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冲突》：“数量优势”、民（选）主、民（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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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一下：当“恨国党”的移民人数超过他们的“精神母国”会发生什么？针对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李慎之在《数量优势下的恐惧》中指出了它的实质，亨廷顿本人的《我们（美国人）是谁？》早已陷入了“自我认同”的恐慌。当下英国的“白人至上”与“政治正确”之间的“精神分裂”（种族自由、文化自由、性别自由、民选自由、经济（城乡）自由）所引发的持续骚乱（“零元购”体现了其经济底色），美国共和党（白人至上）与民主党（政治正确）之间的“白热化”的斗争（枪支自由）也是其体现，从根本上来说，则是“殖民体系”跨国奴役所造成的对其“殖民母国”的反噬。

种族、文化（宗教）都有它的生态根源（经济地理学），乃至于人本身的生产，都是经济组织方式的一种……杜兰特夫妇《历史的教训》：“出生率就像战争一样”（胡虏无百年之国运）：

“在美国，盎格鲁-撒克逊人较低的出生率，已经降低了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权利；而罗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预示着到2000年的时候，罗马天主教教会将在美国国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拥有决定性的力量。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天主教徒身上；伏尔泰（Voltaire）、加尔文（Calvin）和路德（Luther）的故乡，有可能很快就会重回罗马教皇的怀抱……732年，伊斯兰教徒在图尔的失败，使得法国和西班牙得以继续信仰《圣经》，而不是《古兰经》。所以天主教徒优越的组织、教规、道德、忠诚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

总体来说，基督教也罢，伊斯兰教也罢，都是游牧民族的产物，甚至工业也是一种农牧业结合的衍生品（当然，畜牧业也是农业衍生品之一）。总体而言，农业民族由于粮食生产的集成性，在人的生产上具有决定性的基础地位。与之相比 ，非洲式的“部落社会”还停留在真正的“自然经济”时代。但是非洲的“黑奴贸易”不但改变了美洲的人口结构（黑黄白混血），他们与伊斯兰世界的混合也正在改变欧洲的人口结果。

所以不只是《我们（美国人）是谁》？也是《我们（欧洲人）是谁》？而从根本上来说，所谓“大航海时代”的产物的“第一推动力”则来自于“一带一路”的中心——中国的农业世界。不管是“地狱之火”、还是“上帝之鞭”（匈奴、突厥、蒙古），都是中国的“涟漪”：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

“从五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全部时期中，图兰语系的游牧民族——匈奴人、阿瓦尔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儿人、哈扎尔人、帕济纳克人、库曼人、蒙古人、卡尔梅克人从人们所不了解的亚洲内地，穿过草原，通过乌拉尔山河里海之间的隘口，令人惊异地接踵而至。近代史的一大部分，可以看成是对这些袭击所直接或间接引起的变化的注释。然而，亚洲人对欧洲影响的全部意义，我们在15世纪蒙古人入侵之前是没有认识的。”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所总结的文化地理学上的基本“原理”（绿洲@岛屿），同样也适用于由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与韩、日列岛，台澎以及东南亚群岛所组成的东方“地中海”以及南洋、西洋。自然，也适用于欧亚大陆的“相对称”的西北部： 　　

“少数民族侵入中国的深浅，不完全取决于当时中国的衰弱和部落侵入者的强盛的程度。……侵略者并不是纯粹的典型的少数民族，而是邻近亚洲内陆边疆的混合民族。匈奴在雄踞大草原时，并没有征服中国。辽不是突然出现在大草原，而是在长城外面逐渐兴起的。金也是在辽的边境逐渐兴起的。就连伟大的成吉思汗也不是兴起于蒙古草原的深处，他的家族曾在东北边境依附金朝，并且受金的册封。最后，努尔哈赤起先组 织并率领的也不是东北远处的通古斯族，而是邻近东北南部“汉边”的通古斯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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