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温通过民生工程，尤其是倾斜农村和工人的政策，稳住了工农阶层，使其不容易被煽动反对政权从而避免改革所必需的秩序稳定，但也像我指出党忽略了最近十年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快速崛起，及该阶层有效的控制了媒体舆论，并借此阵地与党冲突不断。

       中产阶级才是火药桶

       知识分子论及革命时，常跟随西方国家知识分子的论调，认为革命是野心家煽动愚昧民众（都是工农大老粗）采取暴力行为，让国家陷入狂热的革命运动，持此论点者一看就不是亲临革命的人，而是书斋里的人，其实细读中国革命史，工农动员起来其实非常困难，往往涨工资或者打土豪分田地，这些能让短视的工农看到立竿见影好处的时候他们才会加入，但这本身不是革命的目的。革命可不是为了眼前利益斤斤计较，法国老虎总理克里蒙梭认为革命是一大整块，可不是简单的抢劫有产者，细看中国历次运动，党动员农民实际非常困难，全靠当时坚毅不拔的党员百折不挠才完成对农民的动员，而这些党员要不就是创立党的小知识分子以及那些除了会打仗之外没什么具体政治和社会改革目标的老红军和八路军战士组成军人（他们成功的被共产党小知识分子思想控制），那些党内小知识分子才是信仰狂热者，其为信仰无私奉献也让其信仰的主义越来越失控，知识分子才最狂热，普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准中产容易被主义狂热煽动起来，工农大老粗知道自己学识不够，才更会把内心小算盘打得精，很多文革参与者回忆表明，越是城市，越是能言善辩的智识阶层，彼此斗争残酷，武斗更凶狠，红卫兵，尤其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对文革运动参与的更狂热，不仅是肉体甚至在灵魂上攻击他人，工农大老粗直接武斗只伤及肉体，而精神上的摧残，中产阶级则最在行，中国只要放弃全民信教，放弃强制的主义宣传，工农是不会真的愚昧暴烈，可一旦工农被发动起来，谁也阻挡不住，连发动工农的革命者自己都会感到害怕。

       历史上害人的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种族主义，甚至一度失控的共产主义，恰恰都是中产阶级和精英将其变成具体的制度推广实施，工农大老粗能把歧视黑人写进美国宪法，还知道黑人没有选举权，但是其选票可以按固定比率折算记到奴隶主的账上，这也就念过书的人能想得出来。

       现在全球尤其是西方国家之外的中产阶级正在接受普世价值的洗礼，这些中产阶级有了新的狂热信仰，在中国一部分中产阶级在不深刻理解普世价值的情况下，对普世价值非常顶礼膜拜，他们在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上对普世价值陷入的狂热讨论，同时有一小部分中产阶级和少部分工农则成为民族主义狂热信仰者，还有极少数成为极端毛派，这三派构成了如今主义之辩的主要参与者，把网络搞得乌烟瘴气，民族主义和极端左派内部还算团结，普世价值信仰者人数虽多，但是他们对普世价值的理解可不“普世”都按个人喜好理解，所以这一派经常内斗非常激烈，韩寒反对事件就是典型。这些极端主义者把媒体资源浪费了，所有问题变成概念化，不是美分就是五毛，不是带路就是愚昧，媒体资源都被他们把持，任何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任何需要广泛参与平等讨论的重大改革问题都没有机会好好讨论，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汹涌的“民意”，可是“民意”之外的广大工农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相反精明的工农可以借狂热的中产阶级控制的媒体达到自己的目的，少占便宜的就是大病捐款或者讨要薪水，大占便宜的就是让自己拆迁时获得巨额利益（很多农民卖地都是千万富翁了，不知道那些为其呼吁“合理补偿”的小白领看到这个结果该怎么想，他们花高价住进千万富翁卖出的土地上盖的商品房，这些小白领该怎么感慨）。

       中国中产阶级良莠不齐

       中国十年来，房价上涨，地价飞涨、股市的几起几落，创业型企业的股票上市、大量游资热钱涌入中国炒作中国概念，实际上形成了很多靠投机致富的中产阶级，他们或是卖地农民，或是早早进入房市炒作，或者借内幕消息或个人财运买卖股票，他们身价倍增，把与其同时起步的踏踏实实靠技能吃饭的同辈同阶层的人甩到了后面，此外十年快速经济增长，让一些凭市场爆炸获利的企业的职业经理人获得了未经真正市场波动考验的高额薪酬。他们的暴富让中国的中产阶层陷入了整体浮躁，脚踏实地做技术和技能积累的人越来越不安心自己本职工作，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则不能保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堪忧。

       体制内的中产大部分更是混吃等死，要指出的是中国体制内中产虽有走后门的弊端，但是多年过独木桥的公务员考试，以及政府和国企对高学历装潢门面的追求，体制内其实有很多高等教育优才进入，一方面多年以来，公共服务的确越来越人性化质量正在提高，但是这些优才在激励混乱的体制内慢慢放弃追求，或主动染黑或默默无闻，志向丧失，享福不吃苦，使这些曾经的优才工作能力越来越下降，往往能说会道貌似见多识广，但是执行能力差创新力度也差，最终人才严重浪费，相反体制的庇护下享受高待遇，还引发体制内中产被体制外中产敌视，药家鑫被民意枉杀，和其有个体制内的老爸（其实是个小官），不无关系。

       大部分第三世界中产阶级热爱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一直对第三世界中产阶级关爱有加，希望能推广普世价值在其母国发动颜色革命，或者天真的认为这些拥护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能推动母国民主进步，朝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可是大部分这些国家都没跨过中产收入陷阱，我认为，其实这是光看收入数字，而没看到这些中产大部分只是收入徒有其表，还在几年前他们只是农民只是工人，甚至还是琢磨投机取巧的二流子，他们风云际会抓住发财机会成了中产阶层，但不是有思考有智识有独立精神的中产阶层，他们良莠不齐，在母国需要有技术含量的经济增长，经济再次腾飞时，他们露了馅，他们或者只会投机不会做实业，甚至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反对者（体制内中产们）。

       中产阶级和党彼此需要结盟

       所以有些人寄希望于中产阶层慢慢扩大，社会阶层结构越来越合理，社会慢慢进入民主化轨道，实际上除了台湾韩国人口总量少，抓住了自由贸易的机遇期成功的让大部分民众中产化，对于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比如中印两国，能那么按部就班顺利培育起人数比重足够大（绝对人口数巨大）的中产阶层？更何况台湾韩国靠少数几个大产业就能培育出足够的中产阶级，而中印两国则需要全套产业体系才能吸纳足够劳力，通过数目繁多的产业将其中产化，这么多产业崛起，规模庞大，势必与现有的西方国家体系内已成功整合的全套产业体系发生激烈碰撞，西方只是希望中印成为价值链的一部分，而不能支持你为了让你十来亿人口变成中产创建的N多产业把他们N多产业优势灭掉，让西方国家的中产下岗，这不是可能，而是已经发生的严重事实，并深刻影响了西方的选票流向及政治格局。

       共产党也需要真正的中产阶级支持才能长久保证执政地位，我曾经说过中共早期党员“要不就是创立党的小知识分子以及那些除了会打仗之外没什么具体政治和社会改革目标的老红军和八路军战士组成军人（他们成功的被共产党小知识分子思想控制），”，这种党员构成，使早期党员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因其艰苦卓绝奋斗革命（很多军人在革命胜利前生活水准如同乞丐）后，对金钱等物质利益视如粪土，但是看自己人伤亡习惯了，也产生冷漠心，对于敌人“秋天扫落叶般无情”，夹皮沟惨案中，有个老红军出身的官员直白的说，为了革命死点人算什么，在他眼里作为敌人的右派不需要人性关怀，所以那时候中共的行事作风也就非常简单粗暴，文革结束后才缓慢的学会人性化管理，到了胡温时代确立以人为本，但是毛时代提倡提拔工农才干，导致进入改革时代后，物质大大丰富后，这些工农出身但又未经过战争年代的官员在糖衣炮弹面前很快就被打败了，吃相非常难看，这些人恰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当权派，所以中国的腐败非常严重有其阶级构成基础，况且反智主义风气提拔的官员，察言观色见风使舵看透人性，会利用人性完成领导和管理，但普遍无一技之长更没有对人性崇高的认知，这些人施政依旧简单粗放，还非常鄙俗，更无远大志向，中共虽然依旧要看重工农群众基础，更多福利倾斜工农，但党员骨干则不能再工农优先，还是要靠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懂技术尊重人性，中产阶层加入党真心支持党，才能让党更有智慧更有高级施政技巧更能长久执政。

       党如何与中产阶级结盟

       党和中产阶级必须结盟，尤其是体制外中产，体制外中产才是最具改革动力，体制内中产和精英普遍抗拒改革，工农被改革严重伤害过，害怕改革。党要把体制外中产中，正直，有技术，有管理才能有群众威望者引入党内作为党的骨干，并用他们来取代反对改革反对为人民服务的体制内中产。

       体制内中产一部分要从体制内逼走，比如精简政府，还有一部分改变其体制，比如部分国企部分事业单位可以考虑私有化或公开上市，还有一部分要强化管理，比如政府机关严格的公务员纪律约束，财政约束，国有金融单位的党员要加强风险约束，采取党化管理，为党的金融战略服务（操控国内产业精英和对抗国外金融实力，不能再让国有金融体系内的中产光拿高薪不出成绩不担风险了）。

       先拿体制内中产和精英开刀，无论体制内体制外的中产之中，专注技能，专注技术，有真正思考力，有真正独立精神的中产合作，培养正确中产价值观，把当前虚浮的中产阶层用柔性治理手段为具有真正中产价值观的中产阶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化，同时把工农中产化，完成中产阶层壮大，避免美国那种蓝领中产沉沦的局面。

       未来中国的中产价值观要重实干重技术重专业操守，有真本事才有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才爱国，才不会有如今中产的爱慕虚荣互相攀比崇洋媚外，话说第三世界做汉奸卖国贼的恰恰是中产最多，第三世界的中产普遍没骨气，这是因为这些中产不是靠技术吃饭，而是靠八面玲珑吃饭。（这也能解释为何毛时代，知识分子为何爱国心强，那个年代重理工重技术，一旦获得技术突破参与者本身就产生强烈自信，因而也不屑于崇洋媚外，崇洋媚外其实更多基于人自身的不自信）

       不要因为当前中产阶级普遍对党冷嘲热讽，就认为中产阶级真的讨厌党，下定决心解决中产们最在意的住房和收入增长等问题，是能赢得中产阶级的认同，中产阶级也是乌合之众，党走入中产阶级中间可以很快就赢得他们的支持，党还要努力实现工农中产化（面向农民工户籍放开，建公租房，免税等提高收入和尊严），这样党就可以获得更广泛的中产阶级支持，党加强与当今中产阶级的结盟，可能会出现短期的与群众疏离，毕竟别看当前中产大部分也是工农出身，但是出人头地就不是他的中产很多，因此面向工农实现党的领导，有必要加强党走向社会的步伐，让一部分党内精英去领导工会和农会，以工会农会作为其权力奖励同时也加强党和工农联系，避免党中产化的同时忽略工农利益，上世纪90年代党犯过这样的错误。

       我前文也提过将左右边缘化，压缩左右的舆论空间，扶植理性的中产阶级中间派在各类媒体发声，对那些毫无内涵的左右舆论要限制媒体生存，极左极右的公知有必要阻止其发声，现在左右之争，主义之争不仅撕裂社会，公知的恶意引导公众狂热非理性对社会来说非常危险，比如药家鑫案之后的一片喊杀声，王立军事件之后，对王立军的各种流言和诽谤（某些公知在博客内大胆传播各类小道消息，没有实证精神，倒是落井下石显得没有档次，他们其实应该学学那些敌视中国的外国人，如何不失修养的用理性逻辑含蓄攻击中国），有些媒体甚至直接将其定为为酷吏，这么多年我对中国的媒体和公知的修养水准大失所望，南方系干脆直接向庸俗市侩的的香港报纸看齐（香港被大英帝国统治那么多年，怎么没有学学大英帝国的傲慢绅士风范呢？？），到处都是标题党，缺乏媒体人的专业操守，公知讲话最开始听起来还挺有道理，慢慢的贱民底裤露出来，凡是不喜欢的总是怀恨在心，没有勇气反抗就冷嘲热讽辱骂恐吓（鲁迅怎么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为了实现打到的目的，把自己降格与无良党员一个精神层次，公知们只写散文不写论文，大抒情怀没有逻辑，自己不是中国国籍硬说自己是中国公民。中共要在不阻碍媒体自由的原则下，适当灵活改变媒体风气，疏导起正确宣导中产阶级价值观，宣导公民社会，这很难，但是不做的话，可能让媒体煽动起不必要的破坏正常改革秩序的动乱。至少中共要越过媒体直接与中产对话和解，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

       说来说去，中国变化太快，中国的国内格局形势变化太快，党没想到，反对党的人都没想到，双方都找不到北，但这种乱像也说明中国的国情是多复杂，中国改革发展绝不是儿戏，不可意气用事，党要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抱有敬意，也要有十足的耐心，更要全身心的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对于反对党的人我不抱什么期望，就希望他们别老嘲笑中国特色，结果自己打自己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