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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2）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不接受自己是个“没用的人”

　　米克的顿悟时刻—就是确定那些“敲敲打打的事情”将成为他的人生志向的那一刻—在他去伦敦探望他姐姐的时候来临。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小男孩，跟着作为钢琴手的姐姐去了一个名为“切尔西的地方”的俱乐部。那里的人们演奏着我们现在所知的麦奥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曲子，抽着法国的Gitanes牌香烟。

　　我注视着他们，看见另一个世界的大门正在向我敞开，这种氛围深深吸引着我，我感到舒服极了，一点儿也不觉得拘束，这就是我的梦想所在。

　　回到学校，我的心还停留在那些场景里，我梦想能加入那个世界，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是否还能跟人们一起玩，但是这个梦想却将我从那些血腥的学业噩梦中拯救出来。虽然我内心也有着很多希望，但是我总是非常不开心，因为学校的所有事情都显示着，按照现状继续下去，我将一事无成。

　　米克的学习一如既往地让老师为难，他们也知道他是聪明的，但是他的成绩就是不好。如果成绩不好，老师也无能为力。这种经历让这个梦想成为鼓手的男孩遭受着巨大的挫败感，在十几岁的时候，他终于受够了。

　　一天，我走出学校，坐在一棵大树下，我并不是虔诚的信教者，但是在那时，我的泪水夺眶而出，带着满脸的泪水，我祈求上帝，我再也不要待在这里了。我想去伦敦，在某个爵士酒吧里表演。这听起来的确很荒谬，但是我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坚定的目标：我一定要成为一名鼓手。

　　米克的父母也明白，学校并不是适合米克这样的孩子的地方。16岁的时候，他跟父母谈起了离开学校的想法，父母并没有坚持要他读到毕业，而是立即送他去伦敦学习打鼓，允许他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一系列的“突破”，如果米克还待在学校的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有一次，他正在车库练习打鼓，米克的邻居，一个名叫皮特·贝登斯的键盘手，敲开了他的门。米克想贝登斯肯定是来让他安静一点的，但是相反的是，这个音乐家是来邀请他跟自己一起去演奏的，而且就在当地的一家青年俱乐部。这让米克就此进入了60年代伦敦音乐圈的中心。“作为一个孩子，不知道什么是满足，现在，我开始觉得做我自己以及做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觉还不错。”

　　他的朋友，皮特·格林，曾建议他取代约翰·梅奥尔（John Mayall ），“布鲁斯开创者”（Bluesbreakers）乐队的鼓手，那是一个横跨了几个时代的乐队，包括隶属奶油乐队（Cream）的艾力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杰克·布鲁斯（Jack Bruce）以及隶属滚石的米克·泰勒（Mick Taylor）。不久后，他与格林以及一名“布鲁斯开创者”乐队的前队员，约翰·麦克文组建了弗里特伍德麦克乐队。剩下的就是一部有关屡创唱片销售和演唱会满座纪录的辉煌历史了。但是，尽管米克成了全世界最出名的鼓手，他对自身天赋的分析仍然残留着求学时期留下的伤痕。

　　我的表演风格不涉及任何数学规律性。如果有人突然问：‘你知道四八拍是什么吗？’我可能会立刻不知所措。跟我合作的音响师都知道，我像是一个孩子，他们就会说：‘你知道的，在副歌里面，在第二节……’我会说：‘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一首曲子的副歌是什么，如果你放那首歌，我就知道了，我是听歌词的。

　　对米克·弗里特伍德来说，离开学校，离开那种仅用考试来衡量智力的教育系统，反而走上了一条通向成功的道路。“我父母也发现我这个小东西绝不是做学者的料。”米克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对某种事物有着极好的天分，而他本能地发觉了，这是考试分数永远不会显示的。他之所以能成功，还因为，对于 “照这样下去，他将一无所长”的预言，他选择了不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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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3）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

　　天命的另一个关键原则就是我们必须提出质疑，质疑那些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自身的以及别人的能力，这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之所以觉得这些能力是理所当然的，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能力是什么，所以首先就把它们定义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并逐渐变成了固定逻辑的一部分，或毫不质疑的基本假设。我们毫不质疑则是因为将它们当做了生活中最基本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空气或者是万有引力又或者是奥普拉访谈①。

　　对此，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许多人都不假思索地认为人只有那几种感官能力。有时候，我在演讲的过程中，会带领听众做一些简单的练习，从而来阐明我的观点。我会询问他们认为自身有多少种感官能力。绝大多数人会回答五种—味觉、触觉、嗅觉、视觉以及听觉。也有一些人会说还有第六感以及直觉，除了这些之外，没人能再说出其他的了。

　　当然，前五种感官能力与第六感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前五种感官能力都有相应的器官支撑—鼻子对嗅觉，眼睛对视觉，耳朵对听觉等等。如果这些器官受损，相应的感官能力也会受损。直觉又能做什么呢？它的作用不是很明显，而且通常被认为是很神秘的，女孩子的直觉可能更强一些。在过去几年里，我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人，他们一般都认为人类有五种“硬”感官能力以及一种“神秘”的感官能力。

　　人类学家凯瑟琳·里恩·葛茨有一本很精彩的书，《文化与感觉》（Culture and the Senses）。在这本书里，她讲述了自己对加纳东南部安洛埃维人的研究。我必须要说的是对于如今这些被边缘化的少数民族，我总是有着某种同情。人类学家们总是潜入他们的生活—似乎他们每家都有三个小孩、一个人类学家。尽管如此，葛茨的研究还是很有启发性的。

　　她了解到的一件事就是安洛埃维人对感官的认识与我们不同。首先，他们从来没有计算过感官的数量，似乎这个问题不在考虑之列。另外，当葛茨向他们列举被我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五种感官时，他们问另外一个呢，最主要的那一个。他们既不是在说“神秘”的第六感，也不是在说那些只在安洛埃维人中幸存，却被我们其他人丢掉了的古老感知能力，他们所讲的那种感官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而且也是我们最基本的感官能力之一，那就是平衡感。

　　内耳中的液体和骨骼调节着平衡感。试想一下，如果平衡感受损将会对你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生病或者酒精都可能导致平衡感受损—你会发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大多数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感官能力中还包括这一项，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平衡感，而是习惯了五种感官能力的观点（可能还有个神秘的第六感），因此不再多加思考。五种感官成了一种常识，他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接受了。

　　常识是创新能力，特别是关系到自身发展的创新能力的敌人之一。剧作家布莱希特曾说，当世界上的某些事情看起来非常显而易见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放弃了去理解它的所有尝试。

　　如果你没有猜到另外一种感官能力是平衡感，也不用太在意。事实上，接受我采访的许多人也没有猜到。但是平衡感跟其他几种被我们当做理所当然的感官一样重要，而且它也不是唯一被我们忽略的感官能力。

　　生理学家认为，除了众所周知的五种感官能力以外，人类还有其他四种感官能力。首先就是感温能力（温觉）。它不同于触觉，我们并不需要触碰某件物品，就能感觉到热或者冷。温觉对我们人类的生存非常重要，因为人类只能在特定的温度范围内生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吧。

　　另一种是对痛的感知能力（痛觉）。现在，科学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不同的感官系统，既不同于触觉也不同于温觉，就好像是有一套独立的感官系统感受来自身体内外的疼痛。接下来是前倾平衡感(equilibrioception)，它包括平衡感和加速感。然后就是肌肉运动知觉（the kinesthetic sense，即本体感觉），当我们的平衡感受损时—疾病或者酒精损伤—本体感觉能使我们的四肢与身体的其他部位处于同一空间并且相互联系。这对平衡感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多数生理学家似乎并不是很赞同直觉（第六感）的存在。

　　我们能对世界进行感知以及自如地运用自身的能力都归功于这些感官系统。一些人甚至还有一些独特的感官能力，有的人有共感现象，即各种感官系统好像发生了重叠或覆盖：能看见声音并且听到颜色。虽然这些非正常现象挑战着我们对感官的常识，但是这也说明，无论我们有多少种感官，无论它们如何运行，都将影响我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尽管我们中的许多人从来不知道或者从来不曾想到过其中的某些感官。

　　并不是所有人都将平衡感或其他感官当做是理所当然的。以巴特为例，巴特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莫顿格罗夫，当他还是一个婴儿的时候，他并不是特别好动。6岁左右的时候，他开始做一些很独特的事情，他能用手走路，而且几乎和用脚走路一样好。当然这并不是一个优雅的姿势，但却给他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也得到了家人的赞赏。每当有客人来访或者家庭聚会时，人们总是怂恿他表演这一标志性动作，毫不夸张地说—他也很享受自己的把戏以及众人的关注—他双手倒立，轻巧地将身体撑起，然后摇摇晃晃地四处走动。当他长大一点后，他甚至还训练自己用双手上下楼梯。

　　当然，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毕竟用双手走路并不是一种能让考试得高分或者其他什么方面更出色的能力。他也只是想知道他是否会受欢迎—一个能用双手上下楼的人肯定能令周围人觉得有趣。

　　在他10岁的某一天，经过母亲的同意，小学的体育老师带他去了当地一家体操训练中心。走进体操中心的时候，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有生以来，他从没见过如此完美的事物。绳索、双杠、高低杠、吊环、蹦床、栅栏—他可以在所有器材上爬啊、跳啊、摇啊，就像是同时造访圣诞老人的工作间与迪斯尼，这就是他理想中的王国。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天赋除了用来娱乐自己和旁人外还可以用在别的地方。从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开始转向。

　　经过8年毫不间断的艰苦训练，巴特·康纳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踏上了蒙特利尔奥运会体操馆的红地毯。接下来，他成了美国有史以来获奖最多的男体操运动员以及获得所有体操比赛冠军的第一个美国人。他曾获得美国冠军、NCAA（National Collegiate Athletic Association美国全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联赛冠军、泛美运动会冠军、世界冠军、世界杯冠军以及奥运会冠军。他接连参加了三届奥运会，分别是在1976年、1980年和1984年。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巴特创造了一个传奇，在二头肌撕裂的情况下戏剧性地赢得了两枚金牌。1991年，他入选了美国奥运名人录，1996年入选了国际体操名人录。

　　如今，康纳以其他的方式继续着自己对体操的热爱，他跟夫人娜迪亚·科马内奇拥有一所体操学校，还创办了《国际体操》（International Gymnast）杂志以及一家电视制作公司。

　　像巴特·康纳和娜迪亚·科马内奇这样的运动员，对于身体的潜能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感知能力。他们的成就也显示出：我们对人类能力真正面貌的所知是如此有限。如果你仔细观察那些表演艺术家（运动员、舞蹈演员、音乐家以及其他表演艺术家）的训练过程，你会发现，在训练过程中，他们调动了整个身体来完善并熟记那些规定的动作套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依靠着所谓的“肌肉记忆”（muscle memory），因为在表演的时候，他们的动作实在太快，一般的思维与决策能力往往跟不上运动的速度。

　　他们发掘出人体深层的感觉与直觉储备，利用整个大脑来调节身体的反射与协调，而不只是利用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那一部分，如果只利用这一部分的话，他们的事业估计永远不会有起色，自身发展也不会取得多大成绩。

　　从这些方面来看，运动员以及各种艺术表演者都是挑战了那些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人类能力的人，同时也证明了我们对智力理解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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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4）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你有多聪明？

　　每次当我对一群人演说的时候，我还会让听众做另一件事，那就是给自己的智力打分，从1分到10分，十个等级，10分为最高级别。特殊情况下，会有一两个人给自己10分，当他们举起手的时候，我会建议他们：回家去吧，别在这里听讲座了，你们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除了这几个10分的以外，还有少量的人给自己9分，给8分的人再多一点，毫无例外的是，无论在哪儿演讲，大部分的听众都会给自己7分或者6分。我承认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调查做完，通常在2分的时候就停止，以免真的有人给自己1分，避免他们在大众面前承认所带来的尴尬。为什么总是这种结果（结果的分布形态为钟形曲线）呢？我相信这是因为，对于某些智力，我们总是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而没有进一步去开发。

　　有趣的是绝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给自己打了分，却没有从这个提问本身来发现一些问题。只有很少的人对这个提问方式表示质疑并询问我所指的是什么意义上的智力，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想到的一点。为什么许多人低估自己的真正能力，也不能找到自身的天命呢？我认为，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了通常意义上的智力定义。

　　通常的定义是这样的：我们一出生，我们所拥有的智力水平就已经固定了。这是一种先天性的特征，比如蓝色眼球或者绿色眼球，修长的四肢或者短小的四肢。而智力又通过一些特定的活动形式展现出来，特别是通过数学以及我们运用文字的能力来展现，所以简单的纸笔测试就能测量我们的智力水平，并进而划分出一定的等级。这就是通常的逻辑。

　　实话实说，我认为这个定义并不可信，但最关键的是，这个令人质疑的智力定义却遍及整个西方文化，并且在一些东方文化之中也能找到它的身影。它深入我们教育体系的核心，还影响着全世界价值数万亿美元的培训企业，这些企业都是依赖于现行教育体系而生存的。它也是学术能力概念的核心，是大学入学考试的中心内容，是学科等级划分的基础，并且还是整个IQ思想的基石。

　　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对于智力的定义有着悠久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而在近代则繁盛于17、18世纪的文化运动，即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哲学家与其他学者希望建立人类文化的坚实基础，从而终结那些有关人类存在的迷信与神学学说，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说压抑了先辈们的思想。

　　启蒙运动的一大思想支柱就是坚信逻辑与批判推理的重要性。哲学家们宣称，任何不能通过逻辑推理来证明，特别是不能用文字和数学方法来证明的知识，我们都不能接受。问题是，如果不是首先理所当然地将某些事物认为是符合逻辑的，又从哪里开始这一论证呢？哲学家笛卡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他唯一认为理所当然的是自身的存在；否则，他也不能有这些思想。他的论点是：“我思，故我在。”

　　启蒙运动的另一思想支柱就是越来越坚信证据对支撑科学理念的重要性—可以通过人类感觉发现的证据—而不是迷信或者传闻。推理和证据这两大支柱成为改变西方世界面貌与成就的智力革命的基础。它导致了科研方法的丰富，引起了各种见解、分析方法以及对思想、学科和科学现象分类研究的巨变，从而使人类的认识与研究深至地底、远至太空，也促进了应用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从而导致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并促成了这些思想在政治、商业以及教育领域的绝对主宰地位。

　　逻辑与证据的影响远不只在“硬”科学领域，它们同时影响了人文科学理论的形成，包括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医学。在19世纪、20世纪兴起的公共教育也是以这些有关知识和智力的主流思想为基础。当大众教育成为迎合工业革命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的工具时，一种简单快捷的人才筛选和评价机制成了时代必需品。新兴的心理科学开始着手研究如何测试与度量人类的智力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智力被定义为语言以及数学的推理能力，当然还会有一些程序对结果进行量化，其核心就是所谓的IQ。

　　久而久之，我们开始相信真正的智力就是逻辑分析能力，相信经得住推理的想法优于感觉和情绪，相信真正的思想一定能用语言或者数学证明。此外，我们还相信，我们能测量智力，依靠IQ测试或者SAT①之类的标准测试就能判定我们中的某人是否真的聪明，是否值得更好的待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IQ测试的发明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et）曾故意让测试显示出相反的结果。实际上，他最初设计这个测试（遵从法国政府的命令）是为了区分一些需要特殊照顾的孩子，以便让他们能得到更为合适的教育，他从来没打算将它用来测试智力或者“精神价值”的水平。事实上，比奈曾说过，他所发明的那套测试“不能用于智力测试，因为智力的特征并不是重合的，所以不能用这种线性测量方式来衡量。”

　　而且，他也从没有说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人不能变得更聪明。“最近一些思想家，”他说，“断言个人的智力水平是固定的，不会随着时间增长。我们必须抗议并反对这种野蛮的悲观主义，并且必须尽力去证明这是毫无事实依据的。”

　　然而，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医生们仍在荒谬地滥用—并将继续滥用IQ测试结果。1916年，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发表了比奈智商测试的修改版，即斯坦福—比奈测试（the Stanford-Binet test），现在已经是第五版了，它也是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有意思的是，特曼对人类的能力也持有一种非常极端的观点。这是他在著作《智商测试》中的一些话：“那些劳动工人和从事服务业的女孩子，很多都是低能的。他们是世界的‘伐木人和提水工’（hewers of wood and drawers of water），并且，自从智力测试受到关注以来，测试的结果已证明了这一点……再多的学校教育也不能将他们变为真正意义上聪明的或者有能力的选民。”

　　在那段教育和公共政策比较黑暗的时期，特曼是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因为大多数历史学者对此避而不谈，所以你很可能不知道他们当时的那些荒唐行为。优生学意欲清除国家人口中某些阶层，他们宣称犯罪和贫困等一切不好的特征都会遗传，而通过智商测试就能检测出来。也许最令人震惊的运动宣言就是，要清除特定种族的人群，南欧人、犹太人、非洲人以及拉丁美洲人都在他们清除的名单之内。特曼还曾写道：

　　在印度人、墨西哥人和黑人中，这些特征都得到了证实，这一事实揭示了不同种族在心理特征上存在差异，有关种族差异的所有问题将不得不重新提起，并将用实验的方法加以解决。

　　这一种族的小孩应该被隔离到特殊的班级里，并且告诉他们什么是正确的、适用的。他们永远不会成为主人，但大多都是效率较高的工人，能够养活自己。在当前开明的社会里，不让他们生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优生学的角度，他们异乎寻常的多产将对社会构成严重的问题。

　　事实上，优生运动成功地疏通了各种渠道，使得美国的30个州通过了《非自愿绝育法》。这意味着各州可以随意阉割那些智商低于某一水平的人，而当事人无权发表任何抗议。当然，最终各州都撤销了此项法令，这也算是各州还尚有常识与同情心的有力佐证。首先，这项法律的存在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它证明了，用任何有限的标准测试来衡量人们的智商和能力对整个社会都将是极其危险的。

　　更有甚者，智商测试居然成为一项决定生死的依据，如果一个死刑犯的智商低于70，他就不会被执行死刑。然而，依据定刑的智商分数通常会随着时间上调（调整幅度高达25个百分点），但为了保证平均分在100分，每隔15到20年都得重新设置定刑的智商分数。因此，一个犯死罪的人更可能在这个循环周期开始的时候被判处死刑，而不是在末尾。简简单单的一项测试就这么被赋予了太多的责任。

　　通过学习与练习，人们也能提高智商测试的得分。我最近读了一篇报道，一个原本只应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的囚犯被判了终身监禁（他不是开枪的人，但是他所参与的那场抢劫案中死了人），在监禁期间，他参加了一系列的课程，重新测试的时候，他的IQ得分提高了10分—突然之间，他就有资格被判终身监禁了。

　　当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永远都不会身处这种情形—因为智商测试的得分较高而被下毒或者给予安乐死。但是，这些极端的事例迫使我们提出质疑，这些数据究竟代表什么？对于我们的智商，这些数据真正说明了什么呢？答案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数据都只能证明一个人在特定数学和语言推理考试上的能力。换言之，它只是衡量了某些类型的智商，而不是全部的智商。如上所述，随着时间的推移，为了适应人类的发展，智商测试的基准也在不断变化。

　　我们对智商测试的迷恋源于我们对学校标准化测试的迷恋—更可以说是过度依赖。每学期的大部分时间里，老师们都在训练学生们为全国考试做准备，考试成绩将决定一切，小到下学期学生在班级的地位，大到学校将得到的资金援助。当然，这些考试对于发挥学生的（或者学校的）特殊才能毫无用处，也不会考虑到学生（或者学校）的真正需要，但是对于孩子们在学校的命运，却有着极大的影响。

　　如今在美国，对孩子们学业前途影响力最大的标准测试就是SAT。有趣的是，SAT的创造者，卡尔·布里格姆（Carl Brigham），也是一个优生学家。起初，为了军队，也为了自己的荣誉，他设计出这套测试，5年之后，他否认与这套测试的一切关系，并同时放弃了优生学说。但是，就在此时，哈佛以及其他的常春藤盟校却开始将SAT成绩作为是否接受入学申请者的一个衡量标准。近70年来，尽管大多数的美国大学都将SAT成绩（或者类似的ACT—American College Test，称为美国高考）作为学生筛选程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开始减少对SAT的依赖。

　　标准化考试究竟有什么问题呢？在许多方面，SAT都是标准化考试的一个代表。SAT仅仅测量了某种特定的智商，并且完全是用一种客观的方式来测量，它企图对所有申请者设置一个共同的假设，用一刀切的方式对待那些差异巨大的大学申请者。它使得无数高中生都要花费数百小时的时间、牺牲学校的学习或者对其他爱好的追求来准备考试。《普林斯顿评论》（Princeton Review）的创办者，约翰·卡茨曼对此发表了激烈的批判：“糟糕的是，SAT跟孩子们的高中学习内容毫无关系，因此，围绕它所建立的一整套课程既不符合教育者进一步教学的需要，也不符合学生进一步学习的需要……SAT就像是万金油，既衡量学生的智商，又验证学生高中时的GPA①，还预测学生大学的成绩。实际上，对于前两项，它从来就没有准确过，对于第三项，也预测得并不怎么好。”

　　然而，SAT考得不好或者不是特别擅长SAT这种推理性测试的学生们就只好在大学的选择上做出妥协—这都是因为我们只接受这种数字形式的智商评价。实际上，这种智商定义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远远超出了学术领域。还记得我们先前讨论的那个钟形曲线吗？每次我问人们认为自身有多聪明的时候，这种曲线就会出现，因为我们对智商的定义太过狭隘，我们以为自己知道答案，“你有多聪明？”真正的答案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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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5）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你拥有哪种智力

　　这才是正确的问法，这两个问题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前一个问题暗示着有一种有限的测量智商的方法，并且对于每个人的智商都能用一个数字或者某种商（quotient）的形式来表示；后一个问题则揭露了一个事实，即我们知道的并没有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么多—即智商有很多种表现形式，单一的测试永远无法测量。

　　关于智商本质的论战从来没有停歇过，特别是许多倾其一生思考并研究智商的专家们，他们不同意一些有关智商的观点，比如智商是什么？谁拥有智商？以及智商究竟有多高？几年前，在美国，一些试图定义智商的心理学者进行了一项调查，他们列出了智商的25项特征，让被调查者从中选择符合的选项，超过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只选择了三项。一位评论员曾谈道：“如果我们正在咨询专家们，如何描述可食用蘑菇可以让我们从有毒蘑菇中将其区分出来，专家们则会这样回答：我们应当尽量避免让两者混在一起。”

　　对于只基于IQ测试的智商定义一直都有人批判，近年来，批判者更是越来越多。不同的观点也有很多，一些观点认为：智商（的真正内涵）远不是一些简单的IQ测试所能度量的。

　　哈佛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曾主张，我们应该赞同人类不只是拥有某一种智商，而是拥有着多种智商的观点，这些智商包括语言的、音乐的、数学的、空间的、肌肉运动知觉的（kinesthetic）、人际关系的（interpersonal，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内心的（intra-personal，对自身的认知与了解）智慧。他认为这些智慧都是相互独立的，没有哪一个比其他的更为重要，尽管有可能某些是“主导的”，某些是“潜伏的”。他还说，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的方面有自身的优点，学校教育应该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这样所有的孩子才能都有机会发展自身独特的才能。

　　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一名心理学教授，也曾担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一职。对于传统的智力测试和IQ ，他是一个坚定的批判者。他认为人类主要有三种智力：分析型智力，即运用学术技能解决问题以及完成传统智商测试的能力；创造型智力，即处理突发情况并拿出新的解决办法的能力；实践型智力，即处理日常生活中问题与挑战的能力。

　　心理学家及畅销书作家丹尼尔·格尔曼（Daniel Goleman）曾在他的书中提到，人类还拥有情感型智力和社会型智力，这两者对于人类自身与周围世界的相处至关重要。

　　《另外百分之九十》（The Other 90％）的作者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曾说，我们不要以为智力只在人类的大脑里产生。他提出“心”脑（the“heart” brain）和“本能”脑（the“gut” brain）的说法，他说，无论我们什么时候有一种感觉，它都不是直接进入头内的大脑里，而是最先进入肠区以及心脏部位的神经系统。而且，最先的反应系统是肠内神经系统，它作为置身肠内的“第二大脑”（a“second brain”），“独立于头骨中的大脑，但又是与之相互联系的”。他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事件的第一反应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管我们知道与否，在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有本能反应的参与。

　　其他一些心理学者以及智力测试者为以上各种观点深感忧虑，他们说，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上述智力的存在。事实或许如此，但是，日常生活经验却清楚地显示了人类的智力是多样的并且是多方面的。至于证据，我们只需要看看那些异常丰富而复杂的人类文化与成就。如果只有一种智力，我们能创造出所有这些文化吗？—就算有三种、四种、五种甚至八种单一的智力能创造出这么多文化吗？—这对所有理论家来说，都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

　　与此同时，对于人类具有不同的能力这一基本事实的证据也是无处不在的：我们能“思考”自身拥有的经验，并且是从我们获取这些经验的各方面来思考。还有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事实，那就是：我们都有不同的特长和天赋。

　　我曾提到，我对数学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老实说，是一点儿天赋都没有，与之相反的是，亚力克斯·勒迈尔就极有数学天赋。勒迈尔是一位年轻的法国博士生，专攻人工智能方向。在2007年，他打破了心算双百位数13次方根的世界纪录，只用了72.4秒完成了整个计算。如果，你像我一样，不知道这句话究竟意味着什么，且听我解释。亚力克斯端坐在一台笔记本电脑前，电脑随机产生一个双百位数字并在屏幕上显示出来，这个数字的长度超过17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亚力克斯的任务就是在大脑里计算出这个数字的13次方根（也就是，所算出的数字自身相乘13次之后所得的正是电脑上产生的数字），他盯着屏幕，没有说话，然后就报出了正确答案2 397 207 667 966 701 。记住！他只用了72.4秒，而且只在大脑里计算！

　　勒迈尔在纽约的科学大厅表演成功，他已经致力于13次方根的挑战几年了，在此之前，他最好的成绩只有77秒。表演成功后，他告诉媒体，

　　在计算时，得到第一个数字很简单，最后一个数字也很简单，但是中间的数字非常难。我用大脑里的人工智能系统取代电脑，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我的大脑运转速度很快。有时候我的大脑运转得非常非常快……我使用了一套方法来提升大脑的运算能力，使它像电脑一样运行，就像是在我的头脑里运行程序进而来控制大脑的运转。

　　“有时候，”他说，“当我做乘法时，大脑运转得太快以至于我必须服用药物进行抑制。我认为一些大脑运转并不是非常快的人也能做这种乘法，但是，因为我的大脑运转迅速，所以对我来说可能更容易一些。” 勒迈尔一直很有规律地进行数学训练，所以他才能更快地思考，他经常做运动，不喝咖啡和酒，并且避免高糖或者高脂肪含量的食物。他的数学练习是一种非常激烈的脑部运动，以至于他不得不定时停下工作，让大脑休息，否则的话，太多的数学计算可能对他的健康和心脏有害。

　　虽然我也认为太多的数学计算会对健康和心脏有害，但是原因却不尽相同。令人奇怪的是，在学校的时候，他也像我一样，数学并不是特别好，但我们俩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这一点。他的数学成绩在班上并不是顶尖的，而且他主要是通过一些书本进行自学。

　　然而，他对数字的确有一种天赋，在大约11岁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一点，开始通过对自身持续不断的挑战来培养这一天赋，并且运用逐渐完善的方法进行进一步的开发。

　　上述故事虽有不同，但所有这些成就的取得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那就是一份独特的个人天赋加上极深的热爱与实际行动。毫无疑问，当亚力克斯·勒迈尔在大量的数字中挖掘出要找的根时，他一定身处自身的天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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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6）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人类智力的三个特征

　　人类智力看起来至少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人类智力是非常多样的。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和数学推理能力，这些技能的确很重要，但那也只是智力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戈登·帕克斯（Gordon Parks）曾是一名传奇的摄影师，他以别人不曾有过的方式捕获了美国黑人的一些经历，他还是好莱坞一家电影公司的首位黑人监制和导演，曾帮助出版了《精华》①杂志并担任主编一职长达三年。他是才华出众的诗人、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并且还是一位很有天赋的作曲家，他用自己独创的音符来谱写作曲。

　　而且，他从来没接受过任何专业的训练。

　　事实上，戈登·帕克斯连高中都没念完。帕克斯15岁的时候，他的妈妈去世了，不久后，他就发现自己流落街头，没办法上学了。他在学校的遭遇也令人气馁—他经常提起，他的一个老师曾这样告诉学生们：大学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浪费，因为他们都是注定要成为搬运工和清洁工的人。

　　然而，他运用自身智力的能力，恐怕极少有人能与之媲美。他自学学会了弹钢琴，这让他挣了一些钱，能够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养活自己。几年后，他从当铺借了一部相机，开始自学摄影。他对电影和创作的了解大部分源于仔细观察、强烈的好奇心以及一种能感受和洞察他人内心的能力。

　　戈登·帕克斯在接受史密森学会（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的采访时讲道，

　　我只是从不停歇，并且，我有一种一往无前的勇气，从开始学摄影一直到摄影作品受到关注。我意识到，我喜欢摄影，所以我全力以赴。这时候，我的妻子有些反对，我的岳母，就像所有的岳母一样，也反对。我最终下定决心，决定自己买些相机，这就是我成为摄影师的所有经过。当我拥有某种强烈的兴趣时，我就不断刻苦努力，不停地敲打兴趣之门，找出成功的机会。

　　“我的人生对我来说就像一串不相连的梦境，”在PBS（公共电视网）的一次采访中，他这样说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真是不可思议，它是如此的分散，但我知道，它始终都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那就是：我绝不能失败！”

　　帕克斯对美国文化的贡献是相当多的：他那些炙手可热的摄影作品，尤其是在《美国哥特》（American Gothic）中，将一个手持拖把和扫帚的黑人妇女与美国国旗相并列的经典画面；那些富有灵感的电影作品，包括其突破之作《夏福特》（Shaft），此片使得好莱坞的大门向黑人动作英雄们敞开；还有他那些非传统的散文作品以及独特的音乐作品。

　　我不知道，戈登·帕克斯是否参加过标准的学术测试或者大学入学考试。鉴于他缺乏正规的系统教育，如果他参加这两个测试，很可能任何一个测试都不会得高分。有趣的是，虽然他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却获得了40个荣誉博士学位—他将其中一个送给了一位曾经在高中极度轻视他的老师。然而，无论用任何合理的定义来判断，戈登·帕克斯无疑都是聪明的，更是一个拥有超常学习能力以及掌握复杂与微妙艺术形式能力的罕见人类。

　　我只能猜想帕克斯认为自己是聪明的，不管怎样，如果他像我在旅行中遇到的其他人一样，对智商的定义极为狭隘，那么，尽管他拥有无数显而易见的天赋，仍然会给自己一个很低的智力分数。

　　戈登·帕克斯、米克·弗里特伍德以及巴特·康纳的故事都说明，智力的展现方式可能跟数字和文字关系很小或者一点关系也没有。试想一下，我们经历这个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各种方式，包括我们运用自身感官的不同方法（尽管，许多感官没有被我们察觉到），我们在声音中思考，我们在运动中思考，我们在视觉中思考。我曾为英国皇家芭蕾舞团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发现舞蹈是一种有力的表达思想的方式，舞蹈也运用到了多种形式的智力—肌肉运动知觉的，韵律的，音乐的以及数学的—来完成自身的表演。如果只有数学的和语言的智力形式存在，估计芭蕾永远也不会被创造出来，抽象画、嘻哈音乐、设计艺术、建筑艺术或者大型超市的自动收银机估计也永远不会出现。

　　发现智力的多样性是找到天命的前提。如果，你不接受必须要用不同的方法来思考世界这一事实，你找到真实自我的机会将是极其有限的。

　　R·巴明斯特·福勒就是拥有奇特多样性的一个典型。他因圆屋顶的设计以及他所制作的“地球号”飞船（Spaceship Earth）模型而闻名于世。理所当然，他最伟大的成就来自于工程领域（这肯定需要对数学的、视觉的以及人际智力的运用）。同时，他也是一个聪明而独特的作家，还是一位挑战了一代人信仰的哲学家，也是一位热心的环保主义者（在真正环保运动兴起的几年前便热心环保事业），以及一位富有挑战精神的大学教授。他获得了上面所有的成就，却主动地避开了正规的教育（他是他们家族四代人里唯一一个不是从哈佛毕业的人），并且尝试过各种各样的经历，以便充分运用自身全方位的智力。他参加过海军，创办过建筑供应公司，在纺织厂当过技工并且还在一家肉类加工厂当过工人。福勒的能力好像永无止境，任何形式的智力都能得心应手地运用。

　　智力的第二个特征是，它具有极大的活力。人类大脑的各个部分是高度互动的，因此每做一项工作，都会同时调用大脑的多个部分。事实上，在对大脑各部分进行调用的动态过程中—也是寻找与发现事物之间新的联系的过程—真正的突破就此产生。

　　例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就充分利用了智力动态性的特点，作为一位科学家和数学家，爱因斯坦的非凡成就无疑是一个传奇。各种资料显示，当爱因斯坦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他就坚信他能用各种方法解决任何挑战自己的思维的事情，比如，他曾为了更多地了解直觉和想象力的作用而去采访一些诗人。

　　在传记《爱因斯坦》中，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曾说，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生，他从来没有死记硬背，之后，作为一位理论家，他的成就也不是来自于自身的蛮力，而是来自于想象力和创造力，他能构造复杂的方程，但是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数学是一种用来描述自然奇观的语言。

　　在工作中受到阻碍时，爱因斯坦常常转向小提琴求助。爱因斯坦的一个朋友曾告诉艾萨克森，“他常常深夜在自家的厨房里拉小提琴，边拉着即兴创作的乐曲边思考复杂的工作问题，然后，在演奏过程中，他会突然激动地宣布，‘我明白了！’就像是灵感突现，问题的答案常常会在他演奏音乐的中途来临。”

　　爱因斯坦好像明白，通过拥抱智力动态性的本质，自身的智力会提升，创造力也会来临。通过观察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仅仅只是关注它们之间的不同，智力也会得到提升。很显然，本书中那些顿悟的故事都说明，大多数时候，事情突然之间变得清晰，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某些事物、想法以及环境之间的新的联系。

　　智力的第三个特征，它是绝对独特的。每个人的智力就跟指纹一样，独一无二。可能有7种、10种或者100种不同的智力形式，但是我们每个人使用这些不同形式智力的方法又各不相同。我的智力结构是一种包含主导智力与潜伏智力的组合，这种组合跟你的组合不同，正在街上行走的那个人又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组合，双胞胎，就像是分居在两个半球上的人一样，使用智力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这又将我们带回到我先前提过的一个问题：你拥有哪种智力？知道智力是多样的，动态的以及独特的，现在你可以对这个问题重新作答。这是天命的一个核心内容，当你突破了预想中有关智力的想法，你就可以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审视自身的智力。没有人的智力符合线性测试给出的单一智力评价，并且，得同样分数的两个人也不可能做同样的事情，共有同样的爱好或者在其人生中取得同样的成就。发现自身的天命，就是让你尝试以各种方式去经历这个世界，去发现你真正的长处在哪里。

　　记住：不要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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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1）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每个人生来就具有丰富的创造力，关键在于你是否开发过自己的创造力。创造力的能量将激发你思考自己的生命和境遇，从而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天命。

　　她是天生的艺术家

　　你难以想象的宇宙

　　一个飞盘激发的伟大灵感

　　费思·林格尔德（Faith Ringgold），一位杰出的艺术家，最著名的创作是以拼布的形式作画，她在世界各地的主要博物馆开过画展，并且其作品被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及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列为永久收藏品。此外，她还是位获奖作家，处女作《沥青沙滩》（Tar Beach）荣获卡尔德科特奖（Caldecott Honor），而且她还作曲并录制唱片。

　　费思的人生充满了创造力。但是有趣的是，正是因为她因病中断了学业，才让她走上这条创造之路。费思两岁得了哮喘，因而她比同龄的孩子入学要晚。在我们的访谈中，她曾告诉我，她觉得因哮喘而被迫离开学校，对她的人生发展起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作用。“你知道吗？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很乐于接受教导的孩子，所以我不想成为那种固定模式培养出来的人，而且我觉得，在一个受到严格限制的社会里，大多数孩子都是在这种固定模式中成长的，学校就是固定模式之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一个空间同时存在大量人群时，你必须使得他们按照某一固定方式来行事，这样才不会乱了秩序。我只是没有机会陷入这种管辖之中而已。我错过了整个幼儿园以及小学一年级的学习，到该上二年级的时候，我入学了，但是因为哮喘，估计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每年我至少要缺课两到三周，当然，我绝不介意漏掉这么多课程。”

　　为了让她跟上学校的学习进度，妈妈大费心思地帮她补课。当不用学习的时候，妈妈就带她去艺术的奇异世界里遨游，在20世纪30年代，哈莱姆周围遍布着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

　　妈妈几乎带我去看了当时所有著名的表演，艾灵顿公爵（Duke Ellington）、比莉·霍利迪（Billie Holliday）、贝利·克斯汀（Billy Eckstine）—这些老歌手和乐队领队都如此优秀，而且也是我所认为的那种具有极高创造力的人。很显然，这些艺术都源于他们内心深处。我们住在同一个社区，你就这样碰上了他们—他们就在这里，你明白吗？他们的艺术深深地鼓舞着我，他们将自己完全奉献给观众的意愿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他们还让我明白了，作为一个艺术家，要懂得如何与人们沟通。

　　我从来不强迫自己必须像其他孩子一样。我跟他们的装扮不一样，我看起来也跟他们不同，并且，我的家人也不指望我像其他孩子一样。所以，我自然而然地开始做一些别人认为很怪异的事情。我妈妈是一位时装设计师，尽管，她从没说过她是艺术家，但她确实是。她帮了我很多，但她也从不否认这一事实，即她也不知道将艺术作为一生的追求是否是适合的。

　　当费思最终可以开始全勤上课时，她发现艺术课给她带来了无限的鼓励与兴奋。

　　我们一上小学就有艺术课，那是一段绝妙的经历，真的非常棒！我清楚地记得，一些老师常常因为我的作品激动不已，而我却很疑惑，为什么他们认为那些作品那么好呢？—但是我也从不说什么。在初中时，老师让我们画一幅画，要求画的过程中尽量不要用眼睛去看，而是用心去“看”。我们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画一些花，画完，我说：“噢，我的天呐，我不想让她看到这幅画，因为这实在太糟糕了。”然而老师将它拿了起来并且说：“一幅很棒的画，大家快来看！”

　　现在，我知道她为什么喜欢那幅画了，因为它是自由的，就像现在每当我看到小孩子画画，也会很喜欢一样。那些画让人印象深刻，让人感觉奇妙，这就是孩子们独有的魔力。孩子们没有见过比艺术更奇怪、更不同的事情，他们接受它，理解它，热爱它。他们走进博物馆，四处观看，并不觉得害怕，而成年人却会。成年人总认为他们有一些信息没有了解到，所以应该说一些或者做一些跟这些艺术作品有关的事情。不知何故，孩子们就能接受，或许他们天生如此，并且会一直维持这个状态，直到他们开始将自己分门别类。现在，可能是因为我们开始将他们分门别类，而且，你知道，通过这种或者那种方法来批判他们—这个看起来不像一棵树或者这个看起来不像一个人。但小孩子才不会理会这些。“这是我妈妈，这是我爸爸，我们去那所房子然后砍倒那棵树，以及这个，那个，还有其他，”他们告诉你这幅画的整个故事，他们接受它，并且认为它是一幅很奇妙的画。当然，我也这么认为，因为他们所画所讲的东西都是完全不受任何压抑的。

　　我认为，在音乐方面，孩子们也具有同样的天赋。他们稚嫩的声音就像铃声一般。我曾去一所学校，给各年级的孩子们上一堂40分钟的艺术课，从学前班到六年级。课上我先让他们读书，然后再教课，我还给他们放一些幻灯片，教他们唱我写的歌《每个人都能飞翔》（Anyone Can Fly）。无论是学前班、幼儿园的孩子，还是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能马上记住旋律。但是到了五年级，麻烦来了，他们的嗓音不再像清脆的铃声，他们似乎为此感到惭愧和害羞，你知道，有些仍然能唱的人也不唱了。

　　幸运的是，费思从未受过这种压抑。她从小就喜欢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并且直到成人也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从1948年进入大学学习艺术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我不知道我要走哪条路，前面即将发生什么，或者是我怎么才能成为艺术家，但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目标。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艺术家，一辈子画画，作为一种生活的方式。生活中的每一天，都能创造一些奇妙的东西，所以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将与其他的日子一样美好—每天，你都会发现一些新事物，因为不管你在画什么还是创造什么，你都是在创作，你都是在寻找新的绘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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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2）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如何理解创造力

　　我曾提到，我喜欢问听众认为自己有多聪明，我也经常问人们给自己的创造力打多少分。就像智力一样，我将创造力设为10个等级，10为最高级。当然，也像给自己的智力打分一样，大多数人都把自己定为中间层次，大约在1 000人中，只有不足20人给自己的创造力打了10分，稍多一点的人给了自己9分或者8分。而且总有极少数人给自己打2分或者1分。我认为，就像对智力的评判一样，人们对于自身创造力的评判标准也大多是错误的。

　　通常，每当我问有多少人给自身的智力和创造力打不同分数时，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观众都会立刻举起自己的手。为什么会这样？我想这是因为，大多数人相信智力与创造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很聪明但并不是很有创造力，或者很有创造力但不是很聪明。

　　对我来说，这个现象却揭示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我与许多组织机构的合作内容都是向他们展示智力和创造力是如何密不可分的。我坚信，没有真正的智力，就绝不可能有创造力，同样，智力的最高形式就是创造性地思考。在寻找天命的过程中，理解创造力的本质并清楚地了解创造力与智力之间的联系对人们正确地找到天命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我的经验，大多数人的智力观念过于狭隘，往往依据学术能力来判定，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在某些方面做得很好的人却始终认为自己根本就不聪明。对于创造力而言，也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只有某些特殊的人才有创造力。这是完全错误的。每个人天生都有着巨大的创造能力，关键在于如何发展这些能力。创造力就像读写能力一样，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能学会读书和写字，如果一个人不能读写，你不会认为这个人没有这个能力，而只是他或者她没有学会如何读写。创造力也是这样，当有人说，他没有创造力，通常只是因为他不知道哪些方面会涉及创造力或者如何在实践中开展有创造性的工作而已。

　　另一个误区就是认为只有一些特殊活动才涉及创造力。认为创造力只在“创造力主导的”活动中产生，比如艺术，设计或者广告。这些才是需要高水平创造力的工作。其实，科学、数学、机械、经营企业、成为运动员以及与人们建立或结束一段人际关系都需要创造力。事实上，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任何涉及智力的事情，都需要创造力。

　　第三大误区就是认为人类要么具有创造力，要么不具有创造力。创造力，像智力一样，被当做一种天生的特征，就像眼球的颜色，你是不能改变的。事实却是，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变得更有创造力是绝对可能的。对你来说，最关键的是，你必须了解创造力与智力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也是找到天命最可靠的路径之一，并且，它也让我们回头去检视人类智力的另一大基本特征—独特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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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3）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想象力创造一切

　　在上一章中，我们谈到，我们总是低估自身的感知能力与智力，我们同样低估了我们的想象力。事实上，我们将大部分感官能力当做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也正在将自身的想象力完全忽略。我们甚至质疑人们的感知能力，比如，说他们有些“想象力过于丰富”或者说他们所相信的“都只是自己的想象而已”。对于自己能“回到地面”，变得“现实”和“实际”，人们会感到很自豪，并且会嘲笑那些“脑袋在云端的人”。然而，正是想象力，而非其他能力，将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区分开来。

　　想象力支撑着人类一切独特的成就，想象力促使我们从开挖洞穴到建造城市，从使用骨质棍棒到制造高尔夫球杆，从茹毛饮血到制作精致餐点，从愚昧迷信到崇尚科学。想象力与“真实”之间的关系既复杂又深奥，而且在寻找天命的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如果你只关注周边真实而具体的环境，你通常就会认为，自己所感知的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在繁忙的马路上，我们能开车通行，在超市能正确找到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以及每天醒来依然睡在正确的人身边。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比如疾病、精神错乱或者过量使用限制性药物—上述假设可能会不适用，但是让我们先讨论当前的议题。

　　我们知道，我们的大脑能够脱离即时的环境，浮现出另一时间另一地点的场景。如果我让你想一下你在学校最好的朋友、最喜欢的事物或最讨厌的人，不用直接看到他们，你马上能想起来。这个用“我们的心眼”看的过程对想象力的产生很关键，所以我对想象力的最初定义就是“一种将自身无法触及的事物带入意识的能力”。

　　对此你的反应可能是嘀咕着说：“废话！”这可能是一种很恰当的反应，它还证实了很重要的一点—想象力比其他能力更容易被我们当做理所当然。这是很不幸的，因为想象力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重要。通过想象力，我们能回忆过去，思考现在，并且预测未来；拥有它，我们还可以做一些既深奥又独特的事情。

　　拥有想象力，我们才能够创新。

　　想象力，不仅能让我们回忆起那些经历过的事情，而且能让我们想象未曾经历过的。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假设，我们可以猜测，我们可以设想，总而言之，我们能够想象。一旦我们能让自身的思维从当前的时空中解脱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就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地重温过去，自由地再造现在，自由地参与具有一系列可能性的未来。想象力是人类一切成就的基础，是语言、艺术、科学、哲学体系以及所有错综复杂的人类文化的基础。我能用一个宇宙中的例子来说明想象力所具有的巨大力量。

　　大小真的重要吗？

　　生活的目的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它看起来从来没有烦扰过其他物种，但是却为人类增添了不少烦恼。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用一段简单又极其精彩的话来阐述这一问题。虽然总共只有三句话，却值得我们反复揣摩，“一小块有碳水化合物成分的笨拙之物无助地爬行在一个渺小又不重要的星球上，这就是那个据称是天文学家的人吗？又或者他是哈姆雷特？或者两者都是？”

　　我们必须原谅这个男人的措辞，罗素是很久之前写的这段话，那时的他并不知道后来的人们会反对这段话。罗素的三个问题抓住了一些困扰着西方的问题的核心—但却不一定是东方哲学的关键。生命是偶然而毫无意义的吗？又或者是既深奥又神秘的？就像莎士比亚的悲剧英雄所相信的那样。稍后我们再讲哈姆雷特，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观点：我们居住在一个渺小而又毫不重要的星球上。

　　多年来，哈勃望远镜向地球传回了数千张令人眼花缭乱的遥远星系影像，白矮星、黑洞、星云、脉冲星。我们都曾看过一些纪录片，描绘太空旅行中真实抑或科幻的壮观场景。大多数人都知道一点：宇宙是巨大的。并且也知道，相对来说，地球是很渺小的。

　　但是，究竟有多小？

　　对此，要有一个明确的认知是很困难的，因为星球的大小，跟其他任何物品的大小一样，都是相对而言的。鉴于我们与其他天体之间的距离太过巨大，很难用一个普通的标准来比较。

　　我曾通过观看一系列图像来对地球的相对大小产生一种感性认识。也有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从宇宙中选出一些星球，通过方程计算出它们之间的距离，按照同等比例缩小，然后像如下照片中显示的那样，将它们放在同一平面上。这样我们就能对这些行星的大小形成一种感性的认识。坦白来讲，结果真是令人惊讶。下面是第一张图片：

　　这是一张地球与其近邻在一起的图片。看着这幅图，我们肯定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跟火星和水星比一比大小，我想，现在我们不用担心会被火星部落入侵了。我应该说：向他们展示一下地球的巨大吧！附带说说，冥王星根本就不算是一颗行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看看这张图片，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它几乎就只是一个小小的鹅卵石嘛！

　　现在，让我们退后来看另一张图片，突然之间，状况好像看起来不那么令人鼓舞了。这是地球与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在一起的情形。

　　现在，与天王星和海王星相比，地球就不那么让人印象深刻了，那就更不用跟土星和木星相比了。这时，冥王星已经变成毫不起眼的小点儿了。尽管如此，我们还能挺住—我的意思是，至少地球还能被看见。

　　然而，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远没有结束。比如，我们都知道，相对太阳而言，地球是很小的，但是究竟有多小呢？下面这张图片将显示这一比例：

　　在这张图上，地球只有一个葡萄核那么大了，冥王星就不用说了。但是，尽管太阳（Sun）在这里看起来很大，但是与宇宙中的巨型星球相比，它也远远算不上大。

　　如果我们再把镜头拉远一点，画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即使是太阳崇拜者，情况也好不了多少。

　　在这张图片上，地球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太阳也只有一粒鹰嘴豆那么大，但是，即使是现在，我们也只是与宇宙系统中相对较小的星球来比较。

　　将你的眼睛盯着大角星，我们再将猎户星座中的参宿四和心宿二纳入比较范围。

　　此时，太阳只有一点点小沙子那么大，大角星也不过一个金钱橘般大小。顺便提一下，心宿二是天空中第十五亮的星星，大约距地球一千光年。天文学家可能会说它“只有”一千光年远而已。试想一下，一光年是一束光穿行一年所通过的距离，那已经是非常远的距离了，所以一千光年听起来是一个极其遥远的距离，尤其对于冥王星来说。但是，从整个银河系来看，它的确没有那么远。与最后这张图片比较一下吧！这是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影像。

　　这是一张麦哲伦星云的图片，它是距银河系最近的星系之一，是银河系一个正在发展变化中的近邻。科学家估计麦哲伦星云的直径大约为17万光年。要想在这张图片上标出地球是不大可能的，此时的地球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可怜的、不可想象的、无法察觉的小星球。

　　然而，我们还可以继续往下比……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也能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启示，其一就要有远见。我真正的意思是，不管你今天早上起来正在担心什么，克服它！因为，要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去考虑，这点小事又能有多重要呢？重要的是让心安宁，然后继续前进。

　　还有第二点，初看之下，这些图片似乎暗示对罗素的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看起来，我们的确是在一个异乎渺小而不重要的星球表面爬行。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真正的意义所在。虽然我们看起来可能真的很渺小、很不重要，但在整个地球上—或者我们所知的其他任何地方，已知的物种里，只有人类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能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我们还能想象着自己是不重要的。

　　因为有想象力，某个人才能绘出我刚才向你们展示的这些图片；也是因为想象力，我才能写他们的故事，并让此书出版；还是因为想象力，你才能理解本书的内容。事实上，正因为有了想象力，人类才能创造一系列伟大的作品，比如罗素所提到的《哈姆雷特》，还有莫扎特的C大调、蓝色清真寺、西斯廷大教堂、文艺复兴、拉斯维加斯、丝绸之路、叶芝的诗歌、契诃夫的戏剧、蓝调、摇滚、嘻哈（hip-hop）、相对论、量子力学、工业化、《辛普森一家》、数字技术、哈勃望远镜以及整个人类耀眼的成就。

　　当然，我并不是说，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就没有一点想象能力，但是肯定没有哪种物种能像人类一样从想象力中衍生出如此复杂的能力。其他物种也会互相交流，但是它们没有笔记本电脑；它们也唱歌，但却不能创造音乐作品；它们也可以很灵活，但肯定比不上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它们可能也担忧生活，但不会出版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论著作；也不会大晚上喝着杰克·丹尼尔（Jack Daniel）的酒，听着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的音乐；它们更不会相约到某个小镇，通过哈勃望远镜观看星云图并试图找出这些图像究竟对其他人或者其他种族意味着什么。

　　是什么让同处一个小小星球的人类与其他物种的思维与行为具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通常，我的答案就是：想象力。但是，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人类大脑的进化更加复杂，并且运转的方式也是高度灵活的。人类智力的动态性使得人类拥有惊人的创造力，而人类的创造力又让人类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与环境—并且找出通向天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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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4）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创造力的魔力

　　想象力与创造力并不相同，创造力将想象力带入了另一个层面。我对创造力的定义是这样的：“产生有价值的想法的过程。”想象可以完全是内心的活动，你可以整天沉浸于想象而不被任何人发现。但是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做，你绝不会称他是有创造力的。要想有创造力，你必须真实地做一些事情。这涉及一个将想象力付诸实践的过程。你得制造一些新的东西，想出一些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甚至是思考一些新的疑问或问题。

　　你可以认为，创造力就是可应用的想象力。

　　在任何事情上—任何涉及人类智力的事情上，你都可以是有创造力的。比如在音乐中，在舞蹈中，在戏剧中，在数学、科学、商业中，在人际关系中，都能产生创造力。这是因为，人类的智力是如此多种多样，人们又在如此多的方面具有着伟大的创造力。下面我将讲述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

　　1988年，前甲壳虫乐队队员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发行了第一张单曲专辑。专辑的主打歌名为《这就是爱》（This Is Love），哈里森及其唱片公司都认为这支主打歌能大受欢迎。在那个网络下载还不流行的时代，作为唱片界的惯例，歌手会在唱片的另一面附送一首歌—这首歌的歌名不会出现在唱片目录上—作为是对消费者的附送品。唯一的问题是，哈里森当时没有用做附录歌的歌曲。那时，哈里森住在洛杉矶，鲍勃·迪伦，洛伊·奥比森，汤姆·佩蒂和杰夫·琳恩都曾跟他一起工作。

　　当哈里森想出将要录制歌曲的主干时，才意识到琳恩已经开始跟沃比森一起工作了。哈里森只好赶紧邀请迪伦和佩蒂加入团队，合唱副歌部分。附录歌的录制过程很随意，基本没有什么压力，这五位传奇摇滚人物合作的这首《小心轻放》（Handle with Care）成为哈里森离开甲壳虫乐队之后音乐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歌曲之一。

　　几天之后，哈里森为华纳兄弟唱片公司（Warner Brothers Records）的主席，莫·奥斯汀以及艺人经纪部门（A&R）的主管兰妮·沃伦克演唱了这首歌，两个人都震惊了。他们不仅觉得这是一首极好的附录歌，而且觉得短时间内能创作出如此温和、美妙音乐的团队值得拥有一个更广阔的舞台。奥斯汀和沃伦克询问哈里森，创作《小心轻放》的团队是否愿意继续创作一整张专辑。哈里森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于是回去跟朋友们一起商量。

　　一些行程问题需要解决。当时，迪伦正计划进行一个为时两周的旅行，因此将所有人召集在一起似乎是不可能的。最终，五个人决定在迪伦离开之前挤出一段时间来，借用一个朋友的录音室，开始整张专辑的创作。他们没有几个月的时间去精雕细琢歌词，也没有时间去创作替换的歌曲，或者去担心吉他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只凭借一些天生的能力—五种独特的嗓音糅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创造性火花。

　　在歌曲创作过程中，他们紧密合作，每个人都参与和声，吉他的演奏，编曲。他们取长补短，互相激励，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合作愉快。结果，这张唱片不仅是曲风随意的—歌曲都是即兴创作的—而且是极其经典的。为了契合专辑的自然随意风格，五个人临时决定将乐团命名为“漂泊合唱团”（Traveling Wilburys）。他们所创作的专辑卖了500万张，多首单曲冲上了冠军榜单，包括《小心轻放》在内。滚石杂志曾将这张专辑列为“有史以来100张最好的专辑之一”。我认为这个例子清楚显示了创造力的实际运用过程。

　　下面的例子却截然不同。

　　20世纪60年代早期，在康奈尔大学的一个食堂里，一名学生将一个盘子扔向了空中，我们不知道接下来这名学生和这个盘子怎样了，盘子或许落在地上摔碎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件很寻常的事情，然而却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看见了这件事。

　　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是美国物理学家，也是20世纪公认的天才。他因在一些领域内的开创性研究而闻名，包括量子电气力学领域以及纳米技术领域。他也是那一代科学家中最多才多艺、最让人崇敬的科学家之一，他是杂耍家、画家、顽皮而搞怪的人，还是一位特别钟情于小手鼓的爵士乐手。1965年，费曼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表示，能获得这个奖项，部分是因为那个飞盘。

　　那天下午，我正在吃午餐，一个孩子突然在餐厅里扔起一个盘子，”费曼讲道，“盘子上有一个蓝色徽章，那是康奈尔大学的校徽，盘子飞起又落下，蓝色标志跟着旋转，在我看来，蓝色标志比盘子转得更快，于是我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我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把它看得多么重要，当然我是跟旋转物体的运动方程玩。我发现，如果盘子比较小，蓝色标志的旋转速度将是盘子旋转速度的两倍。

　　费曼匆匆地在餐巾纸上记下了一些想法，午餐后，他就回去继续上课。一段时间后，他又看到了那张餐巾纸，于是继续落实自己之前草拟的想法。

　　我开始研究旋转问题，这个旋转问题将我带向了另一个相似的旋转问题，那就是根据狄拉克方程得出的电子自旋问题，进而将我引向另一个我一直在研究的领域—量子电气力学。我以一种轻松的方式继续这个游戏，就像是从瓶子里拔出瓶塞—所有的东西一下子涌出来。所以，在极短的时间里，我取得了研究成果并因此赢得诺贝尔奖。

　　抛开两者都是自旋的事实不谈，是什么让费曼看出盘子和电子之间的共性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创造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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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5）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创造的动态过程

　　创造力就是人类智力动态性最强有力的证明，而且它能调动人类大脑和身体的各个部分。

　　首先，我们来进行一个粗略的区分。先前，我曾提到，许多人认为自身没有创造力是因为他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创造力。这从两方面而言都是正确的。第一方面，有一些涉及创造力的技能和技巧是很普通的，每个人都能学会，并且也能在任何情形下使用。这些技能能帮助我们产生新的想法，区分有用的和没用的东西，接收新的思想，特别是身处团队之中时，更是如此。我把这些当做是一般性创造能力，我会在教育那一章详细阐述。本章我想讲述的是个人的创造力，在某些方面，它跟一般性创造力是非常不同的。

　　费思·林格尔德、漂泊合唱团、理查德·费曼以及许多本书讲述的人物都在自身独特的方面具有极高的创造力。他们各自在不同领域内奋斗，个人爱好和天赋促使他们前进；他们找到了自己热爱的工作，并发掘一种特别的天赋来完成这些工作，他们都找到了自身的天命，这也激发着他们的个人创造力。通过以下的阐述，我们就能更加明白创造力是如何产生的。

　　创造力比想象力更深一层，创造力需要你真正去实践，而不只是整天躺在那里想象。尝试创作一些以前不曾有的东西必然涉及实践的过程，创作的对象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理论，一件时装，一个小故事，一艘船又或者是一种新的意大利面酱。无论是什么，它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第一，都是一个实践过程。的确，有时候，一些新想法在产生的时候就已经很完善，不需要进一步的整理。但是，通常情况下，创造性过程最初只是一种迹象—就像费曼看见那个盘子转动或者乔治·哈里森写歌的初次意向—它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完善。这就像是一次旅行，有着很多不同的阶段和意想不到的结局，也会用到不同种类的知识和技能，并最终到达一个出发之时无法预知的地点。虽然，理查德·费曼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这个奖项并不是因为那张他在午餐时匆忙写下自己想法的餐巾纸而颁发给他的。

　　创造力涉及一系列互相贯穿的环节。首先就是产生新的想法，想象不同的可能性，考虑可替代的选择。可能是乐器奏出的音符，随手画的速写，草草写下的想法，或者是四处移动空间内的物体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创造的过程还涉及一个思想完善的环节，在此环节中，通过判断哪一个想法更奏效或者感觉更好，来进一步完善这些想法。无论你是打算写一首歌，画一幅画，发展一个数学理论，为某一物体拍摄一些照片，写一本书，还是设计一些时装，产生想法以及评估的环节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环节并不是按照预定的顺序进行的，相反，它们往往互相穿插。举例来说，创造性努力可能在一开始就涉及创意的大量产生并在后面的阶段才进行评估，但总的来说，创造性工作在创意的产生、筛选、精练环节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因为，这是创作。创造性工作通常会运用某种媒介来激发想法，这种媒介可以是任何事物。漂泊合唱团运用嗓音和吉他做媒介，理查德·费曼运用数学做媒介，费思·林格尔德的媒介则是涂料和画布（有时候是文字和音乐）。

　　创造性工作也常常会调用一些其他才能进而创造一些新奇的事物。雷利·史考特（Ridley Scott）先生是一位著名导演，曾执导许多知名的大片，比如《角斗士》（Gladiator）、《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外星人》（Alien）以及《塞尔玛与路易斯》（Thelma and Louise）。他的电影风格与其他电影导演截然不同，而这就是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修炼。他告诉我：

　　可能是因为我有着良好的艺术背景，对于制作电影，我总是有一些非常独特的想法，常常有人说，我有独特的视角。我从没想过它究竟是什么，但我常常会被指责，比如，电影拍得太精致了，画面太漂亮了，或者太这个、太那个了。渐渐地，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优势。我的第一部电影《决斗者》（The Duellists），被批评说画面太漂亮了。一个评论家曾抱怨“滥用滤镜”，实际上，根本就没用滤镜，这个“滤镜”完全是凭空捏造的，我想他真正不满的是我拍摄法国景色的视角。拿破仑时代最好的摄影师很可能会是画家，所以，我设计了一个场景，让拿破仑的俄国画师在那场对俄灾难之战中走上了前线。坦白地讲，许多19世纪的伟大作品都是记录性的，而我会从中吸收一些独特元素并将其运用在电影中。

　　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通常都具有某些共性：他们热爱自己工作的媒介。

　　音乐家热爱自己创作的旋律，作家热爱文字，舞蹈家热爱肢体运动，数学家热爱数字，企业家热爱交易，教师热爱教学。这也是为什么深深热爱自身所从事的工作的人们不会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一般意义上的谋生。他们从事某项工作是因为自己真的热爱，并且在工作过程中，也都身处自身的天命之上。

　　这也是为什么费曼认为解运动方程“只是为了好玩”，为什么他认为是在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玩”。漂泊合唱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创作音乐，并且十分享受创作的乐趣。虽然，有趣并不是创造性工作的关键成分—许多创造性的科学家从不轻易言笑，但是，有时候，当我们一边玩耍一边探索创意时，新的想法可能就在此时来临。所有创造性工作都可能遇到挫折、问题，甚至走进死胡同。一些极具创造力的人也会在创造过程中发现一些问题，甚至认为这一过程困难重重。但在某些时候，也会感到一种来自心底的愉悦，特别是“创作成功”时，更会产生一种深深的满足感。

　　本书中采访的许多人都认为，能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自己从事的工作更是一见钟情，这也是他们将对自身的天命认知看成是一种顿悟的原因。找到一种能激起自身想象力的媒介，一种你乐于与其玩耍并致力于其中的媒介，对于解放自身的创造力是很重要的一步。历史上有许多这类故事，人们一直没有发现自身真正的创造力，直到有一天，他们发现那个媒介，并在那个媒介上产生了最佳的创意。根据我的经验，很多人之所以认为自己不具有创造力，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找到那个媒介，当然也有一些其他原因。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继续阐述这些原因，包括对幸运的看法。但首先还是让我们来仔细分析一下，为什么我们使用的媒介对我们的创造性工作那么重要呢？

　　不同的媒介使我们能用不同的方式思考。设计师尼克·伊根（Nick Egan）是我很好的朋友，最近他专为我们夫妇画了两幅画，因为我在公开演说中的几句话对尼克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第一句就是“如果你从不准备犯错，你也永远不会创新”。第二句是“好的教育依赖于好的教学”。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两句警句呢？因为我觉得它们都是极为正确的观点。尼克一直在思考这些观点，并且这些观点对他作为一名艺术家的生活、成长以及工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后来他决定围绕这些观点创作几幅画，并且整整花了几周的时间才将它们完成。

　　他为我们画的每一幅画都代表其中的某一句话，每一幅画都是一种即兴创作，而且都是让人感觉很有力量的画面，画中蕴含一种近乎原始的能量。其中一幅画，整幅画面是黑色的基调，一半的画面以涂鸦绘画的风格在颜料上刮出潦草的文字；另一幅画的底色却是大片的纯白，运用滴墨技术滴出像小孩笔迹的文字，透过浅色背景呈现出来，背景上有一个醒目的卡通脸像，绘画特色则介于洞穴画和儿童画之间。

　　初看之下，这些画像是匆忙画成的，画面一片混乱，但是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画面有很多层次，每一层都隐含着不同的意境，每一层都是经过精雕细琢的，这让画面有了真正的深度。尼克还在画中运用了一些复杂的颜色与绘画技巧，当你欣赏的时候，会觉得整个画面极具活力，画中所有复杂的技巧都源于他对率真的感知能力及其自身的充沛活力。

　　尽管，最初是因为我的一些话，才激发这些画作的创作，但我肯定是创作不出这些画的。尼克是设计师，也是视觉艺术家，他对视觉艺术有一种天赋—对线条、颜色、形状以及质感特别敏感，而且对如何将这些元素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创造性的想法也很擅长。他通过颜料、粉笔、蜡笔、版画技术、胶片、数字影像，以及许多其他视觉媒体和材料来开发与完善自己的创意。对于一个给定的题目，他所运用的材料会影响到他的创意以及他处理这些创意的方式。创造就像发生在我们所要表达的事物与我们所用媒介之间的一场对话。尼克最终送给我们的画作并不是它们最初的样子，在他处理的过程中，画面逐渐演化，当画作成形的时候，他所要表达的思想也就更清晰了。

　　在不同媒介上的创造力不同，这对于人类智力的多样性以及思考方式的多样性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理查德·费曼拥有极强的视觉想象力，但是他并没有尝试去画电子自旋的图画，而是尝试去发展一种关于电子自旋的科学理论。为了达到目的，他必须用到数学，他是在思考电子的运行，而且是在用数学的方式思考电子的运行。如果没有数学，他绝不可能那么容易地进行思考。漂泊合唱团的成员则思考爱与人际关系、生命与死亡，以及所有该死的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尝试去写一本心理学书籍，而是通过音乐来思考这些事情，他们拥有音乐的创意，音乐就是他们的作品。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明白自身所用媒介在创造性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身的创造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培养运用媒介的实践技能，并且如何正确培养这些技能也很重要。很多人一生都不喜欢数学，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发现数学的创造性用途—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我也是其中之一。老师向我介绍的数学总是一串冗长的难题，而且是别人已经给定了答案的难题，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对或者做错，我想，这绝不是理查德·费曼眼中的那种数学。

　　当然，我也知道，小时候，有相当多的人花了无数的时间练习钢琴或者吉他，但是长大以后却再也不想看见任何乐器，因为整个练习过程是如此枯燥。许多人轻易就认定自己不擅长学术或者音乐，很可能是因为老师教导方式有误或者教导的时间不对。他们应该再回头看看，或许我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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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6）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开放你的思维

　　创造性思维不仅仅只是一些逻辑推理和线性思考，而这些却是主宰着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西方教育）的智力观点。人类大脑的额叶主要涉及高阶思维技能，大脑左半球主要涉及逻辑与分析性的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则通常运用大部分大脑，而不只是额叶或者左脑。

　　创造性就是在事物之间形成新的联系，这样我们就能以新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而运用逻辑的、线性的思维，就只能依照规则和惯例，从一种观点转到另一种观点。此时，我们只能在排除非逻辑性思维时，才能继续进行思考，给定A+B=C，我们才能解出B+C等于多少。传统的IQ测试就是典型的此种思维方式的测试。逻辑性或者线性思维规则不仅不能引起创造性思考，而且恰恰相反。

　　创造性火花总是通过发现一些之前从没有注意到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相似点，进而以非线性方式产生的。创造性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散性思维或者横向思维，特别是抽象性的思维能力或者类推性的观察能力。就是这种方式的思考，使理查德·费曼发现了旋转的盘子与自旋电子之间的联系，而乔治·哈里森创作《小心轻放》的灵感则是来自他所看见的一个包装盒上的标签。

　　我并不是说创造性思维就是逻辑性思维的对立面。逻辑性规则为创造力和即兴创作提供了巨大的发挥空间，所有其他涉及规则的事情也是这样。试想国际象棋以及各种体育运动、诗歌、舞蹈和音乐中的创造力，这些领域都有着严格的规则和惯例。根据我们的工作种类，在不同的创作阶段，逻辑性可能也会非常重要，特别是当我们评估新想法以及探索如何使其适应或挑战现存理论时，逻辑性更为重要。即便如此，创造性思维所涉及的人类身心范围也远比线性与逻辑性思维更为广泛。

　　大脑的两个半球各自拥有不同功能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左脑主要涉及逻辑思维、理性推理—通过语言、数学性思维等等进行；右脑则涉及对图像以及人脸的识别，主要通过视觉、空间方位以及运动感来进行。

　　双腿在人们奔跑的过程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有一条腿，奔跑的过程肯定就差多了。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玩耍或者听音乐的时候，大脑中许多不同部位，从最新进化的大脑皮层到最老的，也就是所谓的大脑褶皱部分，都发挥了作用，大脑褶皱层必须跟身体其他部位包括其余部分的大脑密切配合才能完成整项功能。当然，每个人的大脑功能和容量各不相同，也各有优缺点，但是，就像手臂与双腿上的肌肉，其能力增强或变弱取决于我们对其进行锻炼的多少。

　　顺便提一下，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女性大脑的互动能力比男性大脑要强。虽然仍无定论，但是，它让我想起了一个在西方哲学界久经争论的问题，它也是哲学系教授常常让大学新生们辩论的一个问题，一个有关人类感知与人类对世界认知之间关系的哲学问题。辩论的重点在于：如果没有自身感知到某事物的直接证据，我们能否断定这个事物是真实的。常用的例子是：“如果一棵树在森林里倒下了，并且周围也没有人去听它倒下的声音，那它倒下的时候发出声音了吗？”我曾经教授哲学课程，我和学生们常会认真地连续几周讨论这类问题，答案是，至少我认为是，“当然有声音，不要这么荒谬。”但是，如你所知，我是长期聘用的教授，真的没必要匆匆结束这类辩论，是最近去旧金山的一趟旅行又让我想起了这些辩论。一天，我正在街上闲逛，突然看见一个人穿着一件T恤，上面写着“如果一个男人在森林里讲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并没有女人听到，他也错了吗？”有可能！

　　无论这里的性别差异是什么，它都可能在我们的日常思维中出现。创造通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能同时涉及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舞蹈是一种物理的、肌肉运动的过程，音乐是一种基于听觉的艺术形式，但是许多舞蹈家和音乐家也将数学知识融入了自身的艺术中，并使之成为表演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科学家和数学家又常常用一种视觉的方式来展现和检验自己的观点。

　　创造力不仅仅只是运用了我们的大脑。演奏乐器、制作图片、构建模型、表演舞蹈以及制作任何一种东西都涉及高强度的物理实践环节，而这一环节又依赖于知觉、直觉、双手熟练的协调能力以及眼睛、身体和思维。在很多情况下—在跳舞、唱歌、表演的时候—我们根本就没有借用外界的任何媒介，因为我们自身就是这类创造性工作的媒介。

　　创造性的思维还能深入我们的直觉和无意识的思维之中，并且能深入我们的内心和情感之中。你是否曾忘记某个人的名字或你游览过的某个地方的名字？尽可能试着去回想，经常你都会想不起来，而且想得越多，就越是想不起来。一般情况下，你最好先停下来，不要试着去想了，“把它放回大脑里”，过一段时间后，不经意间，这个名字就浮现在你的脑海里了。原因在于，储藏在脑海里的信息比深思熟虑的想法要丰富得多。在脑海繁杂思绪的表面下，深藏着许多与感觉和观念相关联的记忆，也正是这些感觉和观念在无意识中处理并记录了我们的人生经历。所以，虽然有时候，创造力是一种有意识的努力，而在某些时候，我们则需要让自身的想法先发酵一会儿，并且相信自身的理智有一种更深层次、无意识的反刍能力。在此过程中，我们要尽量少控制自身的理智，有时候，当我们真的这么做了，就会发现一直寻找的那个顿悟突然之间就在面前出现了，就好像是“从瓶子里拔出瓶塞”一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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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7）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凝聚团队的力量

　　从单个人的创造性工作中，你能发现创造性思维具有动态性的本质，当你观察一些极具创造力的组合时，比如漂泊合唱团，你会发现此时的创造力更具动态性。组合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都用同一种思维方式思考，而是因为他们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各自有着不同的天赋，不同的兴趣以及不同的声音，但是他们找到了一种合作的程序，在合作过程中，他们的差异能互相激发，进而创作出一些单个人绝不可能创作的东西。从这方面来讲，创造力不仅可以来源于自身的资源，也可以从别人的创意与价值观中吸收营养，而且这片世界往往更为广阔，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说发展自身的创造力就像是启动汽车的发动机。

　　让我们回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中，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一直被一些强烈的感情所折磨，这些感情与他父亲的去世以及母亲和叔父的背叛有关。整个剧中，他都在跟自己的各种感情作斗争，思考着生命与死亡，忠诚与背叛以及广阔宇宙中自身的重要性。他努力地想弄明白，对于吞噬他灵魂的那一事件，自己究竟应该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在此剧的前半部分，他曾欢迎两位到丹麦皇家法庭的访问者：罗森·格兰兹以及吉尔·登斯顿。他的欢迎词是这样的：

　　我的好友！吉尔·登斯顿，你好吗？

　　罗森·格兰兹！你呢？

　　你们在幸运之神的手中闯了什么祸？

　　那就是她送你们去监狱的原因吗？

　　这个问题让吉尔·登斯顿大吃一惊，他问哈姆雷特所指的“监狱”是什么意思，哈姆雷特答道：“丹麦就是一个监狱。”罗森·格兰兹笑道，如果那是真的，那么整个世界也是一个监狱。哈姆雷特说是的，而且是“一个极优美的监狱，在这个监狱中有许多的界线、病房和地牢，丹麦就是其中最差的一个。”罗森·格兰兹说道：“我们并不这么认为，我的殿下。”哈姆雷特的回答很深奥，“对你来说，这儿什么都不是，世间本无好坏之分，要看个人想法而定，但丹麦对我来说就是监狱。”

　　人类的创造力在生活的各个角落里都是很明显的，在我们所使用的科技产品里，在我们居住的建筑里，在我们所穿的服装里，以及在我们观看的电影里。创造力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影响了我们在世界上制造的一些东西，而且还影响了我们制造的过程—不仅对我们如何制造，而且对我们如何思考以及如何感知，都有影响。

　　从我们能讲话开始，我们就不再像其他物种一样，我们不仅仅是生存于这个世界，我们还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谈论和思考，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并且试着去弄清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能这么做都是因为想象力的惊人力量，它是我们一切思考能力的基础，它让我们能利用文字和数字，形象和动作来思考，并让我们能运用所有这些资源创造一些理论与实物，以及形成复杂的观点和价值观，正是这些产物构成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并非直观地接受世界的外貌，我们还通过一些特别的想法和信念来解读这个世界，从而逐渐形成我们各自的文化。在我们自身与我们对世界的直观经验之间似乎存在一层滤网，过滤出我们的所思所想。

　　我们对自身以及对世界的认识决定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也是哈姆雷特下面一段话的意思，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本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只是思考让它这样。”我们总能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如果我们已经构建了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还能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通过重新给自身定位来重新构建一种世界观。在16世纪的时候，哈姆雷特说他把丹麦看成一座监狱。在17世纪的时候，理查德·洛夫莱斯（Richard Lovelace）为他的情人阿尔泰娅（Althea）写了一首诗。他的观点却截然相反，洛夫莱斯说，对他来说，只要心中还能思念着阿尔泰娅，即便是真正的监狱，对他来说也是自由国度。下面就是这首诗的结尾：

　　高耸的石墙并不能建成监牢，

　　坚硬的钢铁也无法焊成牢笼，

　　无辜的心灵和沉默却能

　　筑起一座封闭的修道院；

　　如果我有爱的自由

　　我的灵魂也是自由的，

　　孤单的天使，飘飞在天空，

　　尽情享受这种自由吧！

　　在19世纪的时候，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成为现代心理学的创始思想家之一。那时，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自身的思想以及思考问题的方式既能监禁自身也能解救自身。詹姆斯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这一代人最伟大的发现就是，人类能通过选择自己的思想态度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如果你能改变你的思想，你就能改变你的生活。”

　　这就是创造力真正的力量所在，也是找到自身天命最真实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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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1）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当你做自己喜欢的事时，是不是常感觉身边的世界都离你而去？这就是忘我的境界。这是发挥你才华的最佳状态。

　　桌球女王的忘我境界

　　上帝赐给嘻哈诗人的礼物

　　数学界的莫扎特

　　艾娃·劳伦斯（Ewa Laurance）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女性桌球运动员，有“桌球女王”之称。她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曾获欧洲及美国桌球锦标赛冠军，曾成为《纽约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人物》、《体育画报》、《福布斯》以及其他许多刊物都报道过她的事迹。她经常在电视节目中露面，还是ESPN的解说员。

　　艾娃在瑞典长大，一次，在跟着哥哥出去玩的时候发现了桌球运动。

　　我和好朋友妮娜总是喜欢一起四处乱逛，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我14岁的一天，我俩跟着哥哥和他的朋友去保龄球馆打球，登记进了球馆，我们在那儿待了一会儿，觉得实在很无聊。然后，我们发现哥哥和朋友去了一个叫桌球室的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桌球，就跟着去了。我清楚地记得，在我走进去的那一刹那，我立刻发现，我爱上了这里的一切—昏暗的房间，每张桌子上方都亮着灯，还有桌球咔咔的碰撞声，我立刻入迷了。

　　那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社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有关桌球的事情，这种氛围立即将我包围了。我俩又害怕又好奇，但也只是坐在那里，观察周围发生的一切。当你坐在那里观察或者自己去打球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打桌球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形，因为，每张球桌都是一个舞台，所以，对我来说，这张球桌就是我看到的全部，周围的一切都消失了。我观察那些打球的人，发现他们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我意识到这不仅仅是随便撞撞球并且希望能偶尔撞进的游戏。有一个小伙子，打一个球，再打一个球，再打一个，一杆打到60球，70球，80球，我发现，他每移动一次白球都是为了打下一个球，并且在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就已经将球打进去了。他们对桌球的知识和技能使我大为震惊—那些打桌球的核心技能，三四杆就能全部收球的技能。

　　从顿悟的那一刻开始，艾娃就知道，自己想献身于桌球运动。幸运的是，她的父母也支持她，允许她每天花六到十个小时的时间在当地一家桌球室练习，在练习的间歇里完成家庭作业。“桌球室的人都知道我是很认真地对待这项运动，所以他们从不打扰我，让我独自练习。在那里的那段时间，我拥有很多乐趣。如果你发现一个地方，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喜欢同一件事情，而这件事又是自己正在做的，那就真的很有趣了。尽管是性格各异的人—但因为一起打桌球—我们逐渐变得像是一家人。”

　　1980年，16岁的艾娃赢得瑞典桌球锦标赛冠军，17岁的时候，她第一次夺得欧洲女子锦标赛冠军，这让她有资格代表欧洲前往纽约参加世界桌球锦标赛。“整个暑假，我都在训练，桌球室要到下午五点钟才开门，所以我只能每天早上坐着公共汽车，去住在小镇另一边的桌球室主人家里，拿到桌球室的钥匙，然后再搭车回到镇上，开门进去练习。整个夏天我都这样来回跑着，每天训练十到十二个小时。随后，我参加了纽约的巡回赛，但是我没能获得冠军，只拿到了第十七名，我有些失望，我没能打得更好一点，但是，同时我也想：‘哇，这就像是全世界的第十七名呢！’”

　　虽然艾娃的父母不希望她远行，但艾娃决定留在纽约，继续追求她的桌球梦想。她知道，只要待在美国，就有机会有规律地跟世界顶尖选手比赛。除了屡屡获胜以外，她也成了桌球运动中女性运动员的代言人，她的才华、她的激情以及她姣好的容貌让她成了一个媒体明星。当然，这也使她所热爱的这项运动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

　　随着艾娃·劳伦斯的世界排名逐渐上升，名誉与财富也随之而来。但是，对她来说，面临的最大挑战依然是桌球运动本身。

　　你几乎不会意识到周围正在发生什么，这的确是一种奇妙的感受，就像是身处隧道中，你不会看见其他任何事情，你只看见你正在做的事情，时间快速流逝，有人可能问你，训练多久了？你可能会说二十分钟，但实际上是九个小时，我真的不知道过了这么长时间。我从来没在任何事情上找到过这种感觉，遇到桌球之前没有，之后也没有，尽管我也有许多其他的爱好，但是，对我来说，打桌球的感觉才是最独特的。

　　桌球的另一魅力在于它有很多东西让你学习。桌球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竞争，每一局都不同，所以总有一些让你感兴趣的事情，我热爱桌球运动中的物理学和几何学—学习并且明白那些角度，然后计算你要打多远才能改变角度将母球打到你希望的位置，而且还要明白什么是有限，什么是概率。能够控制母球向前移动两点五英寸而不是三英寸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所以，你要做的，不是与各种因素做斗争，而是找出办法利用它们。

　　在学校的时候，对于物理或者几何，我既不感兴趣也不擅长，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打桌球的时候，我经常看见它们，我看着球桌，实际上，我在整个球桌上看见的都是线条和图表，我看见“我将要把1号球打到这里，2号球到那儿，3号球从这儿下去，4号球得走三颗星，6号球从这里下，没问题，我已经打进了7号、8号、9号球，我全部进了。”我看见它们全都是由线条连接的。如果你有一个球稍微打错一点点，突然之间，一整幅新的图表立即在你大脑里生成。你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那个球没在你希望的那个位置上，还差6英寸，所以，你得重新布局。

　　学校的几何学从不曾吸引过我的注意力。如果当时换个老师，情况可能就会不同—我的老师只是说：“艾娃，像这样思考它。”或者说：“按这种方法观察，你就会懂的。”或许，他应该将全班同学都带去桌球室，并且说：“你们看！”在学校上课真的很无聊，你知道吗？我甚至不能让自己保持清醒。现在，我给一些人上课的时候，会尝试着尽可能快地分辨出，他们是否具有手与眼的协调性，以及他们是否只对这项运动感兴趣，或者是否对桌球运动中的几何学和物理学感兴趣，又或者他们是否具有数学天分。

　　艾娃的桌球职业生涯将近30年，然而，她现在依然能感受到桌球运动带给她的那种挑战性。在这么多年后，甚至当我只是要做一下展示的时候，我依然会紧张。人们会说：“你那么多次都打得很好，没事的。”但是，这毫不管用，身处那种环境就让我有这种感觉。

　　打桌球将艾娃带进了忘我境界，身处忘我境界则让艾娃与自身的天命面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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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2）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忘我境界

　　身处忘我境界也就是身处天命的核心区域。做自己喜爱的事情能调动身体的各种机能，这对成功很重要，然而却不是它的本质—就像学习、组织、安排、热身之类的事情，都只是辅助性的工作。即使我们正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也会有挫折、失望以及不奏效或者不专注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会使我们对天命的体验有所改观，从而更投入、更专注。我们生活在这种状态之中，我们沉醉在巅峰时刻的愉快经验和表现之中，我们的呼吸改变了，我们的身心融合了，我们发现自己毫不费力就进入了忘我境界。

　　亚伦·苏尔钦（Aaron Sorkin）是一位剧作家，曾创作了两部百老汇戏剧，《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和《方斯沃斯发明》(The Farnsworth Invention)；三部电视连续剧，《体育之夜》(Sports Night)、《白宫风云》(The West Wing)、《日落大道60号工作室》(Studio 60 on the Sunset Strip)；还有五部故事片，《好人寥寥》（A Few Good Men）、《邪恶》(Malice)、《美国总统》(The American President)、《查理·威尔森的战争》（Charlie Wilson’s War），以及即将上映的《芝加哥七君子审判》(Trial of the Chicago 7)。他曾十三次被提名艾美奖，八次提名金球奖，并曾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苏尔钦告诉我：

　　我从来没有把自己当做一个作家，我总是把自己看成一个演员，我在大学里也主修表演。高中的时候，我非常热爱表演，激情爆发的时候，我就乘车去纽约，在剧院外面等着，到中场休息的时刻，要是有空位就溜进去。我从来不觉得写作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它通常都是一件苦差事。我曾经为一个大学晚会写了一部滑稽短剧，那时，我的老师，杰勒德·摩西对我说：“你知道的，只要你想，你可以以此来谋生。”但是，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做什么啊？我想了一下，然后继续我的生活。

　　在离开学校的几个月后，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出城去了，他拿了他爷爷的古董打字机，让我帮忙保管好。那时，我每周向一个朋友支付50美元的租金，只为了每晚能在他位于纽约东上城区的小公寓地板上借宿。我也曾为一家儿童戏剧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还编写了一部肥皂剧。那是在1984年，我在各个剧组进行了一连串的试镜。

　　在那个特别的周末，我所有的朋友们都出城了。那是一个周五的晚上，就像其他所有的纽约周五之夜一样，感觉就像是，除自己之外的所有人都被邀请去参加聚会了。我身无分文，电视也坏了，所有能摆弄的东西就只有一堆纸和一台打印机。我坐在打印机前开始写作，从晚上9点一直写到第二天中午，我完全爱上它了。

　　我意识到，所有这些年的表演课程以及搭着火车去剧院都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创作戏剧。我曾经是一个趾高气昂的演员—我再也不是旁观者了—但是，直到那个晚上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具有写作才能。

　　我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一幕独角戏，名为《影片背后》（Hidden in This Picture），上演后反响不错。之后，我做律师的姐姐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关塔那摩湾的案子，几个水兵被指控杀死了一个下等水兵。这个故事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接下来，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写了一出舞台剧，即《好人寥寥 》。

　　当《好人寥寥》在百老汇上演时，我记得曾跟杰勒德有一段对话，我打通了他的电话，然后问他：“这就是你的意思吗?”

　　我问亚伦，当他写作时，他感觉怎么样，他说：

　　当进展顺利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情节中，当进展不顺利的时候，我就拼命地寻找那种感觉，我打开所有的灯光去寻找它。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是不是也这样，但是我自己绝对是一个情绪变化很大的作家。当我写作顺利的时候，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就算是不好的也觉得是完全可以掌控的；如果写作进展不顺利，就算美国小姐穿着泳装给我颁发诺贝尔奖章，我也不会开心。

　　做自己热爱的事情也并不能保证你时时刻刻都身处灵感之中。有时候，情绪不对，时间不对，灵感就是不来。一些人甚至形成了自己的惯例，找到了捕捉灵感的方法，他们也不是整天都在工作。我问亚伦是否有自己的小窍门，他说他也希望自己有，很遗憾的是他没有，但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不再强迫自己往下写。

　　当写作进展得不顺利时，我会先把它放在一边，明天或者后天，再接着试试。此外，我还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开着车放着音乐四处乱晃，我试着找一些开车不用太费神的地方，比如高速公路，你不必在红灯的时候停车，也不用转弯或者做其他什么。

　　此时，我绝不会做的事情就是看别人创作的电影或电视节目，或者读他们的戏剧，这会让我感觉他们的创作进展很顺利，这样只会产生两种结果，要么让我感觉更糟糕，要么让我倾向于模仿他们的创作方式。

　　在写作进行最顺利的时候，亚伦会完全被情节所吸引。

　　写作对于我来说是一项体力活，因为我要独自完成所有的创作环节。每天从书桌上醒来，我就四处走动，当感觉进展顺利的时候，实际上，我已经从书房走出去，围着房子走一圈了。换句话说，我已经在大脑里写了，但是没有用打字机打出来，然后我必须回到之前所在的那一页，把刚才所想的一切打印成文字。

　　在你的生活中，也极有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你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就像亚伦最终发现写作的魅力那样。当你开始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时，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不见了，几小时过去了，感觉只有几分钟。在这段时间，你就是身处“忘我境界”之中。那些找到自身天命的人经常发现自己身处忘我境界。这并不意味着，在做自己热爱的事情时，一切经历都是极其完美的，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他们通常都会有一些极佳的经历，而且他们知道这种经历还会再来。

　　不同的人寻找灵感的方法也不同。对某些人来说，可能要经过高强度的体力活动、耗费体力的运动、冒险、竞赛或者是产生某种危机感，灵感才能到来；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则可能要从事一些静态的活动，灵感才能到来，比如写作、画画、解数学问题、冥想以及一些其他形式的沉思活动。在前面的章节里，我曾说过，每个人并不是只有一种天命，也不是只有一条到达忘我境界的路。在生活中，我们会有不同的进入忘我境界的方式，然而，身处忘我境界的人通常都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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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3）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我们已经到达了吗？

　　人们进入忘我境界时最明显的迹象就是拥有一种自由和真实的感觉。当我们在做一些自己热爱并且天生很擅长的事情时，我们更有可能对自身产生一种真实的感受—感觉到此刻的自己才是真实的自我。当我们身处自身的天命时，我们感到自己正在做着本该做的事情，并且正在成为本该成为的那种人。

　　在忘我境界里，人们对时间的感觉也变了。当你找到自身兴趣与才能间的纽带，正在做着自己热爱的事情时，时间似乎也过得更快，更流畅了。对艾娃·劳伦斯来说，打球九个小时感觉就像是只有二十分钟。我们也知道，当你做着自己并不擅长也不喜欢的事情时，对时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有过那种经验，短短二十分钟感觉像是九个小时，在这种场合，我们不但没有身处忘我境界中，事实上，我们很有可能处于思想迟钝状态。

　　对我来说，这种时间感的转变（好的那一种，不是坏的那一种）经常发生在我与一群人一起工作的时候，特别是在我做公众演讲的时候。每当我在努力探索并向人群阐述某些观点的时候，时间总是过得更快也更流畅。我跟一间屋子里的十个、二十个甚至是几千个人在一起，情形都是一样的。在刚开始的五分钟或者十分钟里，我感受着房间内的能量，并且试着掌握正确的频率。刚开始的那几分钟可能感觉时间过得比较慢，但是随着我慢慢找到自身与人群之间的联系，我就好像切换进了另一个挡位，时间过得更快了。当房间内的人跟上我的节奏时，我立即感受到一种与众不同的能量—而且我想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能量以更高的速率带领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空间。这时候，我再看表，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一小时。

　　另一个共同点，跟上述经历很相似，是一种 “超越状态”。在这种状态里，创意来得更为迅速，就好像是开启了某种资源，让你更容易地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就像开发了一套有利的工具，使得正在进行的工作更为顺利。因为你将自身的能量与做事的程序以及正在做的努力有机地结合了起来，所以，你能真实地感受到，创意正源源不断地流进你的大脑；你还能感受到自己在用某种方法引导着这些创意，此时的你成了一个盛载创意的容器，而不是阻碍创意产生或者努力想去接近这些创意的人。入选摇滚名人堂的埃里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曾这样描述：“与时光共舞，真是一种绝妙的感受。”

　　在各种类型的表演中，比如，在戏剧表演中，在舞蹈表演中，在音乐表演中，以及在体育运动中，你都能观察到并且感受到这种转变。你会发现，人们好像突然之间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你会发现他们完全轻松了，放松了，自身也变成了表演中的一个工具。

　　国际赛车手乔臣·林特（Jochen Rindt）曾描述他在赛车时的感受，“你忽略了一切事情，只是集中精力，你忘记了其余的世界，成为赛车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很奇特的感觉，你完全脱离了这个世界，全身心地进入了赛车中，没有其他事情能像这样。”

　　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曾这样描述：“当你意识到的时候，最初的几分钟已经过去了，整个机器正在完美地运行着，那种兴奋的感觉几乎难以用言语来描述，是其他任何事情都难以比拟的，那是一种将完美的宁静与极度的兴奋混合在一起的感受，如果你能想象出这样的组合，你就会明白我的感受。”

　　超级明星运动员莫妮卡·塞莱斯（Monica Seles）说：“我一直在发挥自己最好的水平，我一直都处于忘我境界之中，”但是，她补充道：“一旦你有意识地想着要进入忘我境界，你立刻就会脱离这个状态。”

　　米哈利·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博士（如果你想在家试试的话，他的发音是chicks-sent-me-HIGH-ee）发表了一项经过数十年研究的报告，报告是关于人类的积极经验—喜悦、创造力以及被称之为“心流”的心理经验。在他的标志性著作《心流：最佳经验心理学》（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中，奇克森特米哈伊博士写道：“当（人们的）思想意识处于一种和谐有序的状态时，不管人们正在追求什么，他们都是出于对事物本身的热爱。”奇克森特米哈伊博士所说的“心流”就是其他人所说的“忘我境界”，当精神能量—或者注意力—投入到现实目标上时，以及当技能与实际的机遇相配合时，“心流”就产生了。人们对目标的追求行为在无意中带来了秩序，因为，此时的人们必须集中全部注意力于手上的事情，一时之间就忘记了其他所有事情。”

　　奇克森特米哈伊博士谈到“愉悦的因素”，认为它是构成最佳经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组成最佳经历的其余部分分别为：发挥你的才能面对挑战，完全专注于一项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与信息反馈。全心全意致力于手上的事情会让人忘记周围的一切，在此过程中，自我意识也没了，时间观念也“转变”了。他曾在《心流》中写道，“最佳经历的核心元素就是自我意识的终结，即使最初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一吞噬了自我意识的经历也就成了其固有的回报。”

　　这是我们要领悟的一个关键点。身处天命，特别是处于忘我境界之中，并不会从你身上带走能量，而是给予你能量。我习惯于收看政治家竞选或者争取留任的节目，猜想他们下一步将如何行动。你看着他们满世界地奔波，在持续不断的压力下生活，每一次露面都要做出关键性的决策，在媒体的关注中过着极不规律的生活。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因为精疲力竭而倒下。事实却是，不管他们究竟是热爱这些遭遇，抑或并不是那么热爱，唯一让我精疲力竭的事情却是为他们加油。

　　即使是精疲力竭的时候，我们所热爱的活动也会让我们充满能量，而我们不热爱的活动即使是在身体状态最好的时候去做，也会在几分钟之内让我们精力耗尽。这是到达天命的关键，也是为什么我们会说找到天命对每个人都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当人们将自身置于一种能进入忘我境界的情形时，他们往往利用了一种很原始的能量，由于这种能量，他们更具活力。

　　身处忘我境界就好像是被塞进了一个能量场—在忘我境界中，你接收的能量比你消耗的能量还要多，能量驱动着我们的一切生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关于我们自认为有的或者是没有的物理能量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的精神或者心理能量。精神能量并不是一种固定物质，它随着我们对所做事情的爱好与努力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关键的不同点在于我们的态度，以及与所做事情之间的共鸣，就像一首歌唱的：“我能通宵跳舞。”

　　置身于自身的天命，拥有“心流”的经历能让人充满力量。那是一种浑然忘我的感觉，奇怪的是，这种感觉常常在做事过程中呈现放松状态或者极其自然的状态时来临。站在自身的角度上，感到与自己的内心脉冲或者能力紧密相连是一种很深切的感觉。

　　这些巅峰经历也伴随着一些身体上的生理变化—包括大脑里释放内啡肽（一种镇痛的荷尔蒙）以及通过身体释放肾上腺素。还有可能增加α波的活动性，改变我们的新陈代谢速率以及呼吸和心跳的频率，这些生理变化的具体特征则依赖于将我们带入忘我境界的活动类型以及为了保持状态我们所做的事情。

　　无论我们是如何到达忘我境界的，身处其中都能令人充满能量并有所改观。这种能量如此巨大甚至会让人上瘾，但在很多方面，这都会对你的健康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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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4）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展示自己

　　当我们与自身能量紧密相连时，我们也更能激起别人的能量，当我们越是感觉自己有活力时，我们就越能为别人的生活贡献能量。

　　嘻哈①诗人布莱克·艾斯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的文字不仅能表达自己的情感，也能引起别人的共鸣。他告诉一个采访者，

　　以前，妈妈常常让我描写生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当我惹麻烦的时候，当我高兴的时候，甚至是当我被吓倒的时候，妈妈都让我写下来。我是一个令人发晕的小孩，刚开始，我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常常给朋友们写信。我的信可能就比“一连串是的，不是的，可能是这样”好一点儿。慢慢地，我开始像大人一样用词，并去了一个诗歌会所，希望遇见一些女性。那是一个联欢之夜，当我表演完之后，观众给予了热烈的掌声，我非常惊愕。作为一个好斗的人，我惊讶地发现，原来我可以在聚会上用诗文的形式谈论大家在理发店闲扯的事情。我能表达出自己真正的想法，而这里的人们也都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布莱克·艾斯（Black Ice）逐渐从这些早期的表演走向了更大的舞台，他在美国电影频道（HBO）的“现代诗人”节目中连续出演五季，还是托尼奖获奖影片《百老汇的美妙诗歌》（Def Poetry on Broadway）的领衔主演。一家大型唱片公司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并且他还在八国高峰会会场外的募款演唱会面对数百万观众演出。谈到家庭的重要性和年轻人的力量，他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乐观的、积极的态度。为了实践自己的承诺，布莱克·艾斯建立了一个伍德关怀运动组织（Hoodwatch Movement Organization），帮助市中心的那些孩子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潜在能力。他的作品受到了评论家的赞扬，观众们也反响热烈，当你观看他的表演时，你能感到他的确是身处忘我境界之中。

　　然而，对于布莱克·艾斯来说，是一种使命感引领他进入忘我境界的。在另一个采访中，他这样谈道：

　　我的生活过得很有意义，所以我一定要写点什么触动大众，我继承了一种优良传统，我必须把它发扬光大。我从小就在一群伟大的人士中长大，我的父亲，我的叔叔以及我的祖父都是我的偶像。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些事情我永远不会做。我父亲从来不会听到收音机中播放着我的愚蠢作品。

　　我的声音是上天赐予我的礼物，如果我不好好利用，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这件事太重要了。现在，身处现实社会之中，我才发现它的确很重要。虽然，有时候，我也会很沮丧，但是我知道我能贡献些什么。我们都成了自身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但是我想告诉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你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任何妥协，没有你如果或者你可能之类的说法，而是，你就是要成为那样的人。”

　　身处忘我境界的另一个秘密就是—当你身处灵感之中时，你的工作也能给他人带来灵感。身处忘我境界能充分调动最自然的自我，并且，当你身处忘我境界的时候，你所能做的贡献也更多。

　　我们讨论过一个观点—我们将再次回到这个观点上来（好的创意只用一次未免太浪费了）—那就是，对每个个体来讲，所拥有的智力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对于辨认何时使用忘我境界这一概念是极为重要的。身处忘我境界意味着你正用一种极佳的方式运用自身特定的某种智力。这就是艾娃·劳伦斯谈到桌球室和几何学时所触及的实质。它也是莫妮卡·塞莱斯身心合一时所展现的状态，也是布莱克·艾斯通过细心观察和精心提炼编织诗文时所展现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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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5）
《让天赋自由——你真实生命的呼唤》中信出版社作者：（美）肯·罗宾逊，卢·阿罗尼卡

　　做你自己

　　当人们身处忘我境界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地找到了一种最利于自身的思维方式。我相信这就是，当你身处忘我境界时，时间看似在一个新的空间流动的原因。当你身处忘我境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似乎毫不费力，以至于你根本没有感觉到时间正在飞快地流逝。这种毫不费力的感觉跟所用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当人们采用一种自然的思维方式时，任何事情似乎都来得比较容易。

　　很明显的是，对于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所用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几年前，我从女儿身上发现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凯特对于世界的认知是很视觉性的，虽然，她是一个非常聪明、博学，而且理解力很强的女孩，但是，对于说教（各种类型的说教，不仅仅是那些有关自己收拾房间的说教），她很快就会失去关注的兴趣。搬去洛杉矶后不久，她的历史老师开始讲有关内战的章节。因为不是美国人，凯特对于这段美国历史所知甚少，而对于老师要求背诵的那些事件和日期，她也没怎么记住。这种教学方式—填鸭式的教学—对她一点作用也没有。然而，不久就有一场关于这一内容的考试，所以，她也不能对此完全忽略。

　　考虑到凯特有很强的视觉能力，我建议她试着创建一张思维导图。思维导图是东尼·博赞（Tony Buzan）发明的一种大脑思维技术，就是以视觉的方式来呈现一系列概念或信息。最基本的概念位于导图的中央，然后用一些线条、箭头以及颜色将其他观点与这个概念连接起来。我有一种预感，像凯特这种倾向于视觉性思维的人，一定能通过这种方法更好地理解内战的内容。

　　几天之后，我和凯特一起出去吃午餐，我问她是否试验过思维导图的方法。结果证明，她不仅仅只是试了一下。通过这一技术，她在大脑里创建了一幅清晰的、视觉性极强的有关内战的思维导图，在接下来的40分钟里，她一直在跟我谈论内战的主要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通过思维导图这个新角度来看内战—这也是运用她自身思维优势的一种方式—凯特能够充分理解相关内容，填鸭式的教学方式永远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因为，运用这种技术，她创建了一张思维导图，她能在自己的大脑里清楚地看见这些画面，就像她曾拍摄下了这些画面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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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生意经：MBA课堂不会教你的






本书简介


在这本和博·博林翰合作的书中，我们只想告诉你一些不读MBA，照样当好老板的诀窍。这些点子都不是学术化的观点，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方法。比如如何对待明星销售，有什么好办法不会让销售离职时不会把“人脉”也带走。你是应该争取10家小客户呢，还是赢得一家大客户，哪种会带来长期效益？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经验之谈，如在细节方面，用手和笔记账，切记不要依赖Excel表格；无论你和员工的关系有多紧密，都不要逾越业务关系；在做商业计划之前，先做人相信你能通过我和博•博林翰的文字，避免创业路上的种种陷阱，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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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街头生意经：MBA课堂不会教你的》中信出版社作者：[美] 诺姆·布罗茨基 博·博林翰

　　诀窍……以及诀窍从何而来

　　我们在事业上都有自己的导师，但我们往往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这一角色。我的第一个导师，也是最好的导师，是一个游走于纽约市区的个体商人，一个“个体户”。作为一个私人商贩，他造访客户，上门兜售服装、日用品等各种商品。他就像是个只有一个员工的移动百货商店，亲自控制商业链中的每一个环节：从采购到记账，从赊账管理到账款催收。有时候我会跟他一起去，在路上问他很多问题，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向我灌输他的那些商业逻辑。在那段日子里，我学到了最为重要的商业概念，这些知识让我受益至今。

　　但是当时我并不曾心存感激，我只是个8岁的小男孩，而这个游商就是我的父亲。

　　这很有讽刺意义，我想，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根本不打算子承父业—从商。大学毕业后，我进了法学院，当时的我坚信自己以后是要吃法律这碗饭的，但生活幽了我一默，我最后的结局依然是从商。直到那一刻，我才意识到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学到了什么。

　　父亲是第一个告诉我保持高额毛收入的重要性的人，他当时使用的是另一个词—标高价，其本质是一样的。“标高价的同时还要东西好卖，”他说：“你得选择好的客户。”“不要利用别人。”“要公平交易。”这些真知良训从父亲的嘴里说出来，深深嵌入到了我的思想中。

　　除此之外，父亲还有一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言论，“不要杞人忧天，”每当我为未来的事情—比如一场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担忧时，他会问：“你做作业了吗？你复习了吗？”一般情况下我都已经完成了，“那就不要杞人忧天了。”换句话说，就是不要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上。

　　当我抱怨不知道怎样面对生活时，他总是说：“百万财富就在你的脚下，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去发现它。”直到我成为一个企业家，我才真正理解了他话里的意思。

　　当我谈到自己想要什么东西时，他总是说：“不去争取，就无法得到。”当我要求增加零用钱时，他总是微笑着鼓励我：“不错的提议嘛，不过呢，并不是你想要就能得到的。”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到这是他给我上的第一堂销售课程。

　　我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些训练，它们成为我思想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条件反射，让我不知不觉地按照这些习惯去行事。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这个习惯源自我父亲的培养，他总是喜欢把问题和挑战分解成最基本的元素。他相信商业上的大部分问题—也包括生活中的问题—无论表面看上去多么复杂，其本质都十分简单。他告诉我，要处理这些问题，你就得审视它最基本的要素，辨别它的真实本质。此外，永远不要臆测，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这种思维方式成了我这些年来最有力的商业工具之一。

　　事实上，我坚信这些思维习惯是造就成功企业家的基石。我本人经营公司长达30多年，先后创立了8家公司，其中包括一个快递公司，该公司连续三年跻身于《企业》（Inc.）杂志评出的美国快速成长500强企业之列，而另一家商业档案托管公司，通过融资合并的形式出售，我赚取了1.1亿美元。同时，我还有幸结识了很多精英企业家，其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而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这也是我们成功的秘密。（其中之一的秘诀，当然也是人生的成功秘诀，就是有一个好伴侣，一个像伊莲这样陪伴了我39年的妻子，没有她，我不可能如此成功。）

　　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想听这些故事，有很多刚刚起步的创业者，他们更希望我能提供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或者一组特定的规则，只要套用公式就能帮助他们实现目标。问题是，成功没有固定模式，只有思路—能在人们面对各种变化时帮助他们去应付变局，抓住机会的思路。记住，这些思路不能确保你事事成功，但至少能大大提高你的胜算。能让你胜多败少，你坚持得越久，大获全胜的概率就越高。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养成我所说的思维习惯，并且能通过这种思考方式为自己赚取财富，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成功的定义和成功的方式因人而异，无论是在商业上还是在其他方面，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天生的奇才，他们总能比一般人更加成功。我们无法成为泰格·伍兹、毕加索或莎士比亚，但是任何人都能学会打高尔夫、画画或写诗，同样我们也能学会如何获得财务自由。

　　补充说明一下，这个观点在我过去17年的商务生涯中经过了无数次的锤炼和考验—从我指导博比和海琳·斯通开始，当时的经历详细记载在本书的第一章中。《企业》杂志的博·博林翰把我对博比夫妇的研究过程写成了一篇文章，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我们在1995年12月合作开辟了“城市达人”（Street Smarts）这一专栏，在写这个专栏过程中，我大概联系过几千个想要创业或正在创业的人，以及那些在创业过程中遇到各种难题的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通过信件和我联系，这些人居住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遥远的国家如韩国、立陶宛、巴西、新加坡以及南非。他们当中有软件开发工程师、保险经纪人、猎头、艺术家、游泳池安装工程师、铺路工、家具制造商、网站设计师、机械工具销售员、屠夫、面包师以及蜡烛制造商。（好吧，可能没有屠夫，但是肯定有其他的人。）他们有的从事瓷砖生产，有的生产影像检查诊断设备，有开化妆品公司的，有开枕头厂的，有提供招聘服务的，有开店卖小提琴的，有投资公司的，有咨询公司的，有网络公司的，有影视圈的，这些人遍及各行各业。

　　我看了他们所有人给我的E-mail，并尽可能给每一个人回邮件。每年我都从中挑出8~10个人进行长期指导，在以后的章节中你会读到有关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目标多种多样，有的人雄心勃勃要创建大企业，有的人想开办日托中心，而有些人则仅仅只是希望在实现财务独立的同时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都不一样。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拥有更快乐、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同时为后代子孙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我的目标则是帮助企业家们养成能够实现以上目标的思维习惯。从他们的成绩来判断，我相信我的努力没有白费—人们并不会因此失去什么，创业本来就是他们自身的追求，而非由我来决定。

　　此外，我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要想养成“成功应对任何变局”的思维习惯，你并不一定得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导师，当然也不一定要有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前辈。我的很多行为方式都是通过最老式的途径养成的—犯错，碰壁，爬起来，学会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你知道现在的流行说法是：聪明人通过自己的错误来学习，智者通过别人的错误来学习。我想我的经历使我变成了一个聪明人，也希望通过对本书的阅读，我能帮助你成为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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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
《街头生意经：MBA课堂不会教你的》中信出版社作者：[美] 诺姆·布罗茨基 博·博林翰

　　1992年1月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开始了作为一名商业顾问和企业咨询师的职业生涯。当时我和我的妻子伊莲正在一家饭馆里约见我们的朋友博比和他的妻子海琳·斯通。他们提议去一家便宜的餐馆。当我们到达餐馆时才知道，原来博比被辞退了，他原本是一个电脑设备销售人员，这份工作他干了14年。博比焦躁不安，怒气冲冲，一再向我们表示他以后绝不再为他人打工。他打算加入海琳的家庭作坊，他们在纽约州贝尔莫市北边拥有一个地下室，海琳在那儿销售电脑配件。

　　“这太棒了，博比，”我说，“你有商业计划吗？”

　　“什么是商业计划？”博比问道。

　　“商业计划就是把你想做的事和你的预期目标展示出来，”我解释道，“如果你想知道自己将要进行的商业活动是否可行，你就需要一份商业计划。”

　　“当然可行啦，”博比说，“海琳和她的助理葆拉已经做了7年了，而她的助理现在正在外面做兼职，他们缺的就是销售，而我认为我就最适合做销售了，怎么可能不可行呢？”

　　海琳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她说：“这个家伙疯了，我们根本就没钱，甚至连支付账单的钱都没有，我们正在申请房屋净值贷款，这样才有钱给我们最大的供应商付清货款。”

　　博比认为海琳太过悲观，而海琳则认为博比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于是我说：“这样吧，拜托你们，不要草率行事，把你们所有的材料都给我带来，我们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你们的商业计划到底有没有可行性。”我以为我提的小小建议多少能让他们有一点启发，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有待接受全面教育。

　　实际上这是整个咨询过程中最有趣的部分，我的意思是，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能将商业知识普及到何种程度。当你面前坐着一对从来没有做过生意，对商业规则和如何获取商业成就一无所知的中年夫妇时，你是否有把握教会他们该如何处理，或是他们只能从现实中学习？我不确定，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才学会我现在所掌握的这些商业知识，从一次次头破血流的经验中获得了许多教训。我当然不是在课堂上学到如何做生意的。尽管我拥有法律和会计的双学位，但事实上，在实战中我却必须忘记过去在学校学到的许多东西。没有人天生会做生意，当你还是个孩子时，你能意识到自己正在学习如何经商吗？我一无所知，但是我非常好奇。

　　要事先行

　　过了好几天，博比和海琳来到我家，按照我的要求带来了他们过去一年来的销售、成本、费用等等相关资料，换句话说，海琳把她所有的应收账款、已付费用和应付账款资料全都带来了。我告诉他们，我们将在饭后讨论这些数字，而在这之前，我想和他们谈论“目标”，一直以来，我都习惯于从谈论商业目标开始。

　　现在我们知道，无论做什么生意，其初始目标都是尽可能久地生存下来，这样才有机会去判断它有没有可行性。我不关心人们打算开展什么业务或者手头有多少资金，如果不到现实世界中去尝试，你永远不会知道你要开展的业务是否能在市场上立足。毕竟，站稳脚跟是第一步，然后才能继续以后的发展方向，而我想要了解的，就是有关这之后的发展方向的问题。我想听听人们都是怎么想的，然而我听到的都是些无法实现的目标、可能妨碍业务发展的目标，甚至是在其业务范畴内根本不切实际的目标。我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在驱动着人们。一般说来，感情因素比较常见。

　　博比和海琳希望能通过自己做生意来解决生存问题。这非常合理。但是博比当时的想法不止如此。他真正想做的是报一箭之仇，给解雇他的公司一点颜色看看。有这种想法再正常不过了，但是这种想法除了可能会误事之外，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报仇和他们的长期目标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的长期目标是赢得财务自由，永远不必再看人脸色。这样一来，在目标明确之后，我们就可以把感情因素排除在外了。

　　目标一旦确立，我们就可以回到可行性这个话题上来了。我告诉博比和海琳：“瞧瞧，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真的在创业，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把业务真正开展起来，但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件事情是否值得去做，至少在书面计划上得让人感觉到这个业务是有成功机会的。”

　　博比立即开始讲述他的市场计划和业务规划。我打断他的话题，回头问海琳掌握了哪些信息，她展开资料准备开始解释。我对她说：“你不需要解释，我看得懂。”我把资料浏览了一遍，快速地计算了一下，然后告诉海琳：“你来看一下，你的助手葆拉去年赚的钱可比你要多。”我指着几个数字给她看：“这是你去年的销售额，这儿，是除去葆拉的费用之外，你所有的花费，两个数字相减，博比，请你说说是多少。”

　　博比看了看，说：“10 000美元？”

　　“10 000美元，对吗？现在看看这里，这是你支付给葆拉的全部工资，这是多少？”

　　“15 000美元。”

　　“现在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问道。

　　“我想这代表我们在赔钱。”博比说。

　　“非常好！”我转向海琳，“你在赔钱。现在你该作出决定了。这个买卖在书面上看来的确具有可行性，但是你得削减费用，还得向里面投钱，目前我不知道你得投入多少，但是一定是一笔可观的费用，需要动用你的存款，你真打算这么做吗？”据我了解，他们所需的资金都是从海琳的储蓄账户里支出。她说她得好好想想。

　　第二天，他们向葆拉解释说博比要加入进来，而目前的业务量不足以同时聘请他们两个人，然后解雇了葆拉。海琳告诉我她和博比都流泪了。“我痛哭失声，”海琳说，“因为博比刚刚遭到这样的待遇，而我们就要对别人做这种事情了。”这确实很为难，但是如果他们想把业务进一步开展下去，这是必须的一步，就像海琳说的，是“被现实一巴掌掴在了脸上”。现在他们的地下室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解雇葆拉意味着他们从此踏上漫长的经营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