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干商代大墓
商朝是中国灿烂的青铜文化逐步发展到高峰的时代。传统的观点认为,商代青铜文化源于中原,广袤的江南地区,史称“荒蛮服地”,没有发达的青铜文化。然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的出土,向人们展示出一幅多彩的商代青铜文化图景。
江西的青铜文明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序列,瑞昌商周矿冶遗址早在商代中期就已被发现并开采,是目前世界上开采年代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古铜矿遗址,是本地青铜文明赖以生长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为解决长期争论的商代大宗铜料来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瑞昌矿冶遗址出土的木辘轳、铜斧、铜凿、木铲、木洗矿槽等成套采矿工具和一系列采矿遗迹,表明商代已掌握了先进的采矿技术。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遗存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多达475件,品种多,器类全,铸造精工,造型奇巧。
1989年9月20日,新干县大洋洲乡程家村村民在涝背沙洲(谷称“三把伞”)取土修护赣江大堤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十多件呈墨绿色的青铜器,后经科学发掘,出土物极其丰富,主要有铜器、玉器、陶器等,共1478件,其中铜器475件,玉器754件,陶器139件,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这是目前在同一遗迹单位内出土商代青铜器最多的一次,分为礼器、乐器、兵器工具和杂器5类,仅作为礼器的鼎就有方鼎、圆鼎、扁足鼎、鬲鼎4类共30件,品种多,器类全,铸造精工,造型奇巧,在器耳上装饰圆雕虎、鹿、鸟一类动物的造型让人耳目一新。诸如气魄雄伟的立鹿大甗,堪称“中华甗王”;重达11.4公斤的大铖,为“中华铖王”;伏鸟双尾虎、双面人形神器,神秘莫测;造型秀巧的仿陶铜豆、成套的青铜农具,短剑、戟等武器,铙、鎛等大型乐器都是同类器中时代最早的。虎纹是这批青铜器装饰的一大特色,鼎耳上多饰一卧虎,兽面纹作虎头形,曲内戈的内亦多作虎头形,伏鸟双尾虎形神器,更是让人觉得虎是当地人们所信仰的神物。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器遗存是继河南安阳殷墟、四川广汉三星堆之后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发现,向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通观这批文物,使人明显感到,它与当地的吴城青铜文化属同一系统,它既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浸润,具有明显的中原商文化因素;又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色,特别是在兵器和生产工具方面,土著特色尤为明显,如异形剑、柳叶矛、手斧、犁铧等,在全国出土的商代器物中前所未见;器物组合中不见中原地区常见的爵、觚等酒器;纹样上盛行独有的带状燕尾纹;装饰附件上盛行虎等圆雕动物形象。这些足以证明,这批青铜器应是在当地铸造,属于土著的吴城文化,它的发现,大大丰富了吴城青铜文化的内涵,为我们进一步探讨赣江流域吴城文化的分布、性质、面貌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新干大洋洲商代遗址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远在3000多年前,以吴城文化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它是相对独立于中原殷商青铜文化之外的另一个青铜文化中心。大洋洲器物群与瑞昌铜岭商周矿冶遗址一起,以雄辩的事实证明江西商代先民已掌握了高度发达的铜矿开采技术、冶炼技术和铸造技术,是青铜时代又一重要文化中心,堪称南方的青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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