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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绑架的“民族英雄” | | ——关于唯色事件的思考 | | | | | 作者：姚新勇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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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 暨南大学）
一
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恐怖不安，所谓的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立代替了冷战时期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争，恐怖袭击和反恐战争生死肉搏。这种所谓的“文明冲突”，是由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原因促成的，但其中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所谓自身文明纯正性的追求和对敌对文明的妖魔化的文化建构，正是以这种矛盾性的文化关系建构为基础，世界被划分成了简单的邪恶文明与正义文明对立的两极，从而再在适当的国际条件的作用下，就形成了今日世界的“圣战”（为真主安拉的或为自由民主的圣战）与恐怖。这一切好像离我们中国还很远，尽管我们也有着内部的民族问题；至于说建立于对立文明建构基础上的“文明冲突”之危险，好像离我们就更远了，我们所倡导的理念，是56个民族兄弟一家亲。这种乐观的看法，在相当的程度上很可能是表面幻像，甚至是某种犬儒式的自欺。中国的实际情况可能不仅不象表面呈现的那样乐观，而且很可能在诸多因素的促进下，我们也正在走向日益加深的文化冲突之境。有关“唯色事件”就是一个证明。
唯色，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西藏女作家，出生于1966年，与所谓的“新生代作家”同辈，不过她引起人们的关注，与什么“身体写作”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她所遭遇的是“新生代作家”一般不会陷入的民族政治问题。据网络消息传：
“有关的人权组织近日发布新闻稿称，西藏女作家唯色的作品因赞美达赖喇嘛，导致她失业丢房不准出国流落北京。”
而由于唯色拒绝按照官方的口径做出唯心的检查，也不愿意去为青藏铁路去写歌颂文章，因此“唯色遭受严重迫害……目前丢失了工作也没有了收入。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没收了她的住房，中止了她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全部社会保障……唯色为了逃避每日骚扰式的检讨“错误”、抨击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政治压力，只得离开西藏拉萨而流落北京，住在友人家中生活境遇相当艰困。”
又据著名民间作家和西藏问题专家王力雄先生：
唯色所在单位西藏文联对《西藏笔记》做了这样的结论：“夸大和美化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在个别文章中流露出对达赖的崇信和敬仰，甚至有的内容表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不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观点和言论；有的内容对西藏改革开放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视而不见，过多沉缅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出现了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一名当代作家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建设先进文化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石峰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对《西藏笔记》进行了重点指责，称该书“存在赞美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噶玛巴，崇信和宣扬宗教等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有些篇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某种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丹增和他的儿子》等篇什，前者描写著名的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支持者相遇的那种困惑，反映出作者对达赖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本质认识模糊的观念；后者则流露出对当年平叛斗争有某种误解”
王力雄先生认为：
上述对《西藏笔记》一书的指责，全盘是用帝国意识否定藏民族的自我意识。把“崇信和宣扬宗教”定性为“严重的政治立场、观点错误”，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不可思议的。唯色本人是一个藏传佛教信徒，赞美其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与噶玛巴本是天经地义，只有殖民者才会因为民族压迫的需要将其列为罪状；而因为没有歌颂“几十年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沉缅于对道听途说的旧西藏的怀恋”，就是“错误的价值判断，背离了正确的政治原则”，丧失了作家的“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则充满了帝国主义的霸道与强词夺理。”这一事件表明中国政府“不允许藏民族进行自我表述，一切表述都在它的控制之下，任何突破都要受到惩罚。”
王力雄先生又将唯色所遭受的迫害与中共在西藏的体制控制特色相联系，指出：
“在自由社会生活的人，甚至今天在中国内地生活的人都不会很清晰地理解上述惩罚对西藏人意味什么。中国内地社会目前已分化出多种成分，在官方体制外拓展出相当空间，很多人因此可以不依赖体制生存和发展。西藏社会却因为现代化一元全部靠北京财政供养，无法真正分化，因此僧侣以外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几乎全被网罗在体制内。或者说，只有置身体制内才可能成为文化人，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证。
“我曾经感到不解，过去的苏联、东欧及今天的中国大陆都存在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以藏民族所经受的苦难，在国际上所受的支持，拥有的精神领袖，却除了民间底层和僧侣界一些默默无闻的反抗，始终未出现本地的异议公共知识分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藏知识分子没有离开体制而能生存的空间，体制因此具有生杀予夺的威力。把所有文化人都养起来的体制也就是把所有文化人都管起来的体制。不敢脱离体制也就不能反抗体制。目前对西藏的文化压制主要是通过体制控制来实行的。当局对唯色的惩罚就是一种杀一儆百。”
王力雄先生一方面否定中共对唯色这样的西藏知识分子的压制，另一方面又将此事件上升到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表达来抵抗中共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政治的、文化的）帝国统治的有效手段之一。他认为西藏就有不少这样的民族声音的汉语表达者，唯色、梅卓、色波、阿来、扎西达娃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藏族由于“宗教的包容性（也因为与汉族宗教相通），达赖喇嘛积极与汉人和解的路线，加上拥有众多用汉语写作的藏人文化人，与汉族之间文化交流密切，不断把西藏文化介绍给汉人，使其成为文化热点，甚至成为时尚象征，产生众多‘西藏发烧友’。美学层面的文化表述也把西藏政治问题带入汉人视野，使汉人逐步得到理解和同情西藏立场。这种以柔克刚的力量可以给其他少数民族一些启发。当年成吉思汗的大军世界无敌，西藏不但没亡，反而蒙古族从此归依藏传佛教，不靠别的，正是靠文化的力量。”
相反，在新疆维吾尔族那里，维吾尔人一是不屑于向汉人进行表述，即使是在不必担心政治迫害的国外社会，流亡维族人也拒绝与汉人对话，不参加与汉人有关的活动；二是缺乏能够提升到美学层面的表述能力，其有限的汉语表述大都是政治诉求和口号，对汉族不但缺乏感染和说服，反而容易引起抵触。”王力雄先生还特地例举了几则维吾尔人在公众集会上，用维语表达反抗之意，但由于汉族听众不懂，没有引起什么真正的效果。所以拒绝用汉语表达，虽然“从保持民族语言、避免语言同化的角度维族却比藏族做得成功，民族内聚性也更高。但是从民族表述的角度看，成功却又是在藏族一边。”
上面的引述给出了一个评价截然不同但却实质相同的唯色：有问题的带有分裂倾向的西藏人士，或反抗殖民统治的藏族英雄。
唯色真的是如此单一性质的人物吗？她的《西藏笔记》的含意真的是如此简单刻板的吗？
二
《西藏笔记》由花城出版社2003年出版，很可能是唯色近些年来散文创作成果的一个集结。 将此书与以往所有中国大陆出版过的有关西藏的汉语文学作品相比较，它的确具有前所未有的强烈的西藏意识。当然，并不是说在《西藏笔记》之前，西藏意识从未在汉语文学写作中表现过，但是已往的表述，在总体上都没有突破国家意识形态所能允许的范围。就以有关西藏的散文写作来说吧，人们热衷于描绘西藏奇特、神秘的人文地理风光，雪山、高原、白云、草原、打坐的拉嘛、五体投地的信徒、服装特异的少女、风格独特的西藏艺术、异样的生活风俗等等。这一切固然传达出了某些西藏所特有意义，但是它们基本上只是浅表性的异域风景，是由外来观光客或臣服于来观光客的视野所做的名信片、风光片式的展示。然而唯色自觉摒弃了这类视角，她以一个藏传佛教徒、西藏代言人（至少是“客观的真实西藏”记录者）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者的身份与眼界，来书写西藏、记录西藏。于是同样的雪山、草原、寺庙、人文景观，进入《西藏笔记》后就具有了不同的含义。它们不再是依附于游记散文体中的简单的异域风景，而是被纳入到了以藏传佛教为核心的西藏文化本体表意结构中，具有了“民族主体”的自我言说的性质。
这里之所以说“文化本体表意结构”而不说“文化本体意识”，是因为“意识”相对而言是某种具体的观念、思想，而“表意结构”则是具有文本能动性的动态结构，其形构（formative）的力量不仅可以将具体文学文本的各诸要素，整合、结构为带有特殊意义指向的整体，而且可以超越具体文本的范围，指向更大的意识形态文本的建构。《西藏笔记》的前言“西藏在上”，一开始就以一个“西藏女儿”皈依藏传佛教的心灵求索与倾诉奠定了这一特殊表意结构的基本性质：诡异、黑暗的长夜，一个孤独的个体，孤魂野鬼般地跋涉，恐怖中她呢喃出藏人的六字真言，于是一个引路的老人出现了，他一只手举着一盏摇曳的酥油灯，一只手转动着转经筒，“我尾随着老人带来的光明，先前不安的心得到了抚慰，并得以正视周围的黑暗……泪水涌上了我的眼眶……我终于目睹了光明那缓慢却不可阻挡的历程，而且，从黑夜里出来的人原来是那么多，宛如一条历经千转百回的河流，我融入其中，也就融入了另一种生活的芬芳气息里。”
而这种“迷途、引导、皈依”的形构的力量，不仅仅指向心灵、个体、民族，还指向自然山川。该书第一篇的题目是“地图之美”。从一般意义上来看，此题目用在一本具有游记性的书中似乎不太恰当，地图是引导游人接近自然美的工具，而不是审美对像本身。然而，地图从来不是单纯、客观的自然地理情况的真实的复制与再现，而是建构。不同种类的地图总是与不同绘制者的空间意识、意向所指联系在一起的，并为不同的目的服务；特定地图的绘制与使用，总是在无意识间将我们结构在特定形式的过去与未来之中。因此，在“地图之美”一文中，虽然唯色所携带的是一本《西藏自治区地图册》，但它已被唯色改写成了一个全新的宗教地理图册：“我喜欢宗教的地理。在宗教的地理上，山山水水全部都有了新的说法，当然是神圣的说法。”（第13页）就这样，被佛从黑暗中照亮了的唯色，就带领着读者从俗烂了的西藏旅游线路中走了出来，走向神圣的朝圣与皈依之旅。
应该说《西藏笔记》中这种文本的表意结构的重新书写与抵抗的能动力，远远超出了该书各别的“越轨”之处。因此，它引起官方的恐慌与打压，就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唯色所精心、竭力建构的这一神性的感招结构，从一开始就带有一个致命的几乎无法克服的内伤——血缘的不纯性。唯色对藏传佛教的皈依，对神性西藏的热爱，对现实的抵抗与批判，都是建立在“藏族血统”这一基本前提上的，它构成了她自我想象为一个纯粹的佛的女儿、西藏女儿的基本的合法性所在。然而不幸的是，唯色却是一个混血儿，她的祖父是一个陕西汉人，她有一个汉族名字程文萨， 更为不幸的是，她很早就离开了生她的西藏，在汉地的文化传统下生活了二十多年。所以当她重返西藏之时，发现自己已然是“一个陌生人了”，一个不懂西藏、不懂藏语的不纯洁、不纯粹的藏人了。于是想以血缘为根据，皈依于纯粹西藏儿女的唯色，就陷入到了深深的不洁的焦虑之中。她在佛龛前许愿、祈祷，好让自己重新换一个人；她借助族人的虔诚与崇信赋予自己重生的力量；她重新以唯色命名自己，以使自己脱胎换骨。为了使“唯色”这一名字具有神圣而光辉的性质， 她不断地让一个个上师为自己命名，在一个个命名中发现共同的神圣的光芒，并最终把唯色这一父的命名想象为佛的赐予。她迈开双脚踏上朝圣之旅，走向自己的故乡德格，然而汉族祖父的影子却不时地相随而行；她一次次地去亲近藏语，想直接通过母语与自己的族人、亲爱的上师、藏文典籍进行对话、交流、聆听、阅读，然而却始终无法真正掌握藏语，无法真正进入藏语文化的河流。这样，《西藏笔记》——一个神性的文本，一个建构神性西藏的文本，就被不纯的恐惧与焦虑贯穿始终，成了一个文化杂交的多声部的文本。
其实不纯的焦虑，不仅仅表现于散布在全书的直接与半直接的相关言辞中，也巧合地体现于《西藏笔记》的文体中。从第一篇“地图之美”开始读起，作者好像是一个不会使用漂亮汉语的书写者，不少语句甚至就像是枯燥、蹩脚的报章体或办公体的套用。不过读着读着，越到后面，语言就变得越来越顺畅、漂亮，诗意也越发浓郁。然而，再一看各篇末所标的写作时间，却发现越到后面的文字常常恰是以前所写的。我们当然不能把这解读为唯色汉语使用水平的倒退，这应该是自觉认识到了神圣使命的写作者，修正了以往过强的诗性语言 之后，还没有找到更为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的表现吧。或许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所有的语法已不存在。所有的句子不能连贯。所有的词汇在今天这样的现实面前化为乌有，悄然远遁。”（第421页）
《西藏笔记》文体所内含的焦虑，还体现于它的编排中。除去前言与后记，此书共分三部分，三部分文章体式的长短与完整性从前到后渐次降低，最后一部分干脆就是由一些短小、零散的杂感构成。部分原因可能是作者过于钟爱自己的文字，任何片断都不愿意放弃，但从内容来看，那些散乱的文字更像是焦虑撕扯的结果。而且这里的焦虑已经不止于是血缘的不纯，而且也透露出作为一个个体审美者与宗教徒之间的紧张。于是一个受到神启凝聚民族精神的朝圣之旅，竟然归结为灵魂碎片的飞扬。
三
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任何文本都是拼接的，因而根本上都是断裂的。然而《西藏笔记》由焦虑而至的文本断裂，并不需要多么高深的解构技巧就可以看出。这倒不是因为作者写作水平的低劣，而是因为她正处于从一个汉语的个体写作者向一个藏传佛教徒转变的途中，她所流露的对十四达赖的敬爱，对某些西藏僧人迫不得已服从于体制苦衷的体察，对西藏本位的坚持，对现实西藏管制的批判，不只是出于对自己族人、西藏传统文化的热爱，并不是出于直接强烈的分裂、独立的动机，也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仇视。所以，作者不断提到与汉族友人的友谊，不断地大量地使用一些我们所习惯的概念与指称， 没有刻意地将西藏与中国并列放置，也没有对作为汉人的祖父，作为革命军人的父亲的指责。我以为确切地说，唯色对藏传佛教的皈依，《西藏笔记》的写作，原初的动因很可能是来自对西藏现状——社会的、人文的、自然生态的——忧虑，来自于一个“审美主义者”的具有普适性的对自我、对人类、对自然的关爱。只不过是，面对西藏的诸多困境，她选择了一种相对确定、具体的皈依西藏传统、皈依藏传佛教的抵抗之路而已。 至于说这种选择是否合适，是否偏狭、是否有效，另当别论，而它不是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的反动和族性的仇视，则是确切的。
如果说将唯色看作是一个简单的有政治问题的西藏作家，一个彻头彻尾的佛教徒，一个单纯的反叛的藏族英雄，没有充分的理由的话，那么将八十年代以来所有西藏青年汉语写作，都归结为对中国文化霸权的抵抗，则就更缺乏理由，甚至与事实严重不符。王力雄先生所提到的梅卓，我了解有限不敢妄言，但我相信色波、阿来、扎西达娃等很可能不会同意王先生对他们所作出的阵营划分。对于这三个作家来说，超越当下写作的局限，将自己和西藏的写作提升到世界优秀写作水平的指向，要远大于（至少是不会弱于）对西藏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的重构与张扬，这对色波和扎西来说尤其如此。我与色波面谈和多次的通信中，他不断地强调文学写作超越功利追求的重要性，强调对小说的先锋性、个人化的隐喻系统开拓的重要性。他甚至认为，现在世界上“只有欧洲少数几个国家理解了生命的本质和民族真实含义，其他大都只是一种群殴精神”。所以他劝我不要过多地从民族关系、中国危机、西藏危机的角度解读西藏文学，还说我这样的解读，“其实就是一种‘文化帝国’的表现”。
同样也恐怕很难将扎西达娃的写作简单地归之为对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抵抗。姑且不说他当年的《朝佛》是否定藏传佛教的，就是他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写作，也不只是对西藏文化的发现与重新建构，而是带有相当的非功利的先锋实验性，而且他以及当时许多西藏新“小说家”，常常是从更为普遍性的现代与传统的角度来建构西藏文化的文学表现。我曾经问过扎西达娃，他不少作品中青年流浪贵族的形象是否与十四达赖有关，他的《风马之耀》是否包含现代法律与西藏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对前一个问题，他没有回答，但对后一个问题他是这样回答的：“我尊重你持有的观点，不敢妄加评论。我没去深究过‘现代法律与西藏传统文化’的关系，但我认为，现代法律不仅仅是对某个民族的产生了尴尬，它与人类本身就是对立的尴尬。”
再来看阿来。阿来之所以被认为是著名的中国当代作家，的确与他作品中的西藏文化的表现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他的《尘埃落定》并非对单一性西藏文化的表现与歌颂，恰恰相反，他表现的是一个处在拉萨与东边中央政府之间的土司部族的传奇历史，因此所表现的不仅是西藏的文化，也是多元性的西藏文化。再有细读他的众多小说，都可以发现在特定文化氛围的营建中，作者常常相当关注思考个人的命运、个体的自由。例如《尘埃落定》，《月光里的银匠》等。2004年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多民族文学论坛”上，不少发言者都不断强调本族母语对少数族裔作家写作的重要性，但是阿来却强调汉语作为公共语言的重要性，而且还将他的写作纳入到汉语由古典到现代变革的历史中加以解释。当时我还委婉地批评了他的发言太过正确，正确得让我们难以看到他少数族裔的身分。
四
上述分析充分地说明，包括唯色在内的众多西藏汉语写作的意义指向都是相当复杂的。做这样的分析，并不是无视或抹煞客观上存在的西藏与内地，藏族与汉族之间的一定的紧张关系。相反正是因为充分意识到紧张甚至是冲突的存在，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危险性、紧迫性，我才要做多样和复杂性的分析。唯色或其他少数族裔作家究竟是什么人，她（们）的作品究竟有什么样的含意，孤立来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他）们的写作，围绕她（他）们所发生的后续各种形式的继续书写，都可能具有特定民族关系的建构能力。当各方或粗暴、或简单化地把以唯色为中心的书写，引向高度冲突性的二元对立的结构关系时，就是在强化着现实中已经存在的暴力性的对抗结构，这种强化，实际起到了恶化中国内部族群关系作用，让人们更加远离正确、理性理解、处理国内族群关系的可能。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危险就在我们的身边。不妨让我们来看一些附在《西藏女作家唯色的遭遇》这条消息之后网民的发言：
我爱西藏：“中国不是一向自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吗？但是竟连最起码的人生信仰也要剥夺，这简直是笑话！！我是一个藏人，也读过唯色的《西藏笔记》，但我依然爱着我的祖国，我依然认为西藏是中国的，这是永恒不变的！！唯色只是以一个藏人的身份来描写西藏，表述西藏，在很大程度上她文章里西藏才是真实的西藏！！！政府的所做所所为只能让我从坚定转向怀疑！！！！！！”
我是藏族：“现在汉族人连西藏乞丐的位置也在强，你去看拉萨那些朝圣的街道旁边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汉族乞丐，没有感恩之心的向并不富裕，但心地善良的藏族人们要钱，要饭呢！不信，去西藏拉萨瞧瞧！我不知道，以后他们还要强我们西藏的什么了？？？大大的怀疑！汉族和藏族的文化真的差距很大，一个讲求仁慈的，一个是尽量为自己处心积虑的文化！他们对人的态度肯定不一样。”
我是藏人：“首先我是个藏族大学生！我看过唯色的《西藏笔记》。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不应该剥夺最基本的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我对中国政府的这种做法表示强烈的反对！唯色你是好样的！你并没有什么错！你只是写出了成千上万个藏族人一 直想说的话！我为我们的民族有你这样的作家感到高兴！希望你能坚强地活下去！为了我们的民族！”
阿格力：“新闻自由\写作自由\出版自由在中国很成问题。三个离不开:汉族离不开藏族\藏族离不开汉族,全国各族人民互相离不开!”
操你大爷：“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不知道西藏的实际情况,就在这里胡乱放屁.老子们在西藏工作几十年,贡献了自己,搭上了子孙,辛辛苦苦,任劳任怨,无怨无悔,却换来的是鬼孙子们的信口疵黄,鬼话连篇,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日你大爷：“用你们的良心来发表评论!!!!!!中国政府对西藏的政策之好,西藏的人是应该感受到了,学生上学享受"三包",知道什么叫"三包"吗?那就是包吃\吃住\包学费,但这群猪还不好好学习,上初中就把孩子生在厕所里.如果是汉族学生,早就开除了,但她们却每人获得2万元的赔偿,真他的不公平.
学生成绩一塌胡涂,却上了最好的大学,分配在最好的单位.妈的,肚子饿了,就张口向共产党要,吃饱了就说共产党的坏话.藏族是一群没有良心的狗!!!!”
操你妈：“没良心的家伙！日你先人,西藏有狗屁可抢,穷得象鬼一样.全西藏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一亿,而中央每年就给西藏的建设资金超过180亿,狗脑子,想一想,汉族抢你妈的屁呀,我们还嫌脏呢.
！！！：“你好意思说贡献了儿子还搭上了孙子~像你们这样的人就只配发配边疆。”
你自己给儿子~孙子找到岗位了就该你庆幸了~别用"贡献"这个词来形容~你以为工作那么好找啊???我不是藏人都觉得你喔鹾!更何况别人，别把自己想得那么大，更不要把一个人和一个民族对等相提。大家都是吃共产党的饭，合作点好不好??”
呵呵：“哎呀呀，楼上这个满口操个没完的家伙，你咋就怎么丢咱们汉人的脸啊。别说人家藏人了，就俺也打心眼里不愿意跟你这样的汉人一块儿过啊。羞死人了。原来在西藏的竟是这样满嘴喷粪的汉人啊，你还是赶紧走人吧，你！”
继续操你妈：“放你娘你狗屁，不能身临其境，不知道难能可贵。日你先人，来西藏生活两天，试试！！！！
首先申明一下，老子是自愿来西藏的，还有老子不来西藏生活会过的很好。不要把我称这“咱们汉人”，你们这群王八蛋，懂个屁。这是回给呵呵和！！的。”
？？？：“前面这位脏话联篇的先生!你的素质好差啊,尽会骂别人,你有什么资格啊,看你这副说话的德性,就知道没有文化修养,你当初去西藏是去当民工吧,你现在还不是西藏生活.我们完全不接受你这个乞丐似的汉人到我们家乡来玷污我们的空气,扰乱我们平静的生活.你还是跟你那些孙子早点回自己的窝把.对了,还有,你不要忘了是西藏人们养活你的,到底是谁把谁给裁制了,你可不需弄清楚,再说你也弄不清楚.因为你的素质真的差到极点了,好可怜啊!还是凑活过好下半辈子吧!!!!!!!!!!!!!!”
藏北草原：“一个民族应该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权利,上面那位说的很对,藏族和汉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两种生活态度,两种文化,一个讲求仁慈，一个是尽量为自己处心积虑！他们对人的态度肯定不一样。”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尽管中共、西方人权组织、王力雄、网民们，在立场、观点上有的大相径庭，有的相互接近，但是他们却在不约而同地强化着对立性民族关系的建构，结成了一个对抗性民族文化关系建构联盟。首先是中国有关机关对《西藏笔记》的否定性界定，进而对唯色进行迫害，这样就将唯色划定在了主张西藏独立、分裂国家的一边；接着，西方人权机构，又从相反的方向强化了对唯色的定性，并把其上升为中国政府对西藏民主人权人士的迫害，事件进一步升级；而王力雄先生的言说虽然显示出突破大汉族主义的可贵精神，但却沿着二元对立的思路，将唯色事件更拔高到西藏（甚至众多中国边疆地区）抵抗中国“双重帝国主义”统治的意义；而在这样的引导下，一般民众中那些不乏理智的声音，也就更容易被掩没在非理性、情绪性的争吵与叫骂之中。正是在这种不同阵营、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观念的合力推动下，一个原本困惑、复杂的唯色，就几乎被不由分说地绑架成了一个“西藏民族英雄”。或许唯色本人并不反对这种无意识的集体绑架，会将其看作进一步证明自己纯洁性的牺牲，但是这对于中国、中国西藏的未来，对于藏（民）汉关系的正确处理，绝对是非常有害的。因此我以为，每一个追求公正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在追求公正、正义的同时，让自己成为对抗性民族关系建构的参预者。中国不需要所谓的分裂人士，西藏也不需要什么反抗的民族英雄。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的思考者，公正的言说者，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使者与调停者。因此，我们的思考、发言、行动，不仅应该是独立、勇敢、公正的，还应该是审慎、细致的；不仅要以开放的心态，反抗体制的压抑、冲破本民族狭隘视野的束缚，促进中国文化多样性的平等发展，同时也要高度警惕，不要由文化多样性的公正追求，掉进文化种族主义的泥淖。
此文已在《作家》（香港）杂志，2005年第12期上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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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2-10 0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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