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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才是当今中国的最好出路（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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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才是
当今中国的最好出路
第一章
新民主主义是什么
曾经的新民主主义产生历史背景
先说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压根就是自来形成的，老牌资本主义帝国都是自己发展起来的，韩国、日本、新加坡、台湾地区那是在有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自己再跟着西方走建立起来的，包括中国也是跟着西方走才建立起类似西方的资本主义，而共产主义是人为制造，然后付诸实践，俄国布尔什维克侥幸借一战很顺利的就掌了权，但是建设社会主义，他心里就没底了，搞过新经济政策，但时间不等人，那是苏联被全世界敌视，想保卫自己就要有枪有工业基础，斯大林就靠集体化饿死大批农民搞工业积累，靠肃反消灭反对他的人。
中共呢，没苏共那么幸运轻而易举的就掌握政权，人家苏共曾经当过合法政党，中共刚建立那会，苏联被全球敌视，除了国民党有求苏联，容了共产党，共产党没处发展，借了国民党大树风光了一阵，国民党要投靠英美，又把共产党踹了，共产党一度靠苏联靠共产国际熬了几年，直到抗战开始，可毛泽东上位之后，他整个把共产党的模仿苏联的路线方针逐渐按中国国情改造，尤其是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包括军事斗争思想，完全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国情来改变运作思路，这其实就是最早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可以这么说，中共能执政到今天就在于它这个政党就是一直摸索着前进，只不过有的时候勇敢，有的时候怯懦，甚至毫无章法，毛泽东思想让中共有了选民基础——广大穷苦人也就是农民工人，而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快速夺取全国政权，为了尽可能争取朋友把少数敌人孤立，创造出来的主义，有点想学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列宁那个时候同期比较，还是比较符合国情，可是中国也面临了全球孤立，新民主主义随着向苏联一边倒之后放弃了，接下来就是向苏联学习工业跃进，而苏联帝国国土广阔，人口密度小，就那样苏联农业集体化还饿死了几百万人，中国那小的可怜的人均耕地，死人就更不可避免了，苏联模式在大跃进之后在中国就破产了，而赫鲁晓夫也在同期把斯大林的神话戳破了，中共也彻底懵了，毕竟新民主主义被抛弃了之后学苏联搞工业化基本失败了，新的道路怎么选，之前的错误该怎么清算，从大跃进失败后一直到文革结束，其实十几年内乱起源就是这个问题。
新民主主义在当今中国的可行性
文革后，能和邓小平抗衡的人物都打到了，中美是盟友，中国成了西方阵营的朋友，跟谁好向谁学，第二次摸着石头过河开始了，89年苏东剧变，中国当时有点蒙，但是中共打江山不像苏共靠侥幸，中共当时的改革未损及工农利益，所以中共没倒，苏共不行，本来赫鲁晓夫那会苏共有可能改革，可惜赫鲁晓夫没有邓小平那么绝对权威，赫鲁晓夫在党内民主制度安排下走人了，随后苏共干脆就不改了，苏共高层的团结相反把苏共断送了，而文革前后的党内高层斗争，意外的为中共随之而来的三十年改革扫清了道路，再接着说中共熬过了89，邓小平坚定的继续搞市场经济，中共挺住了，国际孤立忍了一段时间，顺利加入了世贸，终于熬到财大气粗，世界刮目相看，这三十年奉行的主义，其实理论核心就是一切向西方学习主义。
08年金融危机，欧美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也快走不下去了，中国三十年改革积累了巨大的矛盾，除了普世派倡导的西方政治改革路径没学，其它都学了，问题是西方普世自己也有危机了，而且细看普世那些理论，对于解决中国目前大部分主要问题要不是驴唇不对马嘴，要不就是开远期支票。
最后还是要学习当年创立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的思路，真真切切把中国国情看明白，况且创立毛泽东思想那会经济和政治等社会科学理论不丰富，社会主义刚刚萌芽，资本主义当年也是危机重重，中国自己也根本没搞过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匮乏导致毛泽东思想和新民主主义作为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理论比较初级，可如今不一样了，西方对于资本主义的研究浩瀚如海，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认识眼界更加开阔了，最重要的是建国60周年也是中国人60年现代化的亲身实践，我们自己就有数不清的案例样本供讨论供摸索。
如果我们坚持不折腾，就像毛泽东建国前敢于发动农民靠新民主主义争取自由民主派不听苏联的话学习夺取政权，我们敢于在当今这个时代了解中国特色的前提下批判的向西方学习，我们一定会走出新的民主现代化道路，至于本文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与之前的新民主主义版本是否一致，这个就不重要了。
新民主主义的优点
新民主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笼络人心，它不激进，它体现了政治基本准则，那就是取悦选民获得合法性。它的理论核心就体现在五星红旗的设计上，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颗小五角星代表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看看如今的社会，不还是这四个阶级吗？只不过农民占比降低，其他三个阶级占比大幅提升，名称对不上的就是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谁，不就是如今方兴未艾的中产阶级——白领、金领、专业人士、个体工商户，小企业主吗？新民主主义当时用来争取民心，尤其是争取那些被国民党内战政策逼疯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一度用过，很快就放弃了，如今新民主主义在当今的国情之下，却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和国情是如何对照的，我将在下文娓娓道来。
新民主主义还要指导外交方针，也就是处世之道也要与时俱进，毛主席那套关起门来，自己斗争自己寻找出路的已经彻底行不通。邓小平聪明之处在于，想成功不能破衣烂裤，靠我是流氓我怕谁来出人头地，权贵是斯文流氓，但以流氓对斯文流氓，斯文流氓既有钱有武力还比你优雅，抱他大腿的人比抱你流氓大腿的人多，肯定不成功，要穿上西装，举止得体，内心不断地设计阴招陷害权贵，但还是笑呵呵的与权贵交往，赚权贵的钱，利用权贵之间的矛盾让他们内讧，而自己和对权贵不满的人站在一起，用从权贵那里赚来的钱收买他们，卧薪尝胆，憋口气力争超过权贵、消灭权贵对手。
共产党改革开放后就是走这条不与外国为敌，而是多交朋友，少树立敌人，让自己成为权贵一部分，从而有人来巴结你，壮大你的势力，胜过权贵，但有个问题是，你是不是真以为自己是权贵了？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初为什么改革开放了？你就是为了让自己致富，但是依旧和第三世界站在一起吗？现在跟西方人和美国人接触多了，有些飘飘然，想做G2。把自己看成上等人了是吧，把伊斯兰世界看成恐怖分子，恨不得把黑非洲一脚踢开是吧？伪装太久，演戏太逼真，自己成为角色本身，这种趋势非常危险，共产党不能忘了不仅国内依旧不平等缺少正义公平，国际社会还是极度不平等缺少正义公平，共产党在国际社会不能忘记第三世界穷哥们。
新民主义也不仅仅是简单回到毛泽东时代那个新民主主义，斗争思路的灵活性回到新民主主义，而治国框架，尤其是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要按如今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新民主主义创立时，无论国共还是当年的民主党派他们都是遵循的前提就是西方（包括俄国）一切都值得我们学习模仿，而中国原有的制度和文化统统要抛弃，可如今看来苏联搞得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失败了，说明社会主义需要检讨，而资本主义到了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也要检讨，既然西方的两大主义都该检讨，那我们中国就应该来一个新的主义，所以主义必须要新，以区别西方的主义，而民主主义在西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打这个旗，那我们的民主主义必须要和他们区别开来，这也是新民主主义的框架要有新内容。
中西历史看中国在公私领域的得失
从大历史看传统中国帝国社会稳定，很大原因在于儒家的家族伦理塑造，使得家族宗族共进退减缓社会发展的冲击，使得社会大动乱往往几百年来一次，而深度的社会改革来的很慢，也许鸦片战争不来，中国可以缓慢进入市场经济，或者类似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制度，但是西方对世界各地的武力干涉，中国的帝国发展战略摸索已经不能靠一直以来的无为而治，自然而然的演化了，尤其是西方的强大的公共领域建设导致国家竞争力的迅速提升，让中国这种家庭散漫原子（现代西方是个人成了社会原子，而中国古代家族宗族是社会原子）。
先是鸦片战争不敌小小的英国，甲午战争直接败给公共领域建设比我们强大的日本，他们国家的海军打败了李鸿章的私人海军，日本在财政破产前打败了公共领域建设很差的俄国，从而一跃成为东亚强国。
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是怎么回事，那就是整个国家有钱，法定税率相比西方其实较低，官员数目其实很少，那是因为税率低，公共领域建设少，最多是大河治理，赈灾，家庭宗族解决成员扶困，子女抚养教育，看病治病等能解决的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出面，甚至有地方豪强崛起充当自治领袖，只要不挑战皇帝和官僚，不太压迫所领导的百姓就没问题，唯一的后患是以德治官，但是官员监督很难到位，基层官员上下其手的机会很多，有新富崛起，不良官员会敲一笔，或者勾结本地豪强，所以贪污不可避免，但是民间财富的增长一般可以接纳这种贪污，毕竟官员总数少，王朝倾覆一般是王朝本身面临异族入侵或大灾导致流民太多造反，或者王朝财政支出过大增加税负，这时贪污的官员成了激起民变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传统中华帝国，一直的问题是公共财政不可持续，与私人领域最终形成冲突。传统中国家庭血缘是宗教，所以基督教、伊斯兰教，或者新教，天主教等类似宗教冲突在中国一直没有，没有什么信仰冲突，就是像基督徒林语堂所说就是中国人讲究生活艺术，好好生活比什么都强。
因此中国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打倒礼教打倒孔家店，是为了尽可能让人摆脱家庭，投身公共领域建设，在公共领域可以与西方抗衡，最单纯的就是军事竞争要抵抗住西方列强，尤其是当时的近邻日本，共产党靠严格的组织纪律，也就是为公为党的奉献精神超过了当时普遍为私而奋斗的国民党员，崇尚生活的中国人也开始有西方人的信仰斗争，信仰的改变导致个人愿意脱离家庭束缚为公共事业，比如救国，比如为党，比如为公共工程（大坝，卫星导弹等），中国的公共领域国际竞争力迅速赶上西方列强，在朝鲜和美国打个平手也办到了。
信仰斗争只有气质温和的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才有，而信仰斗争通过蔓延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党组织扩散到整个社会，当时一个家庭分别加入国共的非常普遍，造成家庭成员冲突非常激烈，况且文学作品也很乐意以此为话题展开。这样的信仰斗争越发激烈，到了文革一发不可收拾，传统礼教的核心家庭价值观和个人信仰冲突在文革之前虽然激烈，但还不至于水火不容的境地（与家庭成员划清界限，揭发亲属），文革不成功是必然的，中国千年的家庭为核心的礼教，能是你才一百多年的马列主义能改变得了的吗？不可否认的是如今被深刻受西方影响大力抨击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才是促进中国公共领域快速发展，使得中国建立起良好的现代公共服务文化，其中中共最为彻底，一度要彻底灭私为公，而国民党的为公精神也是深受列宁斯大林熏陶的蒋经国手里完善起来（当时国民党党员受西方教育，但是蒋经国治党采取的是斯大林的秘密特务体制，但是台湾民主改革前的国民党一直是有强烈的列宁主义政党色彩，因此国民党当时的清廉也是拜共产主义所赐）
文革之后，信仰斗争彻底放弃，私人领域复活，而为公的信仰慢慢衰落，掌握公共领域的人开始关注个人，关注家族利益，所以腐败大面积散播是自然的，这也有趣的是中国喊腐败严重二十多年，居然没因腐败发生动乱，那是因为民众财富增长能容的下腐败分子分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毛时代的人口大生产，让传统家族文化继承了下来，七大姑八大姨的都能沾上点家族中在公共机构握有权力人的光，中国国家机器壮大，官员数巨大（有的人拿古代官民比例来害臊如今政府，这么比没意义，上面提过，古代没啥公共服务，不需要那么多官员，最可比的是西方，论人头我们还是较多，但是西方的官员工资和工作成本支出我们比不了，为了起诉一个人，能把一个县的财政搞垮了，中国能吗？中国国家机器巨型化，导致很多人能借到光，这还是政府和事业单位，别忘了企业的崛起是公共领域的重大特色改变，家庭作坊规模以上，个人老板顾及不到，产生委托代理，雇用非血缘亲属，尤其是大中型，甚至巨型的私企，外企，都导致公的产生，而这些领域腐败也很高，只不过技巧高超，不会像共党的直属机构里的人那么赤裸裸，那么更激起民愤，但是在西方法律定义这都是贪污。这么广阔的看，中国腐败的受益面很广，所以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或大或小的即得利益者。还有官员贪污不能简单看做是个人主义蔓延，实际上，玩很多女人，公款高消费这个是官员纯个人得益，有些腐败官员情妇不多，甚至就一个或没有，也没高消费，但是老婆孩子大把捞钱非常普遍，亲戚借光走后门拉工程和普遍，这和西方那种比尔盖茨的姐夫还是小中产，不借超级富豪的光形成鲜明对比，而且没有文革时那种揭发亲属的“大公无私”行为了，老婆孩子借光已经天经地义，甚至老婆孩子逼着老公去贪污去谋私，女性地位提升也让老婆话语权提高，控制家庭财政权，甚至老公管的公共金库也归她了，作为回报对于老公的情妇，也就是小妾也可以不闻不问，只要老公还是为了这个家能继续给家里捞钱，有趣的是情妇也借靠山的光积极为自己的家庭谋福利，而不仅仅是进个人腰包。
西方公共领域无限扩大化带来的失败
西方现代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基于忽视家庭，资本主义之前那是捍卫宗教和别的宗教开打，或者把自己交给上帝，信仰第一，所以西方法律对多元信仰和谐非常重视，因为他们信仰非常不和谐，就像我门说建设和谐社会，那是咱们社会不和谐。
他们的家族文化一直不如我们重视的强烈，哪怕到了现代他们侧重小家庭夫妻温馨，喜欢孩子多生孩子，不喜欢就是夫妻二人世界，而中国家庭侧重过日子，生活伴侣，现在也有了西方家庭文化特色，尤其是大城市独生子女夫妻，有点这个苗头，但这是很少数。
西方最牛的是公，我之前文章说过企业，政府效率比我们都强很多，就连咱们津津乐道羡慕的西方非政府组织也是公，公共领域发达，法治跟不上决不行，所以他们法制建设很好很出色。但是公太强，扭曲了私，私人生活一团糟，失业，得病，精神出问题都去找公，个人自由，朋友不能干涉你的事，家庭解体家庭成员不搞互相救济，那你就去找政府，政府说，我收你税才办事，你说你收我税必须经我同意，其民主代议政体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西方对征税非常重视，每个细节都不能忽略，为了缴税，额外养活一帮税务会计师，为了处理个人与社会或他人之间的是再养一帮律师，所以西方与中国还有一个区别就是我们和政府是利益单向输送，西方是你把钱不是全给政府，还给靠帮你处理政府事务赚钱的人，其实这些钱你还是没留到自己腰包。至于津津乐道的国外发达非政府组织，它其实也是公不是私，组织是靠宗旨来吸引人，比如你的爱好、兴趣、志向，再靠组织纪律和经费维系，也就是大家其实还是同志不是亲人，亲人是无原则的爱和包容，是无所禁忌，非政府组织可不行，你必须按组织的宗旨原则办事，大家凑在一起靠的是彼此讲原则。因此非政府组织作为一个有效率的民众组织形式，优胜政府固然可取，有助于科技和文化的发展，但是不能替代家庭血缘，甚至地位要次于家庭血缘。
再说西方的公强私弱文化导致了公共领域不断扩大，民主代议政体靠民众同意缴税反过来促进了公共服务扩大，最后渐渐的政府收不抵支，政府又不操控企业，除了征税印钞票没别的来钱道，也不敢动富人的钱，一个是富人可以操控部分政客，另一个怕杀富户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是富人也有人权啊，讲人权法治的西方不能这么干，当前西方的债务危机根源是公强私弱，私求助公，民主体制让公在合法合民意的情况下扩大，最后无法为继。再一次指出西方所谓藏富于民，他们的藏富其实是藏给资本家了，既没藏给政府也没藏给民众，民众靠选票靠民主可以分政府的钱，政府的钱哪里来还是从老百姓头上拿钱，羊毛出在羊身上，但是钱在民众之间怎么分，就看各阶层各行业的的利益集团代表彼此斗争技巧了，大家都想着从本集团少抽税，政府多给些油水，而老百姓想从企业这种专制体系内拿资本家的钱是很困难的，那里不讲民主讲股权大小，讲权力集中。西方很多为民众利益的争取往往走向给企业给利益集团输送利益，这是西方民主虚伪的本质。
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精英为何喜欢战争，这就是公共领域无限扩大化的恶果，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精英要不就投身商界，商界是什么体制，不是民主是专制，要不就是个人独裁（完全私有）要不就是贵族垄断（股份制中的职业经理人），根本就不是民主的地方，喜欢集权是精英的天然本性，至于政治精英通过选战上台看起来很民主，那也只是表面上对内民主，确切的说是通过民主，把人民用不同的利益集团切割，分而治之，把一些集团化作自己的基本盘，对内民主更多的是合纵连横，多耍政治手腕，可是对外事务，因大部分国民根本就不熟悉（旅游侨居做客人只占少数而且对那些国家没有对祖国那么深厚的感情），这就让政客们借用信息不对称，实现对外事务领域的专制，所以很奇特的是英法美都很喜欢对外干涉，美国最喜欢，美国一旦放弃了孤立主义，战争就没停过，尤其是美国联邦体制，导致总统和国务卿只有对外事务有很大的灵活性，再配合基督教特有的传教冲动和白人本身的好斗基因，这几个国家常常主动挑起战争，对内操纵媒体煽动民意，对外专制强横，简直就是所欺负国家的皇帝，甚至是上帝，想想民主国家除了罗斯福新政那种重大国内变革，才能通过变换大格局展现领袖风范，其他时候管理国内事务往往就是修修补补的太平首相，唯有把军队送到另一个国家，推翻其政权，重新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才能彰显总统首相本人是个可以写进历史的伟大人物，所以西方最强的那几个国家的政客们蠢蠢欲动喜好发动战争则是必然选择，德国、日本例外，那是因为二者都是罪孽深重的二战败将，德国因国内强大的和平主义势力以及承担欧洲整合的核心，所以对外战争不感兴趣。而日本本身仍被美军占领，亚洲各国对其有很大戒心，所以不敢对外发动战争。但仍不能忽视两国的政客仍有很强的对外干涉野心，比如德国借人权议题，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都是在对外事务上跃跃欲试。至于民主国家的老百姓，对于战争其实很狂热，他们之中相当一部分才不热爱和平有人道精神，美军士兵大量都是少数族裔和垃圾白人，他们可都是美国犯罪率高发族群。
未来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框架，根据中国国情和西方经验来看，我认为应该是以党治国，以法治强，以礼安民，以文化统战东亚。
以党治国，就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过党来整合大陆精英，管理精英，从而领导国家，继续完成国家的组织化建设，数目字管理，从而实现国强民富，避免中国被西方势力肢解，推动国家成为一流强国。
以法治强，把法治的重点放在如何用法律和规章制度抓不守规矩的精英，如何防止精英为非作歹，如何压制住那些胆子大的人铤而走险干坏事，如何激励精英通过努力创新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激励精英为民为国出力服务。中国应该重点加强经济和金融法律，管住垄断国企、资本家和金融业，教育制度进行改革，配合知识产权法，让知识精英安心学术和科技，改革党章，党章内实现党内分派——政府派和社会派，用党章保障两派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防止政府官员的权力滥用，也让部分党员走向社会走群众路线。
以礼安民就是，虽然有法律威慑，但更多的用新礼教约束民众，延续中国注重道德教化管理百姓的政治传统，以德治官治精英已经失败，必须用现代政党和现代法律来治官治精英，但是对于亿万百姓则不要用政党动员来束缚，不要用太过无情的法律惩戒，用家庭，用社区氛围，乡土温情安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注重民众自治自救，不要学西方一边为了博选民一笑，彻底放纵民众人性，黄赌毒随便人民玩，另一方面严刑峻法，把底层百姓好多都送到牢里去了。
以文化统战东亚，就是要勇于建立中国的文化范式，像古代汉唐那样，用文化深刻影响周边国家，重新成为东亚中心主导国，面对西化彻底且有独立意识的台湾，还有建立西式民主的日韩，我们在经济统合的同时，用文化出击，按满清广修庙的思路，以及中国文化一直以来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大大方方的称赞他们的民主进步，在国内文化宣传上将日韩台当前的思想文化也当作我们大陆人民的精神财富来宣传，加深彼此理解，就如同满清到处给西藏喇嘛建庙宇，我们的文化要以包容取胜，淡化主义冲突，淡化民族冲突，提倡有容乃大，美国把全世界的故事都拿过来讲，这个气魄我们曾经有，现在没有了，将来还是要重新树立这种意识，日本和韩国还经常拿中国大陆文化说事呢，我们怎么倒是小家子气，像个受气小媳妇似地呢，既然他们的现代化路径积累的经验我们一直学习，当做东方文化面对现代化问题的典范，我们更应该把他们的故事用各种文艺形式讲出来，丰富我们主导的东方文化体系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