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理这几年数次公开呼吁改革，可是雷声大雨点小，总是没有大力度改革出来，这个原因很值得分析，

       改革为何遇到困境

       要说中国是专制政府，改革开放大力度改革有人说很多是自下而上，可细细分析，只能说有人自作主张试点，初步获得成功，最后获得中央认可，然后全面铺开，中国前两轮改革都是在官方控制的舆论下，鼓噪宣传，借由当时的政治强人全力推行，那个时候基本无任何市场化媒体，民众对官方喉舌比较信任，也不会怀疑中央的改革动机，民众对于可能的改革对个人利益的受损也不会算得很明白，因此民意对改革普遍支持，那个时候因政治强人在，各级党政官员和体制外的精英没什么特别多财产收入，最多就是个人的乌纱帽和社会地位，况且政府内部信息不公开，内部国家机器暴力执法没人管，中央强人一声令下，官员和精英情不情愿也不敢违背强人意志，反对改革打入冷宫还算轻的，严重的抓你的把柄下狱。

       进入2000年以后，互联网的兴起，国门的放开，70、80后中产阶级大规模兴起，强人退出政治舞台，利益集团做大并日渐受到尊重人权和程序的法律保护，社会也变得宽容，支持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都宽容，支持改革的人有的是尝到改革甜头还想继续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或受益改革的少数体制外中产，反对改革可能还是这帮人，既得利益集团反对改革损害他们的不合理的既得利益，从改革受益中的那部分体制外中产反对激烈改革让他们的利益不稳定，比如囤积房产的部分体制外中产是不希望房价大幅下跌的，无论有没有原罪的富豪们对改革也是疑虑，或担心原罪被清算，或担心改革失控引发社会混乱，他们所支持的改革仅限于保障他们财富继续增长，还有广大的在改革开放中利益受损，或者没吃到肉只喝到汤的工农群众、准中产，没机会贪污的体制内中产、大部分没积累到满意财富的体制外中产们，对改革意兴阑珊，也没有明确的想法，就希望杀杀贪污腐败，降降物价，看病既便宜又方便，关注的普遍是温饱小康层次的民生，也就是重标不重本，对改革的宏大意义根本就不在意，就像我曾经所作的建国后的阶级分析一样，这些阶级是最近三十年改革主要的折腾对象，改革已经把他们折腾的很惨了，他们明白改革是好的，但是他们还知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他们的宿命，既然改不改自己都这惨样，何必去凑这热闹呢。他们之中唯有准中产等不起，没房没钱没老婆，逼急了他们会走向革命，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些人一样，可是他们只有血性，没有智慧。

       改革没有共识，是改革动不起来的直接原因。

       党和城市中产阶级结盟才能找到改革共识

       为什么胡温的改革多在农村或落后地区城市推行？？那是因为那边是如今市场化媒体和新兴中产，权贵豪富不关注的地区，那里对于这些争夺改革主导权的城市中产、权贵、体制内中产来说，油水少，与切身利益不相关。现在中国改革真正的生死存亡的是大中城市，例如高房价催生一批新地主，创造新型的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层矛盾，大资本家大国企，外资企业抢夺城市集聚的财富，包括土地、市场、产业资源，并以城市为基地争夺落后地区工农们手里并不掌握的矿产、市场和土地资源，除非是涉及当地工人相关的国企，为了反抗私有化，工人们会奋力一搏，或者生活环境污染了，他们闹一闹，除此之外，那就是城市权贵如何与落后地区官员合谋，既促进当地经济给官员政绩长脸，另一方面完成城市权贵的财富积累，当地的工农只管就业是不太关心当地的财富外流，最多也就是反抗环境污染。所以说胡温解决好工农的民生，剩下的就是经济发达地区中产们和权贵两者之间怎么分蛋糕，怎么分享政治权力的斗争，现在城市中产弱小的很，还不愿意和工农结盟，还不信任党，结果被权贵和体制内中产们逼到死角了。

       因此面向工农的的改革阻力最小，最容易取得成绩，还能保证中国全局不乱，成本小收益大，可惜的就是不容易获得声誉，城市的新兴中产阶级利用媒体发出自己不满的声音，而公知们则通过对新兴中产阶级在媒体上用所谓的专家身份解读，夹带私活，使城市中产阶级对党日益痛恨，目前要说党和群众之间的紧张关系，其实最主要最广泛的恰恰是党和城市中产阶级的矛盾。

       或许这次改革应该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胡温已经成功稳住了农村，稳住了老少边穷地区，该是向最难改革也最不喜欢共产党的城市进军了，第一次是解放战争全国获胜，第二次是80年代农村改革之后开始的90年代城市改革，前两次都是牺牲了巨大农村资源，第一次是是农民军人的流血牺牲，随后而来的利用农村生产剩余促进城市工业化，第二次是城市搞私有化改革后，对农村实行黄老政策，利用进城农民工的血汗铸就城市变成超级暴发户，对城市来说，第一次进城工人受益，中产倒霉，第二次进城工人倒霉，中产分化，中产有吃到肉（创业者、做金领的，还有体制内中产），有只是喝道汤（准中产，及广大的体制外中产）的，第一次进城中产还是敌视共产党，第二次因为中产分钱不均，还是继续骂共产党，工人们和农民工也对党严重不满。

       第三次进城意义就不一样了，应该实行中产和工农的政治联盟，让党走向社会，让中产成为党的有力支持者，让入城工农真正成为城市一员来迅速扩大城市中产人数，给予其尊严和民主权利，让原有的城市中产经济负担减轻，获得更多自由，开放城市精英上升通道，利用公平社会政策，利用法治威慑和自由竞争，给中产和工农平等的上升机会，把其中的人才引入现有的城市精英阶层，从而对现有的城市精英进行清理，最终在城市实现和谐的共同富裕。让城市作为中国的主要经济引擎继续高速运转。

媒体是阻碍改革共识形成罪魁祸首

       社会宽容了，大家都可以对改革畅所欲言，中央高层也愿意尊重各方言论和意见，但是反对改革的人力量做大了，中央高层就显得弱小了，自身缺乏民意支持的状态下，中央高层期望的改革根本无法推出，比如广为人知的政令不出中南海，比如中央姗姗来迟的房价严厉调控。可是在市场化横扫一切的今天，发声大的都是有钱人，要不就是影响媒体的权贵，要不就是媒体亲睐的中产阶级和准中产，尤其是80后。

       目前中国媒体，走市场化道路，为了广告收入，要获得商家广告投资，也必须把商家喜欢的城市中产阶级作为主要读者群，70、80后年轻有活力，接受了大量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向往西方生活，普遍崇洋媚外，但是思想仍不成熟，尤其是80后，年轻气盛，社会阅历少，很容易受会文笔优美的情怀党迷惑，比如韩寒，比如龙应台，感性多于理性，天真与市侩并存，当今的媒体“不了解左右却妄断左右，不懂历史却妄扯历史，”媒体遍地都是消费主义（追时尚追星追绯闻人物）、犬儒主义（想革命还没胆子）、教条主义（伟大的自由、民主、人权啊），让中产阶级的阅读趣味日渐小资日渐软弱，日渐庸俗，中产阶级应该成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应该是改革的执行者，这样确保改革有技术含量，确保改革不盲目，确保改革保持审慎的理性。这样才能避免权贵资本主义和民粹主义在中国生根发芽，可是媒体一边吃权贵一边吃读者，两边通吃，媒体人自身就腐败堕落，肮脏不堪，以这种德性如何能成为社会的公义良知，还想成为无冕之王？公知们彼此还文人相倾，孤芳自赏，如何能对民间汹涌的舆情暗流放低姿态做细致入微观察和思考，从而给中产指出可行的道路，而不是“看见路边摊饮食一定要大惊小怪，看见乞讨儿童就建议把他们父母抓起来哪怕饿死孩子（见某些公知博客）。一受委屈就要移民，坚信一切问题包括意外怀孕都是体制问题、体制问题还是体制问题，复读机一样”。

       80后进入三十岁，有家有口以后，心就不会那么飘了，也不会忽左忽右了，他们慢慢心情沉淀下来，该知道柴米油盐不易，人生没那么简单，所以目前有相当一部分70、80后，（更多是70后）已经开始走中间路线，凭丰富学识和个人阅历驳斥媒体的盎惑煽动，比如最近几年对南方系的批判，除纯毛左外，就有很理性的中产阶级中间派的中肯批评，还有最近的对财新批评铁路高价采购问题，“忘情”网友有理有据的批评，体现了专业领域人士对问题全面深刻的认识，远比肤浅的媒体更让读者信服。现在网络上理智清醒的文章越来越多，可惜媒体的阵地不给这些作者壮大的机会。

       温总理的数次政改呼吁，到了媒体那里就成了夹带私活的改革，比如卖掉国企，比如公民社会，比如督促共产党赶快放权，要不就说搞宪政，搞司法独立，这些概念假大空，无操作可行性，更重要的是离提高民众权利尊严和富裕水平这个题目太远，（有多少人会打官司呢？恐怕惹官非的人还是比例很低吧，司法独立和多大比例群众有关系呢，如果有关系，共产党肯定屁颠屁颠就搞司法独立了），况且改革攻坚遇到难打的老虎，温总理提出众人诺诺，一人谔谔；谁能说实话我就听谁的，可是媒体都在讲空话卖私货，不说事关国民未来整体去向的大实话，媒体的喧嚣掩盖了中产阶级的真实声音，目前的媒体仅仅是迎合了中产阶级的虚荣心理，这种虚荣既包括物质渴望，也包括了在思想上意图与西方主流观点接轨，谁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普世价值的提倡者呢，其实内心对普世都有保留，也相信普世根本就不普世，好比很多人和洋鬼子笑呵呵做生意，背地里都要骂洋鬼子如何让人讨厌，但是当别人的面要表示自己和洋鬼子关系很好，自己是地球村里的文明人。当今的媒体更多助长了中产阶级的这些表面虚荣，而没有引导中产阶级承担责任，勇于创新，说真的还真不如民国新青年那些媒体鼓舞士气，就是比那个时代媒体人有钱而已。

至于左派，其阵地更多在网络，全是义愤没有理性，根本没有中产阶级群众基础，盎惑口号仅能轻微煽动工农和部分准中产。成不了大器，也提不出什么有技术含量的改革建议。倒是和右派天天吵来吵去，脸红脖子粗的，双方为此浪费了太多媒体资源

越过媒体直接面对中产

       中央的下一步改革，阻力重重的情况下，唯有强大民意支持才能震慑阻碍改革的利益集团割肉放血，但是媒体的浮躁喧嚣其实阻碍了中央跨过既得利益集团直接获得民众支持，官方媒体更是让人误认是满篇谎话，由此中央必须直接与城市中产对话，中央委员以上层面的人应该直接和城市中产面对面交心谈，直接倾听城市中产的心声，明确了解城市改革的真实方向，让自己获得民意支持，从而以此作为新的权力基础胁迫阻碍改革的精英阶层和体制内中产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向改革者屈服，这种沟通过程要原汁原味的呈现给全国所有人民，避免专家教授借信息不透明按自己的意图解释给中产阶级，引发党和中产阶级更多的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