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保守主义学者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出版的《分道扬镳的社会：1960—2010年美国白人的状况》 (Coming Apart: 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 ，指出美国社会不仅贫富严重分化，而且在文化和社会行为上也分道扬镳。穷人和富人不仅仅收入差距天上地下，而且不再拥有共同的文化认同。他们从事不同的娱乐和运动，吃不同的食品，遵循着不同的婚姻模式，教育孩子的方法大异其趣，甚至干脆居住在不同的地方。他的新著不仅再次论证美国社会分化日益取决于个人智商，更突出披露了在白人内部，智商相对低下的蓝领阶层正在美国传统的四大美德──工作勤奋、家庭忠诚、社会责任和宗教信仰──不断退步，未受良好教育的蓝领白人不仅工作伦理下降，而且离婚率高企，婚外生子泛滥，宗教信仰和社会参与都显著弱化。反而是高智商高教育的精英阶层，维持了美国传统的勤奋、家庭完整和社会责任。
　　美国这种现象非常严重恰恰是美国令人骄傲令中国普世派羡慕无比的普世价值中的自由主义所造成，弱肉强势的自由使得社会竞争失败者日益沉沦，他们婚姻不稳定，吸毒、放弃信仰坚持，从而与社会梳理，不仅无法为社会做贡献，甚至自身难保，美国目前不是中产阶级天堂，而是令中国知识分子羡慕的“智识中产阶级”（蓝领中产阶级不在其中）天堂，凭借高学历高智商在自由法治的社会氛围中，贪婪的金融投资可以让脑力在市场上的经济价值不断增加，智商与社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强。而高智商者彼此通婚，借着智商的高遗传率（40-80%）使得其家族世代可以保有世袭的中高社会地位，一个社会选择了自由市场经济，则必然有这种社会现象产生，也必然可以最大化促进国民财富总体增加，这其实是好事，可是穷人不仅没了财富更重要的是没了道德没了生活的积极意义，
　　所以说中下阶层作为社会财富竞争的必然失败者，或许可以利用国家进行基本的财富调节，但不可能彻彻底底的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或许在其心灵安慰，生活幸福感方面下更多的功夫，也就是自由竞争必然不可避免有大多数人做分母，那不妨让分母们生活愉快，避免分母们堕落沉沦，因此在社会治安、稳定家庭、关注穷人心理，关注穷人子女，关注穷人健康，关注社区温馨亲情建设这些方面实现“以礼安民”，这个“民”更多的就是指中下阶层的小老百姓，民众既需要基本的、甚至是冠冕堂皇的所谓公民尊严，更需要的是礼的关怀，更需要的是不能把其简单的看做一个“选民”一个民主社会“公民”，而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所谓法治这么程序化机械化的制度迫不得已千万不要施加在中下阶层百姓身上，对于极易落入生活困境的中下阶层百姓来说，无情的法律只能让其本来就徘徊在寡廉鲜耻的悬崖边上，轻轻一推，就让其这辈子有了案底，甚至成为孔子所说的，“无耻”。
　　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看看90年代以来中国中下阶层民众的堕落，几千万下岗工人，有多少人去卖身卖笑，配偶厚着脸皮拉皮条，小企业主求生艰难铤而走险，昧着良心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安全食品，某些地方黄赌毒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现象了，湘西山村里的集体卖淫，红灯区里洗头房的小姐和隔壁修车小伙打情骂俏，重庆一度简直是黑社会的天下，人打死了都没人管，如果严刑峻法，想必中国的监牢将立刻爆满，这还不算到处贪污受贿拿人恩惠的要在监狱外排着队坐牢。
　　如果我们加强家庭价值观建设，亲人之间互相帮助一下，失业了给困难的亲人一碗饭吃一张床睡，尤其是亲情的安慰和鼓励。如果我们加强师德教育，别把老师当成服务生，当成打工仔，或许老师在孩子心目中当做亲生父母，有些孩子人生困惑羞于对父母启齿但可以向老师倾述寻求解脱，老师得到尊敬或许更有动力去关心挽救那些很有可能失足的少男少女。那些遍布外来打工者的街道居委会可以行动起来，关注街道商户孩子们是否在车来车往的马路边玩耍，关注街道上是否有小姐在洗头房内哭泣。还有我们多提倡学雷锋，少讲什么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自我奋斗的个人主义；政府扶持广泛的同乡会，恢复历史悠久的同乡会馆制度，在劳改制度里，允许宗教、宗族、同乡会、等其他社会组织为失足者提供情感安慰。如果夫妻关系和谐，让夫妻不要因工作天各一方，可以减少很多娼妓，减少很多一夜情，自然可以减少很多艾滋病等传染病的传播，如果扶持中医，向全民提倡中医的保健养生，或许公共医疗资源不会那么紧张。
　　总之以礼安民才是最有效避免当今美国困境的最好方式，不知那些畅谈司法独立和法治主义的人，有什么方子替美国人解决这个智商低下的又丧失美国人四大美德的阶层依靠司法独立，靠民主选票，靠三权分立重拾四大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