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34）——用武力重建中央集权国家

寒竹

　　辛亥革命后十年，中国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在革命党看来，北洋政府是反动政府、卖国政府，各地军阀都是反动军阀、卖国军阀，都是共和国的敌人，属于反革命势力。
　　
　　在北洋政府眼中，革命党是分裂势力，是民间乱党，是政府的对头，属于国家的敌人。
　　
　　而对于地方军阀来说，你革命党也是军阀，无论你的主义是什么，你的主张和目标是什么，你也一样要依靠外国势力，也一样要凭武力实现，你敢说不是么？
　　
　　不管是哪一派，从中国的建国、中国的现代化这方面看，都是破坏性、反方向的力量。中华民国十周年后，不仅亡国的程度更加深重，政治上的黑暗、经济上的凋敝、民生上的灾难，也更形严重。
　　
　　康有为，这位最坚决的老反革命，早在民国初年，就将当时中国的土崩瓦解状况，比做“周之列国，汉之七国，唐之藩镇，德国之封建”之和，断言“号称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共杀，以召共管而已”。而后，创办一杂志名曰《不忍》，解释为：不忍看民生之多艰，国土之沦丧，人心之堕落，纪纲之亡绝，政治之窳败，教化之陵夷，法律之蹂躏，政党之争乱，国粹之丧失，国命之分亡。在他眼里，中国人不听他的话，四万万人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举国之人皆昏皆狂，颠倒其所之，谬悠其所行”。他自认为，四十年来，他所说的话，无一不应验，而不听其言者也无一不失败。
　　
　　认为民国比前清时期还退步者，不在少数。其时报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国势俶扰，越十年矣。牛鬼蛇神，瞬息万变，民亦劳止，百孔千疮。……各省督军司令之暴民专制，视前清更甚也；各省各地方之无道揆无法守，视前清更甚也；中央与各政府之断断倾轧，难以终日，视前清更甚也。
　　
　　面对现实，时任南方政府大总统的孙中山，也不得不承认，十年后的中华民国，与中国历史上的“晚唐藩镇”无异。他在1921年8月发给各省军政长官的电文中说：民国成立，十载于兹，叛乱相寻，迄无宁日。……侈言统一，而晚唐藩镇、五代之局势以成。
　　
　　此时的孙中山，不可能还不明白，各位军阀，本来就不是心系天下的读书人；诸位都督，也都是从本土势力中崛起的豪强。“民国”这两个字，对于他们来说，无非就是皇上没了，如今谁都可以自立为王；“共和”这两个字，对他们来说，无非就是谁说了也不算，最后还是枪说了算。你说联省自治并不是各省自成独立王国，底线还是全国统一，还是要服从中央政府，对他们来说，这是秀才们扯淡玩的文字游戏，你打不过我凭什么让我听你的？为什么你们不能听我的？你说各省可以制定省宪，“政治、征收、正供等，皆有权自理，不受中央遥制”，对他们来说，这就对了！要的就是这个！你后面那个但是如何如何，就不用再扯了！
　　
　　在革命党知识分子的圈子里，“中央”和“地方”之关系，是一个关于国家结构的理念设计，而在军阀和都督们的圈子里，“中央”和“地方”，只是关于势力大小的两个不同量级，谁的势力大，谁就可以挟“中央”以令“地方”。你孙中山自称代表“中央”，放马过来，你打下中原、打下北方就算，否则你也就是乱党首领之一、没有实权的在野都督之一、过了气的原大总统之一。
　　
　　孙中山倒不是不明白。早在民国初年，他就已经认识到，他以前的联邦制设想纯属空想，下野后他也明确说过，应该建立单一之国，实行集权之制，以便使建设之事纲举目张。但日后，出于反对复辟、反对军阀、反对“联督割据”的政治需要，他又不得不反对中央集权，支持各省分治。1921年再次就任大总统后，他再一次深陷在这个持续了十年的自相矛盾当中，为了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他寄希望于武力统一全国，南方统一北方，但他所能依靠的南方各省，又都是坚决主张搞联省自治的省份，对北伐和武装统一完全不热衷，作为权宜之计，他必须在口头上支持联省自治。
　　
　　总的来看，其时的他，已不再相信实行联省制后仍能维持统一，不会导致割据和国家分裂。他在口头上支持联省制，也只当做反对北京政府、抵制军阀“联督割据”的权宜工具，不再当做政治目标了。
　　
　　在这种形势下，武力统一派，渐成主流。随着苏俄势力进入中国，南方的国共两党开始合作，共商以武力统一中国的大业。
　　
　　解决问题的主体变了，但问题本身，丝毫没变。国家要统一，主要障碍不是别的，仍是袁世凯当年所面对的：各地军阀武装割据。袁世凯不如秦始皇，没有秦国那般实力，改变不了战国七雄的局面，换成革命党，怎么样呢？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千古华山一条路——武力征伐，自秦始皇至今从来没变过，革命党会有第二条路么？
　　
　　不管承认不承认，问题明摆着：通过武力实现的统一，不是更加专制的中央集权，以暴力为基础的中央集权，还可能是什么？
　　
　　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同年7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全会在广州发表《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这个宣言，把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问题，归结于两个。
　　
　　一个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罗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之所致也。”
　　
　　另一个是军阀混战导致的无政府状态：“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
　　
　　宣言认为，要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首先用武力统一中国：“本党于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宣言结尾部分的第一句口号就是：“统一政府建设万岁！”
　　
　　不堪回首。第一个问题，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就一直是中国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早在民国成立之前，就为康有为所预见。如果在当时就成为中国精英的共识，情况会是如何？
　　
　　即使是非要驱逐鞑虏不可，换成汉人的中央集权怎样？即使是不要袁世凯称帝复辟，换成虚君制君主立宪怎样？梁启超已经看到了“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竟然就没看出讨幕和讨满背后最为本质的区别？1911年的世界，英国、日本、俄国、德国、奥匈帝国都是君主立宪的帝国，袁世凯为了扩大中央政府的权力就真的那么有罪？革命党到底真是为了国家和民族而不顾一切地推动民主共和，还是或多或少掺杂了党争的考虑，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
　　
　　“北伐宣言”说：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杜绝军阀之祸国殃民。历史作证，这就是国家主义。这个并不难于理解的主义，东邻日本早在明治时期就开始实行，日俄战争之后，一举实现了与西方列强的平起平坐，只有恫吓压迫他国之势，已无被他国恫吓压迫之虞。无论国家主义如何被非议，现在的事实是：民主主义的中国，马上就要被国家主义的日本所灭亡了。
　　
　　中国学界的精英和革命党的主要人物，在那个时期大都到过日本，都亲眼目睹过日本的崛起之路，甚至接受过日本军政人物的指导，何至于直到中国即将亡于日本，才又重新认同了日本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