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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的学术体系，可以用“两大派别，三大体系，四大辩证”来概括。
两大派别，就是医经派和经方派。《汉书·文艺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并碱石汤火所施，调百草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
首先，医经派，包含了全部的中医基础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的框架理论模型，以及气血，经络，脏腑等解剖，生理，病理等。这个基础理论，是三大学术体系的共同基石，为后来的中医学术分类，打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医经派又系统研究论述了五脏辩证理论和经络辩证理论。五脏五纲辩证，重点以五行学说的框架理论模型为依托，以脏统腑，以五脏虚实补写立法，纲要简明，理法方药具备，立足方证对应，运用灵活，疗效显著，形成了系统的五脏五纲辩证体系。因其采用药物方剂治疗，因此，其理论虽为医经理论，但是也把它称为经方。
另外，又对经络辩证和治疗的理论，做了系统总结，对经络采用阴阳分类，五行，营卫气血论其理，以八纲辩证为依托，在辩证上，分为经络的“六经辩证”和“十二经(奇经八脉）辩证”，强调“穴证”和“穴症”的对应，选穴及其配伍，相对灵活。
五脏五纲辩证和经络辩证，又时常联合运用，针药并施，提高了疗效。这是医经派的特色。以《黄帝内经》和《辅行决》经典为代表。
经方派，顾名思义，就是运用汤液药物治疗疾病的学术。以汉代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和远古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为代表》。这个学派，以阴阳的三阴三阳为理论模型，用六纲框架为基础辩证工具，结合阴阳，卫气营血与五证病机，采用汗，吐，下，温等方法，辩证清晰灵活，方剂配伍严谨固定，强调方证对应，辩证准确，效如桴鼓。
广义的经方派，泛指运用药物来治疗疾病的学术体系，包括医经派的五脏五纲辩证体系。狭义的经方派，单指六纲辩证体系。
归纳一下，就是两大流派：医经派和经方派。三大体系：五行理论体系，阴阳理论体系，经络理论体系。四大辩证：五脏五纲辩证，三阴三阳六纲辩证，经络十二经（奇经八脉）辩证，经络六纲辩证----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六经辩证”。这四大辩证的理论，各自有其单独的系统理论，不能彼此混淆掺杂。自王叔和开始，就没有看清这个问题，理论彼此混淆夹杂，出现了对古经典的臆断乱解，中医的理论和疗效由此逐渐步入没落衰退。
下面是用刘志杰老师的学生程刘海医生总结的一篇文章，简要的说下中医发展史。
认清了中医的历史，才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如何；认清了中医的历史，才能知道古中医的学术问题。学术，需探其源，切勿随其流。惟有源头活水来。
现在的中医发展史，多数人采用了中医医学院校的说法：雏形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元，鼎盛于明清，问难于南京，苏醒于中华。这些都是在中医课本上可以见到的。
其实，这种观点多属于赞同中医理论的复杂化，并且绝大多数都是具有可观性，并没有临床性的，也就是说，没有从中医自身发展来考虑。中医的自身发展，可以说就是取决于中医的疗效，疗效的变化决定了整个中医发展的命运。这一点从近百年的历史可以得到印证，要不然也不会有“取缔中医”的闹剧发生。而这个闹剧到现在都还没有停止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中医的疗效“变质”了。
我认为，实际上，中医的发展，就是雏形于《神农本草经》《桐君药录》，发展成熟鼎盛于《汤液经法》《内经》，散落于《千金方》《辅行决》···以下分成四点来说一下。
首先要明白，中医的形成，并不是来自现代实验室，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智慧的结晶。其里面含有千万英魂的生命，可以说，中医进行的是人体试验，是不折不扣的循证医学，更是一种宝贵的经验。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千百万年（当然这个数字只不过是大概的，具体的如何，已经无从考证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总结了大量的用药经验。而这些用药经验保留了下来，最终被我们的神农炎帝根据药味以酸，辛，苦，咸，甘五味进行了分类，编写出《神农本草经》，这个也是经方体系的形成，为后来的经方体系的发展，完善，鼎盛，奠定了基础；退一步来讲，就算是托名的，也说明了有这样一个有志之士在对前人经验进行总结。如此庞大的用药经验，不仅被炎帝所采用，还被另外一个圣哲---“桐君”依据药性按金，木，水，火，土五行属性归类，那《桐君药录》就应运而生，这个可以说是医经体系的诞生，也为后来医经体系的脏腑方证的形成播下了种子。从这里看得出来，中医学说除了起源于阴阳，经方与医经两个不同的体系还都利用了五行形成了各自的雏形。这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要注意，这个时候的“五”，并不是以后五运六气学说的“五”；从这里还看得出来，中医的雏形的源泉可以说是一样的，都是实践和本草，只不过后来各自的发展有了变化而已。这个就是中医的雏形，或者说中医的起源，也形成了经方和医经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
在经方和已经形成后，其各自的发展历程也有所不同。这段时间也是非常漫长的，一直到两晋南北朝时期。在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下经方体系和医经体系。
《汉书·文艺志》说：“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之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又有“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生死之分，而用并碱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至齐之得，犹磁石取铁，以物相使。”
这样就可以明显看出两者的不同之处：经方体系，其理论就是有隐藏性，重视用药经验，方证辩证；医经体系可以说其就是致力于基础理论方面研究的一派，往往就是有证无方。上面说了，这个医经体系以桐君为先祖，从《桐君药录》发展出脏腑方证，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在《内经》中就有相关的脏腑方证，但是有证无方，或者说是证全方失，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重针不重汤[针，就是针灸，也就是经络辩证；汤，就是汤液，属于方证，分为六纲辩证（方证），脏腑辩证（方证）]。
中医从用单味药物发展为组合成复方治病，在先秦时代就已经很普遍了。客观的例子就有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五十二病方》，即是先秦时代的经方著作。复方，可以说就是我们所言的“汤液”。这个也是中医的发展成熟的标志，其大概时间就是商周时期。
第一，从中医这个“醫”的繁体字来看，古代的医疗行为与酒有关，所以有人认为古代中医的汤液治疗起源于酒。酒，作为一种汤液存在，倒不如直接说中医医疗行为已经与汤液有关，成熟于此。这个看起来像是一种推测，实际上也是如此，因为第二点可以说明。
第二，在周王朝中，已经出现了完善的医政系统。这个从《周礼》中可以看出，其述：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鉴，八珍之齐”；疾医则是“掌万民之疾病”。可以看出来已经有了分工。
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完善成熟的医疗系统，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医疗人才，一个是医疗书籍，缺一不可，而医疗人才必须掌握系统的理论与经验。举个例子，秦汉以前医学发展的情况，其中扁鹊见齐桓公的故事已经家喻户晓，但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战国时期已经有了一套疾病传遍的理论，扁鹊把齐桓公的疾病发展过程分为腠理，血脉，肠胃，骨髓几个阶段，并说：“疾之所居腠理也，汤熨之所及也；在血脉，针石之所及也；其在肠胃，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虽司命无奈之何。”这种疾病传遍理论与《内经》中的传变理论十分相似，这说明了医经体系的理论架构是已经完善，成熟的，当然还有很多相类似的例子，这就是人才的问题。对于书籍的问题，在《汉书·文艺志》就有：医经七家，其代表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白氏旁经》，但仅有《黄帝内经》一书承传下来；经方十一家，《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五脏六腑疝十六病方》《风寒热十六病方》《金疮方》《汤液经法》等。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应该还有一些经传不见其名的医疗书籍。这两个条件，同时说明了商周时期，中医已经有了成熟的发展，并且鼎盛。中医要鼎盛，要存活，必须有强大的医疗系统，有过硬的医疗效果，而方证就是医疗效果的体现。
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也不会有一个完善的医政系统。随着西周的衰败，战争的不断，本来已经完善的医疗就会随着战火消亡。这个也是上述诸多医籍不能保存下来的原因。经历了战国以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能留下来的已经是零零散散的了。医经体系当中，就是一本《内经》，里面也已经错简，脱简，阙文严重；经方体系中，最有可能留下来的就是《汤液经法》，这本书在后来流传中更是破烂不堪，到了汉末，出现了张仲景，他把《汤液经法》和收集到的经方文献进行“广论”，这就是的经方体系得以重见天日，可以说，仲景不愧是经方大家。这个年代，也是经方体系由“五”发展到“六”的时期，这个“六”就是“六纲”，最开始的时候是叫做“六微”。
《后汉书》记载：“郭玉者，广汉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闲，见有疾者，时下针石，应时而效，乃着针经，诊桩法传于世。弟子程高寻求积年，翁乃授之。高亦隐迹不仕。玉少师事高，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和帝时，为太医丞，多有效应。帝奇之，仍试令嬖臣美手腕者与女子杂处帷中，使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玉曰：“左阳右阴，桩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帝叹息称善。”这里就出现了“学方诊六微之技，阴阳隐侧之术。”这个是关于“六微”的最早记载了。真是无独有偶，能说明的故事中的“六微”就是：三阴三阳，在《素问》的《六微旨大论篇》里面就有提及。
我们都知道，一个完整的辩证体系不可能是一天形成的，必须通过多代人，长时间的努力。可以推测，如果六纲辩证是《汤液经法》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六纲辩证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如果说仲景是根据《汤液经法》论广发挥的，那六纲辩证最晚出现也不会是东汉。所以，张仲景的出现，使得经方疗效得以稳存，同时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那医经体系，这段时间在干什么？就是在已经错简，脱简，阙文严重的《内经》中补充理论，有着不少重复，不少错误。在这个时候，完整的脏腑辩证已经面目全非，已经是证不全，方不存的境况，正处于医经体系衰落的前奏。
首先说说医经体系的情况。必须指出的是，自从王冰将运气七篇掺进了《内经》，就标志着医经体系的没落，同时也是时方派的开始。为何这样说？要知道，在王冰之前，运气七篇就已经独立存在，但是不属于医经理论的内容，七篇的掺进，彻底改变了医经理论的架构，在已经含糊不清的《内经》里面占了主导位置，到了金元时期，四大家更是参入了宋元理学，大谈运气，根本就已经脱离了医经理论的宗旨，更脱离了方证，其疗效可想而知。到了明清时期，这时候的人又根据运气学说搞出形形色色的理论，什么“温补派”“温病派”之类的。一直到西医的入侵，对这个没有方证观念，疗效的中医理论进行了冲击，就使得其疗效可以说成垂直下降。这个时候的中医又在忙些什么？原来是掺进西医，进行结合，这就是“学院派”的始祖之一。本来已经没有什么疗效的中医，搞得被百姓看成了治不好病的东西，人人喊取缔。
总结一下医经体系的变化：（医经）内经----金元四大家----温补派，温病派等----中西医结合学派----学院派。
那经方体系的命运如何？命运多舛。自从张仲景之后，经过了多年战争，《伤寒杂病论》也开始了散落，虽然出现了王叔和，将仲景之书进行了整理，但是他又将并非经方体系的东西--内经，脏腑之类加进了《伤寒杂病论》，里面的伤寒例，平脉辩证法，辨脉法，杂病部分就是，包括现在的序言，里面也有王叔和加进的东西，这使得本已命运多舛的经方变得更杂乱，也是的后人误解了《伤寒杂病论》是从内经来的！从而出现成无忌之类。就是后人所言的“经典伤寒派”，也是“学院派”的始祖之一。包括当代所谓的“伤寒八大家”也是“经典伤寒派”之列。而到了清朝，又有人将《伤寒杂病论》与“温病派”理论相结合，就发展成了“通俗伤寒派”，例如《伤寒温条辨》等。这个就是完全变质的了，毫无经方体系可言了。这个也是他们使用经方治病无效的原因。因为指导理论都是有错误的，当然乏效。还好，从张仲景之后，还有一部分真正的经方流入民间，这就为日后经方派的苏醒作了铺垫。流入民间的经方，有一部分经过了孙思邈的整理，就成了《千金方》；还有一部分经过陶隐居的收集，就成了《辅行决》。这些都是散落的经方。当然还有些是民间中医秘传。这三部分的经方，缺一不可。
经方的苏醒，除了方，还要有证，当然还有经方体系中隐藏的经方理论了。这个首推的就是胡老的传学。胡老的学术，属于民间经方秘传的部分，他在中医危急的关头挺身而出，用方证对应，用疗效说明了中医的不可代替的地位，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伤寒杂病论》属于经方体系，而使得仲景千年的冤屈得以昭雪。其弟子冯世伦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对经方进行传播，特别对经方的考证方面，可以说是功勋之臣，使得迷途羔羊重返坦途。同时，又有一支属于民间经方秘传的队伍出现，这部分经方学者，不计个人得失，毫不保留地传授经方理论，经验等，并且为了经方的进一步强大，免费普及经方理论和《伤寒论》。
只有方证对应，才能提高疗效，才能促使中医的强大，才能扭转中医当前的形势。这个就是中医新史，只有认清了，才能抓住其本质，才能学好。修学法要，当守“六依”之戒，即依古不依今，依简不依繁，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依智不依识，依了义不依不了义。
中医的历程，从整体上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学术理论和疗效在这三个阶段中，每况愈下，令人扼腕！
第一阶段，我们称为汉唐时期。这个时期，中医的三大体系的理论，详细的辩证方法，因为数部古籍的亡轶，或散落民间，因而没有了系统的经典陈述，出现了扭曲，为中医的衰败埋下了伏笔，虽然体系之间出现了理论混淆，但是其“方证相应”的理念，却在贯彻始终。因此，其疗效保持在神奇和显著的地位。虽然晋唐时期的所谓辩证，不过是机械的套方而已。
所谓“方证相应”，方，就是所用的方剂，是相对固定不变的，在没有古方剂配伍学（《汤液经法》）的指导下，是不可随意加减变化的。打个比喻，西药当中的青霉素，你要是随意改变了该要的某个分子结构，他就不是青霉素了，也就没有青霉素的自身疗效了。中药当中的某个方剂呢，譬如“桂枝汤”，就像组合完善的“青霉素”一样，你随意地改变了其中的一味药，甚至一味药的药量改变，便失去了桂枝汤的自身疗效，也不能称其为“桂枝汤”。一个古方剂，有严格的治疗范围，中医叫做“脉证”，就是说，必须要见到相应的症状或者证候群，以及相应的脉象，才能用相对应的固定方剂去对治。也就是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所言的“关起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这种理念，是中医的“魂”，严格，严谨而经得起重复验证，也经历了数千年的验证，疗效显著，叹为观止。中医一旦丢掉了这个宗旨理念，便会步入消亡。
这个时期的中医，我们称为古方派或者经方派（广义的经方）。
第二阶段，五代战乱后，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晚清，古方派中医的理论和理念，迷失殆尽。同时受到唐代王冰的《内经》运气七篇的影响，医家开始崇尚理学谈玄，以运气学说为工具，对古经典进行大胆的解读和发挥，加之理论的偏颇和臆断，谈玄成分的介入，并高呼“古方不能治疗今病”的口号，把古经典分解得支离破碎，断章取义。看似中医辨证理论的变革和振兴，实际上，疗效已经严重变质。根源就是理论的迷失和误解，随意说理，以及在其新理论指导下，创造的方剂和随意的加减，失去了古中医原本的方证理念。不严谨，不可重复验证，出现了一个病，十个医生看了，十个结果，十个方子的怪异现象，令病人无可适从，令学者迷茫而无法掌握，导致了中医理论愈加神秘不可捉摸。
这个时期，以金元四大家为代表，流派纷呈，各执己见，谬论百出，臆断纷纭。方剂虽然配伍有失章法，但是，因为配方用药繁多，针对疾病比较广谱，病人服药后会产生或多或少的疗效，并且也因其未受到西医的竞争冲击，其生命力尚未受到致命打击。
我们又把中医的这个量变的阶段，叫做时方派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民国至今。这个时期，因为中医疗效的降低，乃至于古中医原本当成普通病治疗的“肺结核”“瘟疫”等疾病，也无法有效治疗，而西医的传入，很快解决了上述疾病，不管中医还是西医，人们要的是疗效，因此，一些急症重症，纷纷求助于西医，中医日趋冷落，加上民国政府的废除中医政策以及社会各界的口诛笔伐，给了中医以致命的打击。
此时的中医人，开始了第二次的理论变革的尝试，搞起了中西医理论汇通。建国后，这种理念被纳入了学院教学，以金元四大家和温病派的时方理论为立足，杂合大部分的西医学科内容，进行教学，是中医原本的“经方”学术体系额和理念消亡殆尽，并逐渐西化，彻底迷失了生存方向，中药药剂人员的短缺，传统炮制工艺的失传，假药的泛滥，药典法规的不合理，学术上的不严谨性，随意性，西化性，乃至于利用占卜，临证猜病算病，碰病，开大方等现象愈演愈烈。这种疗效要是好的话，何至于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建议取缔的局面呢？
这个时期的中医学术，我们称其为学院派时期。
那么古汉唐之前的古方派医学体系，也就是经方医学，到底失传了没有？回答是绝对没有！在其之后的几千年里，都是靠口授私传，在民间默默的传承。同时，历朝历代的医家，不乏真知灼见者，对于古经方的理论研究，一针见血地提出了看法，指出了方证的理念和《伤寒杂病论》的内涵实质，以及古经典的错简修正问题。近代张大昌所藏敦煌《五脏辅行决用药法要》一书的面世，给古传统五脏辩证的方证回归，修补，完善，指明了道路。另外，日本皇汉医学，也继承了古汉唐医学的理念，严谨的传承到今天，给了我们不少的借鉴。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中医的没落轨迹，是如何产生的。要想振兴中医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正本清源，大刀阔斧，回归古汉唐之前的中医学术体系和理念。尤其是方证相应的中心理念。简单地说，你不懂辩证，是个外行，只要能机械地学会死套“方证”，你一定会有显著疗效。医学的存在，在于疗效。无疗效的医学，不能叫医学，必定要灭亡。
因此，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回归三坟，立足传统。谨守六经，独尊方证”。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国粹中医的真正振兴。这就是回归传统中医方证辩证的意义所在。
汉代之前的医学古籍，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医经”七家，二百一十六卷。分别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外经》三十七卷、《扁鹊内经》九卷、《外经》十二卷、《白氏内经》三十八卷、《外经》三十六卷、《旁篇》二十五卷。“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分别为：《五藏六府痹十二病方》三十卷、《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五藏六府瘅十二病方》四十卷、《风寒热十六病方》二十六卷、《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二十三卷、《五藏伤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客疾五藏狂颠病方》十七卷、《金疮瘈疭三十卷、《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汤液经法》三十二卷、《神农黄帝食禁》七卷。
这些宝贵的古经典医籍，目前流传下来的，仅有《黄帝内经》残卷，且错简纷繁、段落乖谬。其中基本保留了中医的基础理论、包括藏腑的生理、病理、解剖、经络、针灸、辨证法则、用药法则、治则、针灸等各方面内容，成了一部错简混乱的“医家百科全书”。而《汤液经法》虽然亡轶，但是，近代《五藏辅行诀用药法要》的问世，保留了其书的精华部分，经过系统研究整理，还是可以反推还原基本面目的。
《神农本草经》，虽然未见《汉书》记载，其成书年代，也不见其详。但从古籍零散记载及相关传说来看，俱言有神农氏尝百草一说。该书的年代，当相当久远。晋代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的序中，有这样一句话：“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
伊尹为商朝宰相，为《汤液经法》一书的著者。他是用《神农本草》的阴阳升降、五味药性，进行有机的严格配伍，创制了系列古方剂。因此，我们怀疑，《神农本草》一书，被收录成了《汤液经法》中的一个部分内容，没有被单独提出来而已。只是经过后来《汤液》一书的亡轶流散，药性本草部分，得以保留，经过后人整理，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神农本草经》。
到了东汉末年，医圣张仲景论广《汤液经法》，写出了千古辉煌巨著《伤寒杂病论》。该书的问世，重新奠定了医家系统高级的三阴三阳六纲辨证理论，强调了方证理念，使古方剂得以流传至今。然而，该书因战乱原因，未能得以广泛流传，并亡简散落，几乎亡轶。
经过三国战乱，华佗氏五藏辨证的理论和方剂，没有系统流传下来，散落民间，濒于灭绝了2000年。发展到了晋代，出现了两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皇甫谧、王叔和。
皇甫谧对流传下来的《内经》残卷以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纳，成为了最原始的医经古籍资料，其权威性，不可撼动。
王叔和利用太医令的便利条件，也对古传的脉法资料，乃至扁鹊、华佗、张仲景的学术理论和断篇残简，进行了尽可能的全方位的搜集和整理。整理最为系统的，当属华佗的五藏六腑和经络辨证，还有对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搜集整理，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惜的是，叔和没有完全领悟仲景的学术理论内涵，将医经的理论和经方的理论参杂到了一起，并将该书在《脉经》中断然分为两处，因此出现了后人所谓“伤寒”和“杂病”的说法。并将“伤寒”部分，用汗吐下温等“可与不可”的方式进行分类，使仲景的三阴三阳六纲辨证理论，进一步被深藏而迷失。。（《伤寒杂病论》，翻译过来，就是《外感内伤论》，上篇的六纲（六经）条文，是理论框架和辨证章法，下篇的杂病部分，是临床的广范运用。譬如中学数学的例题与应用题的关系，是一体不可分割的。）南北朝前后，在这种分类理念的作用下，出现了仲景的《张仲景辨伤寒并方》九卷，《张仲景杂方》八卷。后期至唐代，又出现了后人妄加序言和内容而整理的《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后期，也就是宋代，又出现了两部仲景书——《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并以“六经”治外感，“脏腑经络五行”论杂病为理念，对一部完整的医家大论进行无理的粗暴分割，千家论《伤寒》，各说各的理，搞得混乱不堪！其实，《金匮要略》本为《伤寒杂病论》中的内容。从唐代《千金方》和《外台秘要》中考证，宋代《金匮要略》，断篇残简，遗失了大部分内容，所遗失部分，从汉唐古籍中，尚可找回多数。
王叔和搜集到的仲景书，已然面目不全，并且错简错字繁多。令人欣喜的是，原书的主要内容尚存，中心理论内涵尚全，使得该书的增补、复原，有了可靠的保证。
由此，进一步发展到了隋唐，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王焘的《外台秘要》，又对前朝的古经典理论和古方剂，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整理。许多流失的古经典理论和方剂，得以发现和保留了下来。此时的医学，虽然体系不分，理论混杂，迷失了正确严谨的辨证方法，但是尚知方证对应的套方运用。然而，其最大的优点就是保留挖掘了此前遗失的古经典中，大量的内容和方剂，为我们今天的古典医学错简的修正和复原，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这个古经典的错简问题，十分严重，上写成下，左写成右，东一句，西一段，张冠李戴······借用一下唐代补注《素问》的王冰的话说，就是：“······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是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本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阀。重“合经”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效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因为古籍的残缺不全以及错简混乱，又因为人们不敢问难于经典，不去严格的考证参校，造成了后代将错就错的理解和妄加发挥，导致学人无法掌握和运用。乃至于到了金元时期，人们不得不借助王冰的“运气七篇”理论，重新开创了一套时方理论。
对于汉唐古医籍的整理，我们认为，应当以现存的《针灸甲乙经》、《脉经》、《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五脏辅行诀用药法要》、《千金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小品方》等经典为中心，相互参校其内容，从而修正错字错简。
同时，要提炼古经典的理论内涵，进行归纳总结，找出其理论的框架结构，对每一本书的内容，进行系统归类，重新整理，各书彼此参证，进行修正补充。
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传统古经方医学，得以振兴。
注：本文转载“汉传中医师承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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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12-28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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