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带部队在川西搞过训练,当时走的就是南线,从都江堰经理县到马尔康。当时有人提议,返回时走北线,“汶川—理县—茂县”,从九寨沟出来,因为这边缓,但我坚持原路回来。虽然我们要经过海拔4750米高的鹧鸪山口,缺氧,我想本来是艰苦训练,经过九寨沟旅游区听起来就有点别扭,所以我坚持没走,但对这一带的地形地貌我还是了解的。这一次要从地图上选空降场的时候,我就说:“按现在大规模的空降找空降场,几乎选不到,因为这一带都是两山夹一沟的地形,路不是在岷江左就是在岷江右。另外,它垂直很陡,落差很大,沿岷江上有若干个小水电站,都是利用落差在发电,很难找一个合适的空降场。” 通常说,一个空降场至少需要几平方公里的开阔地带。这首先与飞机速度有关,飞机速度快,散布面积就大。二是与跳的人数有关,同一架飞机,跳10个人与跳20个人需要的空降场是不一样的,速度大,人物间隔就要大。第三点与空投的高度有关,空投的高度越高,散布越大,散面呈自然椭圆形,风速大小、风向角度和空投高度,使伞群在空中产生一个飘移。飘移中,每一个层风不一样,有的层风向东吹,每秒10米,有的层风向南吹,每秒5米,每一个伞兵的重量不一样。体重不同的人,在不同层风飘移的速度不一样,高度高、气象变化比较大,使空投准确性大大降低。第四,与是否有地面引导和提供的气象资料有关。如果地面有指挥飞机的,就好投中,反之,没有指挥,也没有地面和空投高度的气象资料——比如根据每层的风速风向算出一个合成风,空降难度就大大加大。 空降兵的复杂性就在于此。要想投得准,在一定限度内,需要降低高度。但是周围的山不允许降低高度,震区周围的山最低是5120米,如果太低飞行就会撞山。没有气象和地面引导支持,难;没有足够的空降场,难;飞机高度降不了,还是难。 因为高度降不了,天气又不好,我们的飞行员只能一直在云中飞行,连地面都看不到。虽然在GPS或航图上大体上能知道飞到哪里,但具体什么位置飞行员根本一无所知,也可能在山谷里,也可能在山尖上,观察不到目标,飞行员“抓瞎”。而要想执行空投,必须对底下看得非常清楚。这一次对飞行员的挑战大大提高,空降的难度也大大提高。 还有一个困难是,那几天一直下雨,在飞机飞的高度层上,外部温度是零到零下5摄氏度,空气的湿度和温度结合,飞机特别容易结冰。结冰是什么概念呢?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下子把飞机冻起来,它影响的是飞机操作的舵面——垂直尾翼和水平尾翼上的舵,舵面如果结冰会改变空气动力的流向,就像我们骑自行车一样,车把失控了,该向左不向左、该向右不向右,这时候就容易出问题。过去我们的很多事故,包括美国军机在内,很多都是因为结冰失控。这是当时的气象,飞行员明显感觉困难,所以在冰带不能长期飞行,必须拉起或下降,躲开它。 在高原或空气稀薄的状态下,开伞、飞行的速度增加,伞的动载也会相应增加很多倍,伞的打开瞬间,对人的动载和下降的速度会增加很大比例。人类不是所有的极限都能冲破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需要一定的特殊防护装备,防止负压对人的压力,这一个因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但诸多不利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我们这一次的伞降任务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们是5月13日进的四川,到达当天我们就想寻机空降。我坐在第一架飞机上,第一支小分队在我后面的飞机上,我们同时在空中。小分队那边不光有我指挥,整个飞机还有空军总部的人在指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只要有条件,就往下降。飞机和飞机之间可以通话,我问机长:“他们小分队的飞机工作了没有?”他说:“不行,准备降落。” 那一天空中的能见度很差,飞行员不能去云上、又不能到云下,只能云中飞。那么多5000米高度的山,在这个关头如果再造成什么灾难性事故,那是万万不能想象的!所以那一天最终还是决定放弃空降,等待天气的机遇,在可以克服的范围内充分利用天气。
这一次下来,我们赶紧再了解情况,了解气象,还准备傍晚天气好时再降,但天气一直不行。当时我一直担心投不下去,我着急,感觉我们空降兵想帮忙,但一点劲都使不上!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降,我们一定要降下去,甚至哪怕出现一点伤亡,都是值得的。但是飞机看不到,没法实施,我们指挥也要负责任的啊!所以光有勇气是不够的,还要讲科学。就像“神舟”一样,为什么选个好天气?因为那也是生命财产,也是人民利益,也是专家多年心血,不能因为我们的草率决定而毁于一旦。我们这个任务也是这样,我们的目的是下去搞到情报,必须有足够的把握,如果十几个下去侦察,伤亡一两个,能完成任务,也是成功的。可是如果给降到雪山上去,反而要营救他们,或者再把飞机撞了,那我们空降有什么意义?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都没有达到。 等到5月14日,终于等来了机会。那天天气稍好一些,指挥部告诉我:今天有希望!我赶紧赶到指挥部,就在那里一直盯着。 中午11点多一些,先是高空侦察机起飞,观察天气,然后侦察机引导运输机起飞进入空投地。但侦察机也看不到地面,它只能观察一下云层厚度,不迷失方向,绕过山头,引导它在航路上。飞机飞了两圈,第一圈投了7个,第二圈投了8个,把我们的侦察小组全部投了下去。 我看着飞机起飞,坦率地说,那时还存在一种侥幸心理。1999年我当参谋长带部队在川西训练时,也是天气不好,当时我在地面指挥,空中飞机看不到我们,我们也看不见飞机。但是就有那么一瞬间,厚厚的云层开了一条缝,机上说看到我们了,我们也看到他们了。我就开始让他们投,结果到投的时候,云又合上了,伞兵都跳在云中。上级问我怎么样,我说:“管它呢,至少到现在还没掉下来一个呢!”最后大家也都下来了,虽然高原缺氧,整个人都软软的。 第一次降落我们想尽量接近汶川,从地图上看,只有茂县以南3公里的一块地方有降的可能,其他地方都是绝壁、塌方,怎么降?两条腿往哪站?所以最后选定在河的右岸,也就是西岸一块地势相对平坦的地方。飞机在侦察机引导下,大体上飞到这上空,完全采取“盲投”的方式。如果是想完全看到地面再空投,那完全不可能。后来说那天是4999米的高度跳伞,实际上那是在飞行管制室上雷达显示的高度,实际高度肯定高于5000米,因为气流也会让它时上时下的起伏。说是4999米,我看大家在心里也是想图个吉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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