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15）——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

寒竹

作者：寒竹、文扬


十五、没有民族主义，就没有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这个愚公，手中挥舞着铁镐，大声宣告：国家是我的创造！自由主义这个智叟，撇着轻蔑的嘴角，还是那句话：你看人家美国！

为什么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为什么中国对于国家的理解，会出现如此偏差？为什么中国对于民族主义的认识，会出现如此反复？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正在学习登山的中国，接受力如此受挫，没有正常地接受前者，偏偏接受了后者？

设身处地换到智叟的立场上看，顿时看清了：先发国家英、法、美，三个国家里有两个，是具有独特自由主义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

明白了么？如果不是早在1215年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就有了体现自由主义的《大宪章》；如果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自由主义传统，比现代国家的历史更悠久；如果不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建国历史，也大致可以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中解读下来；如果不是英国和美国又都是典型的先发国家，一句话，如果不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早在登山赛之前，就有了自由主义，而且成为先发国家之后，仍然实行自由主义，“自由派”的立场，断不会如此顽固和偏执。

若考虑到上述情况，关于现代国家的各种自由主义说法，至少是值得讨论一番了。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早在13世纪就有过一个《大宪章》，这件事一直是这个民族的巨大光荣，近年来英国人讨论英国要不要也设立一个国庆日，其中的一派意见，就是将《大宪章》签订之日当作英国国家的成立之日。

1215年的《大宪章》，日后成为了英国政治制度的基石，当初只不过是贵族与国王签的一份临时协议，一小群贵族朦朦胧胧地产生了一种思想：政权必须高于个人的独裁，法律必须在国王之上。约翰国王一时高兴，信手签了这份写在羊皮纸上的“贵族纲领”。

英国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就这样发生了。丘吉尔这样评价：在后来的一百年里，它重新颁布了三十八次，做了一些重大修改，但是仍保持着原来的特点。后来它销声匿迹了。经过两百多年后，到了17世纪，议会反对派重新发现了大宪章，用它发出了振奋人心的反压迫呼声。英格兰自由宪章的光荣传说，由此诞生。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一个自由主义的“光荣传说”，是它的幸运，但并不能据此认为，英国这个现代国家，也是其“光荣传说”的产物。归根结底，真正成就了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事业的，还是民族主义这个根本。

简单地回顾一下欧洲历史，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远在启蒙运动之前，民族主义推动国家建国之时，还远远没有关于政府形式的各种知识。

很多人一提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想到愚昧盲目的义和团，想到所有那些荒诞、暴虐的事，其实，看一下西方各国建国之初的民族主义，你以为会看到文明、高尚和智慧吗？中国人首次遇到成群结队的西方人，就是训练有素的国家军队、统一的制服、整齐的方阵，趾高气扬地进入中国，由此产生了西方人文明、东方人野蛮的错觉。实际情况可能是这样吗？设想一下，假如某位明朝官员，在16世纪的西欧考察英、法、西班牙等地民情，你以为他会看到什么？假如他将所见所闻写成一本书，几乎可以肯定，这本书中所描述的“西洋义和团”，只会愚昧十倍，荒诞十倍。

用现代眼光评判前现代社会的人民，并嘲笑其愚蠢和荒诞，只会暴露出评判者自己的愚蠢和荒诞。所有的现代国家都自前现代社会脱胎而来，而促成了建国的民族主义，也无不起源于前现代社会，因此，也无不带有愚蠢和荒诞。但是，现代国家正是民族主义这个愚公建成的，而不是自由主义这个智叟的创造。

就以英国的宪法为例。表面上看，宪法是自由宪章运动的产物，是智叟的事迹，但它并不是独立产生的，之所以自由要靠宪法来体现，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君权已经存在了，必须制定宪法，对君权进行限制。在很多国家里，提到宪法，说的就是针对君权的立宪行动。

如前所述，早期的现代国家，全靠强大的君权得以形成，在沙皇俄国，君权甚至强大到无限。而将君权、人民和土地凝结在一起成为现代国家者，不是别的，正是民族主义。而君权之无限、人民之忠心，用现代的观点看，无不是愚昧，但正是这种“宝贵的愚昧”，制造了现代国家。

更形象地说，如果将国家比喻为一棵大树，那么，靠民族主义凝聚而成的现代国家，是这棵大树的主干，民族主义意识和热情，是主干下面的树根，而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则是这棵大树的枝干和树叶。树根和主干形成之初，靠的是君权和人民“愚昧的”结合，枝干和树叶嫁接其上，则成为对君权“智慧的”限制和对人民“智慧的”分权。其实，这个认知，也早已不是新鲜思想，中国学界的前辈，早在一百多年前第一次系统地看西方时，也都看清了。关于这一点，在后面还会详述。分权，的确是智叟的事迹。英国的宪政民主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分权史，国王占一些，贵族占一些，下院占一些，平民占一些，政党占一些，内阁占一些，像切大饼一样。但权力和权利又从何而来呢？当然就源自于英国的国家霸权。国家的霸权大，对外总的权力就大，国内总的权利也大，就有的可分，关于分权的制度和学说，才有意义。

记得拿破仑说过，英国是一个小业主组成的国家。在经济上，英国人是典型的小业主，英国人发明的会计学，全世界最先进；在政治上，英国人也是小业主，英国的宪政民主制度，本质上就是政治权力的会计学，就是大饼切割学，也是全世界最先进。但无论如何，首先是要有大饼，没大饼或者只有一张小饼，连一个人都不够吃，谈不上什么切割学。

不得不指出，中国“自由派”中的很多人都是没干过什么正经事的书生，半辈子沉浸在“世界主义”、“人道主义”的粉色幻觉中，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完全不懂得，在很多情况下大饼都要靠强抢才能到手，也只有能抢到大饼的强盗，才谈得上“大饼切割学”。由于“斜视症”，他们光看着这群人切大饼切得好，切得艺术，人人有份，居然就以为，这些人是因为会切大饼才有了大饼。

在先发国家那里，登山已经初步成功了，本国的自由主义智叟与民族主义愚公不再对立，开始一致对外，打击他国民族主义，瓦解外国国家。但这时，后发国家才刚刚开始登山，本国的愚公精神才刚刚发扬出来。如果这个时候听了智叟的话，停止登山，或者信了智叟之言，以为一旦实行了民主宪政，不用费力登山，就会自动升到山顶，这不是比低头登山的愚公更愚昧吗？

这是个决定本国现代化成败的重大抉择，有的国家真的信了智叟，不再脚踏实地地登山，天天坐而论道。但有的国家，发挥了自己的洞察力和接受力，看懂了愚公与智叟之间的关系，于是靠铁腕人物实行家长式统治，打断本国智叟的絮絮叨叨，拒绝外国智叟的恶意干扰，继续登山不止。

这后一种抉择，后来发展成了打击自由主义、坚持国家至上原则的国家主义。

较远的例子，19世纪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实行德意志国家主义，打击本国的自由主义。近者，21世纪初的俄罗斯强人普京，实行铁腕统治，打击苏联解体后盛极一时的自由主义，恢复了俄罗斯的国家主义。至于中国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激烈斗争，后面还将详尽论述。

将自由主义用于打击他国民族主义，瓦解他国国家基础，这一重要功能，在英美思想精英眼中，是理所当然的事。针对普京上台后的俄罗斯，国际政治大师基辛格断言：我们将目睹俄罗斯向更为传统的政权回归，预计将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俄罗斯的情况将混乱一阵子，一旦中央权威重新建立起来，法律秩序就会恢复，经济就会迅速复苏。

基辛格是现实主义者，他决不会说，一旦实行了自由主义，法律秩序就会恢复，经济就会迅速复苏。

为什么自由主义可以成为先发国家的进攻武器，可以对本国民族主义起到加倍放大的作用？道理也不复杂。

民族主义就是一种集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强弱，取决于民族内部认同感、骄傲感、满足感和尊严感的强弱。如果这些感情只是少数人才具有，那么这种民族主义就很弱小，如果民族中绝大多数成员都怀抱着这些感情，其民族主义就会非常强大。

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就是一种让尽可能多的社会成员表达思想感情的机制，天然具有把社会思潮加倍放大的功能。所以在民主社会中，民族主义常常因为民众大规模的卷入而显得异常强大。如果说，非理性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有可能把一个国家引入战争，那么自由民主不仅无法阻止战争，反而会把这个国家进一步推向战争。

在英国近代历史上，1857年印度大暴动之后和1900年的布尔战争期间，都出现过英国从上到下全民族的战争歇斯底里。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在南非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地数以万计志愿兵的支援。不知道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还可以用什么来解释这种狂热。

也许，正是因为自由民主与民族主义的这种共生和共荣关系，使得很多人在解读世界近代史时，坚信他们所看到的民族主义建国史，同时也是一部自由民主运动史。

从某个侧面上看，这个解读并不全错，尤其是当民主这个概念，指的是推翻君主—贵族政体的平民解放运动，而不是指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三权分立的民主制度时，那就基本上算是正确了。

在君主制国家中，民族主义在建国中的作用有两方面，一方面，促成人民与王权的结合，人民崇拜君王，君王爱戴人民；另一方面，又促成人民的自我解放，激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热情。这种解放，就是很多人看到的自由民主运动，它冲击传统的封建制度，产生现代的人民主权思想，的确带有自由主义色彩。

尤其是在民主的早期，“人民”还只限于有产者和有名望者，民主也只代表“上层人民”的利益共享形式，情况就更是如此。这时的民族主义，可以等同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需要具有自由精神的英雄人物来代表自己，个人的尊严和命运又需要在民族主义中实现，两者成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芮恩施在《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一书中说，民族主义，在自由民主的推动下，甚至可以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这种帝国主义，完全不必是政府的政策，也不必是政治—军事性质的，纯粹就是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的民族膨胀，或称“外爆”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自由民主的结果。因此，也可称为“自由帝国主义”或“民主帝国主义”。

不是吗？北美洲、澳洲、南部非洲，无以计数的土著居民死于殖民征服，若追究起来，他们到底是被西方国家的政府军队消灭的呢？还是被西方民间社会涌出来的武装土匪所淹没的呢？

美国人很喜欢歌颂自己历史上的“五月花号公约”，称它为“美国民主的奠基石”，世界各地的“自由派”人士也都同声附和，为什么就没有人指出来，它本质上是一份“民主帝国主义”文件呢？

公约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彼此以庄严的面貌出现，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公民政体，以使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没有人看到另一面么？此约定不是也同时意味着：为了订约者的利益，为了“我们”能更好地生存下来，并在“我们”之间创造良好的秩序，所有的“他们”都必须作出牺牲？这些“他们”，在美国的整个建国时期，包括所有的土著印第安人、所有的非洲奴隶和后来的华人劳工。

自由，可以是滥用霸权的自由；民主，也可以是建立帝国的民主。这同样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事，所有头脑清醒者，都应将其接受为世界现实。

为什么西方总是对后发国家采用双重标准？为什么最先发起人文主义运动的西方，却从不惮于用对外战争解决国家问题，照样还是会用炮舰维系全球等级体系？为什么标榜文明和先进的西方，照样会在落后国家使用野蛮手段进行屠杀？为什么两次世界大战都发源于欧洲？——因为他们的本质还是民族主义，而且，他们不希望后发国家发展自己的民族主义。

虽然民族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野蛮屠杀，但是，如果必须实施屠杀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目的，那么作为世界上最先进、最讲民主宪政和自由人权、最具人道主义原则的国家，也一定会屠杀，哪怕一面屠杀，一面忏悔和自责，一面再着手准备篡改历史。

1991年，颇负盛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伊塞亚•柏林在接受采访时说：“就近代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势的运动，许多社会结构都受到了影响。”在他看来，自近代以来，民族主义一直保持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思潮，从来没有随着世界民主化的过程而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