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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长平:我的精神寄托是英伦,儒教是自欺欺人
南都长平过去的思想轨迹,终于可以看到这个人的心灵是怎样,整理如下:
1.南都长平年少时候的理想:到美国去,到美国去!!
2.南都长平认为,那些老华侨赞美中华文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3.南都长平认为他自己在中国"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
4.南都长平高声歌唱,认为他的精神家园在雅典和英伦
5.南都长平认为,儒教是自欺欺人
这个就是一个毫不避讳宣称"自己脑袋在西方"的民族虚无主义者的自白书
看过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自白"之后,对他最近"上窜下跳"的表演,大家就容易理解了.
一个对自己的国家没有任何好感,连普通中国人都会有的归属感都丝毫看不见的人,居然要在南都做"中国人的启蒙者"?
一个连国家都不爱,把本民族千年相传,薪火不灭的思想称之为"自欺欺人"的人,居然要在南都天天给人传教,传所谓的"普世价值"?
真想请问南都系列,请这些个连中国都不爱,对中国从来没有归属感的人来做总编,副总编,如何"编"出你们自诩的"中国良心"?
须知,中国良心不是南都的垄断产品,开玩笑也要稍微靠谱点,知道不?!
不过好笑的是,这个不爱中国的人,却是爱中国人钱财的;中国人买南都,他长平从中抽的份子是一个子儿都不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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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的《故园无此声》截引:
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发生了一场文化热。这场文化热,虽然先前也有了好长时间的暗流,但是对我这样的青年来说,还是有如轰然洞开的天光,令人狂喜而又晕眩。少年的凌云壮志顿时变成了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和迷惘。
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那时所有的大学都只有一个系,那就是西哲系,所有的大学生都在读除马恩著作之外的各种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如饥似渴而又不成系统的阅读,使我们都变成了图书馆里的无头苍蝇。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中国出了问题。不仅现实社会出了问题,而且自古以来就有问题。甚至,不仅是人的问题,更是地理环境的问题。我在将信将疑地读了几本地缘文化宿命论的书以后,有一种绝望的气息笼罩在心头,忍不住地生出逃离的念头。我还记得有一次在图书馆看到杂志上一篇小说,名字叫“到美国去,到美国去”,那种被别人喊破内心隐秘的激动。
有一天晚上,我奋笔疾书,写了一篇酣畅淋漓的文章,叫“我的丑陋的故乡”,历数故乡山水贫瘠、文化委顿、经济落后的情形。然而,写完以后,我并没有感到痛快,而是遭到两种情绪的突然袭击,一种是数典忘祖的耻辱感,一种是脚下失去地基的空落感。我痛苦万分地将稿纸撕碎了,扔到窗外。
那是一个朗诵一句“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要流泪的年代。但是时间并没有持续多久,我很快就摆脱了这种纠缠。从书本上,我找到了一些新的东西。
我开始接受以近代契约论为基础的公民国家概念,认为国家乃是公民授权的权力组织,从而把它从祖国这个含混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同时,我开始理解个人主义,从个体出发寻求普世价值观,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万族为一本,天下为一家。这在中国古代叫世界大同,现在则叫全球化。
其实这并没有真正解决精神的故园,也就是灵魂在土地上的归宿问题,却可以将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在随后十多年的的新闻工作中,我和我的同事们忙于弄清中国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忙于思考解释这些变化的各种理论,也忙于个人的生计。
我不得不说,一个人越是深入地接触中国社会的现实——乡村的贫穷与愚昧,城市的无序与功利,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民众的盲目与异化,他就越是对那些浅薄地赞美家园、歌颂故乡的声音投以警惕的眼神。
后来我到美国去访学,又到欧洲去旅行。我带着很复杂的情感,去了雅典,去了罗马,去了巴黎,还有纽约等等,这些西方文明乃至全球文明的发生现场,和各种肤色的人接触。一方面,这些直观的感受和先前的知识一起,加强了我的世界主义观念,让我看到未来世界大同的一种可能性。另一方面,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在现实世界中,甚至在理想的大同世界中,每一个灵魂依然需要一个它所归依的故园。
在美国,我接触到一些华侨,他们数十年没有回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们总是动情地赞美中华文化,遥想东方家园。我当然首先认为他们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很想给他们讲讲昆德拉的小说《无知》中的故事。
在这部小说中,两个逃离祖国的捷克人,魂牵梦绕地想要回故乡,二十年后终于如愿以偿。但是,他们回去以后,发现时间严重扭曲了记忆,在故乡并不能找到归属感。正如另外一位英国作家奈保尔回印度,去寻找血缘上的归属感,一年以后却绝望而愤怒地说,我是一个没有过去、没有祖先的,异乡人。
我还没有开口,就已经从这些故事中理解了那些华侨。随后,极度伤感地,我想到了自己的处境。如果说,《无知》中讲述了两个逃离故乡的人终于失去归属感,而我,我们,难道不是,身处故乡却从来没有找到归属感吗?
我开始感觉到,这么多年来,我所从事的工作,我在报纸上写的专栏文章,都始终有一个幽灵紧跟在后面,一次又一次地呻吟:
故园无此声。
后来有一次在日本乡下访问,在唐风十足的建筑和礼仪中,传来琉球三弦的乐声,很突然地,我好像感应到从遥远的时空传来的召唤,惊起一个自己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原来我是东方人。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这件事让我更多地思考文化上的灵魂归属问题。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没错,我们的确从柏拉图那里,从罗素那里学到了知识,但是我真的很难说出口,说我的精神家园,就在雅典或者英伦。
为什么不向本土,向我们真正的家园求助呢?前不久,我在广东从化参加了一次盛大的中国儒教成立大会。我是多么羡慕那些笃信儒教救国的学者,他们的灵魂有了多么好的安顿,假如他们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我在仔细地聆听之后,的确无法认同那些漏洞百出的宣讲,甚至怀疑他们自己也是在自欺欺人。
难道我只能,要么放弃这个问题,斥之为矫情,要么继续挣扎在愈行愈远、愈远愈甚的“故园无此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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