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赛》"一带一路"《伊利亚特》解放"特洛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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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一带一路"《伊利亚特》解放"特洛伊"

“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

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

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

王义桅:“一带一路”的“张载命题”

网络红快评二：最富62个人的财富可抵36亿穷人之和。问皿煮们好！平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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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终结者:乌克兰开通赴华“新丝路列车”

明末清初主持朝廷历法、輿图的都是旧教耶稣会的利玛窦、熊三拨、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卫匡国、白晋、张诚等人，他们与后来主导文艺复兴的新教共济会之间，正如伊斯兰教的逊尼派与什叶派，是古代西方的两党政治，与中国历代的党争斗而不破相比，其根源是地中海文明的碎片化，千年的军阀混战最后导致了数次世界大战……
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唯一的科学，如果有什么信仰的话也应该是历史主义，正如《虚构的古希腊文明》序《惟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验出来的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的精华，与之相比共济会是一种流行病毒，如果人类文明要崩溃的话，那么中华文明是最后的免疫系统……

巴基斯坦和伊朗欲将两港口城市结为"姊妹" 并建铁路连接两港俄罗斯、中国越来越多的国家悄悄开始了脱离美元行动_凤凰财［转载］美专家：美国搞战争而中国搞建设 我更倾向中国_这篇接地气的文章告诉你——什么叫工业4.0_独家网 70年前 他预言了苏南经济的今天

有机构成:家@国@天下

深度好文 | 寒竹：中国历史中的社会主义基因 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 _爱思想 贾雷德·戴蒙德专访|未来50年,日本应该怎么办?

按:《枪炮、病菌与钢铁》是贾雷德·戴蒙德在国内最有知名度的作品之一,今年8月,上海译文在国外原版的基础上修订出版了《枪炮》一书,新增《日本人乃何许人也》一章及其他...

地理枢纽：从丝路到高铁

《历史的地理枢纽》：

“在阿提拉领导下匈奴人在草原带最远的多瑙河流域的外围普斯塔斯中部站稳了脚跟，并由此向北、向西、向南出击欧洲的各定居民族。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盎格罗-撒克逊人很可能是在那时被驱赶过海，在不列颠岛上建立英格兰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帝国各省的居民被迫第一次在夏龙战场并肩战斗，进行反对亚洲人的共同事业；他们不自觉地结合成近代的法国。威尼斯是从阿奎利亚和帕多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甚至教皇统治的决定性威望，也得自教皇利奥与阿提拉在米兰的调停成功。这些就是一群冷酷无情而又无理想的牧民，扫过无障碍的平原所产生的收获，也就是巨大的亚洲铁锤任意打击这一空旷空间的成果。”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

  这类边境征服者力量的基础是边境还是草原，或是中国，这完全取决于边境的深浅和当时混合人口的数量，取决于真正中国和真正草原之间的均势状态。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程度。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文化民族。匈奴雄踞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于金朝。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基辛格《论中国》

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的连绵不断的文明，抑或逾期古老的战略和政治韬略的历史及传统如此一脉相承。……中国人的历史观强调的是衰落与复兴的周期，在这一过程中，人可以认识自然与世界，却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结果是与之融为一体。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认为，

21世纪中国崛起不是新鲜事，而是重新回归历史周期。真正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这次回归结合了“普天之下”的传统和技术现代化，也必定在世界秩序的塑造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高柏《高铁与中国21世纪大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经济社会制度的发展受到当时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冷战的严重制约。当时美国的欧洲战略是“拒俄压德”。为了在欧洲与亚洲遏制共产主义，美国的策略是扶植苏联在二战中的死敌德国，和中国在15年战争中的死敌日本。然而，利用德国遏制苏联必须使德国的经济再工业化，这引起了法国和英国的极大恐慌和强烈反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大力推动欧洲一体化，同时又辅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一军事同盟。这样就把德国有效地融入欧洲，使其不再对他国构成威胁，从而使欧洲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忠实盟友。

一旦中国推动并实现欧亚大陆经济整合，中国就很容易将注意力和发力点在环太平洋与欧亚大陆之间根据战略的需要来回移动。这样就可以减少甚至切断与有关国家的经济联系，又使中国的这种损失从与欧亚大陆国家增加的联系中获得利益替代。这样有关的东南亚国家才能认识到，正像他们有TPP这一选项一样，中国自己也有欧亚大陆这一选项。

对中国而言，21世纪既可以是一个太平洋世纪，也可以是一个欧亚大陆的世纪，更可以是两者并存的世纪。

由于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地缘优势，因此很难出现两个经济圈同时对中国展现敌意的局面。在环太平洋经济整合中，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可以发挥十分重要的影响，印度也可以加入。然而，俄罗斯和欧洲可以施展的空间就很有限。相反，在欧亚大陆经济圈中，欧洲使重要的一极，俄罗斯也是重要的行动主体。美国虽然仍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但肯定不如它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地位。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将变得无关紧要。印度有何种地位将取决于它与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这些国家的地理位置在不同的地域经济整合过程中互相排斥，而中国由于其战略地理位置却可以二者通吃。

2011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突显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对粮食安全的威胁。城市化向东部集中，把中国最好的、种植效率最高的可耕地用作非农业。中国可耕地本来就很少，18亿亩是一个不能跨越的红线。……发展高铁与推动欧亚大陆经济整合将促进中国西部的发展，而西部的发展将为中国的城市化带来新的局面。新疆的地理条件，为发展21世纪的新兴技术即太阳能和风能，提供了极好的场所。同时，又有大量的非可耕地……结合将为中国提供一个在新兴技术支持下大力发展低碳和生态城市的机会。这将国土综合利用与城市化打开一条新路。

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过程必然地要伴随着中国软实力的建设。对中亚、中东而言，中国的软实力的建设离不开新疆的文化产业。因此，发展新疆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将为少数民族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从欧亚大陆经济整合这一大战略的角度来看，防范“疆独”的手段不应该是西医式的以动外科手术为主（欧洲的中东难民危机），而应该是中医式的，通过和整个中亚、中东经济整合与一体化，实现真正的和平共处。

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

   “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或主导价值确认：纵向分层与财富和特权的分配有关，
属于是社会公平问题，因此应该缩小和消除。但横向分类却是社会开放和政
治文明的标志，应该给予承认、保护和尊重。总之，纵向分层和谐的管理目
标是控制和缩小差别。横向分类的管理目标则是保持多样性的活力。必要时，
各国还要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濒危文化，包括其生态环境和无形遗产。”

郁离子曰：“人能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育天下之物，则其夺諸物以自用也亦弗过。不能財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蚩蚩焉与物同行，而曰天地之生物以养我也，則其获罪于天地也大矣！”

基辛格《世界秩序》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与伊斯兰世界

第一次世界后，1920年与残存的奥斯曼帝国签署的《色佛尔条约》再次使中东成为由不同国家组成的大杂烩——一个此前其政治词汇中没有的概念。一些国家，例如埃及和非阿拉伯的伊朗，历史上曾是帝国或文化实体。其他国家最初由英国或法国“托管”。所谓“托管”既是殖民主义者用的遁词，也指殖民者颐指气使地把这些地方定性为需要监护的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以英法两国的谈判人命名）实际上把中东划分为英法两国各自的势力范围。国际托管联盟批准的托管制度将这一一划分付诸实施：……托管面积从地中海沿岸一直延伸到伊拉克。以上每一个实体内都存在不同教派和族裔，其中有些教派与族裔世代结仇。托管国于是利用这些矛盾，将其作为统治手段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也为日后的争端和内战埋下了祸根。

针对发展迅速的犹太复国主义，英国政府在1917年的《贝福尔宣言》中宣布，它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民族建立家园”，同时又保证说，“不言而喻，不会损害当地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由于英国似乎还把同一块土地许诺给了麦加的沙里夫，以上文字的含义更加模糊不清。

以上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引发了巨大的动荡。1924年，刚刚宣告成立的土耳其共和国奉行民族主义的世俗领导人，废除了泛伊斯兰统一的主要体制哈里发帝国，宣布建立一个世俗国家。此后，伊斯兰世界在胜出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已无法实现的“伊斯兰之家”概念之间进退维谷。缺乏经验的中东各群体于是着手在几乎没有任何历史渊源的边界内把自己打造为现代国家。

（西欧列强也试图通过“军阀混战”在中国炮制同样的局面，但是殖民战争却内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军阀混战）继而第二次（世界范围的军阀混战），直至三战（中美苏（俄）三角平衡））

在阿拉伯历史上，欧洲式的世俗国家的出现前所未有。阿拉伯人马上接受了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并将其为自己所用。阿拉伯富商和政治权贵开始遵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框架和全球经济体的规则。他们要求自己国家的人民有权作为平等成员参与这一体系和经济。他们争取的目标是现有的政治单元，甚至刚建立不久的政治单元，享有真正的独立，而不是推翻威斯特法利亚秩序。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世俗化的潮流日益强劲，但最终未能像欧洲那样产生一个多元化的秩序。

这时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趋势：“泛阿拉伯主义者”接受一个基于国家的体系的基本概念，但他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单一的民族、语言和文化认同。“政治化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与此截然相反，坚持把共同的宗教作为实现现代阿拉伯认同的最佳途径。伊斯兰教主义者——人们对“穆斯林兄弟会”一词耳熟能详——往往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中产阶级。他们中很多人认为，伊斯兰主义是加入战后时代的一种方式，而无须放弃自己的价值观，既可以实现现代化，又无须西方化。

M型世界：民族阶级化@阶级民族化
苏联解体前：
   如何消除这些危机？早期社会主义主张消灭资本循环本身，而用政府权力代替资本力量，以在国有制的基础上按计划理性地组织社会生产。其本质在于没有看到这些危机并非来源于资本的循环，而是来源于资本吸收的三种“自然力”不能循环：资本只追求自身在资本的循环中不断增殖，而没有使剩余的价值回到人类自身，回到与人类自身，回到与人类生存发展休戚相关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中。由此形成了社会经济的断层、自然资源与环境发展的断层和人类自身发展的断层，从而造成了危机。
美联解体前：
   为了缓解矛盾，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科技创新来开辟新的市场扩张渠道。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力条件下，出现了由知识工人组成的白领阶层，而将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全球化过程获取全世界的剩余价值来增加本国白领阶层的工资。于是，发达国家出现了以中产阶级为主的“橄榄形”社会结构。这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然而，资本力量对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并没有就此结束。在资本力量的作用下，这种橄榄形阶层结构只是过渡形态。在资本全球化的过程中，以金融形态出现的“虚拟资本”正在瓦解这个结构，生产出当代发达国家的新的两极分化的结构——M型社会结构。
M型社会结构》
   这就是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之后，操纵社会资本的利益集团，出了按照马克思所揭示的传统剥削方式（沃尔玛模式）之外，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形式——在金融系统中通过虚拟经济的数学游戏来进行货币掠夺的形式（次贷-美债），我们称其为“二次剥削”。巨额金融资本通过资本市场上的虚拟经济运行方式，将那些非配到劳动者（特别是知识劳动者）手中的剩余价值剥削到自己手中，而且通过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不断地继续操纵市场，从而使中产阶级数量越来越少，产生两极分化，M型社会结构就是这种二次剥削的产物。
(以上参阅鲁品越《社会主义对资本力量：驾驭与导控)

M-The Matrix
殖民的悖论：富二、官二及移民
   富二是财产世袭，官二是权力世袭，移民则是两级分化的国际化。老马说资本是累积的劳动，那么权力就是累积的民意，国际化听起来何其先进，可一旦世袭就成了最原始的血统论了。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旧称官僚资本，累积的劳动与民意的世袭则是一种社会资源的近亲繁殖，有机体的癌变就产生出抗体、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红色资本家们如此健忘不怕火山爆发吗？于是移民——新的殖民变体产生了！
可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中提到：“已经有2800万美国人（1996年的数据），即全国居民总人口的1/10以上住在严密警戒的高楼之中，在住宅区构筑防御工事。美国公民为私人武装保镖所支付的金钱相当于他们的国家支付警察开支的2倍。”这让人想起美国军费在世界军事成本中所占的比例，世贸大厦的撞机事件（俗称911）与之后州税务大楼的撞机事件（有《斯塔克宣言》传世）有着同样的逻辑。
这个民族阶级分化的国际版本在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表述如下：

“民族意识与阶级意识在一民族猛烈的压迫别一民族的时候，被压迫民族之于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之于压迫阶级相同。在一八四八年间，欧洲大陆各国之于英国（英镑霸权——美圆垄断、定价权），和无产阶级之于商工业资本家相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由世界大战到冷战，是社会国对资本国的一种胜利与制衡；而中国的第三世界理论，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农村包围城市。在这里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是有交集的：富国资本家——富国工人—穷国资本家——穷国工人。
现在西方国家在投资移民与无产移民上的两极相对，集中体现了资本自由与人身自由的二分法。然而，在西方高额的遗产税之下因资本所获得自由将转瞬间沦为专制，所以富二、官二们与他们的中国官僚资本之间因为“血缘”而形成一种吸血盘剥的能量金字塔，然而这与世袭之间的种种矛盾如何化解呢，这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悖谬之处。上古史中不乏其例，如秦灭六国、汉并天下之后都有削平藩王、收缴私（力）利之举，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移民相较而言是一种主动的被殖民，这是国内剥削与国际剥削的同构关系。
毛泽东热之所以能在国际上造成“红五月”运动，中国的革命典范及其对美、苏集团的三角平衡所造成的二、三世界的大解放对国际、国内剥削的破解是根本的原因。土地及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是最根本的社保体系，然而目前财产与资产的模糊政策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甚嚣尘上是财产世袭和血统论的复辟。杨帆在《世界格局调整与中美战略大博弈》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了“铁饭碗”，但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企业未将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成工人养老、医疗和保险等支出，导致企业储蓄显著上升。这也是有人（周小川）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份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而目前国际范围内的封建割据、军阀混战，表面上是美圆的国家私有与贸易的国际化之间的矛盾，就根本而言则如爱因斯坦在1947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上所说：“但是，当今把世界推向战争的并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事实上，即使西方所有国家都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同时仍保持它们的国家主权，东西方依然会发生权力冲突。当前，在经济制度上表现出来的狂热，在我看来是毫无理性的。美国的经济生活应当象现在这样由一部分人操纵，还是这一小部分人应受国家控制也许是重要的，但为在这个问题上激起的任何狂热情绪辩护则无甚必要。”

列宁《国家与革命》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卑鄙丑恶现象和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者哪怕是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就开始消失。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就会愈迅速地开始消亡。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都来实际地独立地管理社会生产，对寄生虫、老爷、骗子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持者”独立地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时候，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会成为极难得逞的、极罕见的例外，可能还会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重实际的人，而不是重感情的知识分子；他们未必会让人跟自己开玩笑），以致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随之完全消亡。

                《水浒传》与《岳飞传》

沿边（海-陆）困局与内外兼修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在于其两河文明的海陆两栖性特质，无论是东西朝还是南北朝，也就是说以长城为轴心的黄河流域与草原文明以及以运河为轴心的长江流域与海洋文明。这样生态多元的地理历史结构适应了区域性自然及民族涨落的危机以达到互补创新的局面，譬如秦、汉（楚）、唐（南北朝）金-宋、元（蒙-明）清。
与此相对应的，在欧盟出现以前，西方的兴衰往往是地方性的波动而没有形成集成效应，譬如罗马（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等等……直到中国民国的谷底时期才出现了两个半球型的海（美）、陆（苏）大国。但是，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说都是片面的，如果说美国继承了英国的岛屿文化的话，苏联继承了蒙古的部落文化。
但是苏联向海洋的发展譬如西方的大西洋（东-西德）、南方的印度洋（阿富汗）、东方的太平洋（南北朝鲜、旅大）都是不成功的，与之相应的则是美国的“大陆政策”同样如此：印度洋-西亚（阿富汗-伊拉克）、太平洋-东亚（南-北朝鲜）、大西洋（德、俄）。
而“中”国作为太平洋西岸（海）和欧亚大陆东岸（陆）的历史地理枢纽、并且应为她最大规模的超民族-文化共同体具有天然的全球化雏形的地位。她的多民族结构与多元地理结构的人文-自然基因，使得她在海-陆冲积的全球化时代具有无可替代的“天命”（这以为毛-周时代的中国对美（海）苏（陆）两极世界的消弭所再度证实）。
这样我们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亚洲四小龙”是出现在韩、台、港、新而不是出现在斯里兰卡、马达加斯加或加勒比岛国，同样日本的超越英国也是一个早前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苏关系是早前德英关系的继续，而把中国局限于某种民族国家的简单对比则是为西方近代思维所限了。
如果说早前的沿海经济开发区承接了亚洲四小龙的美国式产业转移，那么西部大开发就是承接中亚五国的苏联式产业转移，这正如“前三十年”的东北老工业区和港澳台特区。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连接不是简单的贸易体系也不应止于货币体系，而应在于以欧-亚-澳为轴心的世界文明共同体。
以金砖国家为轴心的“新亚非拉”（G5—G7——G20—G0），以上合组织为轴心的“大陆法系”是其外围组织，那么其内在动力则在于：以东北地区为枢纽的朝-韩、俄、日东亚共同体，以西北地区为枢纽的蒙、中亚五国、巴基斯坦的西南亚共同体，以中南地区为枢纽的东南亚共同体。
此“三足鼎力”相反相成、相竞相合，才能有和谐世界的民族-地理基础。而其内外条件的形成端赖于一个以沿边为轴心的国内外、周内外集成网络的形成：重庆——德国铁路贸易的开通是南海——印度洋困局的一个有力竞合样板，而对于马六甲海峡来说则是克拉克地峡、中缅铁路，对于印度-中东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对于G7困局来说则是中巴伊铁路——巴-南-巴航线……

郁离子曰：“是术也，非先王之道也。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而奚恃于术乎？今子之民知畏而不知慕，知免而不知竞，而子之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也。子以为人不知之，而不知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

漫长的19世纪：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