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国诗圣不谈佛：太虚法师曾把泰戈尔比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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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国诗圣不谈佛：太虚法师曾把泰戈尔比庄周（图）_凤凰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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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西天取经”故事固化了中国人对印度的文化认知：印度是佛教国家，人人皆是佛教徒。所以，当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应邀访华时，国人对他的希望和期待也并不是诗，而是诗以外的东西，如救国理念，如其高尚的人格。中国佛教界对这位来自佛教之国的诗人亦抱有殷殷厚望，希望他为中国的佛教界指点迷津，拨云见日。

清末民初，各种救亡思潮蜂起，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宗教救国……佛教所倡导的“普度众生”观，也因此成为一部分维新志士的精神武器，被视为具有救亡强国的功能。佛教改革因此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潮流中的一个分支，而站在佛教改革潮头的，是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

太虚法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界的泰斗，佛教改革运动的领袖，新佛教运动的大师。他积极倡导“人间佛教”理论，推动佛教学院化教育改革，并领导成立“佛化新青年会”助推佛教改革运动。来自佛祖故乡的泰戈尔大师访华，对致力于佛教改革和佛教救国的太虚法师来说，无疑是一股来自源头的精神甘泉。所以，太虚大师和他创立的“佛化新青年会”的诸位长老、高僧，对泰戈尔来华都抱以极大的热忱，热烈希望泰戈尔能推动中印文化交流，恢复盛唐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盛况。

01

在中国的佛教徒中，太虚法师应是最早的泰戈尔研究者。早在1923年，他就在《佛化新青年》第一卷第8号发表《塔果尔哲学的简择》一文，对泰戈尔的“森林哲学”表示钦敬，并在比较分析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对泰戈尔哲学于复活东方文明的意义，进行了阐释。

太虚法师认为，泰戈尔的宗教思想属于印度婆罗门吠檀陀派，认为自然宇宙和人类，皆由梵发展而来。梵是美、是爱、是喜、是新、是真、是善、是永生、是完全、是调和，故自然和人类亦是；自然和人类众生相，如生老病死、假恶善丑等等，都是梵的某一部分的表现，虽然具体表现不同，但因有梵居中调和，使世界上仍唯美、善、爱、喜等等，绝无一点死、丑、恶、假的踪影。

自然和人类既为完美之梵，且人之真生命──大我──即是梵之全体，所以人不须向外追求占有、创造──西洋人是向外追求占有、创造，只需将此梵实现出来便可。而欲实现此梵，须用自然和人类浑然一体的完美之爱和欢喜去实感得之；一旦实感得之，即能梵我一如，而实现其完美。

如何实现实感呢？方法是“静虑”，以此把握宇宙的中心真理，牺牲私己之小我。西方人之所以无法实现实感，就是因为他们只重私己之占有，所以不能与自然融洽。况且西方人迷惑于盲目的冲动及肉体的热感，故总是受制于环境，要求创造，要求占有，要求进化，无法安定地生活。

至于泰戈尔为何受到欧、美人的崇拜，太虚法师认为：一是因为泰戈尔能将神秘的梵学用西方人的流行语言传达出来；二是他擅长以诗歌、戏剧等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所以被欧、美人称为现代诗圣；三是泰戈尔有实现梵之梵行，及四无量心等修持，如他每晨三点入禅定两时，和梵灵感通，遇好风景处往往静坐终日，使人目击道存，不言而化，与之相比，海德格尔等只是“空谈泛神哲学”。所以，太虚法师说，泰戈尔的哲学虽“不过尔尔”，但其梵行却值得敬重。他希望泰戈尔能“更进一步，以通达大乘佛法，发扬印度之无上光明于世也”。

泰戈尔到中国之前，对中国国内文化情势非常了解的太虚法师就预感到：国人对泰戈尔的膜拜心理可能会造成一场形式主义的“庙会”一般的热闹，而使泰戈尔访华的真正意义流失。泰戈尔到中国后，国内欢迎或批评泰戈尔的“运动”不幸验证了太虚法师的预言，为此他忧心忡忡。他约请佛界人士集中撰写了一批研究文章，在《佛化新青年》（1924年5月13日）特出版了一个“泰戈尔专号”，力图挽此“歪风”。

《佛化新青年》的“泰戈尔专号”是中国佛教界的一次理论“雅集”，也是中国佛学界对泰戈尔访华的一次集体表态。“专号”内收文章包括《佛化新青年会欢迎泰谷尔氏因纪二绝》（庄藕宽），《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欢迎泰谷尔》（灵华），《希望老诗人的泰果尔变为佛化的新青年》（太虚），《泰谷尔来华与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之出发》（毅甫），《泰谷尔之大爱主义》（张宗载），《泰谷尔与大乘佛法》（宁达蕴），《泰果尔与佛化新青年》（大圆），《桑梓甘棠之塔果尔氏》（杨毓芬），《泰谷尔与世界和平》（张明慈），《我对于太哥尔来华之感言》（袁烈咸）等，形成中国佛学界研究泰戈尔的高潮。

以佛教精神反对物质文明，是“佛化新青年会”的基本宗旨，而泰戈尔以“大爱主义”抨击西方物质文明，使他们引为同道。“愿吾青年快快将私心打破，努力直追起而实行宣传佛化，以求泰氏大爱主义之实现，以推翻一切强权暴力，贪眕痴毒，以早出离物贪压迫的黑暗大地狱而入绝对的自有的极乐国土”（《泰谷尔之大爱主义》）。在这个新的世界，“彼时非东方文化，亦非西方文化，全球大同，无东无西无中无外，物质精神，功德圆满，愿世界人类，同胞共勉之，此吾辈华人，欢迎印度哲人泰谷尔所希望之结果也”（《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欢迎泰谷尔》）。

这样的世界，自然也是泰戈尔所致力于创造的世界。他们认为泰戈尔访华“何殊春神下降新佛临凡”。他定能与中国佛化新青年合作，组成“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泰谷尔来华与佛化新青年世界宣传队之出发》）。

在当时浮躁、肤浅的欢迎或批评泰戈尔的热潮中，这次“雅集”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佛学界的佛理“法力”和“定力”，为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别出新声”，力挽了“泰戈尔热”的“浮夸”之风。然而，佛化新青年们在泰戈尔身上寄予如此厚望，与批评泰戈尔用这种理想世界诱使中国青年脱离中国革命正途的人一样，是对泰戈尔的又一种形式的神化！佛光遮蔽了真实的泰戈尔，虽然美好温馨，却非泰氏真身。

而太虚法师超越于其信徒处，就在于能拨开这层蔽障。

太虚法师希望中国人能真实理解泰戈尔所讲的爱与美，而不是走过场般拍几下手，喝几声彩。他清醒地意识到，国内对泰戈尔的欢迎，多是“震于泰果尔世界诗哲的大名，抬着头盼望泰果尔来游者已久”。现在泰戈尔到中国了，“所经过的地方，莫不大受群众的欢迎，请为讲演”。但泰戈尔却处处表示自己只是一诗人，能送给中国的，就是对中国文化的敬爱和推动世界和平的精神，即他在“佛化新青年会”欢迎会上所讲的“数千年从印度传来的佛化结成的好果子”。太虚对此深表感谢，同时希望泰戈尔将这果子的香味及其气质播种于全球：

故希望泰氏一到了中国之后，将此潜藏在中国人心底的和平美满的佛化果子，涌现到全世界人心的思潮上。譬如五色的莲花霎时开遍了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一般，而泰果尔立刻一变其老诗哲的人格，化为从佛化大光明中新举的一个大雄大力大慈悲的新青年。必如是乃真得了这个浮华结成的和平果子，必如是乃真能带得去传播遍种于全世界。

显然，在太虚大师的眼中，泰戈尔只有变成了佛化新青年，才能将这种幸福和平的爱播散到全世界：佛法才会无边。

目睹中国文化界的种种怪现象，太虚担心纯洁的泰戈尔会被蛊惑，所以劝他“切不可同我们中国无行的文人，当一首诗作过就完了，亦不可同我们中国无聊的政客，当一句话讲过了就完了”，而是要像古代印度圣贤求道传道一样真诚，“能从自身实现此求道传道的真诚大勇出来”，感化世人，“乃足以成就世界和平的宏愿”。他不无担忧地敬告泰戈尔“切勿倚老卖老，但装着世人的幌子，晃来晃去，晃过了之后，使人耳目间不过经过了一阵风一般，自己入宝山而空空的来去一番，他人亦看稀奇宝贝的迎送一番，宾主之间毫无所益，岂不大大的可惜么！”（《希望老诗人的泰果儿变为佛化的新青年》）

太虚大师的所忧所虑所望，实际上是基于“佛化新青年会”的宗旨，但与泰戈尔访华的初衷是不一致的。泰戈尔要带给中国的不是佛法。

02

泰戈尔来自佛教之国，中国佛教界希望借助泰戈尔的声望，为当时压力重重、矛盾重重的中国的佛教改革提供支持，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泰戈尔在华期间，虽然也偶谈佛法佛理，但似乎多是应景应时而为。

中国佛教界与泰戈尔最集中的一次交流，是在北京法源寺共赏丁香。

泰戈尔是1924年4月23日晚经南京、济南、天津抵京的。北京丁香此时恰正盛开。

4月25日，法源寺道阶老方丈到北京饭店邀请泰戈尔来法源寺赏花并宣讲印度佛法，并呈阅邀请函，称泰戈尔为“佛化大诗人”：

（敝会）年来感于物质之痛苦，约集青年，组织“佛化新青年会”，力倡精神文明，期待究竟快乐。今先生法雨西宗，慈航东渡，象步所到，地踴金莲，瞻仰法幢，欢喜无量，特此肃函，敬约：

先生驾临本京法源古刹，一赏丁香，籍清旅尘，以表（同人）香花供奉之意想。

先生慈悲喜舍，如观佛日，谅能惠然肯来，赐我法乳，不胜翘企之至。〔1〕

泰戈尔感谢长老厚意，但回答说：“本人对于佛学并无深湛之研究。同行中有一印人名Professor Sen者，则为佛学专家，尽可与你讨论。”徐志摩也向长老解释说：泰戈尔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哲学家、戏剧家、教育家，对佛学实在没有多么精深的研究。

道阶长老即请泰戈尔去法源寺赏丁香。但泰戈尔也没有立即答应，只是表示若有暇一定去，且到时一定会带上精通佛学的Professor Sen，让他去为大家讲一讲印度佛法〔2〕。

4月26日，是双方约定在法源寺相见的日子。本约早晨到，但泰戈尔因身体不适，并未如约前来，而是请随行的印度学者和徐志摩等出席。后来是“佛化新青年会”的长老们恳请恩厚之再次回去邀请，泰戈尔才抱着病体，于当天下午三点到了法源寺。

“佛化新青年会”代表释道阶、空也法师、释佛慈等为泰戈尔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女学生则围着泰戈尔边歌边舞。泰戈尔睹此境、听其歌、感其情，不由满面带笑。待歌舞完毕，大家鼓掌欢迎他演讲时，本无演讲之意的他就没推辞，“一时鼓掌之声，振响林树”。

这是泰戈尔访华期间唯一一次专对中国佛教界的演讲：

此次我来中国不是传教，却是要宣传一种能感化人类的佛音。我想我近来作了很多的小说诗歌，彻底说来，都无大用，唯有从精神文明实地修养来宣传一番，还能救济一切，但是要请求你们的帮助。我还愿意贡献一种最好的礼物，不过这种礼物完全与欧西传来的不同。欧西传来的，不外乎商品与政治，总带有很多侵略的色带。他们一到中国来，一定要想掠夺许多的好东西回去。我们从印度来，亦是想要带些东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不是要掠夺你们，是要用同情心交换得来。我们想要得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数千年前从印度传来的佛化结放的好果子。这种平和、美满的果子，我们很愿意带去传播遍种于全世界。诸君是很觉悟的青年，这种责任，亦要共同担任，义不容辞。佛法的大精神，决不是一个人在家枯死坐守，可以救济世界的，愿诸君从此努力。

泰戈尔将佛法精神视为一种入世的救济世界的精神，这与太虚法师推动的佛教改革的目的是一致的。但除此之外，泰戈尔并未如“佛化新青年会”所希望的那样谈佛法，其所谈仍是爱与文明，仍是东西方文明问题，并希望与中国青年一道，共同推动世界和平发展〔3〕。

“佛化新青年会”为泰戈尔举行的第二次欢迎会是在武昌，时为5月25日午后。武汉佛化新青年会及武昌各界人士在武昌体育场为泰戈尔举行了盛大欢迎集会，并邀其演讲。泰戈尔盛情难拂，但演讲内容并未涉及佛教：

在武昌讲演的时候，太戈尔曾说：当去年接着邀请他来华讲演的请帖的时候，他曾十分踌躇过；最后他觉得中国今天并不急需物质的进步，而最急需的是东方精神文明的复活，——这是他可以予以助力的，所以他毅然允许了，并且今天如约而来了。〔4〕

而他实际演讲的内容确是如此。担任翻译的徐志摩“只花去三五分钟的工夫，把他的讲演的大意，概括地说一下”，即“太氏想中国此时并不需要物质的进步，中国此时更急的需要，便是精神的复兴”。也许因为泰戈尔在中国的演讲中总是谈这一话题，徐志摩审美疲劳了，或者是以为中国人都如自己一般更崇拜泰戈尔的风采：“本来我们对于太戈尔先生，最重要的是瞻仰的伟大的风采，亲聆他的雷响的声音，至若讲演的内容，倒是不关重要的。”可怜的是武昌的听众们大多不懂英文，只好一头雾水地离开了〔5〕。显然，有徐先生做翻译，即使泰戈尔谈了佛法，也不会有佛化新青年会所期待的传播效果。

演讲会后，太虚法师约请泰戈尔在武昌佛学院再谈佛法，并参观了佛学院。这是太虚法师与泰戈尔的第一次会面，可惜的是，双方的谈话没有留下什么记载，但应该与佛法佛理有关。

在国内不分青红皂白的欢迎与批评声中，泰戈尔与以太虚法师为首的中国佛教界的交流，虽然也有误解，但皆出于真心和对佛教教化功能的信任。遗憾的是，因为“佛化新青年会”和梁启超、溥仪、梅兰芳等当时都被进步思想界批判视为封建守旧势力的代表，所以，泰戈尔与中国佛教界的交流，依然引起了一阵阵反响，受到批判。如陈独秀就讽刺过：“太戈尔初到中国，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故不得不反对他，其实还是高看了他。他在北京算未曾说过一句正经，只是和清帝、舒尔曼、安格联、法源寺的和尚、佛化女青年及梅兰芳这类人周旋了一阵。他是一个什么东西！”〔6〕“现在去到北京，索性在清宫和废帝在法源寺和青年佛化的女居士们混做一团。他若在东方文化隆盛时来到中国，得和女皇帝而兼女菩萨之武则天合掌相见。”〔7〕

很少在中国谈佛教的泰戈尔，却因佛教受到中国思想文化界的批判。而太虚法师等希望泰戈尔能在中国宣传佛法、变成佛化新青年，在陈独秀等人看来，无疑是泰戈尔与佛化新青年会唱一个调子，乘同一条船了。泰戈尔对此即使有知，想必也不会觉得意外：因为在中国，这样的误会，他见得多了。

03

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东南亚各国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日本不但从交通、经济上封锁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交流，还在文化上污蔑、丑化、孤立中国，对东南亚佛教国家虚假宣传，说日本之所以对中国作战，是因“将耶教化，日本为保护佛教而向中国进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侨胞支援抗战的积极性。为了粉碎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恢复与东南亚各国敦睦友好的关系，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组织佛教、伊斯兰教访问团，以出访邻国，澄清事实。当时兼任国际反侵略协会中国分会名誉会长的太虚法师应邀出任团长。访问团发布通电，宣称此行目的是朝拜佛教圣地，访问各国佛教领袖，联络同教感情，弘扬佛教法化，并显示中华民族与中国佛教徒正在为独立生存和公平正义而奋斗。

佛教访问团由重庆出发，经云南，取道滇缅公路，经缅甸，于1940年1月抵加尔各答，就住在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抵达当天，国际大学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已八十高龄的泰戈尔亲自主持了欢迎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1月19日，谭云山设茶话会欢迎太虚法师一行，泰戈尔再次率领国际大学的师生出席茶话会。太虚法师深为感动，即兴题诗赠予泰戈尔：

佛消梵化一千载，耶继回侵七百年。

冶古陶今铸新圣，觉源遥溯育王前。

此诗希望印度文化界人士反思历史，重振印度的古国雄风。

在印度期间，太虚法师还访问了圣雄甘地及尼赫鲁，传达我国对日战争政策，及日本侵略中国之野心，并希东南亚佛化民族与中国政府通力合作，共同为维护佛教对抗日本侵略。访问结束前，太虚法师又赋诗一首盛赞甘地和泰戈尔：

中国古墨子，印度今甘地。

要见活庄周，来会泰戈尔。

寄语庄墨徒，休钻故纸堆！

好从面对时，证知实如此！

他把甘地比作墨子，泰戈尔比作庄子，堪称两位印度精神领袖的中国知音。

注释：

〔1〕《约泰氏赏丁香之中英合函》，《佛化新青年》第二卷第二期，1924年5月13日。

〔2〕《太戈尔抵京后之概况》，《申报》，1924年4月29日。

〔3〕《丁香花下泰谷尔之佛音》，《佛化新青年》，1924年5月13日；《太戈尔昨法源寺之演讲》，《申报》，1924年4月30日。

〔4〕求实：《送太戈尔——并慰失意的诸位招待先生》，《觉悟》，1924年6月1日。

〔5〕谭祥烈：《徐志摩的妙论》，《民国时报·觉悟》，1924年6月3日。

〔6〕陈独秀：《太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向导》第六十七期，1924年5月28日。

〔7〕陈独秀：《太戈尔与清帝及青年佛化的女居士》，《向导》第六十四期，1924年5月7日。

注：本文原载于《书屋》2017年第2期，原标题“佛国诗圣不谈佛 太虚法师、“佛化新青年”与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