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看俄国作家维克多-卡拉什尼科夫的《不可思议的古文明》系列。看得好感慨。

    原来各民族都有将本民族族源追溯得光辉久远，与辉煌的古文明拉关系的冲动。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从我们的邻居韩国人那里感受到的：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也是我们的。还以为这只是韩国人的特殊情怀。但在这个系列图书里，作者也忍不住在讲古代民族的时候，把俄罗斯人的祖先认定为古代特洛伊人。

    于是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反思：那么中国人自己在写历史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以这样的虚荣心来追溯我们的祖源？比如说黄帝、炎帝、尧舜禹？

    很快，我反现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被作者回答了——而且是毫不客气地把那些没有被历史出土文物“完全”证明的历史溯源看作是“传说”，炎帝和黄帝当然不算，“中国人自己计算国家历史一般从公元前4千纪开始。那时候，首领盘庚就将自己的族人由北方带入了黄河谷地。在这里，他建造了一座大城市，取名为商。从此，国家和朝代便称为商。”（2——158页）。而在介绍中国人对世界之初的想象时，他选用了源自战国的篷莱传说。而在第三部《英雄史话与魔法探秘》中，则直接忽略了中国。

    好吧，是我想多了，人家本来就是自以为是欧洲文明传统下的俄罗斯人。

    但是，把这三本书作为了解西方文人历史与世界人文意识形态的材料也未尝不可。它们恰恰说明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文明在西方人视角中的意义，也描绘出西方人观念中的世界图景和对世界的态度。

    与我所了解的中国作家不同，西方人普遍拥有从前我国人所拥有的“天朝上国”的优越感。中国人的这种优越感，在近代被彻底摧毁了，至少在知识界，如果有哪位作者在以世界为边界回顾某个历史问题的时候，如果不能了解到相应的西方的成果，那绝对是个丑闻，标志着作者的孤陋寡闻。但是这位俄罗斯作者显然没有这个压力，他自信说到了古代欧洲、古代中亚西亚、古代美洲，间或提一提东亚、南亚，就已经大致描绘出世界文化历史的全貌了。

    这让我想起从早以前看BBC纪录片时的感觉。在说到被西方人以为荒无一人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居住的罗布人时，说“首次发现”。这是个有很强视角的词，也是很有话语倾向的词。试想，罗布人世世代代居住在那里，周围和他们互换货物进行交流的人也早就知道他们的存在。所以“发现”，只适用于之前不知道这里生活着人类，并且很主观地以为这里没人的那些人。中国的传统话语很少有这样的视角，比如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匈奴以西有个大月氏，后来知道了，也并没有说“（天朝人）发现了大月氏”，而是说“大月氏国在匈奴以西”。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说明西方人在了解世界时在对未知的预设前提与中国人是不同的。中国人是在了解对方的同时，就赋予了与对方平等的人文价值认可；而西方人在了解时，只是以纯认识主体对认识客体的方式进行，不包含人文价值的赋予。

    在这种态度之下，由话语所建构的历史差异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历史”这个词，有多重所指：一是指在过去某个特定空间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存在过的真实事物。二是指被人类用一切方法包括出土物品、历史文献、著述所指称出的过去。三是有意无意地用当下的自以为的“历史观”去建构出来的“所谓”过去。

    因此，克罗齐一语切中肯綮：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所以，当中国的商朝还不被西方主流学界承认的时候，国内学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扼腕长叹，转而去找出土文物，来证明夏商周真的存在过，想用事实说服他们；别一种是全盘接受，认为西方人就是犀利，一眼看穿中国古人的慌言。其实都是没有了解到这一点：客观认识必须要有意义为指向。海德格尔建议人们“不仅要知道问题之所问，还要知道问题何所问？”就是要让人们看到，所有的认识都必然有前提，有动因，这个动因不仅产生问题，而且推动回答问题的动力。而西方主流历史话语并没有追溯中国古人早期国家形态起源的充分动力，“你家祖宗几时建国，与我何干？”

    于是在这套书的第一册《世界之初与魔法秘境》中，为了证明人类文明起源比现存认定的时代更为久远时，竟提到了北京周口店就不足为怪了，因为他这样说到：“1933年，德国冯-魏登赖希博士在中国首都北京附近的周口店进行古生物学调查时，发现了三万年前的古人类残骸。这一发现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生存范围，而且提出了一些尚无答案的问题。在一处还发现了一具欧洲男人、一具美拉尼西亚热带妇人和一具极北少女的残骸。是什么把这些原本天各一方的居民会聚到周口店的呢？”

    《不可议的古文明》系列[俄]维克多-卡拉什尼科夫著，傅文宝译，陕西出版集团，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