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中国的中产阶级

rhapsody

【来源】Wellington K.K. Chan
【作者】陈锦江（Wellington K.K. Chan）
【原载】Project Syndicate
【日期】2010.7.26
【正文】

香港——

在邓小平推行经济改革后短短的三十年间，中国为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人们一般将其归因于中国得天独厚的人口、地理和广泛的文化优势。但较不为人知的是，这同样归功于中国的企业家及其根深蒂固的商业活动形式。

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具有两项突出特点。从传统上来讲，成功的中国商人在履行承诺时强调信任与可靠性，要求逐步培养与顾客和供应商的感情，注重人脉（通常基于同源或亲属关系）的拓展能力。他们同样强调必须要勇敢无畏、勤俭节约和处处争先，并善于应对变化无常的市场情况。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将企业家精神描述为一种“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的过程，但以上某些特点却更具有中国的文化特色。然而，勇敢无畏与可适性的提法的确符合了熊彼特的理念，即强调建立新联合与经营方式创新。举例来说，从织物批发到银行业和采盐业，传统企业在业务进一步扩展或形成全国连锁经销规模的同时，逐渐形成了企业所有者、合伙人和员工之间多种详尽的利润分享方案。

19世纪末，纺织制造和百货公司等新兴商业形式从西方来到中国后，中国的商人便马上予以采用并根据当地情况加以改善。最近以来，中国的经理人在获得麦当劳（McDonald's）专营权之后都会进行多项业务改进，从而迎合中国消费者的口味与习惯。

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第二项特点体现在制度形式与管理风格上。通过对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多个蒸蒸日上的中国企业的研究，我发现它们似乎都具有以下核心特征：

·          均为中小型企业，组织结构相对简单；

·          企业所有权多为家族和亲属共有，或通过亲属和家族友人之间的合作实现；

·          决策统一制定，执行严格；

·          个人与家族人脉助长了机会主义多元化经营，为拓展业务而超越地区与国家界限；

·          与附属企业合作，目的是降低采购、资本获得与合同订立的交易成本；

·          策略可适性较高。

此类结构特征与中国的商人相得益彰，因为后者不希望看到自己的企业因规模过于庞大而引起官方的注意。事实上，成功的商人能够通过拥有或入股多个企业而积累大量财产。考虑到中国从未建立起长子继承制，这便意味着他的每个儿子都能有自己的企业作为起步。

同样，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功能特征严重依赖于文化价值观，在中国金融和法律体系时常难以信任的情况下尤为如此。因此，企业的操控与管理大多由家族成员和亲属实施，并得到已有的可靠人脉的支持。

要理解中国今天的企业家，这段历史与演化过程至关重要。当然，官员后代也是当前的一个特殊团体。他们的父辈上至手握重权的国家党内领袖，下至当地头面人物，无不利用其家族人脉谋取私利。

然而，官员的后代通常无法成为最成功的企业家。举例来说，他们中无人跻身《福布斯》（Forbes）年度中国十大富人榜。1980～2005年间约有2400万个人跨入商界，但他们多为寻常百姓，启动资金微乎其微，通常通过家族成员或友人储蓄来筹资。

有人开办了小卖部，有人在繁华的人行道上摆下货摊，出售特定货品或提供某些服务。最后，只有区区300万企业取得了足够的规模与组织，从而形成了能够发行股票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对那些年收入不低于100万美元的企业来说，它们似乎必须获得党内官员的某种支持，因为后者把关了所有许可证发放、采购与融资活动。

由于近几年此类管制已有所放宽，疏通把关岗位党内官员的必要性也有所减少。但是，人脉与党内联系依然至关重要。

除数量较少的中外合资企业和实际公私合营的政府企业之外，上市公司等多数企业依然为家族拥有或控制。有些企业已取得了巨大的规模与影响，但前提是有效参与国际竞争。与日本经连会（keiretsu）或韩国大商社（chaebol）相比，规模壮大的少量国企也是相对较少的。

在市场潮流日新月异和技术进步一日千里的形势下，中国企业家特别善于把握新兴的市场趋势。得益于较小的企业规模与有效的决策制定，他们能够保持思路敏捷并快速反应。

除此之外，由于他们通常采用较为多元化的经营结构和松散的附属企业网络以及供应链，中国企业家能够迅速调整经营战略和生产设备，从而以更短的生产准备时间向市场投放新产品。举例来说，中国手机制造商推出3G手机的时间远早于美国同行，在得知中国农村多人共用一部手机后，他们立即研发一机多号手机，从而拓展了数千万新用户。

虽然邓小平并未解除独裁政权的政治限制，但他所取得的成功早已超出了自己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