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46）——“中国模式”的西学背景

寒竹

　　用儒道解释“中国模式”的产生，似乎是说只有中国人会“杂糅术”，西方人既不懂，也不会。其实不是这样，甚至可以说，当中国人把自己的传统思想精华抛弃掉之后，西方在这方面反而比中国强得多。
　　
　　将某一个主义奉为绝对真理、排斥所有其他主义，将意识形态之争神圣化、宗教化，痴迷于绝对道德，这是中国人受西方影响后新生出来的毛病。让中国人生出这个毛病的思想，既不是中国本土哲学的产物，也不代表整个西方哲学，只是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马克思这一派。
　　
　　寒竹说，他还记得一件事：80年代中，他在上海读书时，北大哲学系的朱德生教授到上海来作报告。当时朱德生讲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也顺便谈到中国的社会发展。当他讲到改革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摸着石头过河时，全场自发地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直到80年代中期，中国学界的主流，仍然在追随黑格尔流派，这种现象，与马克思主义长期居于官方哲学的地位有关。寒竹说，当时他就有了一个感觉：在思维方式上，中国学界，已经落在官方改革者们的后面了。
　　
　　直到那时，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精英还都认为，伟大的社会改革么，怎么能没有一个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呢？邓小平靠“摸论”进行的改革，非失败不可！改革三十年来，断定“摸式改革”必将导致中国崩溃的预言，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由于泛政治化倾向，中国学界主流，把对“摸论”的批评与对官方的批评联系在一起，所以总能引起一些另有含义的共鸣和喝采。
　　
　　说来很讽刺，中国知识精英反对“摸论”，其思想资源不是来自别处，恰恰是来自他们自称要反对的毛泽东和马克思。再往前追溯，就是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唯理主义。这种唯理主义最大的错误之处，就是对理性的迷信，坚信只有理性分析和预测才能指导过河，而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痴迷于靠理性思辨来构造彼岸的理想王国，而不屑于用经验的方法来改造此岸的世界。
　　
　　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在当时阻碍中国走出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的，恰恰就是这种唯理主义的思维方式。而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正是去除这个障碍的根本途径。
　　
　　首先，“摸论”恢复了政治实践先于政治学理这个基本原则。“过河”之前，先把意识形态帽子拿下来，只要能过河，任何一种主义都可以是工具，因为过河是一个根本性的目标，其他都只是工具。帽子拿下之后，等于是把主义的框架拆散了，主义的内容，不再具有体系和真理的意义，这样，人们在实行这些主义中某一部分主张时，就不再意味着这是在实践整个主义；人们在重新整合各种不同主义的元素时，也不再意味着一定要创立一个新的体系。因此，“摸论”使得围绕中国改革的主义之争失去了意义。当现代化发展不再是为了符合和实践某种主义，人们再用主义来评价某种政策之对错，就完全失去了意义。
　　
　　其次，“摸论”让中国的改革完全摆脱了乌托邦模式。“摸着石头过河”迫使人们只关注脚下的石头稳不稳、下一块石头在哪里，先不要管河对岸是什么，也没有完整的过河蓝图，这样，就彻底扭转了乌托邦观念给人们造成的顽固的“彼岸”情结。消极地看，这样的改革，的确不知道将走向何处。但积极地看，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理性蓝图，改革就可以不断修正方向，而不必削足适履地去追求幻想的彼岸世界。无数事实证明，在社会变革中，按照观念的蓝图来制造现实，是最为危险的一种思维。
　　
　　再次，“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将中国改革的主导力量从理论界转到了企业界。知道“如何迈出这一步”的企业家，而不是只懂得“应该朝哪里迈步”的理论家，成了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这个大转变，有效地搁置了理论争论，把企业发展的权力还给了企业。
　　
　　在西方哲学中，这就是大陆唯理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两大派别之争。近代自由资本主义的奠基理论——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经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在经济领域里的运用。
　　
　　中华民族相对而言缺乏形而上思辨传统，没有形成自己的现代哲学理论。但在民间社会，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精神，却一直都是主流。“摸论”，本质上是一个中西结合，是英国经验主义与中国民间经验主义两者的杂糅。回归“摸论”，在西学方面，是从苏俄的乌托邦向英国经验主义的回归；在国学方面，是从毛泽东的乌托邦向中国传统的实践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