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广场舞与两代人的“时代病”

huangrunlin

深壹度：“奇葩”广场舞与两代人的“时代病”_大公网
http://news.takungpao.com/special/shyd103/

“奇葩”广场舞与两代人的“时代病”
2014-06-16 第103期
0人




责任编辑

小婧关注

广场舞，对大妈来说不仅是健身方式，更是一种归属感和怀旧体验。

    广场舞原是大妈们锻炼身体、放松心情的方式，但现在，它在行为人与他者的演绎中逐渐被“妖魔化”：大妈们越挫越勇，不断占领“新高地”；反对者们在网络上愈骂愈凶，抵制方法推陈出新且层出不穷。

    大妈们委屈加抱怨，对其不满的年轻人蔑视又无奈，这两方的“拉锯战”谁能先让步？谁能先停止？殊不知，这一切都源于两代人的“时代病”。

拿什么阻止你？中国广场舞大妈！

如今，除了社区广场，广场舞大妈“征服世界”已经不能再算作是“新闻”了。泼粪、放狗、鸣枪，即使再难以忍受大妈们的广场舞，也不该用这种“极端”方式对待长辈。我们要维护自身权益，她们亦然。

44

中国广场舞大妈“占领世界”

继“攻占”法国卢浮宫、美国公园之外，大妈们在国内也“上演”了火车版、地铁口版，和连《华尔街日报》都“关注”的高速路版广场舞。中国大妈广场舞的关注度如此之高，让年轻一代纷纷感叹中国大妈“好奇葩”，其“噪音公害”、不给高考生“让路”等行为，更是遭到无数口水飞沫，各种抵制方法也层出不穷：现场打弹弓、泼大粪者有之；放藏獒，开枪者亦有之。

无论物业、城管还是警察，或“激进”的抵制，似乎都无法送走“热爱舞蹈”的广场舞大妈们。网友纷纷感叹：“大妈们，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们(跳舞)了。”

好事一桩，怎变“灾难”？

据媒体报道，5月27日，澳大利亚悉尼市长到访广州“花城广场”，对“广场舞”很欣赏，表示要“引进”它丰富市民的生活。的确，一大早广场上、公园里，退休大爷大妈们成群结队打打太极、跳跳交谊，锻炼身体又怡情怡性，别人看着也赏心悦目。

但如今，广场舞似乎变成了一种流行病，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只要有广场、有空地，都少不了伴着音乐翩翩起舞大妈们的身影。大妈们跳的舞多种多样，有传统的挥舞绸缎扇子的民俗跳法，也有伴随流行歌曲和Rap起舞的舞步。而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今天重复几次的《最炫民族风》和号称“黑压压一大片僵尸袭来”的“佳木斯舞步”，伴奏音乐声音之大，穿透力之强，完全让你听不见《新闻联播》主播在说什么，八点档连续剧也成了“默片”。

据统计，中国约有1亿人在跳广场舞，大部分是中老年退休的女性。除了强身健体，为什么如此多的大妈们钟情于高音喇叭伴奏的广场舞？又是什么引发了网络中如潮水般“一边倒”的对抗？

大妈为何钟情广场舞？

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大型公开集体舞蹈的参与者从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所以各种“广场舞”不是仅仅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

44

忠字舞是“文革”时一种狂热地表示对毛泽东忠心、忠诚的一种集体舞蹈。游行时的忠字舞方阵动辄成百上千人，前后相连可达上万人、队伍逶迤数里，同时载歌载舞前进，有时竟持续十多里路、好几个小时。它有点类似1980年代、1990年代的中老年健身舞，动作近似广播体操，简单易学。图为1967年群众在火车站站台上大跳忠字舞。摄影/蒋少武。

从广场舞中得到归属感和集体身份

英国著名的颇为高端的《经济学人》（Economist）杂志有一篇名为《拯救中国跳舞大妈》的报道，文中说，在中国大量的人，尤其是大龄女性，在城市公共场所跳舞越来越常见。早上跟傍晚，她们开着扬声器，在公园里或者广场上练习跳舞，谈天说地，还带点炫耀的成分。

中国社会日趋老龄化，人老了之后该干什么？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大妈跳舞，除了身体锻炼之外，也在满足其他一些需要，比如归属感。老一代人多属“单位人”，在退休之后发自本能地觉得自己需要归属于一个群体，被人关注，被人需要，被人关心。在广场舞中，她们不仅兴趣相投，更重要的是结成了一个集体。

大妈为何爱“大声”？

“震天”的音响、“通俗”的音乐、领舞响亮的口号、整齐划一的服装或道具，起舞之前挺得倍儿直的腰，大妈们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浑身都散发着荣誉与自感豪。舞蹈参与者从广场舞的小团体中获得了仪式感，并借此获得集体身份。

至于不顾及别人感受的高声讲话、响亮的音乐，那也是他们所经历的时代，给她们留下的后遗症——简称“时代病”。参与集体舞的大妈年纪多在50岁以上，虽然生活在城镇里，她们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整个中国仍是农业社会，或者说有强烈的农业社会生活气息。农业时代、乡村社会，那时“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联络基本靠吼”，粗声大嗓门也是自然现象。

“文革”年代，家家有广播，到处是高音喇叭，“最新指示”或通知要反复播送，大分贝的“又红又专”的歌声时时响起，哪管你是睡着了，还是生病了要静养？集体主义年代一切以集体为先，像现在“你的行为侵犯了我的利益”这种情况是绝对不会发生。

广场舞的“前世今生”

其实，广场舞并非现代社区的必然产物，广场舞之风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90年代就已兴起。只是那时的广场舞为“交际舞”、“迪斯科”。1980年春天，就有一群年轻人在圆明园公开跳迪斯科。

再往前追溯，“广场舞”不仅是娱乐和艺术，而是组织资源和动员工具。1940年代陕北的“新秧歌运动”就是“广场舞”的滥觞。那时“为战争，为生产及教育服务”的秧歌“群歌竞作，弥日不绝”，这种乡间集会自发舞蹈，被变造成社会再组织的工具。1960-1970年，中国特色“广场舞”的动员意义被放大到最大极限。文革时代的中国“革命群众”们在广场上、大街上乃至乡村的禾场上跳“忠字舞”，以表现对革命及领袖的忠诚。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生长在不同时代的人群虽个体不同，但多多少少会印下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骨子里透着那个时代的气息。比如，不浪费粮食、爱管“闲事”、踏实认真、喜荣誉好面子、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即使时代变迁，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旧时的年轻人、现在的中老年人，行为处事中还会残存着她们拼搏、热血沸腾的那个年代的习惯，或好或坏，都展现在后辈的眼前。

大妈们有“时代病”，年轻人也有！

广场舞大妈们的“时代病”，是因为她们处在中国经济不发达，以农业生产为主的集体主义社会。这个时代注重统一和群体的力量，个人利益往往被忽视。

44

    泼粪、放狗、鸣枪，即使再难以忍受大妈们的广场舞，也不该用这种“极端”方式对待长辈。我们要维护自身权益，她们亦然。

时代变迁，个人利益抬头

时代在发展，社会从物质到精神都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合住的大院儿搬进了独门独户的楼房，从“亲如邻里”变为“见面不识”，从“大局为重”到“你侵犯了我的权益”！

要说广场舞大妈们的“时代病”(社会后遗症)，是因为她们处在是中国尚在由农业(乡土)社会、“政治(或礼教)挂帅”而忽视个体权利的社会。而在现在，公私领域分明、尊重个体与他人权利、法治严明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所以，什么时候施工队不能打桩，商店不能用高分贝喇叭在门前促销，汽车不准在城区鸣喇叭等都进入了城市有噪声管理法规。生长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我防卫、自我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每个人都有独立的空间，广场舞的“噪音”自然成为难以容忍的“秒杀”对象。

在武汉，粪便从天而降；在北京，有人朝天鸣猎枪，甚至放出藏獒驱赶广场舞大妈。对于这些新闻，网络上一片“欢呼叫好”，年轻一辈们好似“打了场胜仗”。

她们“无知”，我们“暴戾”又“软弱”！

5月25日晚上，广西北海市一名青年男子与家人发生争吵后，迁怒广场上跳舞者太吵影响了他的情绪，一怒之下将3名跳舞者用刀砍伤。在笔者看来，泼粪、鸣枪、放狗，这样的抵制方法已经过分，更不要说伤人。年轻人总是说老人跟不上时代、品位差、素质不高，在这个“新新社会”里显得无知、落伍。但这些评价、网络的骂战、过激的“抵制”方式，是否也太“暴戾”了些？

老一辈勤劳、勤俭，无私奉献，年轻时工作再苦再累，也能照顾好老人和几个孩子，这些对于新一代年轻人来是难以企及的，以致于她们进入了中老年，还得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孙辈。对于她们的付出，作为子女一辈的我们“享受”的理所当然；而对于她们的“时代病”，我们眼中的种种陋习，却难以容忍，妄加指责。

的确，我们的时代有也着鲜明的“时代病”。除了暴戾，还有软弱。老人摔倒，没人去扶；男童遭车碾轧，路人近在咫尺选择忽视；招远麦当劳惨案，亲历者众多，无人敢上前制止。保护好自己在这个时代无可厚非，但在道德层面我们却总是缺了一角。5月31日，高三男孩公交车上勇斗歹徒，身负重伤保全众人，这个孩子也成为由“沉默的大多数”建构成的“新社会”中的“英雄楷模”。

要说“素质”不高、观念陈旧，是大妈那个年代人的“时代病”；那么只关心自己、动辄责备他人，就是年轻人的“时代病”。若是回到大妈们年轻时的那个年代，在生命攸关，需要人帮助的事情面前，不假思索挺身而出的人应该会更多吧！

      生活在这个时代，父辈人应该尊重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在我们指摘他人的同时，也应时时反观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