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23）——中国和日本：挨打后背道而驰的奋斗

寒竹

　　与中国一样，日本的现代化，也是被西方打出来的，但在经历了类似的第一波打击之后，却走上了一条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登山之路。
　　
　　最初的时候，都一样，先发国家的军舰来了，一通炮轰，然后要求通商。早期的反应方式，中日两国也都差不多。都有民间的本能反抗，都有学界的广泛反省，都有初始的军事抵抗和差不多的惨败，也都有统治阶层的政治变革举措。
　　
　　列强的进攻策略，也基本一样，连主要人物都一样，改变了日本历史的那些西方人物，也就是此前活跃在中国条约口岸城市中的同一批人。对中日两国，都是要求治外法权、最惠国待遇、低关税率、开放新的口岸等。对策也都一样，如果行政当局充分合作，就维持当局，如果不合作，就扶持造反势力，推翻当局。
　　
　　但真正决定了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是中日两国所处的不同的社会兴衰阶段。
　　
　　先看中国这边厢。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之前，清王朝国运的衰败之象已峥嵘毕现——吏治腐败，武备废弛，长期的鸦片贸易更是导致白银外流，民生凋敝。鸦片战争的失败，打击了朝廷的权威，加速了王朝的衰败，十年后太平天国持续十几年的战乱，又进一步加重了清政府的摇摇欲坠之势，同时使得各省督抚坐大，国家成了一种弱干强枝的状态。
　　
　　甲午战争再次失败和戊戌变法的流产，使清政府的垮台变得无法避免。此后，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在反思中国衰落的原因时，大都把中央集权制度和腐朽的清王朝连在一起，视为同一个要为失败负责的东西。这种思想的内在逻辑很直接：中国应对这一场大变局的各种努力都失败了，那么，中国的当权者——清王朝，和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都要承担历史的责任。中国要救亡图存，要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必须要抛弃二者，驱逐鞑虏，建立共和。
　　
　　中国朝野应对西力东侵大变局的失败=清政府的失败=中央集权制度的失败，挽救中国的大败局，必须把清政府与中央集权制度一起打倒，建立汉人的民主共和制度。“伟大的中国革命”，就按照这个逻辑展开了。
　　
　　再看日本这边厢。
　　
　　1853年美国佩里将军的黑船迫使日本开放门户时，日本正好处于封建社会的晚期，而幕府的封建制度，无力统一国家对抗外敌，使得日本迅速陷入沦为殖民地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自发兴起“攘夷运动”的日本社会来说，不是天皇和中央集权制度，而是武士幕府和封建制度，必须为日本的失败负责。日本要走上富国强兵的道路，必须推翻幕府和封建制度，尊王攘夷，建立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度。
　　
　　日本的尊王攘夷派，一开始也只是盲目排外，暗杀外国人，火烧公使馆，袭击外国商船。这些本能反应式的抗拒遭到失败后，攘夷派意识到，只有废除割据的幕府封建制，建立起全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才能让日本走上富国强兵之路。于是转向尊王，继而转为武装倒幕，“尊王攘夷”和“开国进取”并举，把日本推上了明治维新的道路。
　　
　　日本朝野应对西力东侵大变局的失败=幕府的失败=封建制度的失败，挽救日本的大败局，必须把幕府与割据的封建制度一起打倒，恢复天皇的权威和中央集权制度。“伟大的明治维新”，就按照这个逻辑展开了。
　　
　　其实都是要登山，都不是要往山下退，只是由于开始登山之前，两个国家散步的状态不一样。当时的中国，是清王朝和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在散步，为了转向登山，中国人不管不顾地把中央集权制度送上了历史祭坛，走向共和，成了登山的法宝。当时的日本，是幕府和封建制度在散步，为了转向登山，日本人不管不顾地把封建幕府制度送上了历史祭坛，走向中央集权，成了登山的法宝。
　　
　　

拥抱和平

这一节可以结合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文章《晚清为什么学西方》来综合比较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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