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48）——戴着不自由的有色眼镜，永远读不懂中国模式

寒竹

　　“中国模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种模式会把中国引向何方？迅速崛起的中国对于世界是福还是祸？在这些问题上，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界，很少有共识。中国优势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邪恶论、“德日之路”论、“拉美模式”论、“权贵资本主义”论、“裙带资本主义”论等，不一而足。
　　
　　归根结底，这种认知混乱，还是因为泛意识形态思维而导致的“斜视症”。从反共产主义的西方立场上看，中国仍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成功，无非是因为共产主义的举国体制和全能政府；从反资本主义的新左派立场上看，中国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全面资本主义化。
　　
　　同样，中国学界的“自由派”，也还是狭隘的自由主义立场上的那一套。例如，2009年1月，中国大陆的秦晖和香港的丁学良，分别写了两篇观点极为类似的文章。一篇是秦晖的《“中国奇迹”之谜》，一篇是丁学良的《“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这两篇文章很一致地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中国人权状况恶劣。秦晖把“中国模式”定义为一种以牺牲人权为代价的恶劣模式，并把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归罪于中国。而丁学良也一样，把“中国模式”的优势简单地归结为牺牲人权和自然资源。
　　
　　我们一直认为，“自由派”的“斜视症”，具有一种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而故意斜视的顽固倾向。坚持说“中国模式”就等于“低人权优势”，这个立论，除了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保持了其“政治正确”，除了表明自己的“逆向民族主义”，没有其他方面的价值。
　　
　　首先，如果考虑到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本积累过程，与当时遍布全球的奴隶贸易和殖民征服正好重叠，那么，将任何一个现代化起步阶段的高增长模式，都等同于“低人权优势”，倒也可以成立。但今天再用这个老框子来套“中国模式”，只能认为是病态。如果“低人权”与“高增长”正好等比例，那么，当今中国国内劳工阶级的人权程度再低，也还没有低到殖民主义时代非洲奴隶、印度奴隶和中国华工那种程度，额外的增长部分，如何解释呢？
　　
　　环顾当今世界各国，具有“低人权优势”的国家显然不在少数，更不止中国一个，为什么只有“中国模式”成功了呢？非洲大陆众多的“最不发达国家”，其国民的人权低到了连生存都维持不了的最低水平，为什么没有看到“非洲模式”的成功呢？从非洲大陆的低人权中收获到的优势，变成了谁的增长？
　　
　　如果是想说明，中国近期的高速发展相对于过去的低速发展，是一种“低人权优势”，那又说反了。中国社会1949年之后的前三十年，人权状况比后三十年差得多，怎么当时没能实现高增长呢？“大跃进”是对人权和自然资源空前程度的牺牲，结果怎么会成了“大跃退”呢？
　　
　　更令人讶然的是，当70年代末的中国出现严重的供应短缺时，这些人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专制政体对人权的压制和举国体制的低效率；当苏联和东欧崩溃时，这些人也是把这些国家的失败解释为专制政体对人权的压制和举国体制的低效率。今天，还是同样的这一批人，当面对“中国模式”的成功时，低人权和举国体制又被说成了高增长的优势。怎么颠来倒去都是低人权和举国体制的原因？低人权的标准是什么？低人权到底是在促进还是在阻碍经济发展？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观点已不再是严肃的理论，只是自己政治偏见的现成注脚。
　　
　　如果不是太想把西方国家宣扬的自由、民主、人权说成是普世标准，太想把中国说成各方面都不合格，这些大学者，何至于如此不顾及事实和起码的逻辑呢？
　　
　　还有一个更加似是而非的“中国劣币驱逐美国良币”论。也还是这位秦晖，认为低人权的“中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速度上超过美国等西方国家，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他举例说，美国通用汽车制造厂的资金大量流向了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工没有任何权益，因而使得通用在中国获得丰厚利润，在美国本土则面临倒闭危险。只要对事实多少有所理解，都会知道，通用在中国的生产发展，跟通用在美国本土的衰落毫无关系。通用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大都在中国销售，而它在美国的败落，只是因为它无法与日本设在美国的丰田和本田汽车厂竞争。按照秦晖这个逻辑，应该解释为美国通用这只“良币”，输给了日本“劣币”才对。难道美国丰田和美国本田不都一直是与设在美国本土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厂竞争？美国通用和克莱斯勒在美国丰田和美国本田竞争压力下的破产保护，又说明谁是“劣币”？谁是“良币”？
　　
　　有位中国本土企业家，在一场辩论中，公开质问那位专喜欢批评中国企业的郎咸平教授：“我要问问郎先生，你的眼睛难道只有一只吗？”
　　
　　宣扬自由、民主、人权人人都会，人人也都愿意，但这种昏头昏脑、只用一只眼看问题的“老三篇”式宣扬，除了把这几个“好词”一直污染到完全无法再用，没有其他效果。
　　
　　

拥抱和平

更令人讶然的是，当70年代末的中国出现严重的供应短缺时，这些人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专制政体对人权的压制和举国体制的低效率；当苏联和东欧崩溃时，这些人也是把这些国家的失败解释为专制政体对人权的压制和举国体制的低效率。今天，还是同样的这一批人，当面对“中国模式”的成功时，低人权和举国体制又被说成了高增长的优势。怎么颠来倒去都是低人权和举国体制的原因？低人权的标准是什么？低人权到底是在促进还是在阻碍经济发展？在这些人眼中，这些观点已不再是严肃的理论，只是自己政治偏见的现成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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