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几亿人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天大的事。

国际观察

基辛格是我最佩服的政治家之一,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战略思想，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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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粮食危机的核心内因和外因
　　
　　李昌平
　　
　　在十几亿人的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始终都是天大的事。
　　
　　　　很多人讨论粮食安全问题，还局限在粮食够不够吃的层面，其实，未来中国的粮食危机并不在于粮食增产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速度。
　　
　　　　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和潜力，足够养活16亿人，甚至更多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增长了两倍多，粮食产量也增长了两倍多。未来的数十年，中国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5.5亿，但中国通过农业技术进步、土地整理、土地改良、装备农业等措施，再增加3亿人的粮食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16亿人，人均800斤算，8亿亩“吨粮田”就足够中国人吃饭了。
　　
　　　　至于农民素质问题、城市化占地问题、水质和水利问题、土地板结问题、水土流失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是可以克服和弥补的，笔者认为下面两个问题才是未来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因素。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内因：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瓦解
　　
　　　　未来的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另一是逐步废除既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
　　
　　　　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是“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粮食安全的角度看，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利于发挥村民集体优势，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二是有利于发挥家庭经营优势，增加土地单位面积产出，并且以粮食生产为主（因为家庭粮食自给份额较大）；三是有利于发展合作农业和集体农业，在不减少农产品产量的同时，把更多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最近30年，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和农村流出，而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在不断增长，充分证明了我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对保障粮食等农产品安全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都是非常有效的。未来数十年，坚持这个基本经济制度，对增加粮食等农产品产量和促进城市化、工业化依然有重要意义。例如，河北东光县古树于村，2008年3月成立了资金互助社，每户出资500元入社。互助社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集中团购农资，平均一亩地肥料便宜150元/年（两季）。互助社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农户承包地向互助社流转，将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互助社成立前，农户之间有零星的土地流转，350元/亩。现在流转给互助社，底价500元/亩，若年底付钱，按“500元/亩＋利息或分红”的价格结算。不到两年时间，全村165户、760亩耕地入社，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经过互助社水利重建和土地整理，耕地变成了890亩，增加了130亩。互助社购置了大型农机具，全村85％的劳动力离开土地经商办厂或外出打工。不仅粮食产量增长了25％，全村人均纯收入也由4000多元增长到了9000多元，此外，互助社两年积累40多万元。全国农村只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不变，走东光古树于村互助合作之路（不考虑其他因素），我国粮食产量在5－10年内再增长10%－20％，应该不成问题。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农村改革，总的趋势是虚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各级政府一直在鼓励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各种要素，发展资本集团主导的现代农业。资本集团兼并农民土地，主导农业现代化，不仅不会“以粮为纲”，甚至最不愿意生产的就是粮食。即使愿意生产粮食，大资本农业的单位面积产量也会大大降低——我国小农的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比美国农业组织高20％以上。
　　
　　　　未来的中国要应对粮食危机，在农业制度上存在两个选项：一是继续坚持既有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扶持小农合作，发展合作农业；另一是逐步废除既有农村基本经济制度，鼓励和扶持资本下乡整合农村和农业，由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选择前者，有增产20％的潜力，有利于应对粮食危机；选择后者，有减产20％的可能，不利于应对粮食危机。当下的中国，扶持资本集团主导农业现代化的主张明显占有主导地位，这才是危及未来粮食安全最主要的内因。说句人人都能明白的大实话，如果资本主导未来农业，农业资本要想收益最大化，符合资本本性的最简单办法就是制造粮食等农产品的安全危机。所以，对于十几亿人口、且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中国而言，选择资本主导农业实际上就等于选择了粮食安全危机。
　　
　　　　未来粮食危机最主要的外因：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
　　
　　　　《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土地、粮食（农产品）、石油、美元、汇率、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等都高度关联了，“农产品武器化”的威力倍增，围绕“食物安全”的“战争”将成为国家之间的最常规“战争”，几乎无时不在进行中。粮食等“食物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权安全问题。
　　
　　　　自古以来，粮食等主要农产品都是商人囤积居奇的投机品。垄断粮食等农产品，既可以牟取暴利，也可以控制人或害人。所以，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这就是“粮食武器化”最经典的表述。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正是根据基辛格“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战略思想，制定了“粮食武器化战略”，在多个方面做了充分准备。
　　
　　　　首先，是种子革命。西方利用杂交/基因等技术进行的种子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产量，更重要的是消灭他国生产者自有的种子资源，并形成对其商品种子的永久性依赖。一旦一国的种子依赖他国或被他国控制了，粮食等农产品安全、甚至食物主权就无从谈起了。这方面美国深谋远虑。我国在加入WTO以来的几年间，不仅大豆极其产业基本上美国化了、广西玉米种子正在加速美国化和转基因化，连东北玉米种子也快美国化了，棉花种子约20％左右的份额也被美国种子占领了，每年以10％的速度扩大，并且还在向水稻、小麦、土豆等品种扩大战果。这比1840年代鸦片输入中国的速度不知快多少倍，也不知危险多少倍！
　　
　　　　其次，制定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侵占市场份额，控制定价权。农产品价格有暴涨暴跌的特性，只要控制了某种农产品一定量的市场份额，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定价权。某种农产品10％的份额如果被某个资本集团或国家控制了，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使该农产品市场价格暴涨50％或者暴跌50％、甚至更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农产品短缺有价格暴涨所致的安全危机，农产品过剩也会有价格暴跌所致的安全危机。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在进行“种子革命”的同时，一方面通过主导全球农产品标准和贸易规则的制定，另一方面始终坚持高补贴农业政策，其战略意图非常明确，即时刻都准备着最大限度地占有并控制他国农产品（包括种子）的市场份额和产业，最大限度控制农产品定价权。我国大豆及其产业被美国资本集团全面控制的事实足以证明西方“粮食武器化战略”的成功。
　　
　　　　第三，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已基本完成了“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部署。2005年8月，小布什签署了《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国政府补贴政策作用下，粮食等农产品可以用于生产汽油了。2005年的石油价格在每桶40美元左右时，很多人就此认为用粮食生产能源没有效益（石油价格每桶65－70美元时，粮食生产能源才可盈利），靠政府大额补贴的生物能源产业化是不可持续的。可在2007－2008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石油价格从40多美元涨到了147美元，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汽油变得现实且大有可为。
　　
　　　　一部汽车一天要吃掉一个人半年的口粮。随着生物能源产业化时代的到来，不仅粮食，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都存在危机（因为土地是有限的）。不仅粮食可以“武器化”，几乎所有主要农产品都可以“武器化”。《2005国家能源政策法案》将全球粮食安全危机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此，土地、粮食（农产品）、石油、美元、汇率、农产品现货和期货市场等都高度关联了，“农产品武器化”的威力倍增，围绕“食物安全”的“战争”将成为国家之间的最常规“战争”，几乎无时不在进行中。粮食等“食物安全”问题不再仅仅是个农业问题，而是上升为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权安全问题。
　　
　　　　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研究和应用
　　
　　　　今天的中国，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只会埋头开车。
　　
　　　　在内，一定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发展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民合作农业和村民新集体农业；对外，一定要吸取大豆及其产业全面沦陷的惨痛教训，对西方国家主导的WTO框架下的农业谈判，要从维护国民食物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绝不能让步，切不可过度开放，甚至糊里糊涂地开放。
　　
　　　　中国人很善良和光明磊落，不仅不重视食物主权安全的战略研究和应用，更不重视“农产品武器化”的战略研究和应用，甚至对“全球农产品武器化趋势”视而不见或嗤之以鼻。在讨论粮食危机和制定粮食安全战略上，数十年趴在低层次、低水平上老生常谈。正因为如此，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才悄无声息地瓦解，种子美国化、大豆及其产业美国化才毫无抵抗地被侵入。甚至很多主流精英分子以破坏保障粮食安全和国家转型安全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为改革，以“引狼入室”为开放。
　　
　　　　今天的中国，要高度重视食物主权安全和农产品武器化战略的研究和应用。没有战略眼光，就是井底之蛙；没有战略规划和实施，就只会埋头开车。在当下，以战略视角全面检讨国内农业基本经济制度、农产品经营和产业化制度、农资生产经营制度、农产品战略储备制度和国际（WTO框架下的）主要农产品标准（包括种子）、贸易规则、资本准入政策等，显得尤其紧迫。在内，一定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不动摇，大力发展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农民合作农业和村民新集体农业；对外，一定要吸取大豆及其产业全面沦陷的惨痛教训，对西方国家主导的WTO框架下的农业谈判，要从维护国民食物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大局出发，绝不能让步，切不可过度开放，甚至糊里糊涂地开放。已经糊里糊涂开放了的，要坚决回收（如转基因种子准入）。千万不能再出现第二个大豆了。如果再出现第二个大豆，中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政权安全也将受到严重威胁，势必会陷入被他人牵住鼻子改革的困境。
　　
　　　　为了中华民族的食物主权安全和中国国家安全，建议尽快成立相关战略研究机构和战略决策部门。
　　

国际观察

美科学家在孟山都引入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令人类绝种的新型病原体作者：冷眼向洋看世界
来源
http://hexinbbs.blog.163.com/blog/static/16191030020112284759838/


美科学家在孟山都引入中国的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令人类绝种的新型病原体  2011-03-02 09:03:12|  分类： 默认分类|字号 订阅
附注：
美国生物公司和中国某些转基因推广者长期声称转基因是安全的。实际上，转基因作物的可怕之处在于其隐伏危害的长期性和不确定性。
2011年2月11日，美国退役的军方科学家胡伯Huber博士给美国农业部长维尔萨克写信，指出：最近在转基因作物中发现一种新的病原体，是导致动物绝种（不孕或流产）的根源。联想到多年前在中国就已经出现的“杀精玉米”，以及先玉335玉米造成老鼠退化等现象，这一情况有必要引起中国有关方面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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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2月中旬，美国《农场与牧场自由联盟》（Farm and Ranch Freedom）网站发布一条消息，标题为：《研究者：草甘膦终结者除草剂或抗草甘膦作物可能是动物流产与不育的根源》。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一位美国科学家最近写给美国农业部长的一封信。这位美国科学家名叫顿-M-胡伯(Don.M.Huber)，他是美国高级土壤学科学家、农业部国家植物疾病恢复系统（NPDES）协调员、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退休上校。胡伯博士过去40年一直在专业机构和军事机构担任科学家，帮助对防备包括细菌战和疾病暴发在内的自然和人为生物威胁进行评估。


尊敬的维尔萨克部长：
        由植物和动物高级科学家组成的小组最近提请我注意他们在电子显微镜下发现的一种病原体，它们看来对植物与动物的健康，以及可能亦对人类健康，造成显着影响。基于对有关数据的审查，这种新近发现的生物体在抗孟山都草甘磷“终结者”除草剂（RR）转基因大豆和玉米中普遍、非常严重，且浓度非常高，提出可能与抗草甘磷转基因作物的基因或更可能与草甘膦除草剂的存在联系。这种微生物看来是科学上的新发现！
        这是高度敏感的信息，可能导致美国大豆和玉米出口市场的崩溃，并造成国内食品和饲料供应重大混乱。另一方面，这种新的生物体可能是已经造成的重大损害的罪魁祸首（见下文）。我和我的同事，因此将我们的调查加快谨慎进行，同时寻求美国农业部和其他机构协助查明病原体的来源、发病率、影响以及补救措施。
        我们在这个早期阶段及时向美国农业部通知这些调查结果，特别是由于您延迟决定对抗草甘磷转基因苜蓿的批准。当然，如果孟山都草甘磷“终结者”除草剂转基因（RR）的基因，或者草甘膦除草剂（Roundup）本身是这一病原体的推动因素或协作因素，那么这样的批准可能是一场灾难。
        根据目前的证据，这个时候合理的行动是将放松管制推迟到有足够数据证明这种病原体与孟山都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种植系统无关，如果确实无关的话。
        在过去的40年里，我一直在专业的和军事机构担任科学家，它们对防备包括细菌战和疾病暴发在内的自然和人为生物威胁组织有关的评估。根据我的这种经验，我相信面对的来自这种病原体的威胁是独特的以及高风险状态的。通俗地说，它应该被视为紧急情况。


        这种前所未知的生物体，只有在电子显微镜（放大36,000 X倍）下才能够见到，它的尺寸近似等于一个中等大小的病毒。它能够自我复制，似乎是一种微型--真菌类--生物。如果这样的话，这将是被识别出来的第一个这样的显微真菌菌。有强烈的证据表明，这种传染性的病原体既导致植物的疾病，也会导致哺乳动物的疾病，这极其罕见。






      在孟山都抗草甘膦除草剂转基因大豆饲料与转基因玉米中，在饲料加工蒸馏器的饲料中、在发酵了的饲料产品中、在猪的胃中残渣中，在猪与牛的胎盘中。感染了两种已经普遍存在两种疾病的转基因大豆与转基因玉米中这种生物体很多，它们是大豆中的猝死综合症（SDS）以及玉米的戈斯枯萎病（and Goss’ wilt），导致减产、降低农民收入。在SDS（腐皮镰刀菌）的真菌病原体中也发现有这种病原体。
       实验室试验证实这种微生物经历自然流产和不孕症种类繁多牲畜中存在。在进行研究的初步结果也得以在临床中重现这样的流产。这些病原体有可能解释美国的牛、奶牛、猪和马养殖中过去数年不断上升的不孕和自然流产的原因。最近的一些报告提出小母牛不孕症超过20％，牛的自然流产则高达45％以上。
        例如，喂食小麦的1000头怀孕的母牛有450头发生自然流产。同一时期，同一牛群喂食干草的另外1000头母牛则没有任何流产的情况。喂食怀孕母牛的小麦中确认有高浓度的上述病原体，它们种植时治理野草中使用了草甘膦除草剂。
        总之，鉴于抗草甘磷作物检测出了高浓度的这种新的动物病原体，它与植物和动物疾病的关联性，已经达到流行病比率的程度，我们要求美国农业部参与一项多机构的调查，并且立即暂停对抗除草剂转基因作物的控制放松，直至草甘膦除草剂和/或抗草甘膦转基因作物与它们对农作物和畜牧生产和人类健康构成威胁的因果关系可以排除为止。
        迫切需要研究草甘膦的使用的副作用是否可能促进了这种病原体的生长，或允许它们对植物和动物宿主造成更大的削弱性伤害。有良好的记录证明草甘膦促进土壤中病原体的发展以及知道它与40多种植物疾病的增加有牵连；它通过螯合对植物维持生命必须的营养物，破坏了植物的防御系统；从而也降低了动物对饲料营养素的生物利用度，这反过来又可以导致动物机能失调。为了正确地评估这些因素，我们要求查阅美国农业部有关的数据。
        我本人对植物的病原体已经进行了50多年研究。我们现在看到一个植物和动物疾病和病症日益严重的前所未有的趋势。这种病原体可能对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有所帮助。它值得立即关注和投入大量资源，以避免我们的关键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发生普遍性的崩溃。
诚挚的，
上校（退休）顿·M·胡伯
（美国）普渡大学名誉教授
APS协调员，美国农业部国家植物疾病恢复系统（NPDES）


信件原文：
Dear Secretary Vilsack:


A team of senior plant and animal scientists have recently brought to my attention the discovery of an electron microscopic pathogen that appears to significantly impact the health of plants, animals, and probably human beings. Based on a review of the data, it is widespread, very serious, and is in much higher concentrations in Roundup Ready (RR) soybeans and corn—suggesting a link with the RR gene or more likely the presence of Roundup.  This organismappears NEW to science!


        This is high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that could result in a collapse of US soy and corn export markets and significant disruption of domestic food and feed supplie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new organism may already be responsible for significant harm (see below). My colleagues and I are therefore moving our investigation forward with speed and discretion, and seek assistance from the USDA and other entities to identify the pathogen’s source, prevalence,implications, and remedies.


        We are informing the USDA of our findings at this early stage, specifically due to your pending decision regarding approval of RR alfalfa. Naturally, if either the RR gene or Roundup itself is a promoter or co-factor of this pathogen, then such approval could be a calam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evidence, the only reasonable action at this time would be to delay deregulation at least until sufficient data has exonerated the RR system, if it does.


        For the past 40 years, I have been a scientist in the professional and military agencies that evaluate and prepare for natural and manmade biological threats, including germ warfare and disease outbreaks. Based on this experience, I believe the threat we are facing from this pathogen is unique and of a high risk status. In layman’s terms, it should be treated as an emergency.


        A diverse set of researchers working on this problem have contributed various pieces of the puzzle, which together presents the following disturbing scenario: Unique Physical Properties


        This previously unknown organism is only visible under an electron microscope (36,000X), with an approximate size range equal to a medium size virus. It is able to reproduce and appears to be a micro-fungal-like organism. If so, it would be the first such micro-fungus ever identified.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is infectious agent promotes diseases of both plants and mammals, which is very rare.

        It is found in high concentrations in Roundup Ready soybean meal and corn, distillers meal, fermentation feed products, pig stomach contents, and pig and cattle placentas.


        The organism is prolific in plants infected with two pervasive diseases that are driving down yields and farmer income—sudden death syndrome (SDS) in soy, and Goss’ wilt in corn. The pathogen is also found in the fungal causative agent of SDS (Fusarium solani fsp glycines).


        Laboratory tests have confirmed the presence of this organism in a wide variety of livestock that have experienced spontaneous abortions and infertility. Preliminary results from ongoing research have also been able to reproduce abortions in a clinical setting.


        The pathogen may explain the escalating frequency of infertility and spontaneous abortion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in US cattle, dairy, swine, and horse operations. These include recent reports of infertility rates in dairy heifers of over 20%, and spontaneous abortions in cattle as high as 45%.


        For example, 450 of 1,000 pregnant heifers fed wheatlege experienced spontaneous abortions. Over the same period, another 1,000 heifers from the same herd that were raised on hay had no abortions. High concentrations of the pathogen were confirmed on the wheatlege, which likely had been under weed management using glyphosate.


        In summary, because of the high titer of this new animal pathogen in Roundup Ready crop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plant and animal diseases that are reaching epidemic proportions, we request USDA’s participation in a multi-agency investigation, and an immediate moratorium on the deregulation of RR crops until the causal/predisposing relationship with glyphosate and/or RR plants can be ruled out as a threat to crop and animal production and human health.


        It is urgent to examine whether the side-effects of glyphosate use may have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this pathogen, or allowed it to cause greater harm to weakened plant and animal hosts. It is well-documented that glyphosate promotes soil pathogens and is already implicated with the increase of more than 40 plant diseases; it dismantles plant defenses by chelating vital nutrients; and it reduces the bioavailability of nutrients in feed, which in turn can cause animal disorders. To properly evaluate these factors, we request access to the relevant USDA data.


        I have studied plant pathogens for more than 50 years. We are now seeing an unprecedented trend of increasing plant and animal diseases and disorders. This pathogen may be instrumental to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this problem. It deserves immediate attention with significant resources to avoid a general collapse of our critical agricultural infrastructure.


Sincerely,


COL (Ret.) Don M. Huber
Emeritus Professor, Purdue University
APS Coordinator, USDA National Plant Disease Recovery System (NPDRS)

    （原文地址：http://farmandranchfreedom.org/gmo-miscarriages）

消灭dailudang

）“目前市场销售的圣女果、小黄瓜等并非转基因食品”，这一媒体报道的消息无疑让喜欢上述瓜果的人们松了口气。但回头想想社会公众对各色蔬菜水果及食品的“转基因焦虑”，其产生与蔓延耐人深思。

    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关于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从专家学者的理论探讨到市井百姓的街谈巷议，无不时有涉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范围之广、舆论关注度之高，实属罕见。究其原因，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尚无定论固然是重要因素，而过于稀缺的官方信息和权威发布，无疑又加深了公众的顾虑和担忧。

    按照农科院相关专家的解释，此前坊间流传的“圣女果、大个儿彩椒、小南瓜、小黄瓜”转基因食品名单并不准确，个头小是天生的基因差异，辣椒、玉米等有不同颜色，也是天然存在的遗传基因差异，并非转基因的结果。一度紧张不已，原来是一场虚惊。

    作为个人，固然要反省自己关于转基因的知识储备不够、科学素养匮乏，但显然不应将“转基因焦虑”都归因于此。很长时间以来，国内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食品的状况如何，有关部门一直语焉不详，相关信息也付之阙如。历经大大小小的食品安全事件后，每有风吹草动，公众便“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看似可笑，也是自我保护的无奈之举。

    公开透明是谣言和小道消息最好的“粉碎机”。在围绕转基因食品安全的争议尚未尘埃落定的背景下，要化解普遍存在的“转基因焦虑症”，及时权威的信息披露是最好的选择。反之，当信息闭塞，人们要作判断又无所凭依的时候，盲从轻信便不可避免。

    客观而言，有关部门和权威专家此番针对转基因问题的发声，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人们长期以来的关切，有助于打消公众的焦虑。但也要看到，这次信息披露是媒体“求证”的结果，而非官方主动发布，发布的内容也很有限，离消费者的心理期待仍有不小的距离。由此观之，“小黄瓜”虽然正了名，但相关反思却不该停止，相关行业产业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更不能就此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