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27）——三股力量撕裂着中国

寒竹

　　袁世凯称帝，其企图是合乎逻辑的，但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其失败的必然性，显然不是所谓共和战胜了帝制，或民主战胜了专制。
　　
　　不必讳言，辛亥革命的民主共和，还没等起到进步作用就夭折了。共和终结于“二次革命”的失败，其遗产，就是启动了梁启超所预言的“革命复产革命”这个铁律；民主终结于各省军阀割据，各地党派林立，其遗产，就是孙中山自己所说的：“大皇帝倒之后，生出了无数小皇帝，这些小皇帝仍旧专制，比较从前的大皇帝还要暴虐无道。”这有什么新鲜的呢？早在中国辛亥革命前一百多年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实行了共和的法国人，就曾发出过几乎一模一样的感叹。康有为提醒革命党：“法之共和乱八十年而后定，墨之共和乱三百年，而至今未定。南美诸国乱百余年，而今未定。”这种话，当时的革命领袖们，谁能听得进去？
　　
　　客观地看，袁世凯称帝失败，不仅宣告了中国君主制中央集权恢复无望，而且宣告了在共和制基础上重建中央集权也此路不通。这个双重宣告，对于中国充满着不祥的意味：重建中国的中央集权，和平手段已经用尽了，和平之路已经堵死了，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宿命，从这时起就注定了。
　　
　　共和制的实行，没有结束中国的历史。谁都清楚，自秦王朝开始，两千年来，每一个王朝中央集权的建立，都是通过统一战争打出来的，建立起来之后，也仍然要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来维持。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军阀割据，已回到了秦朝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非军事讨伐不能再现“六王毕，四海一”。1916年袁世凯称帝时，对外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扫平各省诸侯，对内没有真正控制住北洋诸将，所以，归根结底，袁世凯还是不具备重建中央集权的实力和本钱。没有这个实力和本钱，即使袁世凯不称帝，还是以大总统的身份来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也注定要失败。袁世凯称帝失败说明，即使是在民主共和的“新时代”，企图通过和平的手段，仅凭个人的威望和纵横捭阖的权术来重建中央集权，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要在中国实现中央集权，除了军事征服，已别无他途。
　　
　　共和革命，建立民国，革命党的初衷，当然不是为了让中国坠入内战的深渊。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出任全国铁路总督办，已经准备从此安心搞建设了。但事情显然没有朝着革命党的主观愿望发展，大规模内战的爆发已不可避免，不仅如此，由于民国后的中国，已类似于奥斯曼帝国解体之后的巴尔干，中国的问题实际上已进一步恶化，从能不能重建中央集权，已变成还能不能保全为一个国家了。
　　
　　三股力量，齐心协力地推动着中国的全面崩溃，其一，是西方列强各霸一方，在积极争抢中华帝国的“遗产”；其二，是被袁世凯称帝再次激怒的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出于对“百代秦政”中央集权制度如此阴魂不散的仇恨，进一步抱定了革命信念，坚信中国还需进一步分治下去，才能进入西方那种文明状态；其三，是只遵循丛林规则的大小军阀，各划地盘自立为王，实行武人政治。这三股力量，都是向着“分”的方向，都是干着“裂”的事情，共同汇成了各省自治的滚滚洪流。
　　
　　看当时中国的学界，包括梁启超、章太炎、戴季陶、张东荪、丁世峄、蔡元培、章士钊、潘力山、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胡适、李煜瀛、李麟玉、谭熙鸿等，包括青年毛泽东，都曾是“分治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