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16）——认清西方文化霸权

寒竹

作者：寒竹、文扬


十六、认清西方文化霸权

1877年，中国人严复公派留学英国，说是去学习海军，但在英国两年，他却从未上过军舰实习，兴趣都在西方哲学和政治理论方面。这个不务正业之举，让中国提前有了从器物转向思想的“西学第一人”。

严复是近代中国开始透视西方的第一双眼睛，作为一个东亚人，第一次深入观察的印象是：西方与东方几乎处处相反，截然对立。

严复总结了很多条，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之人力今以胜古……

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这种印象似乎愈加强烈，几十年后，陈独秀总结“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三条：一，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二，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

这种一一相对的东西方比较，当时很盛行，影响也很大，代表了中国学界的主流思潮。

今日观之，这种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想，与其说有助于加深思想认识，不如说更有助于指导社会实践。一旦抱定这样的认识，砸烂本国传统、全面接受西方的极端主张，就很容易通行了。

反过来想，如果西方很希望是这样，乐见东方国家砸烂本国传统、全面接受西方，那么，西方是不是也有充分的动机，有意强化这种与东方之间的处处相反和截然对立呢？

关于东西方差异这种极端化的认识，在当时，还是起到了推动进步的作用，但因为过于片面，只见其一不见其二，没有认清现象之根源，实际上也包含着莫大的危险。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差异，真有那么大么？还是由于西方对伊斯兰世界的征服，造成了两者差异的扩大？

中国人发现的那些思想和文化对立，真有那么大么？还是由于西方对儒教世界的改造，强化了两者的对立？

早年的欧洲探险家，在阿拉伯语中发现了一个词，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找不到对应，它的意思是：愉快而无所事事、如梦的平静、浪漫的城堡建筑。西方人发现，原来这就是东方精神，于是西方精神索性就成为了对立面——汲汲于功业、充满企图心、不懈进取、果敢行动。

西方为了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将自己与所有其他文化区别开来，必须制造西方文化高于其他文化的印象。其结果，就是一种为了维持政治—经济霸权而实行的文化霸权，包括知识霸权。

总的来看，西方的文化霸权战略一直很成功。自从西方完成了“打江山”，打出来一个全球金字塔等级社会之后，对于高居金字塔顶部的西方来说，维持金字塔不动摇、不颠覆，就成了事关能否千秋万代“坐江山”的头等大事。而确保江山稳固的两大支柱，一个是军事霸权，另一个是文化霸权。军事霸权方面，很明显，看看美国等西方各国游弋在世界各地的远洋舰队即可；文化霸权方面，也很明显，看看西方文化和美国文化对世界各国产生的影响即可。

全球金字塔，是一个“二八格局”，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按“二八格局”分布的城郭，占20%人口的西方，占据着城中央的“内城”，占80%人口的其他国家，分布在四周的“外城”中；那么，西方的远洋舰队，就如同是“内城”派出来在“外城”巡逻的卫兵；西方的文化输出，就如同是“内城”面向“外城”的宣传广播站，一硬一软，都是为了维持整个城池的“二八格局”不变，都是为了确保“内城”20%的人，享用全城80%的财富和资源。

西方必须靠世界来养活，这是自殖民时代以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一个世界政治现实，也不会因殖民政策形式的改变而改变。这个重大现实是一个基本点，就好像物理学中的“万物皆有引力”，是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基本命题、第一定律，由此而衍生出所有其他国际问题。

西方当然不会公开这么说，即使它不再提“白种人的负担”了，也还会用其他说法尽量掩盖现实。而掩盖世界政治现实这项战略性工作，就是靠西方文化霸权实现的，麻痹和误导“外城”人民，不使要害之处明显地暴露出来，如“内城”和“外城”之间严重的不平等、本质上的剥削关系、实际上的资源分配关系等，并在“内城”和“外城”之间进行阶级调和，这些都是西方文化霸权的主要功能。

福柯有言：不存在任何没有相关知识领域之构造的权力关系，也不存在任何不同时以权力关系为先决条件并构造出权力关系的知识。此话有点绕，但深刻之至。权力的基础在于服从，你服从知识，知识就成了权力，你彻底屈服于知识，权力就成长为霸权，当霸权感觉到基础不稳时，又会制造新的知识，让你继续屈服。

西方知识说：民族主义不好，民主宪政好；西方霸权在背后说：你们的政府不实行民主宪政么？起来推翻它！

西方知识说：主权高于一切不好，人权高于主权才好；西方霸权在背后说：你们的政府不讲人权么？起来推翻它！

西方知识说：军备国防不好，裁军解除武装才好；西方霸权在背后说：你们的政府在搞穷兵黩武么？起来推翻它！

西方知识总结道：总之，你们本国独立自主搞的一切都不是好东西，西方的一切才都是好东西；西方霸权在背后说：你们的政府不全盘西化么？起来推翻它！

之所以说，从严复到陈独秀关于东西方一一相对的极端化认识，是一种有缺陷的甚至是危险的认识，就是因为，这种思想与西方的文化霸权，在方向上一致，在效果上同一。在他们那个年代，尚没有条件认识到，西方与东方的巨大差异，与西方的霸权需要有关，也不大可能认识到，文化知识与霸权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分彼此的共生关系。

西方当然希望，用最低的维持成本，享有最大的文化霸权。如果仅仅靠几本政治理论教科书，就把各后发国家的学界都变成西方知识的翻译器、复印机、传声筒，都变成“知识殖民”事业的当地雇佣军，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吗？

最让西方老师感到欣慰的是，后发国家的学生们似乎一代不如一代，虽然知识更新了，但学生们的接受力和抵抗力，却更弱了，几乎丧失殆尽了。严复和陈独秀的时代，没有那么大的知识量，也没有福柯等人的后现代批判，犯一些认识上的错误，情有可原，但一百年后的中国“自由派”学人，却连最基本的思考能力也没有了。西方老师惊喜地发现，无论老师说什么，学生们都信，而且马上就干。老师把宪政民主说成是立国之本，学生们信，而且转身就在自己的国家里做半空中盖大楼的民主实验。老师把血腥的殖民史说成当时也是出于好心，实在是恨铁不成钢，学生们也信，而且转身就把本国的反抗史批判成愚昧无知、野蛮落后。老师们把反民族主义、去民族主义或“逆向民族主义”的东西都说成是“普世价值”，学生们还信，而且转身就去四处搜索，无所不用其极地要将本国民族主义连根除掉。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就提出过抵抗力的问题。他当时看到的是，国人的抵抗力之薄弱，因国学所害，“老尚雌退，儒崇礼让，佛说空无”；以他的眼界，尚看不到西学之害，也看不到他自己之被害，当然，更没有想到，后辈学生们不仅完全失去抵抗力，而且反过来成为销蚀国人抵抗力的损害力、逆向侵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