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季羡林先生于今晨相继病逝

风之晨

任继愈（1916-2009）

季羡林（1911-2009）

中新社北京7月11日电 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因病医治无效，于七月十一日四时三十分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三岁。
任继愈先生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五日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国家图书馆馆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国家图书馆发布的讣告指，任继愈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学术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筹建了新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几代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人才。任国家图书馆馆长以来，他积极推进图书馆建设，为繁荣发展国家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任继愈在佛教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被毛泽东誉为“凤毛麟角”。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断，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总体认识和定位，是认识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基础性理论贡献，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具有深远的影响；晚年任老先后组织领导乃至亲自主持多项大规模文化工程。
记者在国家图书馆官方网站看到，为纪念这位在国图躬耕二十余年的老先生，官网首页已经被改为黑白色。
为悼念任继愈先生，国家图书馆将于七月十三日至七月十五日期间在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学术报告厅设置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吊唁。七月十七日上午，将在北京八宝山殡仪馆东礼堂举行任继愈遗体告别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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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北京7月11日电 记者今日从北大校办了解到，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于今晨八时五十分左右在北京301医院病逝。

风之晨

季羡林相关资料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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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的作品
　
一、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这个分类只是一个大概的情况。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附注：季羡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奖项简介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由中国翻译协会2006年五届五次常务会长会议决定设立。这是中国翻译协会首次颁布的奖项，该荣誉奖并非常设奖项，授予健在的、在翻译与文化传播工作中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2006年9月26日，95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成为首位“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季羡林，生于1911年8月，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30年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攻英国文学，兼读德国和法国文学，同时选修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课余专心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及散文创作。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入德国哥廷根大学潜心学习印度学。1941年荣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建国后，季羡林先后当选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同年起，任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等职，享有崇高的社会声誉。还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名誉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亚非学会会长，澳门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系中国翻译协会创始人之一，2004年11月在中国译协第五届全国理事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
　　几十年来，季羡林辛勤从事英文、德文、梵文等文学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发表、出版的译作将近四百万字。主要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印度简史》、《罗摩衍那初探》、《印度古代语言论集》、《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简明东方文学史》、《糖史》、《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等。主要译著：译自德文的有马克思著《论印度》、《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译自梵文的有著名印度古代大史诗《罗摩衍那》（七卷）、印度名剧《沙恭达罗》和《优哩婆湿》、印度古代民间故事集《五卷书》等；译自英文的如梅特丽耶•黛维的《家庭中的泰戈尔》。此外，季羡林还主编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神州文化集成》、《东方文化集成》等书。
　　获得的主要奖项有：
　　1986年论文集《印度古代语言论集》获北京大学首届科学研究成果奖。
　　1987年论文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荣誉奖。
　　1989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授予“从事语言文字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
　　1990年论文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获全国首届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著作荣誉奖”。
　　1992年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获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奖。
　　1992年，印度瓦拉纳西梵文大学授予最高荣誉奖“褒扬状”。
　　1997年主编的《东方语言学史》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主编《印度古代文学史》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专著二等奖。
　　1998年德黑兰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1999年《季羡林文集》(24卷)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
　　2000年专著《文化交流的轨迹——中华蔗糖史》获长江读书奖“专家著作奖”。
　　2000年获得德国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金质证书。
　　2006年9月26日，在中国译协庆祝国际翻译日•资深翻译家表彰大会上，季羡林被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930年季羡林先生毕业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时年19岁

三、季羡林先生的品格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本报特摘录几段季老的文字，看看这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如何对待罩在自己头顶的灿烂光环的——

　　■一辞“国学大师”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
　　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一灿烂辉煌的光环。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应地活跃起来。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他们对这一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一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有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学大师”的桂冠摘下来。
　　■二辞“学界泰斗”
　　“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这要分两层来讲：一个是教育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科学界。
　　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一直担任行政工作，想要做出什么成绩，岂不戛戛乎难矣哉！我这个“泰斗”从哪里讲起呢？
　　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的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学界(术)泰斗”的桂冠摘下来。
　　■三辞“国宝”
　　“ 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１3亿‘国宝’吗？”
　　在中国，一提到“国宝”，人们一定会立刻想到人见人爱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这种动物数量极少，而且只有中国有，称之为“国宝”，它是当之无愧的。可是，大约在八九十来年前，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到了今天，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洋洋乎盈耳矣。我实在是大惑不解。当然，“国宝”这一顶桂冠并没有为我一人所垄断。其他几位书画名家也有此称号。
　　我浮想联翩，想探寻一下起名的来源。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孙三李 四等等，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13亿“国宝”吗？
　　这种事情，痴想无益，也完全没有必要。我来一个急刹车。
　　为此，我在这里昭告天下：请从我头顶上把“国宝”的桂冠摘下来。
　　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季羡林年青时

四、2006年感动中国颁奖辞（季羡林）

　　【颁奖辞】智者乐，仁者寿，长者随心所欲。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学问铸成大地的风景，他把心汇入传统，把心留在东方。季羡林：最难时也不丢掉良知
　　96岁的季羡林先生长年任教北京大学，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名著，其著作已汇编成24卷的《季羡林文集》，现在即使身居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他的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

五、季羡林95岁生日采访实录

　　2006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病房看望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季羡林，并对季羡林95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新华网北京８月６日电（新华社记者徐京跃）“季老，我看您来了。”6日上午9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病房，就紧紧握住季羡林先生的手说：“今天是您95岁生日，我向您表示祝贺。”
　　温家宝送来一盆枝繁叶茂的君子兰，向这位学贯中西、笔耕一生、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敬意。
　　季羡林是我国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诣。 6日，季羡林特意穿了一件红色的衬衣，病房内充满喜庆的气氛。
　　2003年、2005年，温家宝曾两次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望季羡林。
　　听说季羡林仍然每天一早就开始写作，思维敏捷，温家宝高兴地说：“您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生笔耕不辍，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您写的作品，如行云流水，叙事真实，传承精神，非常耐读。我刚刚看过您写的《我的人生感悟》和《季羡林论人生》，有几篇文章我读了几遍。”
　　季羡林感慨地说：“我的一生大起大落。”
　　温家宝说：“您写的几本书，不仅是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中国知识分子历经沧桑、艰难困苦，但爱国家、爱人民始终不渝，他们不懈奋斗，把自己的知识奉献社会、服务人民。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那时，您利用在传达室看大门的时间，翻译了280万字的梵文作品。这不仅是个人毅力决定的，也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充满信心。”
　　季老还签名赠送《季羡林论翻译》、《非凡人生——季羡林》以及收有他的《清塘荷韵》等10篇散文、由播音员朗读的光碟给林青霞，林青霞则回赠了她主演的电影《东方不败》光碟。 临走时，林青霞握住季老的手深情地说：“季老，让我摸摸您的双手，好感受一下您的文气，可以吗？”季老回答：“当然可以。”两双手叠在一起，笑容洋溢在季老和林青霞的脸上。


智慧长者——季羡林

六、季羡林：学术大家

　　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


国学大师季羡林

七、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经典语录：
　　对待一切善良的人，不管是家属，还是朋友，都应该有一个两字箴言：一曰真，二曰忍。真者，以真情实意相待，不允许弄虚作假；对待坏人，则另当别论。忍者，相互容忍也。
　　根据我的观察，坏人，同一切有毒的动植物一样，是并不知道自己是坏人的，是毒物的。我还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时光流失，一转眼，我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自己的预算。有人说，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对众生的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得过了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此亦长寿之道。
　　自己生存，也让别的动物生存，这就是善。只考虑自己生存不考虑别人生存，这就是恶。
　　“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我快一百岁了，活这么久值得。因为尽管国家有这样那样不可避免的问题，但现在总的是人和政通、海晏河清。”
　　“我的家乡在山东。泰山的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
　　“最后两句话是——‘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人民的灵魂，百姓的脊梁，中华民族大有前途。”
　　好多年来，我曾有过一个“良好”的愿望：我对每个人都好，也希望每个人都对我好。只望有誉，不能有毁。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每个人都争取一个完满的人生。然而，自古及今，海内海外，一个百分之百完满的人生是没有的。所以我说，不完满才是人生。
　　西方采取的是强硬的手段，要“征服自然”，而东方则主张采用和平友好的手段，也就是天人合一。要先于自然做朋友，然后再伸手向自然索取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一切。宋代大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你们的生命只有和民族的命运融合在一起才有价值，离开民族大业的个人追求，总是渺小的。
　　做人要老实，学外语也要老实。学外语没有什么万能的窍门。俗语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是窍门。

风之晨

“生也有涯，学无止境。”告别之时，任继愈这样在我们的签名本上留言。很多人将任继愈称作国宝级人物，这种赞美不仅因为他的哲学修为，更因为他如同自己所要求的那样，是一个大写的人。走近老人就像读一部书，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大书。与老人对话就像走进一座图书馆，博大深厚，美不胜收。  


一次“小长征”和一辈子的学术研究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

　　1916年，任继愈出生在山东平原县一个殷实的军官家庭——“父亲是国民党少将，保定军校毕业的，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继愈’这个名字是入学时老师给取的，取‘继承韩愈’的意思，希望我将来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没想到我日后走偏了这条道。”
　　任继愈回忆，从识字到上正规小学，换过很多地方，主要是在鲁南一带读书，而毕业则是在山东济南贡院墙根的“省立第一模范小学”（现大明湖小学）。有一次，班级老师曹景黄布置大家以清明节植树为题写一篇文章，任继愈作文中一段“吾乡多树，每值夏日，浓荫匝地——以待行人憩焉”。令曹老师大加表扬，认为他的‘焉’字用得非常好，有文言文的语感，这让任继愈颇为自得。后来，他在一篇《追求》的文章中写道：“我读《四书》是在小学时读完的，小学老师曹景黄先生给我打下了阅读古汉语的基础，是我永远怀念的一位老师。”他说：“无论从小学到大学，我的成绩并不是很突出，属于‘中等偏上’，考试分数不是很好，但是我考完以后总要自己检查检查错在哪里，就像下围棋复盘，哪一招棋是误算或是昏招一样，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所以我所得到的东西并不一定比考100分得到的少。”
　　任继愈的中学是在北平大学附属中学读的。在这里，他遇到了几位对他国文产生深远影响的语文教师：任今才、刘伯  、张希之。有意思的是，这些让他感激一辈子的恩师，几乎都是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或哲学系毕业的。在他们的影响下，他开始读胡适、梁启超、冯友兰等人的著作，接受更深层次的思想启蒙。虽然这所中学只办了4年，但在任继愈的心中，有着很重要的分量。更让任继愈难忘的是，北平大学附属中学不提倡“读死书，死读书”，而且对学生的爱好不加限制。
　　1934年，中学毕业的任继愈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西方哲学，可谓顺利。唯一让他感到略微不安的是不知道读完哲学后，自己应该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因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读哲学很难找到一份合适的职业。可能是年轻，慢慢地他也就不把找工作的事放在心上了。但对于其他进入北大哲学系的学生来说，读哲学怎么盘算都是前途渺茫。任继愈说：“当时进哲学系一共有十几个人，最后只剩下三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然而国难当头，象牙塔内也不可能风平浪静。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高校奉当时教育部之命南迁到湖南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迁往云南蒙自县，成立西南联合大学。
　　正在哲学系读四年级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由长沙出发步行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经过了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一系列程序之后，200多名师生开始了这次“小长征”。此次旅程历经60余天、3000多里路。没走过长路的任继愈像不少同学一样，开始几天脚上磨出了血泡，走得很辛苦。当脚上磨出茧子以后，就轻松了。很多同学和老师爬山时经常还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临时手杖。
　　任继愈告诉我们，湘西的风景自是美不胜收，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长征留下的标语，有徐霞客留下的诗篇。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教授随身带着画笔，一路上写生。尽管步行艰苦、风餐露宿，湘西一带还经常有土匪出没，所幸的土匪看他们是知识分子，并不为难他们，但这次旅行对于任继愈来讲，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人生理想和态度。中国农村的荒凉破败、农民的贫穷困苦，强烈的敲击着这位年轻学子的心。“最底层的人民承受着战争的苦难，却依然坚贞不屈。中华民族有非常坚定的信仰，有很强的凝聚力。是什么样的力量在支持她？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一文中写到：“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于是，任继愈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与眼前的农村现实发生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从研究西洋哲学转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传统哲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脚步从未停止过。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名校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国一批知识精英，学术气氛浓厚。当时西南联大条件虽差，但很温馨，任继愈读研究生时师生共处一栋三层楼的宿舍，天天见面，朝夕相处。联大生活最让任继愈怀念的是学校风气比较开放，民主气氛浓厚，每天晚上有学生组织的各种学术报告，讲文学、讲政治等，还有话剧团、诗朗诵。“很多从国外归来的各界人士都经过昆明，在此讲学。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俄国之行，杜聿明将军讲在缅甸攻克密支那城消灭日军的经过，也有一些外国教授如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也来这里介绍牛津大学。学生们在正规的课程以外，不断吸收书本以外的知识，开阔视野。”
　　浓厚的学术氛围，为任继愈以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结构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光荏苒，当年的年轻人已进入耄耋之年，但依旧对哲学寄予厚望：经济越发展，人们看问题越深入，哲学的任务越重大。

一次与主席的面对面和一个宗教研究机构的诞生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他没想到，在这里一待便是二十余年，直到1987年调至北京国家图书馆任馆长，且一辈子的研究主要与哲学挂钩。而今，他这位中国“国宝”级的哲学大师还担任着社科院宗教所的名誉所长。


1938年5月，任继愈在云南蒙自县

　　建国不久，任继愈和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积极地投身到工作当中，在自己的领域大展身手。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教授。没想到，在1957年一个有关哲学史定义的会议上，他的发言被一些专门打棍子的“学霸”批判为修正主义。当时，他并没有真正将此事放在心上，也没有想到无论对他还是对于整个民族来说，这只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前兆。
　　采访时，任继愈说：“毛泽东对宗教问题始终是注意的，这一点我原来没有领会，和他交往几次，体会比较深。比如，我过去写过的一些有关佛教史研究的文章，毛泽东都看过。”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随即又问他，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又问，道教有没有人研究？福音书（指基督教）有没有人研究？任答，基督教也没有人专门研究。毛又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答，师生加起来有500人。于是毛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后来，毛泽东评价任继愈的文章是“凤毛麟角”。
　　1963年冬天，周恩来访问非洲14国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一些研究所，还成立了以廖承志为组长的“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在这个报告上，毛泽东于1963年12月31日作了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唯独没有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我们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刊物，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和世界史。因为有了这个批示，任继愈于1964年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但不久“文革”开始，任继愈经过几番波折后被送往河南信阳干校接受“教育”。
　　在干校期间，任继愈早上出去参加劳动，晚上回家睡觉，成天很少说话。他还学会了针灸，周日出外给老乡治病，得到老乡们的欢迎，称他为北京来的大夫。由于任继愈为人十分和善，很少有人为难他。但由于在那里光线太暗与劳动过度，他的右眼患了严重的眼疾，左眼视力也受到损害。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自然所经历得太多太多，他自己也懒得花时间去梳理那些点点滴滴的“不愉快”。而今，医生嘱咐他为了保持目力，夜间不能看书和写字。
　　“文革”后，任继愈从河南回到了北京，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原有的建制。上世纪80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说”，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专门成立了一个儒教室。
　　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思想界都公认“中国无宗教”时，任继愈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有哪一个民族没有宗教。”他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任继愈从各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他在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学术著作里，详细地阐述了“儒教是宗教”的观点。他从儒教的发展与演变、个性与共性、历史与现实等各个方面，透辟的分析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宗教性特质。他在文章《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中写到：“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同时他认为，宗教之所以是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本质是信仰与追求，外壳是信奉对象、诵读经典的组织形式。儒家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其本质部分就是提倡禁欲、重“忠孝”、尊“三纲”，这既是宗教思想，也是政治思想，它比较适应大一统国家的生存要求。而其外壳部分则是，它信奉“天地君亲师”，这符合宗教外壳的组织形式。而对于一个宗教的认定，重要的是信仰的本质，而不在于形式。


1951年，任继愈夫妇与周岁的女儿任远合影

　　任继愈的“儒教就是宗教”的学说，在学术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并由此引起了近二十年的讨论。这个论点已经慢慢地被认同，而这种认同感，直接又与华人的自我文化价值认同紧密相连。
　　目前，在学界，公认任继愈对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是：他认为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广泛地影响着我国社会各阶层。他力图把中国佛教思想纳入中国哲学发展的主流。并认为，道教对中华民族的重要性绝不下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识当中，始终认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从国情出发，而“多民族统一大国”则永远是中国的国情。当然，他仍然坚信人类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会进入“大同社会”。国家组织消亡，而宗教还存在；宗教消亡了，最后哲学永远存在。

一套藏经的“文化苦旅”和一位学者半个多世纪的梦

任馆长18年，任继愈从未停止对图书的“建设”添砖加瓦。“书是让人阅读的，和钟鼎这样的文物不同。现在有些书躺在图书馆里，不整理就不能发挥实际作用。”他最欣慰的是通过多年的努力，让许多孤本、善本得以开发利用，其中最宝贵的就是与《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敦煌遗书》并称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的《赵城金藏》。
　　《赵城金藏》是金代民间募资刻印的佛藏。1933年，范成法师在广胜上寺弥陀殿的12个藏经柜中发现了这套藏经，引起社会的注意，并逐渐在国际学术界引发轰动。采访中，任继愈说：“《赵城金藏》是北宋《开宝藏》覆刻本，装帧、版式保有《开宝藏》的特点，在《开宝藏》散失殆尽的情况下，不论在版本方面、校勘方面，它都有无可比拟的价值。”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赵城后，已将这部珍贵的典籍列入掠夺的名单。为了《赵城金藏》的安全，广胜寺力空法师向八路军求助。在当时的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指示下，连夜组织人在烽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将《赵城金藏》运出，历经辗转，最后藏在窑洞内，派人看管，终使国宝珍品得以保全下来。
　　1945年日寇投降后，《赵城金藏》被交给北方大学保管，时任校长的范文澜派专人守护，年年晾晒。任继愈向我们介绍说：1949年北平解放后，《赵城金藏》被移交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收藏。1949年4月30日，当4300多卷、9大包《赵城金藏》运抵北平时，由于多年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潮烂断缺，粘连成块，十之五六已经不能打开。国家专门调来4位富有经验的装裱老师傅帮助修复，用蒸汽蒸后，再揭开装裱，历时近17年，终于在1965年修复完毕。
　　任继愈担任国图馆长后，他认为珍贵的古书不同于文物，仅仅保存完好还不够，还要开发利用，让更多的人可以阅读。1982年，国家召开了古籍整理规划会，整理1000多个项目，唯独没有佛教道教典籍。作为委员之一，任继愈提出佛教典籍也是古籍，也需要整理。经过批准之后，设立了项目，并成立了“大藏经编辑局”，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又挑选了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为对比参照，编辑《中华大藏经》。“将9种佛教典籍集于一身，这在世界上也是史无前例的。这部浩大的典籍共107卷，历经十几年才陆续出完，先后有160多人参加了有关工作，他们年龄从20岁到80岁不等，老少不一，工作时间有长有短，但有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尽快整理出版。”现在，任继愈又在致力于《中华大藏经》的续编工程。
　　此外，任继愈还十分重视珍贵手稿的收藏，因为手稿仅有一份，作者涂改的部分特别有研究价值。鲁迅、冰心、闻一多的手稿国图都有收藏。“文革”时期，巴金想将自己的手稿转移，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接收，后来由国图收藏。北师大的黎锦熙教授是毛泽东高中时的老师，因为这个特殊身份，他的全部藏书和手稿在“文革”时期得以幸免，任继愈说，后来也由国图买下收藏。这些珍贵的手稿对日后的研究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古籍整理是一件与名利无关的事，任继愈多年来孜孜以求，专注于这一项“造福后人”的事业，却每每感叹于事业后继乏人。“如今的大学毕业生比较现实，一个地方给1000元工资，另一个地方给1500元，他就去给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虑理想，不考虑有没有兴趣。”任继愈感慨：“有的年轻人不愿意开荒，只愿意收获。”现在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之风使任继愈感到忧虑，他认为，研究一个大的问题，三五年的时间不够，但一些年轻学者为了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急于写论文，累积字数，写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中华大典》这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继愈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十多年。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历史典主编。
　　对此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
　　“人才成长是当务之急，古籍整理工作难学又枯燥，愿意坐冷板凳的青年越来越少，感到有些青黄不接。国家培养的第一批古籍整理人才，现在都挑起了重担，成了骨干和学术带头人。当年的青年今天也已五六十岁，当年的中年骨干如今已经七八十岁左右，几年之内，都到退休年龄或离开工作岗位了。”任继愈说，现在学风比较浮躁，大量地扩招研究生，一个导师带很多学生，这样很难保证质量。“古籍整理不能急于求成，搞短平快不行。古籍整理是深加工，我们不是出铁矿砂，而是要出钢材。”
　　在2005年8月底举行的《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编纂出版座谈会上，任继愈直言，国图的“博士生文库”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博士生论文，读后却发现不少论文语法不通，标点不对，内容也有问题，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博士生论文的质量在下降。“现代汉语尚且如此，古汉语的素质更让人不敢恭维。”在座谈会上任继愈与冯其庸、金开诚等学者都对学术界国学素养的普遍滑坡表示担忧。任继愈说，现在甚至连大学教授都看不懂相关专业的古代文献，像《大中华文库》这样的古代典籍翻译出版工程，将来很可能面临着因为人才缺乏而难以为继的危机。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合影(后左一章元沅，后左二任继愈，后右一载逸)

　　任继愈还讲了一个关于翻译的小故事：在一次外交宴会上，中方官员对外宾说：“慢慢吃，吃好。”翻译就译成“请你吃慢一点。”使得外宾觉得很不自然，是不是自己的吃相不雅，吃得太快了？   
  
一生的“偶像”和一颗不老的心

在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任继愈不信任何宗教。“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也正如马克思说的，跪着看别人，总是比别人矮了半截，难以保持客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才能做到比较客观 ，既不走样，也不迷信，也不轻率否定。 ”他认为宗教常常是用虚幻的许愿来吸引人，无论进天堂还是上西天都是一种引诱。“人要相信自己，匍匐在偶像下面，不可能成为真正独立和自由的人。”他对《易经》同样有深入的研究，但也不信任何占卜和预测。他认为，在21世纪科学思想普及的年代，我们的观念不能停留在崇古、迷古的水平上，而应当理解古人为认识世界、追求真理所走过的曲折道路。
　　然而，任继愈也有自己的“偶像”：“我一生最佩服两个人。一是鲁迅，一是居里夫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有高尚人格的人。”任继愈至今仍记得在高中时听鲁迅演讲的情景。在北师大的操场上，鲁迅站在方桌上讲演。刊物上有反对鲁迅的人发牢骚说他又“卷土重来”，他回答，“大家不喜欢我没有关系，我还会卷土重去”。
　　“我佩服鲁迅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因为他的人格，看到不合理的现象敢于指出，不妥协，不和稀泥，这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所缺少的。居里夫人是难得的可以克服困难，又可以经受成功考验的人。成功、名誉都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内心，她是卓越的科学家，又是很好的妻子和母亲。她时刻不忘祖国，将自己发明的元素命名为钚，以纪念自己的祖国波兰。这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女性。”任继愈这样评价他心底里的“明星”。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继愈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任继愈痛恨现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迷信：假借科学的旗号，歪曲科学的成果，或者利用科学手段为其张目，公开宣扬新的有神论；宣传超物质、超自然的意念能力，自称为神，甚至扬言要把整个人类都度到某个光明的世界中去；加一些科学词语的包装，贩卖伪科学，宣扬地地道道的现代巫术；以弘扬民族文化为幌子，大搞封建迷信活动，把腐朽的算命术叫作预测科学等等。
　　2001年，哲学、宗教，儒教、佛教、道教兼通，并且在每一领域都做出过独到贡献的任继愈出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广告代言人。据了解，“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分长城篇、敦煌篇、山川篇、建筑篇等。任继愈担任“保护民族文化遗产公益系列广告”之长城篇形象代言人，文案由任继愈亲自审定，画面上天坛、兵马俑、圆明园烘托着巍峨的长城，任继愈的“完美真实地将祖先留下的杰作传给子孙后代，是华夏儿女的责任”的负有使命感的告诫，震撼着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心。
　　尽管已从馆长的任上退下来，任继愈并没有完全赋闲在家，依然牵挂着国图的古籍整理工作，这里的每部珍藏似乎都融进了他的身心。每周一、四的上午他会来到办公室照样处理日常事务，接待访客。其他的时间就都放在《中华大典》和《中华大藏经》的编辑工作上。虽然自己感觉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他仍然每天四五点钟起来工作，这对一位年近九旬高龄，视力又有障碍的老人来说，其困难可想而知。让人难免追问，这样的动力来自哪里？任继愈的回答是，想着多为群体做点事，这样工作起来就不会累。
　　“少考虑自己，多考虑群体”是任继愈的人生格言和口头禅。他把群体比喻成一桶水，每个人都只取不加，水早晚会干。“为群体做事，这样的生命才有价值，趁着自己还能做事情，就多做一点。”
　　不像其他的老人总是为自己的健康担惊受怕，任继愈说，不要老是关注自己的身体，顺其自然就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并曾经代表北京大学参加乒乓球比赛，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现在仍爱看足球赛，只是失望于“中国的足球缺少灵魂”。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认为中国古典音乐多为田园风味，有韵味但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据悉：“养心第一，养身第二；神养第一，药疗第二;自医第一，求医第二。”这是一辈子研究哲学、宗教的任继愈的养生心得。任继愈至今仍在以多读书，多用脑（只指学问）来养心，而且从不服用任何补品。
　　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任继愈，如同一部厚重的书，很难用三言两语概括。两个多小时的面对面的交流，让我们读到他高龄背后的博学多才，言语简单质朴，却不乏智慧的锋芒……

本文原载：2006年第7期《人物》杂志  （文/余玮、陈昕  摄影/杨晓周）

羽化石

长太息以掩涕兮！！——悼念两位国老！！

海风

沉痛悼念！

iamsuns

看《罗摩衍那》的时候还不知道“季羡林'三字代表了什么（那时全当故事书看了）,而现在，我会想起罗摩、悉多、可爱会飞的猴子，眼泪就止不住的掉。

calmvoca

沉痛哀悼！！！深切缅怀季羡林先生和任继愈先生！！！

cyh6077

这是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

泱泱华夏

逝者已矣,来者可追!
我们努力复兴国学,方不负大师所望!

怒吼吧黄河

沉痛哀悼......

olgacheung

未名湖畔的岁月啊~~~
燕南园、朗润园、蔚秀园多么惬意啊~~


还有那个瓦拉，德国房东的女儿，为您终生不嫁啊！

季老，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晚生深深鞠躬！

竹林听风

大师走好！

94tony

斯人已逝，大师走好……

seawater

任先生先下，今天是季先生。
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