有一半是从他们的导师和东道主那儿学来的。如果把国际共产主义换成泛亚主义，玄洋社所在的生态位就是国际纵队的生态位。霍布斯鲍姆说西方左派一辈子最理想主义的行动，莫过于参加西班牙内战。头山满的“天佑侠团”参加朝鲜的东学党起义，同样是自以为是只顾自我实现的反熵举动。当然，朝鲜王国政府对他们这种国际主义的看法，不会比佛朗哥将军对乔治•奥威尔的看法更好。大韩民族主义者绝对不会原谅他们害死了最可爱的明成皇后。西班牙天主教徒看到外国颠覆分子侮辱修女，纷纷投奔长枪党。日本政府对他们的政策，类似于撒丁王国政府对待加里波第和红衫军：讨厌他们的冒险，但并不讨厌收割他们冒险的成果。那不勒斯王国如果胜利了，撒丁王国肯定会跟红衫军画清界线；如果红衫军胜利了，果实自然会落入撒丁正规军手中。红衫军别想得到一官半职，意大利统一本身就是他们想要的报酬。

义和团战争期间，孙文是头山满行侠仗义的主要受益者。抗战前夜的双重外交，这时已经初见端倪。玄洋社不断参加东南各省的革命，日本政府不断取缔他们。俄罗斯占领关东以后，玄洋社改名为黑龙会。顾名思义，就是要将俄罗斯赶回黑龙江对岸。革命党人桴鼓相应，在东京筹备拒俄义勇军。大清和日本两国政府虽然自己就在合谋反对俄罗斯，但无意给内部的敌人提供机会，联手禁止他们活动。结果革命党人把反俄改成反清，用长城取代了黑龙江。兴中会和华兴会的联合，依靠内田的牵线搭桥。孙文和黄兴都是黑龙会的老朋友，但彼此结识不过半个月时间。这次联合产生了著名的同盟会，会员中的日本人比广州革命政府中的苏联人还要多，其中包括内田良平、宫崎滔天、平山周、末永节、宣野长知、和田三郎、清藤幸七郎、梅屋庄吉、北一辉。辛亥军兴，日本政府照例追随英国。列强一致宣布中立，等待尘埃落定。只有黑龙会秉承国际主义精神，为“穷鸟入怀”的孙文保驾护航。犬养毅和头山满抢先赶往革命现场，为远在美国的孙文铺平道路。内田良平和宫崎滔天留在香港迎接孙文，护送他前往上海。孙文出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命内田为外交顾问，坂谷芳郎和原口要为财政顾问，寺尾亨和副岛义一为法制顾问，犬养毅为政治顾问。南北和谈如果决裂，革命党人肯定会步武鲁监国和郑成功。南明乞师日本，洗雪靖康-甲申国耻的格局呼之欲出。章太炎《正疆》的“日亲满疏”论做好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工作，孙文和宋教仁做好了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

“日英同盟论”如何占据主流？

辛亥革命没有走向泛亚主义者希望的方向，因为亚洲大陆不是战场的中心。国际协调主义者或现实主义者在东京战胜了泛亚主义者或理想主义者，于是边缘人的革命和边缘地带的革命果实相应地付诸东流。桂太郎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亚洲大同理想，一变为英日同盟的主要缔造者，与其说是他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形势比人强的问题。亚洲大陆“脱亚入欧”，诚如孙文对严复所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日本虽然通过甲午战争排除了大清对朝鲜的支配，但如何阻止俄国南下的难题反而因此更难解决。

作为对策，日俄协调论与日英同盟论产生对立。日俄协调论主张日本承认俄国对满洲的支配权，作为交换，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支配权，即所谓“满韩交换论”。伊藤博文、井上馨、陆奥宗光等人执这种观点。山县有朋、小村寿太郎、桂太郎等人则执日英同盟论，主张日本与英国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俄国。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是英俄大博弈最激烈的时刻，英日合作和日俄合作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英日合作意味着日本出兵亚洲大陆，解除大英帝国对俄罗斯南下的担忧。英日一旦合作，俄罗斯和日本就会自动进入短兵相接的位置。英国在中东、中亚等地区与俄国对峙，而日英间基本没有利害冲突。最终日俄协调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日英则于1902年1月30日签署了日英同盟协约。日本作为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很难指望获得比世界霸主更好的保护人。英日同盟缔结的消息传到东京，国民欣喜若狂。大清这个扶不起的阿斗，在现实主义者眼中怎能跟大英帝国或俄罗斯帝国相提并论？

早在1899年5月，山县有朋首相就公开反对泛亚主义浪漫派的“中日提携”路线：“观清国形势，欧洲列强在清国版图内到处都在扩张利益线，清国地图显然最终将被赤、橙、蓝分开。清国将像犹太人般国亡而人种存。值此之际，我国将来应当尽量扩张利益线……即便我国财、政、兵三方面都充实了，与清国提携维护东洋独立也是最为拙劣的下策。”自古以来，“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就是现实政治的潜规则。如果你的老板输光了，你再优秀都没有用。如果你的老板赢了，你只要不犯大错就能搭便车获利。大清在庚子年犯了太大的错误，因此提前输掉了辛亥革命。孙文因为他原先的朋友桂太郎抛弃泛亚主义，在1902年提前输掉了辛亥革命。死刑犯在人头落地以后还来得及眨眨眼睛，地球在太阳熄灭以后还有八分钟的光明。政治世界一般不会缺少会走路的尸体，因为巨人的消息传达需要更长的时间。孙文的失败不等于袁世凯的胜利，因为后者其实只是大清破产清算委员会主席。既然所有各方都不能指望从破产者身上收回成本，肯定会把怨气发泄到清算委员会主席头上。任何人在担任这种职务之前，肯定都清楚自己的主要功能就是挨骂。中华民国的诸国父和五族共和的各宪法主体都宁愿他们的创造物不存在，但为了维护条约体系的缘故不敢造次。宗室和张作霖都希望太后和皇帝返回热河或陪都，在关外重建后清盛世。同盟会倾向于放弃关东的权益，解决革命阵营的经费问题。黎元洪和蔡锷的军政府坚决要求十八省精诚团结，将“朔方虏骑”赶回老家。只有列强希望大清完整、平稳过渡，因为重新培养一个交涉对象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如果国际社会听任袁世凯和卡尔扎伊倒台，下一步是不是应该派几个专家下乡，给风起云涌的塔利班和李自成解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贸易就是好，就是好”？另一方面，广大官绅也有理由害怕八国联军开进来替他们维持秩序。塔利班或许不介意重上兴都库什山，谘议局是没有这种打算的。所以袁世凯和朱尔典商量完后，大方向就确定了。在东亚上层社会的眼中，朱尔典说话，就是大英帝国说话，大英帝国说话，就是国际社会说话，跟国际社会做对，下场参见端王和大阿哥。孙文刚刚上台，就已经出局了。内田良平如果当了首相，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问题在于，此刻的东京政治家害怕沾染泛亚主义的嫌疑，并不亚于北京政治家害怕沾染义和团的嫌疑。

英日同盟一开始就不是平等的联盟，而且不平等的方式非常接近后来的美日安保条约。日本人对同盟毕恭毕敬，而英国人并不怎么珍惜日本。英日同盟主要是由日本人出力，维护英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世界霸主抽象的保护对新兴国家非常重要，但并不需要英国人付出多少实际上的成本。弱者在不平衡的同盟当中能够获得的最大利益，其实不在同盟条约规定的具体项目中。如果比尔•盖茨喜欢一家餐馆，愿意出十倍价格天天在那儿吃饭，老板的最大利益显然不在盖茨付的十倍价钱，而在闻风慕名而来的无限多的新客户。如果老板居然满足于比尔•盖茨按照合同付出的十倍价钱，把精力集中在只有极少数老客户才能品鉴的烹饪技术上，不用极少的烹饪成本和比尔•盖茨的名气吸引大批不懂品鉴的新客户，那他的做法就非常接近日本的外交风格了。日本人履行条约义务，极端拘谨／诚实／守信，倾向于牺牲条约文字不会写明的政治目标，维护每一个白纸黑字的细节。他们习惯用同样或类似的标准对待其他各方，因此在坚持文本细枝末节方面的成本相当高，却在并无明显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变通和豁免，二十一条交涉就属于这种情况。在条约政治影响的潜在利益明显大于文本界定利益的时候，不知道因利乘便／借力借势，英日同盟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主义的邻居看待日本，大概会觉得他们就是俗语“活人不会让尿憋死”的反面教材，很难克制玩弄和利用的冲动。

孙文在辛亥以后的二十年，一直寄希望于内田和他的老朋友，甚至接受苏联代表越飞的邀请后，仍然特意绕道神户发表最后的泛亚主义演讲。他这时已经寄余命于寸阴，不能继续等待老友夺取日本的政权。黑龙会的朋友最终打倒了没有情怀的现实主义者，解放了“克欧超白”、“中日提携”的旗帜，却发现孙文的旗帜已经落入俄国人的朋友手中，开启了一场无法形容的混战。汪兆铭引用他自己编撰的国父全集，指责蒋介石背叛泛亚主义和亚洲人。蒋介石引用梁启超为大清发明的中华民族理论，指责汪兆铭背叛新三民主义和中国人。中华民族的发明者梁启超和中华民国的发明者章太炎则已经怀着对国民党和汪蒋二人的刻骨仇恨，走完了生命的最后历程。批判的武器最终仍然取决于武器的批判，决断仍然来自大英帝国的继承人和俄罗斯帝国的继承人，牺牲者仍然不明白为何牺牲。维多利亚时代的说教家看到这些故事，肯定会想到马修•阿诺德的《多佛海滩》：“我们仿佛置身黑暗的旷野，无知的军队在黑暗中相互残杀。”他们还会觉得现实本身就已经证明人类肯定有罪，否则怎么可能落到这样的世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