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藏》转贴二篇+下载地址

vivi_cn

推介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之一《道藏》缘启

南怀瑾

    中国文化，为东方学术思想之主流，此为世界学者所知之事。而中国文化之中坚，实为道家之学术思想，此则往往为人所忽略。盖自秦汉以后，儒道与诸子分家，儒家学术，表现其优越成绩于中国政治社会间者，较为明显。道家学术则每每隐伏于幕后，故人但知儒术有利于治国平天下之大计，而不知道实操持拨乱反正之机枢。更何况后世之言治术与学术思想者，虽皆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而故作入主出奴之笔，使之迷惑其源流。复因历代修纂历史学者，与乎明清两代编集群书，如《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主持之编纂者，大抵皆极力标榜儒术而偏斥道家。于是冠以经、史、子、集为正统传统文化之经纬，外若道家学术，若不冠以异端偏说之论，即漫存少数于子部之中。虽贤如纪晓岚亦有明言评其内容为“综罗百代，博大精微”之语，要皆囿于传统学者之习见，不敢明扬而推广之，殊为遗憾。因此而使后世学者，不知中国文化主流之一之道家学术思想为何事，仅以老子、庄子、列子等数人学说，即以概道家学术之全体，岂但贻人浅陋之讥，实亦不悉周秦以前儒道本不分家之渊源脉络，与其演变为百家学说之因由，至为可惜。至于清代以后之道家者流，高明之士，大都高蹈远引，不预世务。粗浅之辈，多半孤陋寡闻，师心是用，抱残守缺，自以鸣高，尤堪浩叹。

    然以中国往昔历代古人，对于固有文化学术之重视，虽因见仁、见智，各有不同，而具有远大胸襟，不避世俗讥议，修集道家学术思想为一大藏，仿效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之整编工作，有明正统万历间，相继纂修，以千字文为次，自天字至群字为汇刻旧藏之目；自英字至缨字，为明人新续之目，总为五千四百八十五卷，即为传世之《正统道藏》正续编。固已将自周秦以前以迄明清为止之五千年来，凡有关于道家学术思想之撰述，真伪精粗，均已一并罗列俱存，使后世之人，欲穷先民学术思想之根源，以及黄帝子孙，欲了然于列祖列宗博大精微之思想者，确已藏集无遗。虽如长炬明灯，自来皆埋光于幽室之间，然终将有时烛照天下，透其五千年来智慧结晶之光辉于无间也。

    前人保存将护此一文化学术之巨帙，固已历尽艰辛，而后世子孙能加发扬而光大之者，尤当责无旁贷。但自民国初年，由康有为、梁启超师弟为之号召，促成当时大总统徐东海主衔其事，曾经影印北平白云观版之《道藏》及《续藏》全部以外，至今仍如暗室幽灯，隐晦不明。故有心之士，身际此时此地，当此民族文化存亡续绝之秋，宁不见义勇为，为之重新铸版而阐扬之耶！近年以来，即有自由出版社萧天石先生首倡影印《道藏》精华中有关丹道之古本以来，今有艺文印书馆严一萍先生，独力具此壮志，不计成败利钝，毅然从事重印，岂独为经营而牟利？实亦泣血椎心，有不得不姑作牺牲之怀抱也。何况正当此时，又得侨居海外学者及国际友人等之鼓励，岂可让此中国文化之主流，湮没而不彰乎！

    然因世人不知《道藏》之内蕴为何事，往往误以画符练咒，捉妖拿怪之法术，即谓此即为道家与道教之学术思想，卑陋浅薄如原始之巫医而不足道者，诚为可怪。假设《道藏》为一毫无价值之丛书，试想历三千年来我辈之先贤，皆为有目无珠，胸无点墨，而盲然为此者乎？积数千年前人学者之累积，而不经悉心研究阅读，动辄斥为卑陋，恐贻识者有非狂即愚之诮矣！宁不见每当国家板荡之秋，若干命世之才，其匡时救世之韬略兵机，阴阳钩距，纵横捭阖，建功立业而措变乱于安定者，靡不学宗道术，德操中和，重如伊尹、姜尚、张良、孔明、以及刘秉忠、姚广孝、刘基等辈，此皆彰明较著者；他若功成身退，没世而名不称者，比比皆有。至如南面君人之术，无为至治之道，若不知黄老之学，未有成功而不败者。故须略加说明其内容，望吾民族国人与国际人士之有明见者，应当更加珍惜而推广流传之。上则可以对先民及吾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下则使我后世人类之子孙，或可由此藏帙中温故而知新，藉得启发而光大之，对于人类生存之未来大计，将大有裨益矣。

    盖《道藏》中所列诸经，汪洋渊博，只需去其宗教神话色彩之外衣，则可由此了解东方古代文化思想中，对于宇宙形而上之形成万物根元，早已另有发现。此则凡研究东西方哲学与宗教之士，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天文推步，日月星宿运行之原理与现象，要亦为东方原始天文气象学之渊源。故凡研究天文学说，以及了解印度、阿拉伯与中国天文之沟通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阴阳术数，五行八卦，奇门遁甲等学。故凡研究奇术异能者，此中尤多原始渊府，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河渎名山，神仙洞府，则为中国三千年前对于地球物理之基本观念。故研究自然科学如地球物理，欲参考先民远见之资料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五金八石，烧铅炼汞，捣药凝丹，则为三千年前人类远祖之化学端绪。故研究药物化学与矿物学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灵芝奇卉，本草仙葩，足以治疗身心寿命。故研究中国医药以及医学与药物发展史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符箓咒术，神通天人之际。故研究三千年前中国音声瑜伽，与印度梵文，以及埃及符箓之关系，与乎催眠术与心灵学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修身养性，志存长生不老之仙道，坎离交媾，姹女婴儿会合，河车旋运，九转丹成等。故研究神仙丹道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堪舆风水，奇门择日，九宫紫白等术。故研究山川地理、与地质学、气象学者，不得不读。

    其中有关于日月奔璘，飞腾变化。故研究三千年前中国学术思想之追求太空宇宙，与探寻其他星球之理想者，不得不读。

    至若研究周秦以前儒道同根之源头，与欲了解汉魏以下，佛教思想传入中国以后，其与固有儒道学术之沟通踪迹，对于中国文化儒、佛、道三家之汇通者，尤其不可不读。

    此皆举其荦荦大者而言，其他如穷究东方神秘世界之玄妙，与乎人类原始神人思想之学术，语多怪异，文多奇诡者，尤其难以尽述。至如文章奇丽，词藻清新，瑶苑琳台，霞迷云拥，其为想像难闻者，则为道家文学之特质，不待介说可知。今即约略言之如上，可知道家学术思想所形成两汉以后之道教原因，并非无故。盖因秦汉以后，因人文思想独揽社会风气之大权，将此五千年来固有传统之有关于物理世界之学术思想，一概摒弃，故惟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其尾，但能附形寄影于宗教外衣之下而建立依存于道教之中，宁非我民族国家文化学术上一大不幸与一大遗憾者乎！是故望天下有心人，应当共同奋起，加以推广，藉以保此先民文化，与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之巨帙，俾使其与四库、佛藏，同辉千古，实为无量功德，岂仅为吹嘘艺文印书馆为文化服务之微意哉！是为启。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新天地》
                                                    月刊第二卷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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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驳五彩的《道藏》


　　《道藏》是道教经典、论述、符篆、科仪、法术和文献(包括山志、纪传、图谱等)的总汇。道教是宗教的一种，宗教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各大宗教中，道教是我国唯一土生土长的，所以它和祖国的传统文化有至为密切的关系。就整体而言，《道藏》所包蕴与代表的道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是第一义。由于道教的根源及其产生有复杂的因素和成份，再由于《道藏》收录的范围基于道教的特殊性质而扩大了领域，因此《道藏》群籍中呈现了斑驳五彩的景观，许许多多学科的古典文献竟然只是在《道藏》中才有所保存。所以《道教》在中国文化中的意义和地位，就有了第二义和第三义，这也正是《道藏》被称为“中国文化遗产中的一个大宝藏”的原因。


　　道教形成于东汉中期、时当公元第二世纪初、中期。此教尊奉居住于天外仙境的三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道君和太清太上老君。三神所说诸经，以元始天尊的《上清经》、灵宝道君的《灵宝经》、太上老君的《三皇经》为主。但实际上，道教赖以为教义基础的“无为自化，清虚自守”仍然是出于春秋、战国时代的道家哲学思想的本源，并且恪切尊奉《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第一代天师张陵(也称做张道陵)为《老子》做了注释，称为《道德经想尔注》。魏晋南北朝时，道士诵习的主要是这部《想尔注》。所以在《道藏》中收录了全部道家哲学著作及其注本，是道家哲学文献最完备的宝库。(今本《道藏》失去了《想尔注》，但以后在敦煌石窟中发现了唐写残卷。)


　　道家哲学开创于老子李耳著《道德经》，而且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最早的一个学派。但老子的思想，也是有所继承的不是凌空天降的。《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李耳就当过西周王室的守藏室史。他管过王家图书馆，读过不少远古文献，所以说老子的见解是总结与继承了中华民族远祖递传的经验与思想的晶体。其间世非一代，贤非一人，不过到春秋、战国时代，已经把这些晶体统统挂到一个人的名下，就是我们自称是“炎、黄子孙”的远祖黄帝。先秦古籍中引用了很多的黄帝之言，不应一律视为伪托，而应当认为是“十口所传”的先民嘉言。这些引述，常与《道德经》的论点相似或吻合，所以黄、老就挂上了钩。到战国末、西汉初，道家就衍变成“黄老之学”——被称为“新道家”，它是道家学说过渡到道教的跳板之一。我们叙述这一点，是为了表明道教和祖国远古文化的源渊关系，以及《道藏》中收有很多号称为黄帝著作的实质。


“黄老”、“方仙”两跳板


　　道家变化完成为道教，具有宗教的形式与内涵，是与东汉初年佛教传人我国并为上层阶级和平民所信仰而有关的。但中间的衍变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期，道家既已衍变成“黄老之学”的“新道家”，战国时期方士们的求仙长生之术也掺杂进来形成了道家的别支——神仙家或方仙道。两者都在西汉初年成了气候。西汉封建政权的治术，实际上是外“周孔”而内“黄老”，汉武帝的信方士、求仙药也是“着了迷”的。淮南王刘安主持编写的《推南子》有内外两书，内篇《淮南鸿烈》是黄老之道，外篇《淮南毕万》便是方仙之术。从道家到道教，黄老与方仙是两块大跳板，并且两大跳板又逐渐混成一体。因此，纵然不披上宗教仪范的外衣，道家也已经转形换质了。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著录的典籍中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等著作。这实际上是“黄老之学”的新道家的产品。这些黄帝书都失传了，但近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发掘出的西汉早年帛书中有《经法》、《十大经》、《称》、《道原》四部书(与《老子》甲、乙两帛书本伴出)，据考证认为即是久佚的《黄帝四经》，而且就是西汉统治者利用为治国之道的“新道家”的经典。


　　在《道藏》里有许多标名为黄帝的著作。如学术界认为属于兵书性质的《黄帝阴符经》，是唐代道士李筌造作的。属于占卜的《黄帝宅经》、《黄帝龙首经》、《黄帝金柜玉衡经》、《黄帝授三子玄女经》，属于金丹术的《轩辕黄帝水经药法》，也都是后人之作。又有属于医书的《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略》、《黄帝八十一难经》，可能在春秋、战国时代已成书，并且保存了我国古代历传的医理与医术的内容。《道藏》里还有唐晋安县主簿王瓘所著《广黄帝本行纪》一书，记述黄帝的仙迹。


　　道教推出真神和神仙。真神处于虚无飘渺的天外仙境，凡人因服食或得道而成为神仙。战国后期的方士们，专以觅求方药劝说君王支持为业。他们寻仙觅药的方向，一是高山的西方，二是海上的东方。因此出现了周穆王西巡登昆仑山见西王母的传说和对山东海域蓬莱仙境三神山的追求。这就是道教构筑的真神和神仙的来源。但是方士们意想中的神仙，也不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而是在道家的著述中，就拟摹出了这种超凡的神人。《庄子·逍遥游》说：“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不过，哲学家并没有把寻觅仙药的方术与行动联系上去罢了。寻仙觅药而不得，乃转而为人工的修炼丹药，以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成为道士们的一大专业，因而在《道藏》中容存了许多金丹术的著作，被今天的化学史专家们视为中国古代化学实验史的珍贵资料。


《太平经》和农民意识


　　道教在它形成的过程中，很快就和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运动结合了起来，成为“黄巾军”起义运动的精神支柱，“万年太平”的教义也成为起义运动的口号。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中，曾有多次的农民起义是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例如北宋的方腊起义军以摩尼教(明教)为号召，晚清的太平天国起义军以基督教(拜上帝会)为号召，但这只是起义者利用宗教，至于这些宗教在产生的过程中，并不涉及农民起义的问题，而且与中国是没有瓜葛的。道教在一切的宗教中，乃是一个非常罕有的事例。这是因为，道教是诞生在汉代中国的土壤里，这块土壤是农民的世界，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孵出的农民意识以及对封建剥削和黑暗统治的反抗精神，从道教在民间酝酿到产生之时起，就织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当局利用“黄老之道”为治术。当时，“黄老之道”风靡天下，人民群众却以自己的认识与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欣赏它和接受它。老子的 “小国寡民”思想，对过惯小农经济生活的老百姓来说也是蛮配胃口的理想，“无为而治”到了农民手里反其道而用之，就变成了不受苛政干扰的法宝。托名于尧时父老之歌，实际出现在西汉时代的《击壤歌》中所唱出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思想正是当时农民意识的生动映现。


　　但现实并不允许这种理想社会实现。无穷的饥饿与死亡，迫使农民起来斗争。然而，西汉末年的农民大起义，结果只是以暴易暴。农民们的社会意识、愿望与要求遂在锻炼铸造中进入新的境界，产生了以“万年太平”为概括的思潮。


　　东汉顺帝时(公元126—144年)，道教开始形成。当时的名称是“太平道”，经典是《太平清领书》。这部道书号称为仙人于吉在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凡170卷。实际上是于吉所造。《后汉书·襄楷传》说这部道书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于吉的道徒宫崇奏上其书，被收藏于内廷。在民间，此书也已流传。东汉灵帝光和七年(184年)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其领袖张角就是“太平道”的信奉者，并且手里有《太平清领书》。这部书的根本宗旨便是“万世太平”观念，所以同起义农民的纲领合拍而结合在一起。《太平清领书》在《抱朴子》、《神仙传》和《后汉书章怀太子注》中都称为《太平经》。《太平经》今存在明正统版《道藏》太平部中，起外字号，迄入字号，共存57卷，仅余原书三分之一。另有唐人闾丘、方远辑录的《太平经抄》一部计十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明同志把《经》、《抄》加以整理，编成《太平经合校》，于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周易参同契》与化学实验


　　战国迄秦的方士们寻求天然仙药失败后，从西汉起，就转向人工制造“仙药”，所以便有淮南王刘安“鸡犬升天”的故事。因此，公元二世纪是道教形成的非常重要的一百年。三十年代作为教义经典的第一部道书《太平经》出现，六十年代左右，由魏伯阳撰写的阐述炼丹的第一部著作《周易参同契》问世。此间，正是方士过渡到道士的时期。以后被收入正统《道藏》洞神部众术类的著作就有十余种之多。


　　道士炼丹的主观意图，是要制造出长生不老、白日升天的“仙药”，但他们并不明白实际上自己是在做化学实验的工作。“丹房”就是他们的实验室。道士们在长期炼丹的实践中，不断地试验把不同份量的各种物质混和在一起用等差的温度烧炼，结果是化合出了新的物质，或者使一种物质的元素被离析开来。有时候在实验中也发生过重大事故，就是把不能混在一起烧炼的物质化合在一起的缘故。例如他们把硫黄、雄黄、硝盐和蜜混在一起烧炼，结果蜜烧成了炭，遇到硫黄和硝盐就发生了猛烈的爆炸，人亡屋毀。火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便由中国的炼丹道士发明了。道士们的火药配方记载在公元八世纪成书的《真元妙道要略》(编者注：按《道藏真元妙要妙略》系西晋郑隐著。)一书中。后来军事家却利用这个发明制造了火枪和火炮。


　　实验的规模有时是很大的，因为想长生不老的皇帝用封建国家的财力和物力去支持它，甚至是封一座高山给道士做炼丹场所，名曰清静谨密，其实是炼丹需要用很多的能源，崇山峻岭有大片的天然森林，可供砍伐作为巨量的燃料。至于道士搞物质转化的试验，没有理论的基础，只是象缺乏素养的“厨师”，淡了便加把盐，咸了又加勺水。但切不要讥笑其幼稚，这样大规模而又持久的化学实验，在世界古代化学史上是没有第二例的。中国道士的炼丹术西传引起了欧洲术士搞炼金试验，就为西方的近代化学开启了门路。道士们系统而又幼稚的实验，实质上他们为近代的化学做了开路的工作，对人类的早期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易图》源出于何处?


　　电子计算机的发明，采用的是德国莱布尼兹提倡的二进制的数学运算。他的根据来自于中国的道教典籍《易图》，于是引起数学界研究《易图》的热潮。


　　那么，《易图》源出于何处呢?
　　《道藏》中有两种标题涉及《周易》的书，一是洞真部灵图类里的《周易图》和刘牧著的《易数钩隐图》等(还有太玄部里的俞琰著《易外别传》及雷思齐作《易图通变》等)；另一是太玄部里的《周易参同契》(以及从《参同契》派生的各种注解和著作)。实际上这两种《易》书，与《易》义的关系极小，而是属于道教范畴的另外两种学问的著作。前一种乃是推算术数的与数学有关的书，另一种则是讲求金丹术的与化学有关的书。清代胡渭《易图明辨》说：“图、书之说，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此话只对了一半。非作《易》之根柢，还有其理，而“支流”之说，只是儒家贬词。修炼、数之学，在道教蔚为大国洪流，自成专门，无所谓“《易》学之支流”。反之，南宋理学大儒朱熹注《易》，作《周易本义》一书，才把《易图》置于书首，包括《河图图》、《洛书图》、伏羲八卦和六十四卦的次序图与方位图、文王八卦的次序图与方位图、《卦变图》等。从汉、唐至北宋的《周易》经学，并没有著录这些内容。它来自何方?朱熹引蔡元定之说曰：“图、书之象，自汉孔安国、刘歆，魏关朗子明，有宋康节先生邵雍尧夫，皆谓如此。至刘牧始两易其名，而诸家因之，故今复之，悉从其旧。”此说的前段(孔、刘、关)弄虚作假，所以遭到清代汉学学者胡渭的猛烈攻击与揭发。邵雍、刘牧手里才真有了这些内容。而他们又是从何而来?
现据考证如下:


　　刘牧得之于种放，种放得之于陈抟。邵雍得之于李之才，李之才得之于穆修，穆修亦得之于陈抟。

　　于是，易图、先天之学的老祖宗就清楚了。它原来是五代、北宋之间的隐士希夷道人陈抟制造的一套术数之学。此派遗留的文献便是刘牧的《易数钩隐图》，蔡元定和朱熹也不得不提到刘牧之名。可是《易数钩隐图》究竟在哪里呢?清代汉学学者何焯怀疑是在《道藏》里。此话启发了四库全书馆馆臣，他们一查《道藏》目录，果然查到此书“实在洞真部灵图类云字号中”，而且断言说“是即图、书之学出于道家之一证”，讲得十分清楚。由此可见《周易本义》里的《易图》似有从《道藏》里窃来之嫌。不过，从学术文化史的观点看，作为儒学宗师的朱熹，治学横贯道佛，融会百家之说也是可以的。


　　《易图》原是道教术数之学，其追求先见与玄理，所用方法則是数学的。德国的数学大师莱布尼兹(1646—1716)读了一位西方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颇觉好奇，经过苦心研究，悟出了《易图》中数学用的是二进制(作为符号的阴爻一为〇，阳爻一为1)，设“鼎”卦(上三下三)即 101110。
六十四卦方位图构成数学矩阵，可以贯通等差级数、等比级数、二项式定理、逻辑数学。这也就证明了中国人在世界上最先发明和运用了二进制(时间是在五代末，而非伏羲时)。


此曲只应天上有


　　道教的乐曲是非常优美的音乐艺术。它和谐地吸收了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创造出斋醮法事的乐曲与合唱。当唐代道教盛行之时，宫廷中的法事乐曲，又受到胡乐的影响。所以道教音乐，是我国历代民间音乐与西域音乐融恰而成的一种独具特色的音乐，也是世界音乐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道教音乐所以被誊为“仙乐”，因为它产生于“方仙时代”。史传中有个传说，秦穆公时有个善吹箫的箫史，奏演时能引白鹄、孔雀飞集。穆公之女弄玉爱他，就下嫁了。夫妇共作凤鸣之声，引来凤凰临止其屋，箫史、弄玉双双随凤凰飞天升仙。这个传说表明我国很早就有了方士制作的仙乐。迨至道教形成，为了斋醮祈愿、法事仪范的需要，就创造了道教乐艺。


　　道教的乐曲很丰富。在《道藏》里保存了两部古代道教音乐的乐谱。一部是《玉音法事》，计三卷(洞玄部讚颂类养字号)，共记载唐、宋道曲五十首。唐曲音谱记法独特，至今还无法辨认破译。宋谱则用“工尺谱”。一部是在明成祖朱棣下令修《大明道藏》时收入的《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一卷(洞神部表奏类渊字号)，载录十四首道曲，也是用工尺记谱。这两部道教乐谱是道教音乐的重要文献。


　　现在老道士们口传和演习的道曲，已经到了抢救的最后时刻。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立的上海市道教协会，在抢救道教音乐的工作中，做了一件对道教文化有重大意义的工作。他们利用现代的录音录像技术进行摄制道教斋醮的录像片，以抢救保存道教的音乐艺术。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组的全力协助下，1984年制成《中国道教斋醮》彩色音像片第一集(上海卷一·净坛科仪)、第二集(上海卷二·进表科仪)每集放映时间六十分钟。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教授们和昆曲大师俞振飞、“神笛”陆春龄应邀参加了签定会。聆视既毕，行家们一致给以高度评价，赞誉“此曲只应天上有”。俞振飞大师还发现有的已失传的江南丝竹名曲，竟然被保存在道教音乐之中。


　　上海道协接着又摄制了第三集(上海卷三·全真坤道进表科仪)，第四集(上海卷四)尚待摄制。第五集(香港卷：全真坤道关灯散花科仪)是得到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香港圆玄学院的赞助，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协助制成。三、五两集，放映时间亦各为六十分钟，于1986年7月签定后，与一、二两集同时得到批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


　　道教斋醮的录像片共摄十八集，其中包括苏州卷、龙虎山卷、武当山卷等。


中国传统的人体科学


　　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是它拥有一套对人体进行整体考察和辨证论治的理论。在治疗学上，它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考查患病者的整体出现了什么障碍，进行根本的治疗。
这一理论，是从远古的天地人一体、人体本身即是一个自成系统的世界的观念所派生出来的。道家接受了这个观念，所以中国的传统医学就与道家及以后的道教缔结了密不可分的关系。古老的医籍如《内经》等都是托名于黄帝的。历史上著名的道士往往同时就是著名的大夫或药师，例如葛洪、陶弘景等，而著名的医师又往往是道人，例如孙思邈等。因此，葛洪著的《葛仙翁肘后备急方》? (陛字号)、孙思邈著的《孙真人千金方》(投字号至隐字号)，都被收录在《道藏》之中。宋通真郎辨验药材寇宗奭编撰的《图经集注衍义本草》四十二卷的足本，也只是保存在《道藏》里面(起竞字号，迄严字号)。


　　中国传统的人体科学，把疾病看做是人体违和，所以积极的措施就重在保健和预防。基于这种思想，就强调体操锻炼。在健身术方面，从传统的人体科学观念出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导引法”，它的特点就是在进行肢体运动的同时，十分重视体内的行气和运气，借以调整人体的机制，求得“保养太和”的效应。 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发掘得到帛画《导引图》，表明导引锻炼之术行用已久。动作的形式，有的类似动物的舒展状态，由此可知模拟动物动作的华佗“五禽戏”早已有之。《导引图》对某些锻炼动作旁边注明某种疾痛，表明导引术既是健身又是治病的方术。西汉《导引图》发现后，引起外国医学史界的重大兴趣。美国宾州大学席文教授把它转载在《中国科学》第四辑(1980年)上，并辑录了许多有关的文献。日本武田药学研究所宫下三郎博士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赤堀昭博士都对它进行了专题的研究。在《道藏》里，阐述及指导导引术的文献是非常丰富的。


　　由导引进展到气功，是道教在人体科学上的一项重要的创造。道家十分重视“气”的作用。《老子》第十章就说过：“专气致柔，能婴儿乎?”第五章又说。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人体是个自成系统的世界，难道不应当“人法地，地法天”吗?气功是把道家的宇宙理论和人体理论程式化了。《黄庭经》、《太清服气口诀》、《延陵先生集新旧服气经》等《道藏》中的著作，都是气功学的要籍。
道士原先用人体外的各种物质烧炼成的金丹，被称为“外丹”。以后进行体内修炼，即以人体作为丹炉，以体内精气作为药物，而以意志(神)作为能源，在自己体内进行烧炼，使精、气，神凝集而结成体内仙丹，’称为“内丹”。这个探索，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人体科学成就的高峰。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大师和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博士盛赞“内丹”是生理学上的生物化学的伟大探索与实践。李翁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第五卷有一个专册就是研究“内丹”的。


《道藏》在古籍整理上的价值


　　《道藏》里面，除了名正言顺地收录全部道家诸子的著作而外，还收录了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的书。因为在道教成立的时候，儒学和佛教便是道教的对立面，对方的经论当然不会列入。儒外百家之言，从黄老学派到道士们，看来，它们都渊源于先王的道术(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古老的传统文化的根源”)，所有各家 (各个流派)是各得其一枝，至于道家，则是完整地继承了先王的道术。那么，《道藏》兼蓄百家之书，也是名正言顺的。儒学倘然不曾成为道教的对手，《道藏》也非常可能收录儒家诸子之书的。因为，按照“黄老学”的大师司马谈的理论，是“道家为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所以，“以道概万”即儒家亦非道外。不过，在实际上，并不允许如此。《道藏》中收录的诸子百家之书，除道家外，按《汉书。艺文志》的家数来分，有以下各书
[法家]韩非子
[名家]尹文子? 公孙龙手
[墨家]墨子
[纵家横]鬼谷子
[杂家]淮南鸿烈解
　　很有意思的是，杂家之书，《道藏》中用收《淮南子》，却不收《吕氏春秋》。编录《道藏》者，根本不理睬《汉书·艺文志》对于杂家的理解说什么“兼儒、墨，合名、法”，而是看具体的杂家之书，究竟它的倾向是哪一家。观察的结果，正同我们今天分析《淮南》、《吕览》二书学说的家数倾向所达到的结论完全相同：《淮南》是以黄老学说为主导，而《吕览》实际上宗奉儒家思想，所以《吕览》就被毫不含糊地排斥了。至于六朝时的杂家著作《刘子》亦被收录，因为从内容思想上看，它是属于道家的。

　　《道藏》的这个做法，触怒了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学派。他们认为，凡一切有价值的古典遗籍，应该由儒生、儒学来“管”并皆归为儒书之列。于是一批儒生便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道藏目录详注》的书录里对《道藏》敢于收入儒家之外各家学说的做法着意奚落了一番。

　　这种观点，很快就被勤敏治学，实事求是的儒生学者们默默地采取公正的行动来加以抵制。乾嘉年代的汉学家发现了《道藏》中收录的子、史古籍都是根据较早的版本，有的竟是依据宋刻本编入的。这就为整理校勘古籍保留丁一份极有价值以至无可取代的贵重遗产。所以吴派汉学大师惠栋读过苏州玄妙观藏《道藏》后，就对著名史学家钱大听说。“《道藏》多儒书古本。”毕沅校《墨子》，苦无宋本可得，取对《道藏》本后，见宋朝皇帝的讳名，《藏》本空格，证明了它采用的底本乃系宋刻。这时的校勘名家如顾千里、孙星衍、庄逵吉、严可均等，无不求读《道藏》，勘书，辑逸，如获一新天地焉。后来刘师培因说；“今之《道藏》，地志传记，旁逮医药占卜之书，采录转众，非惟诸子家言已也。故乾、嘉诸儒，搜集旧籍，恒资彼藏。”《四库提要》之宵，不批自倒。


史地学上的珍贵文献


　　《道藏》里收刻了很多道士、仙人的传记和道教洞观的地志。它们不只是反映了道教发展的情况和分布的纪录，作为道教史地的文献而存在，而且还保存了许多历史上重要事件的稀有史料和地理学上的名著。清乾隆59年(1794)史学家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读《道藏》时，就惊喜地发现了有关蒙古史、中亚史和边疆、中亚地理考察研究的一部鲜为人知、价值很高的著作《长春真人西游记》(群字号)。

　　当成吉思汗西征，进入中亚境内时，于1221年邀请全真教首领丘处机觏见，丘率其徒李志常等十八人从莱州(山东掖县)出发，经燕京(北京)、呼伦贝尔草原，折向西南行，经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经准噶尔盆地，沿天山北麓西行，渡过楚河，再沿吉尔吉斯山脉北麓西行，经塔拉斯、塔什干，渡锡尔河，到邪米思干(撒马尔罕)，过铁门关，渡阿姆河，见到了成吉思汗。然后随同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至1222年底，才循原路东回。归来后，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详记其师这一漫长旅程的山川道里，水土风物，在地理学上的价值很高。另外，这时恰逢发生天翻地覆的历史事变的年头。当丘处机到达邪米思干的时候，值河中首府撒马尔罕被蒙古大军征服，遭到惨重创伤的情景，《记》中所写亲见状况，留下珍贵的史料。《记》中又写到“辛已岁(1221年)10月至塞蓝城，11月4日，土人以为年，旁午相贸”。这里所用的是回回历法，所以在这一年的中历11月4日逢到回历新岁元旦。由此，引起了历史学者对回历计算术和对照的研究。


　　象这样一部重要的史地学著作，即使按照《四库全书》的收书标准，也是应该编录进地理类的，《法显传》和《大唐西域记》不就都收入了吗?只是因为四库馆没有好好的发掘《道藏》，才有此遗珠之憾。经过钱大昕的发现以及许多史地学者的重视，到清嘉庆时，阮元编集《四库》未收书进呈，《长春真人西游记》才补登入录，成为《宛委别藏》之一种，收录编入《四库未收书目提要》。


　　第一个辑录《道藏》中古传记刻印的，是明末的藏书家兼出版家常熟汲古阁毛晋。他刻了一部《道藏四种》，南京图书馆今藏有残本一帙，其中从《道藏》海字号录刻的刘向《列仙传》二卷，也是一种古籍，虽在藏本外有流传的版本，但都失去每篇传记之后所附的赞文。清嘉庆时孙星衍的夫人王圆照校《列仙传》，也直接用南京朝天宫所藏《道藏》本核对，补足赞文。清末刘师培读《道藏》于北京白云观时，发现藏本《列仙传》中的“恒”字避讳，才判断出藏本是依据宋刻本刊入的。


历代《道藏》今存明藏


　　现在我们所说的《道藏》，通常是指《大明道藏》，即刻成于明正统十年(1445)的《道藏》和补充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的《续道藏》。如今由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和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影印的《道藏》，也就是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


　　道书编集的历史很悠久。南朝刘宋时，道士陆修静广为搜辑，总括三洞之书(三洞就是洞真、洞玄、洞神三个部门。三洞经符，代表了道教上乘、中乘、下乘三个部门的典籍)，于宋明帝泰始七年(714)编成《三洞经书目》上呈。这时还没有“道藏”之名。


　　道书正式编“藏”，是从唐玄宗(明皇)开始的。唐朝皇帝姓李，所以特别尊重道教，唐明皇更崇信仙术，因此在开元时代(713—741)，他就下令发使搜访道经，列其书为“藏”，题名曰《三洞琼纲》，共有3744卷。我国雕版印刷术，在唐初已经发明应用。1966年南朝鲜庆州佛国寺塔发现了武则天时期雕刻印刷的单卷佛经，就是一个证明。但当时应用尚未广泛，大部头的书更难以刻印，所以唐明皇在天宝七年(748)下令传写他编集的《三洞琼纲》，以广为流传，且定名为《开元道藏》。


　　赵宋皇朝，认为黄帝轩辕氏是他家的直系老祖宗，写到“轩辕”二个字时，都要缺去末笔，以示避讳。所以也尊奉道教。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 1016)时，就重修“道藏”，共成4565卷。为466函，题曰《大宋天宫宝藏》。当时还是抄写，至天禧三年(1019)共写成七部，分颁各地宫观。越南李朝太祖李公蕴，向宋真宗皇帝求《道藏》， “诏给官本，以足其传，凡得五百帙，四千五百卷。”应即是抄本七部中之一部。

　　宋徽宗更加信仰道教，自号“道君皇帝”。崇宁(1102—1106)中，再次诏令搜访天下道教遗书，令道士校订。此时，雕版印刷已繁兴，儒学以及道佛二教之书，已能大量刻印，《道藏》就出现了第一次的刻印本。徽宗令编之《道藏》，于政和(1111—1118)中刊成，共540函，计5481卷，名曰《政和万寿道藏》。

　　金朝占据了淮北，北方道教兴起了全真教，得到完颜金朝的尊重，所以也刻印了金藏，是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刻成的，名曰《大金玄都宝藏》。


　　蒙元时代，出现了奇怪的局面。蒙古兴起的初期，成吉思汗崇奉道教，召见全真教的首领丘处机至大雪山觐见，前文已讲过了。又命道士宋德方搜罗并刊刻道经，到六皇后乃马真执政的第三年(1244)，全藏刊竣，有7800多卷，是自有《道藏》以来最大的一部《道藏》。可是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因为他尊信喇嘛教，就组织了一场释道辩论，阳示公平，阴实偏袒，把道教打了下去，而且下令焚毀《道藏》，以致蒙古皇后版的最大《道藏》都遭到了厄运。所以明初重刊《道藏》，尽力搜罗道书，正统、万历二藏只有5485卷，较蒙古皇后版还缺少2300多卷呢。


增补《道藏》的事业


　　明正统《道藏》的末尾部分群字号中有《道藏缺经目录》上下二卷，就是明初编《道藏》时，对照蒙古皇后版《道藏》的目录，把当时不能再找到的道书书名纪录下来，所著录者有780多种。这就说明了，现在的正统《道藏》，缺书甚多，有个需要广事搜索，加以补充的问题。有些书在编正统《道藏》时没有得到，后来却发现了。例如《华氏(佗)中藏经》到清嘉庆时阮元得到了元代书法家赵孟兆页的手写本，录以进呈，作为四库的“未收书”。其实，《道藏缺经目录》载有此书之名，它也正是正统《道藏》的“未收书”。《数术纪遗》则明季毛晋得本刊于《津逮秘书》中。《道藏缺经目录》有《想尔注老子道德经》为蒙古皇后版《道藏》所有，到正统《道藏》也没有了。可是到清代末年，敦煌石室破壁，为英国斯坦因和法国伯希和盗去的唐写经卷中，就又获得了《想尔注老子道德经》。还有，北京图书馆近年得到的蒙古皇后版《道藏》印本零种，内有《太清风露经》一帙，也是曾著录在《道藏缺经目录》里的 。


　　敦煌石室发现的古写本，道书约有五百卷之多(日本大渊忍尔编《敦煌道经目录》著录373种)。其中如《老子化胡经》，正是聚讼纷纭而又多次遭禁毀的道书。还有一件怪事，正统《道藏》收刻的唐代李荣《道德真经注》(丝字号)四卷，实际上只存《道经注》部分章节，后半部分已缺失了。不料伯希和盗去巴黎的敦煌唐写经卷，却恰好是《德经注》的第54章至60章。至于61章至81章，又恰好有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个敦煌卷子足以补全。


　　近些年来，考古发掘出现的道经，更有早于敦煌洞室者。前面已经提到长沙马王堆发现的西汉初年帛书、帛画，有《经法》、《道原》、《十大经》和《导引图》等，更是历代《道藏》所未收的古老道经道典。
这么讲，就很明白了：《大明道藏》重印以后，再补《道藏》缺书的工作，就不容再磨蹭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写过一个《三续<道藏>刍议》的建议，发表在1983年的《宗教问题探索》和《古籍整理情况简报》上。
文中提到，《大明道藏》修到万历《续道藏》为止，清代没有修过《道藏》。所以，明万历以后的道书，就有个补辑的问题。有人以为，明代以后，道教不振，新著的道书不多。这只是“想当然耳”。实际并不如此。就我个人掌握的线索，就比万历续藏的份量要多几倍。


　　有个法国学者舒博尔(他自题的中文姓名是：施舟人)60年代初在台湾居留了几年，专门搜集写本的道书，共得数千卷之多，后来携回法国。法兰西科学院为此特设道教研究中心，让他带了研究人员整理这批道书。当然，这里面也必定有可补充《道藏》的经典。


　　现在，我又查明在残存的《永乐大典》里，也有正统《道藏》未收的道书，例如《灵宝钟威仪经》等。当代史学大师陈垣(1880—1971)在研究金元真大道教和全真教时，搜集了很多的道士碑传和道观志记的拓片，编有《道教金石录》一书，未刊。现在由其文孙智超同志在补辑中。


　　道教的音乐现已制成录像录音。因此，将来续修《道藏》时，不但有文字、图画、乐谱 的文献，而且还要增添“音像文献”，实为一大幸事。


　　《道藏》要籍的选刊《大明道藏》所收的道书，都已有1476种之多。为了萃取菁华，简而易举，当然就会考虑到选刊部分重要著述的措施。就象《四库全书》那样，乾隆当时就搞了个《四库荟要》，后来又有《四部备要》的辑印。最早选刊《道藏，是清康熙年间道士彭定求编刻的《道藏辑要》，其中包括道教的重要经典、历代祖师 真人的著作、科仪戒律、碑传谱记等292种。


　　但这292种里，出于《大明道藏》的只有182种另外110种，乃是明末、清初人所著的道书。所以《道藏辑要》这部道书丛刻的功能是双重的：选刊《大明道藏》精华为其一，补充《大明道藏》为其二。也打个比喻，它好象《四部备要》，也收入《四库全书》所没有收进的书，而不象《四库荟要》完全是从《全书》里 选录出来的。


　　约在半个世纪前，上海有位医生丁福保(字仲祜，无锡人)开设了一家医学书局，起先专印医书，后来印佛学著作，也编印工具资料书籍，象《说文解宇祜林》就是赫赫有名的。他又印了一部《道藏精华录》，题守一子辑，共分10集。每集选辑道书10种，共为100种，是一种较为扼要的《道藏》简本。但它和《道藏辑要》一样，只选刊纯粹的道书，道外诸子概不收入，医典也不入录。


　　本世纪20年代初，上海涵芬楼将北京白云观的一部《大明道藏》全部影印。而后，又选印了一部《道藏举要》。它是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选择《道藏》要籍的。共分10类：(1)《道德真经》，收入本文及注本52种；(2)《南华真经》，收入本文及注本12种，(3)《冲虚至德真经》，收入本文及注本6种， (4)《周易参同契》，收入注本10种；(5)诸 子，共收21种；(6)道书，共收19种；(7)史传地志，共收25种，(8)摄生，包括医典，共收16种，(9)术数，共收9种；(10)道家文集，共收6种。总数为176种。

　　上述三种选刊，如今都已很难得到。《道藏辑要》在清光绪末年由成都二仙庵重刻过，木雕板至今保存，1985年经巴蜀书社利用原木版重加印刷并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继愈同志(现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写了序文。由于是线装木板印本，成本很高，定价昂贵， 甚至比目前影印的全部《道藏》售价还要高许多，所以新印本也成为当代文物了。


　　为了便于研究道教和祖国文化密切关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上海市宗教学会和上海市道教协会在年前一起讨论了这个问题，委托学会和协会的几位同志，拟订了一个新的选本目录，共130多种，题名为《道藏要籍选刊》，经学会会长罗竹风同志审定并撰写 序文，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支持，由该社印行。

　　 《选刊》分了７大类：(1)百种类，如《云笈七签》等；(2)经籍类，包括道家及 道教的主要经典；(3)子书类，(4)史传 类，(5)地志类；(6)仪范类，如《道门定制》等，(7)摄生类，包括医典在内。

vivi_cn

http://wyx.nbtvu.net.cn/jmm/index_Taoism.htm#02

fanancai

《道藏》啊，貌似我找了N久呢……


谢谢了哈……

[ 本帖最后由 fanancai 于 2008-10-13 10:55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