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道路”的实质是图谋“西藏独立”

朝露晨光

来源：http://info.tibetculture.net/gzxz/zyls/200712/t20071212_297685.htm

“中间道路”论是达赖集团主要是达赖本人为解决所谓“西藏问题”，而竭力鼓吹、兜售的政治主张。近年来，这一论调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在国内也有少数人同情和支持，其欺骗性和消极影响不容忽视。
　　
　　一、“中间道路”论的提出
　　
　　1、“中间道路”溯源
　　
　　“中间道路”也称“中观道路”。“中观”，如世间所说离开侧边，即是中央，因此离开有无等极端，即是中道。持此见解，即为中观。“中观”是佛教中的常用语，以格鲁派为主的藏传佛教一些教派奉行的就是“大乘中观论”。广为人知的是龙树在《中观论颂》中的概括：“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亦称“八不中道”。“八不中道”的结论是“诸法待因缘生”，即佛教常以事物相互间的关系来说明它们生起和变化的依据，其中为事物生起或坏灭主要条件的叫做因，为其辅助条件的叫做缘。这一佛教学说主张对生灭、常断、一异、来去等八个方面都不能执着，如果执着，就等于戏论（不正确的言论），一定要超出戏论，消灭戏论。
　　
　　中观学派的创始人是龙树和提婆。龙树是公元3世纪时南印度人。原是婆罗门学者，后皈依佛教。出家受戒后，传说从一个老比丘那里得到一些大乘经典，由此智慧无碍，撰写了不少发挥大乘经义的论著，有“千部论主”之称。晚年于东南印度的吉祥山自杀身亡。提婆也是3世纪时南印度人，据说原是一位王子。初学婆罗门学说，能言善辩。后随龙树出家为僧。常到中、北印度一带与外道辩论，所向披靡。最后隐居于山村著书立说，被外道暗杀。
　　
　　中观学派创始人的命运令人惋惜，印度佛教也并未因为有一批大师级人物的存在而经久不衰。从公元10世纪末起，由于伊斯兰教国家不断侵入，印度一些佛教圣地先后遭到严重的破坏，佛教受到致命的打击。13世纪初，入侵者把印度仅存的密教中心超戒寺烧毁，以此为标志，佛教在印度本土衰落以至绝踪。
　　
　　2、达赖提出并宣扬“中间道路”的基本过程
　　
　　达赖1998年8月曾表白，他很早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方案”的设想，但当时并没有提出这个概念来，他当时想要表达的是“怎样才能争取到三区统一和实现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
　　
　　1988年之前，西方国家出于对抗前苏联的考虑，对达赖集团一度有所疏远，在公开搞分裂前途不明朗的情况下，达赖1988年4月在印度达兰萨拉会见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时，出于策略调整首次提出要通过“中间道路”来解决所谓“西藏问题”。而“中间道路”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达赖1987年9月21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会上所提出的“五点和平计划”和1988年6月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所提出的“七点新建议”中。
　　
　　1989年至1993年间，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等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国际反华势力再次加大了对达赖集团的支持，在此背景下，达赖在公开言论中不再谈及“中间道路”，改为公开鼓吹“西藏独立”。特别是1989年下半年，国际上掀起一股反华浊流时，达赖一时兴高采烈，预言“五年之内西藏独立会实现。”此后又改口宣称要用十年时间配合西方国家肢解中国，实现“西藏独立”。但是，我国社会稳定，经济继续快速健康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形势的发展让他们失望后，达赖又回到“中间道路”论调上来。1993年8月11日，达赖在印度新德里的记者会上声称，流亡集团将奉行“中间道路”，只要求在西藏实行“高度自治”，而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
　　
　　此后一直到现在，达赖常把“中间道路”挂在嘴边。比如，1999年8月6日，达赖对法新社记者说：“西藏应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和平区，西藏人民应该享有真正自治。”又比如，2002年12月30日，达赖在接受BBC记者采访时说：“我不希望把西藏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中分离出去。”还说，“实际上，我们一直坚持，解决西藏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我们所讲的‘中间道路’（也就是不寻求西藏独立，但在中国主权下寻求真正的自治），这会继续下去。”
　　
　　二、“中间道路”论的内涵及其真实意图
　　
　　按照达赖集团的观点，“中间道路”的涵义是：“在解决西藏问题的过程中，西藏人既不接受西藏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处的地位或状态，也不寻求西藏的主权独立地位，而是取中间路线，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内寻求整个西藏三区施行名副其实的自主自治。”
　　
　　对于“中间道路”，达赖有自己的解释：“西藏当然完全是一个国家，但我寻求的是一种折中的解决办法。必须找到一种公正的、两个民族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争取实现汉藏和谈，如果仍然提出独立问题，和谈就很难了。所以很早我脑子里就一直有这样的念头，即不谋求独立，只争取三区统一和名副其实的高度自治。……”
　　
　　达赖集团的重要人物嘉乐顿珠和桑东对“中间道路”所作的注释，更清楚地说明了其本质：“西藏首先在‘中间道路’下实现大西藏自治，再过20年后，在大西藏范围内举行全民公决，决定西藏的前途。第一步先让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半独立；第二步过渡到‘西藏独立’”。法国记者就“七点新建议”采访达赖弟弟丹增曲杰时，后者认为，这个建议是说服中国人商谈的东西：“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自治将是个起步。”这些都比较清楚地说明了达赖集团搞“中间道路”的真实目的。
　　

朝露晨光

三、“中间道路”是一条“死胡同”
　　
　　“中间道路”的主张是荒谬的，完全是异想天开。每一个懂得一点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不会提出这些非常幼稚的问题。下面，我们简略地对所谓“中间道路”的要点作一分析：
　　
　　1、所谓“大藏区”。按照达赖集团的说法，“大藏区”范围不仅囊括了现今西藏自治区和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四省的10个藏族自治区州和2个藏族自治县，而且把青海省的西宁市、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和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等许多地区也包括进去了，总面积约占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大藏区”论调，实际上是否定基本历史，达到分离中国省份和自治地区的目的。多民族杂居是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以人种、民族划分“区”。以美国而论，它是一个移民国家，最早居民印第安人所占比例极小，多数为欧洲移民后代。此外，还有华侨和中国血统美国籍人（包括藏族等少数民族）、墨西哥人、波多黎各人等。美国由本土四十八个州、一个直属区和阿拉斯加、夏威夷两个州组成，没有什么以人种、民族划分的“区”或“州”。“大藏区”问题，是一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果达赖集团的阴谋得逞，世代居住在上述地区的上千万其它少数民族将被迫背井离乡。这是达赖集团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险恶用心的集中反映。
　　
　　就行政区划而言，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由西藏地方管理的“大藏区”。这些地区都归历代中央政府统一领导的各个所在行政区管理，自元、明、清至中华民国时期都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清朝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中央政府明确了西藏与四川、云南的辖区界线，分别将原由内地管理的贡觉、左贡、芒康、察木多（昌都）、硕板多（洛隆）、桑昂曲（察隅）等地划归西藏管辖，将中甸、阿墩子（德钦）、维西划归云南管辖；巴塘、理塘、康定、德格等地仍归四川管辖。同年会勘了地界，在金沙江以西的宁静山头立界碑，以金沙江为界确定川藏、滇藏界限。1731年，清朝政府又划分驻藏大臣和青海西宁办事大臣的辖区界线，将原来属于蒙古和硕特部管辖的藏北和黄河源以南的七十九族分成两部分，其中三十九族划归西藏（即霍尔三十九族），四十族划归青海（即后来的玉树）。这一措施缓解了各地区藏族上层人士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受到藏族上层人士和平民百姓的衷心拥护。从此，藏区行政区划基本确定下来。
　　
　　想当年达赖统治下的噶厦，连仅有100万人口的旧西藏都管理不好，弄得广大农奴和奴隶食不裹腹、衣不蔽体，如今却大言不惭地想管理什么“大藏区”，真是天方夜谭。搞“大藏区”是假，适应国际反华势力“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是真。
　　
　　2、所谓“高度自治”。中国的历史是汉族和其它兄弟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汉族建立的政权和其它民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属于中国的。公元1279年，薛禅皇帝（忽必烈）统一全中国，其治下有十一个行省，西藏即是其中之一。自此以后，尽管中国经历了几代王朝的更替，多次更换中央政权，但西藏一直处于中央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
　　
　　“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高僧的封号是清朝皇帝赐给的。顺治十年（1653年），顺治皇帝派人册封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赐达赖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册、金印，从此正式确立了达赖喇嘛的封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康熙皇帝册封五世班禅洛桑益西为“班禅额尔德尼”，赐金印、金册，从此正式确立了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福康安、孙士毅、惠龄、和琳等清朝官员拟定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经乾隆皇帝批准后，颁发西藏地方政府遵行。其中第一条对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蒙古和西藏地区活佛及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办法作出了新的规定：“兹大皇帝为弘扬黄教，特颁金瓶。嗣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再由各呼图克图暨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掣签认定。……掣定灵童须以满、汉、藏三种文字书于签牌上，方能公允无弊，众人悦服。……”名为“金瓶掣签”，实质上是清朝中央政府借此维护正常宗教秩序并保持和维护对大活佛认定、管理拥有的最高权力。
　　
　　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御制喇嘛说》中还讲：“盖佛本无生，岂有转世！但使今无转世之呼图克图，则数万番僧无所皈依，不得不如此耳。……然转生之呼毕勒罕出于一族，是乃为私。佛岂有私，故不可不禁，兹予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呼毕勒罕，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置瓶中掣签认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授予意者，或略公矣。”对此，有学者评价道：“清之尊用佛教，绝非本心，视宗教为一种作用，不足与大经大法相混。……更证以乾隆末年《御制喇嘛说》，则于清代之约束西藏活佛，更可知以政驭教，决不以教妨政之真相矣。”
　　
　　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宗教事务包括对寺庙、僧侣的管理都非常重视，制订了一系列条例和措施。西藏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重大问题也都掌控在中央政府手中。如，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经中央政府批准认可而形成定制的，而且历代中央政府均在西藏设有管理机构、制定章程或派员进藏督办，竭力维持这一制度；西藏地方行政区域的划定及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僧俗官员的任免、升降、奖罚、官阶品级皆听命于中央政府；西藏地方出现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内乱或教派之间甚至教派内部的严重冲突时，都是由中央政府采取措施而予以平息的，等等。这些史实不仅记载在大量汉、藏文典籍中，而且有西藏僧俗官员许多“感谢天恩”的奏折为证。西藏地方政府编写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有如下一段记载：“九世达赖喇嘛以来形成的惯例，为拜接大皇帝之圣旨，特邀请驻藏大臣和帮办大臣二位前来，在（蔡公堂极乐净土寺）日光殿内，转世灵童面向东方，坐于垫上，摄政、经师、官员们席地跪于灵童背后。当驻藏大臣宣读“大皇帝敕谕确认为达赖喇嘛”之圣旨毕，达赖喇嘛立即朝东方行三跪九叩首礼，表谢皇恩，然后就位于垫上，向驻藏大臣赠送哈达，并献茶、饭等。再摆置油炸面果等诸多喜筵供品，举行盛大庆贺典礼。”在英帝国主义入侵西藏前，从来就不存在西藏地方政府或僧俗官员要求“自治”的问题，更不会提出所谓“高度自治”或“真正自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把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有效保证了西藏人民在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权利和在西藏的自治权。西藏人民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与全国各族人民完全平等的权利，而且依法享有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各方面事务的自治权利，依法享有受国家特殊扶持和保护的权利。通过40多年的实践，西藏人民衷心拥护这一制度，热情讴歌这一制度给西藏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达赖集团提出所谓“高度自治”用意很明显，就是妄图否定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排除中央政府的领导，废弃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以“流亡政府”为主导的政权；更为重要的是企图以此否定国家在西藏的完整主权。达赖集团内部教派矛盾长期存在，卫藏、康巴、安多地区矛盾不可调和，达赖家族与其它实权人物之间存在着权力之争，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的纠纷不时出现。像这样一个矛盾重重的集团，有什么资格谈论西藏的“高度自治”呢？只能说明他们仅是仰洋人鼻息而已。
　　
　　3、所谓建立“和平区”。达赖的“五点和平计划”，为迎合西方听众的欢心，表示要让西藏成为亚洲大陆大国之间的缓冲国。姑且不论这种表态本身就是分裂中国的赤裸裸的言论，翻开西藏史书，自部落联盟时代至西藏和平解放的约两千年间，战争连绵不断，其中有部落之间的战争，藏王与大臣之间的战争，平民奴隶发动的战争，吐蕃王朝后裔之间的战争，万户之间的战争，教派之间的战争，拉萨地区与日喀则地区之间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及其附庸入侵西藏的战争，等等。为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安定边疆地区，清朝中央政府五次用兵西藏，西藏人民在反对外敌入侵的战争中亦表现出了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任乃强在《康藏史地大纲》中说：“划蕃族以骠狂著称，…….为西陲边患。至唐为极。自宋以来，赖佛教驯柔，茶法为控制，土司以羁縻，遂获靖安。清康、雍、乾三朝，抒其巨识，运其伟力，屡用大兵于极西荒漠之地，终至直接掌握其庶政，其施也勤，其求也渐，盖历千余年而克致此。后世曾未矜重是业，此近世之西藏问题，所以为可痛也！”可以告慰任老先生的是，在中央特殊关怀、全国大力支援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正巍然屹立在祖国的西南边疆。
　　
　　中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近代以来产生的边界争端，完全是英帝国主义埋下的祸根。在印度宣布独立以后，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继承英国殖民统治者所留下的衣钵，越来越露骨地实行大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政策。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爆发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这一短暂的战争，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气焰，挫败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者的反华阴谋，体现了我国反对侵略、保卫和平、坚持自卫的原则立场，博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称赞。
　　
　　自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历辈达赖喇嘛秉承中央政府意旨办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近代以来，他们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印度扩张主义者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姆拉会议”后，将亲英分子、西藏的谈判代表司伦夏扎·边觉多吉撤职即是典型一例。其它如向英、印非法侵占区继续委派官员、征收赋税、同入侵分子进行面对面斗争等文书事迹，在西藏历史档案中历历在目。
　　
　　十四世达赖及其集团喋喋不休的“和平区”、“缓冲国”有一点点历史依据吗？一言以蔽之，他们较之于中国近代史上媚外卖国的李鸿章有过之而无不及。
　　
　　4、所谓“西藏人权问题”。“西藏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在20世纪初连藏语词典中都没有的“西藏独立”这个词，之所以在1913年出现，是与近代帝国主义以分裂中国边疆地区为目的的侵略分不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日益强盛，使得企图以武力分裂西藏的阴谋难以得逞，于是国际反华势力改变手法，鼓吹“西藏人权问题”，以“维护人权”为名干涉我国内政。其实质仍然是鼓吹“藏独”，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在达赖统治下的旧西藏，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权利，遭受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让我们引用一段外国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可能更有说服力。曾三次到过西藏的法国著名探险家、藏学家达维尼尔在其所著的《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中写道：“……这些西藏人毫不隐瞒地向我诉说着他们的痛苦与贫穷，以及压在他们身上的苛捐杂税和沉重徭役……他们既无工资，也得不到饭食。这些农民都是可怜的农奴，他们没有权利也根本不可能离开家乡，去寻找另外的土地和不过分苛刻的头人。他们中间有几个也曾经逃到邻近的地区去，但最后还是被头人从新家抢出来，带回村子，吃了一顿棍棒被判罚巨额罚金。由于非常惧怕头人对其亲属实行的惩罚，那些想逃的人也不敢再逃了。因为一个逃走，所有亲属就得遭殃。”
　　
　　1959年西藏地区进行民主改革，彻底结束了达赖统治时期野蛮、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区人民的命运和生活得到了根本的改变。特别是青藏铁路通车后，更加有力地推动西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改善，被广大藏族人民誉为经济线、团结线、生态线和幸福线。旅游业从中获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2006年，进藏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达251万多人，2007年预计可达400万人。这些游客无不惊叹西藏的飞速发展和巨大进步。
　　
　　48年来，达赖没有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过任何一件事情。与此相反，他不顾国家民族大义，为了实现所谓“西藏独立”的图谋，编造谎言，煽动民族仇恨，千方百计地企图在西藏地区制造动乱，企图以此阻碍西藏的发展和进步，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恢复其昔日的统治。达赖集团鼓吹的所谓“西藏人权问题”，目的只是博得国际反华势力的喝彩、捞取一些美元奖赏而已，根本不值得一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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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值得一驳的还有：
　　
　　所谓“权力分配”的问题。由“流亡政府”头目和所谓的国际法律炮制的，并以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西藏律师委员会”的名义出笼的《关于西藏自治问题的法律报告》。这个报告归纳其内容，实际上只有一个意思：中国政府提供资助、参与交通设施建设，自治政府（实际上指“流亡政府”）控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大权，与国际反华势力随心所欲地从事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谓“人民选举”、“全民公决”的问题。达赖喇嘛的称号及其在西藏地方的宗教和政治地位是由中央政府赐予的，现在的十四世达赖丹增嘉措，也是在1940年2月5日经国民政府批准而登位的，并获得了40万元坐床大典所需经费。达赖集团破坏国家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恶劣行径，数典忘祖、唯国际反华势力马首是瞻的倒行逆施，不仅西藏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不答应，而且全中国各族人民也决不会答应。达赖集团提出这一口号完全是为了讨好国际反华势力，想给中国政府制造一点麻烦。
　　
　　四、“中间道路”论可以休矣
　　
　　达赖逃离西藏48年来，一贯坚持其背叛、分裂祖国的反动立场。
　　
　　1960年9月，达赖集团在尼泊尔木斯塘重新组建了“四水六岗卫教军”，在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进行了长达10余年的袭扰活动。1974年，毛泽东主席和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之间的一席话，便使这支备受达赖大肆赞扬的叛乱武装灰飞烟灭。
　　
　　1987年9月至1989年3月拉萨发生的多次骚乱事件，完全是在达赖集团的煽动和派遣人员回藏策划下挑起的，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损失，违背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遭到西藏广大干部、职工、农牧民、爱国人士和爱国僧尼的一致谴责，骚乱分子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在这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达赖集团不断变换手法，更换腔调，但都以失败告终。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后，尼克松为了联华抗苏，下令停止了中央情报局对达赖集团的支持。达赖集团被冷落10多年，达赖曾仰天长叹：“美国靠不住！”1989年3月5日，达赖在同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谈话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赶走中共，也没有人能够帮助西藏赶走他们。”
　　
　　佛教关于人生的基本观念有“八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会苦、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和五阴炽盛苦。这是佛教引导人们对于社会人生的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达赖应深思“求不得苦”的含义，放弃永远都不会实现的“西藏独立”的幻想。
　　
　　达赖集团精心炮制的“中间道路”论出笼时间已不短了，除了赢得国际反华势力一阵喝彩外，又得到了什么呢！《五点计划》刚一提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就明确提出：“这一建议背后的基础想法是要搞西藏独立。”真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有一句著名的话：“对外政策不过是国家自私自利的表现。”当达赖对国际反华势力有用时，或许可以再利用一下。当派不上用场时，达赖的处境肯定是凄惨的。达赖除仰天长叹“美国靠不住”外，1990年还曾经哀叹，美国并不是真心帮助他，只是为了反共反华，后来竟指责克林顿“玩弄了藏人的感情”。
　　
　　“中间道路”论或“西藏独立”是不得人心的，不仅是在西方引不起什么反响，而且在流亡国外的藏胞中也没有什么市场。达赖集团刊物《西藏评论》在1992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题为《对流亡局势的估计》一文，其中认为：
　　
　　“西藏独立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年轻人迷恋城市生活，都往城市里跑，为自由而战的思想熄灭了，我们内心深处有说不出的失落感，移民西方是被同化，是仅仅有藏人面孔的美国人、德国人、印度人和尼泊尔人。”
　　
　　不仅年轻人如此，老年人也有同感。逃亡国外的僧官帕拉·土登为登曾是十四世达赖的副官长（大卓尼），也是达扎的亲信。晚年时，他曾写信给国内的亲友，悔恨自己走错了路，说：“在国外寄人篱下，犹如随风飘零的枯叶，不知何处是着落。”请求亲友报告政府允许他回国悔过自新。此后不久即死在境外，未能了却他的心愿。
　　
　　达赖应该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放弃所谓“西藏问题”的国际化企图，放弃独立主张，停止分裂活动，才是唯一正确之道。
　　
　　1959年达赖流亡印度后，中央政府对他及国外流亡藏胞的处境一直很关注。
　　
　　周恩来总理曾多次代表中央表示，希望达赖迷途知返，重归祖国，建设西藏。达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一直保留到1964年。
　　
　　邓小平同志1978年也希望本着既往不咎的精神，以解决达赖及其追随者放弃独立主张、回归祖国的问题。
　　
　　自1979年至1980年9月，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接待了达赖先后派出的三批参观团和两批亲属回国参观。1982年4月和1984年10月，达赖两次派出“三人代表团”同中央谈问题。
　　
　　在这些接触中，中央政府满怀诚意，等待达赖早日结束流亡生活，回归祖国怀抱，而达赖却始终把与中央的接触对话，作为提高身价、扩大国际影响的筹码。达赖派来的一些成员在拉萨公开煽动“西藏独立”，达赖从没有走到对话桌边。达赖原定1985年回国看看，但没有履约回国，严重失信于中央政府。“参观团”严重失约，出境后肆意歪曲事实，丑化祖国形象。此后，他们策划、指挥了拉萨骚乱，达赖抛出图谋“西藏独立”的“五点计划”和“七条新建议”，预言中国“5至10年内会发生重大变化”步苏、东后尘，呼吁西方国家利用经济杠杆向中国施压。在此期间，达赖还宣称：现在中央领导不稳定，不急于进行谈判。1993年，达赖错误判断形势，单方面宣布中止与中央政府的接触，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1995年5月，达赖在班禅转世灵童寻访事项中，不顾历史定制，擅指灵童，妄图否定中央的权威，把自己完全置于对抗中央的位置上。
　　
　　达赖心怀鬼胎，在国际场合虚张声势，表示要同中央政府“举行诚挚的谈判”，实际上毫无诚意，一味地向国际反华势力献媚讨好，以博取他们的欢心。他的种种做法已引起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一些西方人士对达赖集团的种种表演也心生厌恶，说：“藏独”死硬分子的种种表演，真是不可思议。
　　
　　早在1979年3月12日，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代表时就说过：“根本问题是，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对与不对，要用这个标准来判断”，只要达赖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就可以与中央对话。中央的这一政策一直没有变化。
　　
　　就在达赖十分卖力地大搞“西藏独立”时，时任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于1995年11月10日发表了重要讲话：
　　
　　“对于达赖本人，中央一直晓以大义，给予出路，做到了仁至义尽。中央多次重申，只要他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彻底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停止从事分裂祖国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同他谈判，欢迎他回到祖国，在有生之年做一些对西藏人民有益的事情。今天，我们仍然坚持这一政策。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达赖背叛祖国的历史可以改写，他以往行为的性质可以改变。只要达赖一天不停止叛国乱藏的活动，我们同他的斗争就一天不会停止。”
　　
　　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达赖该改弦易张，稍稍拿出一点诚意，不要再玩弄名为“中间道路”实则“西藏独立”一类自欺欺人的拙劣手段了。

zhaoqinyu567

爱西藏，爱中国。朝露偶顶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