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29）——清醒的康有为

寒竹

　　中国做错了梦，走错了路，没能迅速适应现代世界，反而濒临崩溃，不会有人提醒你。在西方眼中，那时的东方问题，就等于是两大帝国解体的问题。近东的奥斯曼帝国，远东的中华帝国，两大帝国的疆土都是一千多万平方公里，都是多民族混居，都在发生着内部的革命和整体的分崩离析。在西方战略家的考虑中，在爆发世界大战之前，西方列强先联合起来，一起解决掉这两个老大帝国，把从爱琴海直到日本海的整个亚洲统统巴尔干化，使之永远不会再有巨大帝国，永远成为西方的殖民地，成为登山赛的牺牲品，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大战略！
　　
　　这个大战略终于没能完全实行，最后的结果是，只解决了一个近东帝国，放掉了中国这个远东帝国。
　　
　　西方的这个失手，或者说中国的这个侥幸，有西方的原因，也有中国自身的原因，是两方面共同促成的。西方的原因先按下不表，下面重点说一下中国的情况。
　　
　　百年之后回顾起来，在中国建国的问题上，清末保守主义的改良派，头脑要清醒一些。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康有为就了解到，西方政治制度的一大优势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能够直达每一位公民，而不是通过地方政府。反观中国，督、抚、藩、臬、司、道，层层级级，事权阻挠甚大。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建议效法日本：“故周则百里封侯，直达天子，汉以太守领令，下逮小民。层级既寡，宣治较易。近者日本之变制也，以县直隶国主，而亲王出为知县，故下情无不达，而举事无不行。”
　　
　　可以说，康有为的这个观察，敏锐地抓住了中西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结构性差异，这个重大差异，区别了登山国家与散步国家。
　　
　　散步时代的前现代制度，国家是松散的、割据的，国家的权力被地方势力所分割，中央权力无法抵达基层。这样的国家，不可能登山，国家要像一个战士一样投入登山赛，首先是要有中央集权，然后是国家的权力直接下到民众个体。这就是康有为所观察到的“下情无不达，而举事无不行”。而中国，虽然早在秦汉就已废封建，行郡县，但晚清以来地方督抚坐大，下面的民情上不来，中央的权力下不去，仍是松散、割据的前现代国家状态。
　　
　　所以，在建国的问题上，康有为跟日本维新人士一样，把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现代化之根本。他清醒地看到：“今欧、美各国，无论强弱大小治乱，而无不中央集权，举兵财二者统之于政府矣。而吾国分张散漫失纪如此，其何立于竞争之世哉！”看到中央集权与“立于竞争之世”之间的直接关系，仅凭这一点，南海先生就堪称豪杰！
　　
　　对几位康门弟子提出的十八省分立之说，康有为驳斥说：
　　
　　我国四万万同胞，如果想当亡国奴，马上学印度各省之独立即可；如果同胞们不想亡国绝种，就不要仿效印度各省的革命自立。……人民才智未开，北地和西边，还都很闭塞，没有人才就企图立国，就想和欧洲诸国相比，简直是疯癫。荷兰、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小国，只有在白种人的国家均势中能存在，若在亚洲黄种人这些未定之国中，妄图引为范例，只能成为菲律宾，成为印度、越南、缅甸，无论如何相比，也无论如何结援，最终都是亡国。……无知无识者，妄言广东自立，与欧洲日本相类似，就好比是拿一团沙子与坚固的金子相比，拿新生之婴与大力士相比，何其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