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力》连载（50）——斯大林模式的后遗症之二：公共意识的退化

寒竹

　　通常情况下，不具备法律体系支撑的国家公权力，也可以将其基础建立在国民中的公共意识之上。一个国家的国民，不只关心自己的私人事务，也很关心公共事务和国家的事务，能够产生出“民间国家主义”，那么，这个国家就如同是一个建立花岗岩上的坚固城堡，国家和社会紧密结合，政府和民间上下贯通。反之，如果是一个严重缺乏公共意识的民间社会，每个人都只管自己的小家，不管大家和国家，那么，国家权力即使建立其上，也如同是在沙滩上盖楼房，完全没有稳固的基础。
　　
　　在西方国家，国民中的公共意识形成得很早。例如16世纪的英国，重商主义盛行，国家海外贸易拓展的同时，商人参政也随之成为热潮，在大部分新兴商业城市，市长的职位都由商人占据，到了17世纪，包括郡治安官和国王的侍从等过去由贵族占据的职位，也都让位给了商人。人类社会，商人是“私”的典型代表，政府官员是“公”的典型象征，在一个进行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里，商人参政的比例，说明了私人事务与官方事务的重合，民间目标与国家目标的一致，也是国民公共意识的突出体现。
　　
　　可以说，在一个现代国家中，正是国民的公共意识，像一个协调器、同步器，确保了社会与国家的共同现代化。
　　
　　遗憾的是，中国社会从来就没有过类似的情况。
　　
　　百年前，中国进入现代化转型期，当时几乎所有的建国者，都看到了这个巨大而又可怕的问题：中国人不要说不知道“国”是什么，连“公”是什么也不知道。为此而着急上火者如陈独秀，在他1921年写的《卑之无甚高论》一文中气得骂人：“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人人怀着狭隘的个人主义，完全没有公共心，坏的更是贪贿卖国，盗公肥私”，“（若将国家重任）胡乱放在毫无知识、毫无能力、毫无义务心的人们肩上，岂不是民族的自杀！”
　　
　　不那么激进的学者会冷静一些，因为中国人还处在散步时代，登山赛是西方的游戏，中国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早在严复那里，他就认识到在西方整个社会秩序建立在“公”上，而在中国则建立在“孝”上，这是根本上的不同。正是“百事孝当先”这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让中国人在社会问题上只知有家族，不知有社会，在国家问题上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如梁启超在《论公德》一文中所说：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得焉以成立者也。
　　
　　又如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所言：
　　
　　“公共精神”为一新辞，“公共意识”一辞亦然，“社会服务”一辞亦然，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
　　
　　政治领袖则迫切希望一举解决这个“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建国就等于空谈，就如同空中建楼阁。君不见，孙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倡行“天下为公”！
　　
　　那么，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东西，在西方社会中又是如何有的呢？
　　
　　在基督教神权统治一切的时期，西方社会也同样没有公共意识，世上万物都是神的造物，包括人，也包括国家。在中国人这里，是祖先崇拜，所以“百事孝为先”；在西方人那里，是上帝崇拜，所以就等于是“百事服从上帝为先”，基本一样。
　　
　　后来出现的分道扬镳，源于西方社会中一直就存在的二元世界观念，即“上帝之事归上帝，恺撒之事归恺撒”。受到这种观念的激励，在西方社会中，始终孕育着从神权的大一统之中分离出来的冲动，这就是公共意识出现的开始。16世纪，博丹创造出来“主权”的概念，于是，世俗国家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命运这种更为现代的意识，随之产生。随后，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以及“分权”、“社会”、“宪政民主”等重要观念的演进，现代的公共意识，完全建立了起来。
　　
　　而中国，很早就直接转入了“天下”这条路径，在制度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国家演变过程，在思想史上，也从没有过类似的观念演进过程，两千多年来，一直守着“孝”这个旧根基没有变，一直没有转到“公”这个现代社会的根基上来。
　　
　　自从中国开始登山，在中国社会中重新培养公共意识，使社会和国家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必须要完成的重大任务。但是，在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才逐渐成形的东西，岂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事情？当年来中国讲学的罗素说：“希望在极短促的期间，把精神分播到民间去，实是痴想。”
　　
　　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所进行的大改造，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壮举。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所有的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统统被“共产主义道德”所取代。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狂风暴雨中，罗素所说的“痴想”，竟然像是真的实现了。凡是亲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时的毛泽东和共产党，完全有能力将任何思想和精神都迅速“分播到民间去”，一点不是痴想。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所以可以成为公共意识的替代，是因为，它把一个人人平等、自由发展、按照生活需求获取生活资料的理想社会，设定为目标，于是，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就合而为一了；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一切私人利益都是短暂的、渺小的、无意义的，任何私有观念也都变得毫无意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为共产主义奋斗，成了社会中唯一的公共意识。与此相对照，在基督教世界中，服从上帝成为唯一的公共意识，两者十分类似。
　　
　　在所有前共产主义国家中，这种为实现地上天国而奋斗的公共意识，在稳固社会秩序、凝聚社会共识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整个社会都被“共产主义道德”维系着，社会成员自觉地压抑自己的私欲，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贡献一切。
　　
　　但当这种意识形态消退后，社会的公共意识仍然很弱。在今日中国社会随便找一群中国人问一问：“公共”的事是谁的事？“国家利益”和你有没有关系？不知道有没有人作过这样一个调查研究，如果有过，其结果很可能令人不敢相信。
　　
　　流行的观点，是将市场经济视为贪腐的根源。但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众多实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其政治清廉程度反而要比中国高得多。于是，又将西方的民主法治视为遏制贪腐的制度保障，但又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众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其贪腐泛滥的程度甚至比中国更甚。于是，再将国民的道德水准视为最根本的因素，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程度不如现在严重的中国古代社会，贪腐的泛滥，也仍然会达到导致亡国的程度。
　　
　　在我们的解释中，这个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与公共意识这个因素有关。
　　
　　首先，在共产主义时期，之所以贪污腐败能够被遏制，即使没有制度性的反贪腐措施，贪污腐败也不会大规模泛滥，是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了一种极强的公共意识，并树立了极高的道德标准。在人人都学习雷锋的社会里，人人都用“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共产主义理想贡献一切”之类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并要求别人，一定不会出现严重的贪腐问题。
　　
　　但是，在共产主义退潮之后，这种建立在虚幻理想基础上的公共意识和道德标准，也随之削弱。因此而带来的问题是，由于中国社会并没有经过自然生成公共意识的历史过程，也从来没有过“资本主义道德”这个东西，于是，资本主义中固有的反公共、反道德力量的冲击力就显得很强大。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大发展，作为一种连带的文化现象，社会上曾经很流行说庸俗笑话，其中一部分笑话的内容，就是将当年被树立为“共产主义战士”的英雄人物，全部拉下神坛。暂且不评论这种事情的对错，眼看着曾经高高挺立的道德标准在一场接着一场的哈哈大笑中瞬间土崩瓦解，仅从这个惊人的现象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中的反道德力量冲击力之大。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私利”，内在地具有与“公共”相对立的性质，这一点并不足为怪。但关键在于，这种突然会聚起来的反公共、反道德力量，不仅在中国的经济领域里呼唤起一批又一批唯利是图的奸商，而且在中国的官场中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损公肥私的贪官。
　　
　　概言之，缺乏公共意识的社会，一定有严重的公权私用和贪污腐败问题，与是否实行民主法治关系不大；而在虚高的公共意识崩溃之后，由于国家权力体系还继续保留，结果会出现更为严重的贪污腐败。
　　
　　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这个问题实际上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贪污腐败已成为当前主要的社会危机之一。根据中国经济学家的估算，贪腐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每年约一万亿。
　　
　　中国共产党将官员的贪腐问题上升到事关亡党亡国的高度，并非耸人听闻。国家，是登山的主导者，民间社会，被国家带着登山，这是一个历史形成的既成事实，但并不是一个合理的制度设计，而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官员腐败是对正在恢复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破坏，是对中华民族登山大业的摧毁。
　　
　　

拥抱和平

流行的观点，是将市场经济视为贪腐的根源。但这个理论，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众多实行资本主义的西方国家，其政治清廉程度反而要比中国高得多。于是，又将西方的民主法治视为遏制贪腐的制度保障，但又解释不了为什么在众多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其贪腐泛滥的程度甚至比中国更甚。于是，再将国民的道德水准视为最根本的因素，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道德沦丧、世风日下程度不如现在严重的中国古代社会，贪腐的泛滥，也仍然会达到导致亡国的程度。

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