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14）——真正的“立国之本”：民族主义

寒竹

作者：寒竹、文扬


十四、真正的“立国之本”：民族主义

长期以来，只要一提“立国之本”，中国学界中的一大批人，就会像条件反射一样，提到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他们坚信：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先发国家，之所以几百年来长期主导世界，就是因为宪政民主制度，使这些国家拥有最强大的竞争力。

例如，南京大学的任东来教授，在他的《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一文中写道：“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

另一位民间知识分子傅国涌，则把美国的立国之本归结为“人性和人道原则”。

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登山赛的最大胜利者，美国的立国之本是“宪政体制”、“人道原则”，以此为参照，中国的位置在哪，处在哪个发展阶段，还用多说吗？

正是这个定式思维，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让中国学界中的很多人，至今仍坚持着那个“学习成果”，坚持认为，中国至今尚未学到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

“自由派”中的走火入魔者，近年来热衷于将民国初期差一点让中国解体的“联省自治”运动，说成是一次与民主宪政失之交臂的历史遗憾（参考刘军宁《联省自治：二十世纪的联邦主义尝试》一文），或热衷于对从孙中山到梁启超等有过国家主义倾向的近代人物，按民主自由的价值标准进行历史批判（参考袁伟时《民初宪政挫败与启蒙》一文）。这些人都是颇负盛名的大学者，但这些文章所反映出来的“斜视症”问题，令人不忍卒读。

如果我们说，只有民族主义，才可能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根本，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教训，正是没有坚持住这个根本，多次出现大的偏离甚至反向。这个观点，会引起中国“自由派”方面怎样的反应？

中国学界关于民族主义的讨论已有一百多年了，但是，对民族主义的认识，却始终模糊不清。也难怪，若在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作选择，受过欧风美雨洗礼的“新青年”，一定拥抱前者，很难接受后者。从形象上看，前者就像是西洋美少女，后者就像是中国乡巴佬；前者就像是愚公移山寓言故事中的智叟，出口成章，凡事都振振有词，而后者像是那个愚公，笨嘴拙舌，只认几个死道理。再加上并不光彩的早年历史——民间抗英抗法斗争可怜的失败，湖南提督杨芳沿河排列马桶御敌，两广总督叶名琛每日扶鸾驾乩驱洋，还有义和拳运动中那些登峰造极的闹剧，就这么一个身披好几件牛鬼蛇神外衣的民族主义，如何让人正眼相看？我们正在建设美丽新国家，不沿着大洋彼岸那尊自由女神所指引的方向走，莫非要把关公大老爷供奉成国父？

但是，只要实事求是，而不是人云亦云，只要懂得“鉴往以知来，察彼以知己”，就不得不承认：在五花八门的各种“主义”当中，可以被称之为立国之本者，只有这个与现代国家的诞生和发展紧密相关的民族主义；也只有从民族主义这个角度，才能揭示出西方国家取得合成优势，并主导了世界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简单说，能够把一个国家，从散步的状态转型为登山的状态，并让这个国家在登山赛中取得胜利，就是能够把国家各部分凝聚在一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有可能使各部分瘫痪的自由主义。

按说这是一个从普通的世界历史知识中即可得出的观察结论，甚至不至于成为一个争议问题。但是，就在这个简单但却极为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学界出现了最大的混乱，存在着最大的误区。

所谓“立国之本”是什么？在现代化时代，就是让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参加登山赛的那个根本，没有这个根本，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登山者。当今世界，只有一百多个真正独立的现代国家，而全人类的民族和种族总数，要比国家总数多得多，可见并不是随便一群人就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若说今天能够独立参赛的国家，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并不为过。

一般来讲，现代国家的“特殊材料”，土地、人民和主权这三者必不可少。在一块土地上的所有人民，一致服从一个最高权力，国家这个“巨灵”的身影，就朦朦胧胧出现了。因此，所谓立国之本，也就是把这三者凝聚为一个整体的某个东西。

宪政民主制度，很好的东西，但它具有这个凝聚功能么？现代化登山赛几百年了，还没有哪个国家，仅靠宪政和民主，就能把一块土地上的人民聚合成为一个可以登山的现代国家。

有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宪政民主，需要以现代国民教育为基础，而这个基础，在现代国家形成之前，根本不存在。宪政民主是高度政治化的体系，而在现代国家形成之时，民族的政治化才刚刚开始。所以，这个问题甚至不是一个政治论题，只是一个历史常识问题。只要不想当然地以为，前现代的人类社会和现代社会一样，这种知识，连中学生都能懂。

而民族主义呢？众所周知，民族主义看起来再不好看，甚至愚昧荒诞，但它是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自我意识，植根于民族历史，带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产生这种自我意识和人类感情的东西，可以是生物性的血缘关系，也可以是更高级的文化纽带。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有着非政治化的基础和来源，或者说，在国家政治出现之前，就有了民族主义，即使不出现现代国家，民族主义也会以种族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自然存在。

国家政治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宪政民主则是国家政治的产物，民族主义让国家成了登山者，国家登山成功之后才有了宪政民主，通俗一点说，两者从辈分上差了两辈。

在古代，一个民族战败，常常意味着全部成年男子被杀，儿童妇女被迫为奴，全社会的财产遭到掠夺。在现代社会，一个国家战败，所有国民都将为国家的失败付出代价。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根据政治理念对战败者进行区分，只会假定民族中的所有个体，都对必须对自己国家的行为负责。这就是说，民族的自我意识，与人类千百年的趋利避害利益选择这个社会生物学规律紧密相关。

人类文明史几千年，成形的民族成千上万，曾经有过的自主政体也无以计数，但绝大多数未能完成现代建国这一“跃迁”，大量的民族都被现代国家融合了。可见，现代国家这个“虚拟的共同体”，主要是通过物竞天择自然演进生长出来的东西，其本质内涵，远比片面思维的“自由派”人士所理解的要深厚得多。

一个民族，其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高度，凝聚了足够的物质力量，摆脱了环绕四周的外在力量，获得了行动自由，一个现代国家就有可能形成。在世界历史上，最初的一批现代国家，都是在你死我活的民族战争中形成的。1648年那个奠定了现代国际体系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正是三十年战争的产物。这个条约曾使当时的教皇英诺森十世勃然大怒，他为什么大怒？因为宗教意识被民族意识取代了，教皇的地位被边缘化了。

宗教战争不是登山赛，教皇的时代，还属于散步的时代。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包括教皇的大怒，都是重要标志。从那以后，大规模的登山赛就开始了，只懂散步不懂登山的教皇，被留在了山下。此后民族意识普遍高过了宗教意识，战争开始发生在各民族之间，而不是各教派之间，现代国家纷纷应运而生。异族人看见英格兰人就杀，以“英格兰人”这个民族意识为基础的英国，就会诞生；英国人把北美人民当做一群桀骜不驯的抗税农民，用对付异族的方式强力镇压，靠“美国人”这个民族意识凝聚的美国，即告成形。从历史上看，现代国家首先是打仗打出来的，首先是本民族的一个战争机器，是一个事关生死存亡的、来不得半点虚伪矫饰的政治实践。干好了，打仗打赢了，民族和国家就都生存下来了，就繁荣昌盛了；干得不好，打仗打败了，一切都完蛋。

英国成形为一个现代国家，在1588年英西大海战之后。战争的胜利，在英格兰民间激发起以伊丽莎白女王为偶像的民族热情，土地、人民和王权三者齐备，并通过胜利的光荣，凝聚在了一起。那个时期的英国，国家就是战争机器，海军就是海盗，海盗也是海军，在世界各地远征，抢劫敌国，掠夺异族，寻找传说中的黄金国，指望靠一夜暴富，来弥补它的国库亏空。组成海盗的人民，与使用海军的政府，成了一个利益一致、密不可分的政体，一个战神国家就此横空出世。

远离祖国的伯顿船长，不喜欢他的同胞，但喜欢英国这个战神。在他眼里，使伟大的英国黯然失色，败坏了战神国家形象和声誉的，不是别的，就是国内的自由民主。在很长时间里，国家被认为是个好神，而民主则是一个恶神，和国家相对立。19世纪中，英国的霸权达到顶峰，但1832年辉格党的民主改革方案，也只将选举权扩大到全国1/6的成年男子，而托利党还公开将民主当敌人。著名的皮尔首相曾宣布，保守党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民主势力进一步扩张。

即使是没有历史传统的美国，也经过了独立战争，经过了独立后的渐进发展，才一步一步地建立起宪政民主政体。除了只会背民主教科书的书生，没有人真的相信，美国是靠意识形态立国的。

孙中山在讲解“三民主义”时说：要分别民族和国家，就是从造成民族和国家的“力”上分别，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用中国人的传统理论说，民族是王道造成的，国家是霸道造成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明白白的道理，到了博学的后生们这一代，却越弄越糊涂了。

只要尊重历史，就不难看懂，战争是形成民族意识、刺激民族感情最为激烈的形式，而一部贯穿着民族战争的历史，无论是救亡战争还是征服战争，都足以成为最为鲜活和难忘的民族史诗。因此，战争就是建国之神，现代国家的第一个面貌，就是战神。不仅如此，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还会揭示战争在国家政治中更多的作用。

喜欢不喜欢，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就是世界现代史，就是现代国家史。所有后发国家，不得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