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30）——敏锐的梁启超

寒竹

　　另一个具有洞察力的头脑，就是梁启超。尽管梁氏的思想曾变来变去，后来也转向了革命派和分治派，但在国家问题上，他与康有为基本一致，而且讲得更为透彻。
　　
　　在1900年的《少年之中国》一文中，梁启超讲到：“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现代国家的几个要点，在这段话里基本上讲清楚了。根据这个理解，梁启超认为中国到清朝为止的国家，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
　　
　　几千年来，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这个思想极为重要。如果没有建立起这个意识，中国人在推翻了满清朝廷之后，会做什么呢？如果不向西方学习如何建立现代国家，那么岂不是要重新再出一个朝廷？中国几千年虽也叫国家，但却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个思想，不仅指出了中国的新方向——建国，而且也断绝了中国的旧道路：中国以前那个天朝，并不是现代国家，你并不知道现代国家是怎么回事，你必须从头学起，建立一个西方式的现代国家！
　　
　　再者，梁启超天才地创造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用来代表居住在原大清帝国版图上的所有族裔，这样，就为中国即将建立现代国家，提供了两个最完整、最现成的建国基础——土地和人民。新中国的土地，不是原汉族的土地，也不是原明朝的土地，而是清王朝全盛时期兵力和行政所及的全部“天下”土地。新中国的人民，也不仅是汉族，而是包括汉、满、蒙、回、藏诸大民族和几十个小民族在内、曾生活在“天下”的所有民族。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第一次用现代国家的内涵来定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
　　
　　今日的中国人，你为中国拥有一个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版图而深感幸运么？你为包括五十多个民族在内的民族整体而深感豪迈么？在此，首先要感谢的本族先辈，就是梁启超。如果在那个全世界都在建国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曾提出这样清晰明确又富于勇气的民族主义思想，那么就意味着，你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中国是否可以成为一个大国，你自己就希望中国分裂成几十个小军国，内部互为仇敌，民族之间征战不休，彻底成为远东的巴尔干。如果是这样，你还能指望西方列强主动帮你建成一个统一国家吗？
　　
　　对比一下就知道。当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其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还曾向日本提出，把满洲送给日本，以换取日本对他推翻清王朝的支持。如果当初果然实行了孙中山的“小民族主义”，甚至是基于族裔血缘的种族主义方案，那么今日的中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领土版图，一个什么样的分裂状态，不是很容易想象吗？好在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接受了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思想，于1912年1月1日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他的“民族统一”思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
　　
　　关于民族主义，可以说，一百年前的梁启超，有着至少不低于当今中国学界的认识水平。在1902年发表的《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他说：“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以地球上最大之民族，而能建设适于天演之国家，则天下第一帝国之徽号谁能篡之。而特不知我民族有此能力焉否也，有之则强，无之则竟亡，间不容发，而悉听由我辈之自择。”间不容发！此话今日听来，仍轰然如黄钟大吕。
　　
　　对于美国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梁氏并不同意孙中山“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的看法。在1911年的《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中，他对此有着至今仍不过时的精准分析：美国由清教徒建国，道德比较完美，具有自治传统，而全国仅有两大政党，虽有党争，却不至于酿成战乱。否则，美国也将与中南美诸国一样。在中南美洲这些国家里，总统的权力越大，争夺权力的欲望越大，人民又缺乏自治的素养，也没有政党的训练，争来争去，全靠武力，最后就是军人政治，相互屠杀，国家永沉深渊，万劫不复。如果中国盲目照搬美国制度，恐怕南美洲的这股祸水也将湮没中国大地。这些国家，其大小也就相当于我国一个郡县，其元首也就相当于我国古代的一个小侯王，惨烈的争斗就到了这个程度。今日我国四万万人投票决出总统这一席，再加上各省联邦首长，也用这个方式选出，斗争的惨剧，又将放大到什么程度？
　　
　　对于自由主义传统，梁氏的看法则是：“恃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以实行干涉主义以强其国，则可也，以千万人中之一二人为例，而遂曰全国人民可以自由，不可也。”
　　
　　梁氏对民族主义的认知，反映在他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他说：“凡国而未经过民族主义之阶级者，不得谓之为国。譬诸人然，民族主义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由民族主义而变为民族帝国主义，则成人以后谋生建业所当有事也。今欧美列强皆挟其方刚之膂力，以与我竞争，而吾国于所谓民族主义者，犹未胚胎焉。顽固者流，墨守十八世纪以前之思想，欲以与公理相抗衡，卵石之势，不足道矣。”
　　
　　关于霸权的认知：“自有天演以来，即有竞争，有竞争则有优劣，有优劣则有胜败，于是强权之义，虽非公理而不得不成为公理。民族主义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内力既充，而不得不思伸之于外。故曰：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也；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由前之说，民族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之相交则然也；由后之说，帝国主义之所以行也，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之相交则然也。”
　　
　　也许是中国的劫数还不够，也许是中国登山起步时做错的大梦，还注定要带来系列性的后遗症，梁启超的思想，在很长时间里没能成为中国学界的主流。但尽管如此，康梁等头脑敏锐者，还是让中国保持了部分的清醒。历史证明，在从帝制瓦解到共和失败这段最危险的时期，正是这一份非主流的清醒，或多或少帮助了中国，并终于幸运地等到了一系列外力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