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楼主提示：本译文草稿仅作内部交流，请勿外传。由于该稿尚在校对阶段，文字可能还比较糙，不过看看大概意思的话也还可以。
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法]顾德明（FRABÇOIS GODEMENT） 著
http://ecfr.eu/content/entry/a_global_china_policy/
概要
如今，中国既能影响经济贸易、气候变化、核武器扩散等各种全球性议题，也能影响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各地区局势。因此，欧洲需要以全球视角重塑对华政策。在对华关系上，欧盟成员国不应将思维局限于双边模式中，而是要综合考虑中国对欧洲外交政策中各项事务的影响，以及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欧洲各国需要在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最好是在欧盟的层级上）的同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才能给有限的欧洲对华影响力增加分量。简而言之，欧洲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此外，中国目前许多重要外交决策是由其国内的执行人作出的，而国外对此缺乏了解。欧洲需要对这些人员增进了解并加强沟通。
过去，欧盟成员国之间协调对华政策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与欧盟之外的国家合作了。虽然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更是如此，但是，中国与邻国以及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给欧洲建立新的同盟，并增加对中国的影响力创造了新的机会。欧洲还应当与可能存在共同利益的中国体制内的新执行人进行接触。为使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行之有效，欧洲需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数量的重点事项上。欧中关系尤其应当聚焦以下五项议题：贸易和投资政策、产业与技术政策、气候变化问题、伊朗与核扩散问题，以及人权问题。
引论
中国现时比以往都要强盛。在中国外交政策专家的眼里，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并不是一次性的危机，而是全球力量分布的一次结构性改变。此后，中国在一系列外交议题上变得强硬起来。中国多次轻视欧洲，以此作为对后者支持达赖喇嘛和西藏的回应。同时，对其人权问题，中国也愈发坦然。中朝经济关系不断深化。而且，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施加的压力是最小的。甚至在“天安舰”事件上，中国的态度也是如此。中国还有意放缓国际社会对伊朗进行新一轮制裁的步伐，因为中国可从不断发展的中伊经济关系中得到好处。此外，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号召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采取气候行动而会中，中国则通过强硬的政策来达到其目的，即阻止签订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约束性承诺。但中国似乎玩过火了。总之，中国通过国际机制达到其自身的经济、战略利益；而在这些国际机制对其地位构成挑战时又进行阻挠。全球责任理应由世界各国共同承担，但中国却打破了这种期望。
这些事态发展证明了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欧中关系实力审核》报告结论的正确性。该报告发表于2009年4月；报告称，欧洲对华政策正走向失败。报告认为，欧洲对华的“无条件交往”政策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在中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时，它必将逐步与欧洲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然而，我们认为，中国并非如西方国家期望的那样，成为“负责任的利害共担者”；而是一面利用“无条件交往”政策之便获取国际体系带来的好处，另一面又在关键问题上拒绝国际社会的要求。这样的做法，相当于是使国际体系“空洞化”。
在报告中，我们提到，欧盟成员国间的分裂削弱了整个欧洲的实力；而在与中国的双边关系中，各成员国也遇到各自的难题。我们阐述了欧盟是如何被两道鸿沟分割的：一是自由贸易主义者与贸易保护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二是倾向于附有政治条件限制的人与主张通融妥协的人之间的分歧。自报告发布以来，这些分裂的情形导致了成员国里边一连串更为令人难堪的失败结果。例如，中国接连孤立丹麦、法国及德国政府，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支持达赖喇嘛。反过来，英国在2008年转而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却没有因此从中国那里得到好处。2009年12月，中国反而是执意驳回了英国政府以及英国人阿克毛•沙伊赫的再三请求，判处患有精神疾病的沙伊赫死刑。
欧洲内部不够统一，而欧盟层级上各领域不同磋商和协议所体现的不一致，还有经济贸易政策与外交政策及治理议题这两方面所表现的不协调，都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然而更糟的是，欧盟在对华态度上还经常改变（在欧中峰会时也是如此），这样手里本就有限的筹码运用起来就更加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持要求欧洲取消1989年起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减少与台湾及西藏领导人的联系。我们在报告中建议欧盟摒弃过去对华的“无条件交往”政策，转而采取我们所谓的“互惠性交往”政策。换言之，是从一种基于欧中共同价值观和利益的假设而制定的外交政策，转变为这样一种欧中关系——讨价还价和权衡取舍将成为这种双边关系的常态。
本政策简报旨在推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项目，并通过更多的细节，解释这种政策的关键因素应该是什么。简报提到，欧洲应该重新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欧洲不应只以双边和传统的外交政策视角来看待对华关系，而应从一系列政策问题，以及中国与别国和地区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其影响。简报认为，欧洲各国需要更有效地协调自身政策的同时，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以提升本来其有限的对华影响力。最后，简报阐述了欧盟如何在下述五个关键议题上着手推行这种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贸易和投资政策、工业与科技、气候变化、伊朗与核扩散，以及人权问题。
一个全新的中国？
在过去的12个月里，至少从短期的效应来看，中国在经济上无疑已变得更加强大。在全球经济危机初期，该国具备的充足预算状况使其能在全球经济危机之初推出刺激和贷款计划，该计划包括银行贷款在内规模达2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新增的货币发行量，或是欧洲中央银行对银行流动性的供应。由于其极具竞争力的成本，中国出口所遭受的损失比它的竞争对手小： 其货物和服务出口减少了10.6%，而同期除去中国的全球出口量则下降了16%。自2008年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无疑造成了国内经济中巨大的基建、借贷和房地产泡沫。但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对美元几乎零利率的水平意味着即使泡沫破灭，也可能只造成国际性的通货紧缩，而不是中国的经济灾难。中国将更多的货币储备用在了海外直接投资，并且在亚洲一些新的货币互换协议（未经检验）中占有了一定份额，但在承担新的金融责任方面，它仍保持着审慎的态度，比人们通常所想的还要谨慎得多。
而当中国在经济上变得更强大，我们在经济、外交、军事和人权等一系列领域也见识到该国新显露出来的强硬姿态。尽管中国一贯重申它如何重视欧洲，但欧中建立伙伴关系和签署合作协议的进程已陷于停滞。虽然美国新政府史无前例地尝试与中国接洽，还在战略利益和要求方面做出了妥协，但在美国关注的重要议题上，如朝鲜和伊朗问题，中国不愿合作的态度让美方越来越感到沮丧。同时，中国正稳步扩大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包括伊朗、缅甸、朝鲜、苏丹和土库曼斯坦。该国在大宗商品生产商（尤其是在西非）方面的对外直接投资幅度正在迅速成长。同时，中国的国有企业也在为诸如沙特阿拉伯的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中国在维护主权方面也变得更加高调。中国对于美国对台军售一直非常敏感，但现在它敢于公开威胁要制裁美国涉嫌军售的企业，正如之前威胁欧洲的企业那样。
中国还提高了自己在军事上的姿态，在战略问题上既不与西方合作，也不迁就其近邻（例如印度、日本和台湾）。过去30年里中国的军费增长幅度只有一年没上两位数，这意味着尽管中国的军事地位仍比美国差一大截，但亦足以给其他国家施加压力。2010年1月，中国成功地完成了在大气层外拦截弹道导弹的高难度任务──这是该国不断加速迈向军事现代化的最新进展。如今，中国查问进入自己海上专属经济区的美国船只，自己的船只却进入了邻国的专属经济区。中国宣称自己对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注：中国称之为藏南地区]拥有管辖权的声音越来越大，并且扩大了同印度接壤边境上的军事基地。（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只有两次对外大动干戈──1962年与印度的短暂战争，以及同样短暂的1979年对越南战争）。
中国也越来越公开地拒绝西方的人权标准，现有时甚至乐于显示出对自身法律的漠视。例如，2010年1月，一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关于当时失踪近一年的异见者高智晟的下落时，回答道：“他在他应该在的地方”（在失踪超过一年以后，高智晟在警察监控下短暂现身，然后再次失踪）。这种漠视体现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变化，并可能使中国政治精英和公众舆论之间产生裂痕。中国在对待外国批评方面也变得更加咄咄逼人。例如，2009年，中国抵制丹麦政府，因为后者几十年来一直推行双面战略，一方面积极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又批评中国的人权及其对待达赖喇嘛的态度。
这一连串事件导致了欧洲，甚至事实上是整个西方世界，在对华关系的专家分析及媒体观点上都发生了转变。很快地，自满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焦虑所取代。甚至商业上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也不那么乐观了。谷歌威胁退出中国——除非其用户的安全得到保障，这说明（外国）公司不再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在中国做生意。而对（中国）不公平竞争、倾销以及操纵货币的谴责声势也越来越大。实际上，很多受愤怒情绪驱使的分析家，现在都呼吁西方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然而，与以前的“无条件交往”共识一样，这些要求发出战略挑战的呼吁也是不切实际的。西方和中国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这就使得我们不能用盲目对抗来取代盲目合作。
再者，对华观点的急剧转变反映了西方的舆论领袖们的情绪变化，而非中国的政策出现了突如其来的攻击性转向。实际上，在中国，似乎同时出现了几种趋势。例如，最近中国的政策出现了一些趋于缓和的迹象。中国官员在北京和达赖喇嘛的代表们商谈。在激烈的政治镇压后，对新疆的治理也正在改善。几个准官方的发言人最近建议中国在全球问题上应该做进一步的关键性让步。例如，重新估值货币以及与美国合作制裁伊朗。但这些事态的背后也伴随着中国不妥协的迹象。比如，中国无视人民币升值的呼吁，已经重申了钉紧美元的货币政策，而且还可能把人民币汇率压得更低。
这些表面上矛盾的事态发展暗示了中国政治精英中确实存在分歧。尤其是有迹象显示，高层中存在着民族主义政策拥护者与国际合作倡导者之间的争议。受到包括2012年新领导层过渡在内的若干因素影响，中国外交政策显得起起伏伏。不过，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起，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未能很好地避免受到外界的审视。西方可以接触到的中国外交官们往往只会闪烁其词、轻描淡写或直接否认。同时，现时中国外交的很多关键决策是其国内军队、大国营企业还有党内的执行人作出的，而国外对于这些人物都不甚了解。了解这些新角色及其兴趣是制定一套有效的对华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
中国日益增大的影响力
随着中国内部发生改变，其国家地位亦发生变化。造成这一结果的背景是全球的大变化。中国当前集中从若干要素攫取利益：长期良好的人口形势以及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享受着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但事实上已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及第二大经济体；还有其巧妙务实的外交政策——一边口头承诺迎合全球一体化和国际机构，一边在双边关系上显示出慷慨大度。分而治之的策略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事实上，中国早在清朝乾隆时期，就已经利用外国人之间相互争斗打败了最后的蒙古帝国。同样，国民党的蒋介石提倡用“以夷制夷”战略来击退西方。中华民国引领了一场结束所有西方治外特权的抗争，并在1942年最终取得胜利。实际上，无论是强是弱，无论是拥有盟友还是在战略上受到孤立，中国一贯推行的是一套极度现实主义的战略文化。唯一的变化是，中国影响力在不断增强。
过去，当中国的影响力比现在弱时，它在国际上作出了若干项长期的妥协措施。中国在1992年到1998年间签署了一系列军控协议，并且在1999到2001年期间有步骤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同期，中国还树立了新的安全理念，强调互信互利。从1996年到1998年的3年里，它与所有的重要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1998年4月与欧盟签署建立“长期和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协议。中国还在1997年考虑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建立互信机制，继而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第一次会议于1996年举行）。
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进展引发了乐观的观点，即身为参加者和学习者的中国将很快成为一个贡献者，并最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害共担者”。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在过去十年里已然增加，它却越来越不愿意签署新协议，从而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就中国参与几大关键领域的深入程度而言，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被认为是其最低起点，但结果却成了其最高限度。一个尤为典型的例子是气候变化政策。中国自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以来一直拒绝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国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的态度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前瞻性的外交越来越集中在次区域范畴，或者甚至是双边而不是多边协议。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是这方面最好的例证。2001年，即中国“入世”当年，中国向东盟提出一项创新的自由贸易协定。2002年，中国签署了一项与东盟国家和平解决海事问题的（不具有约束力的）声明。2003年，中国签署了同样不具约束力的东盟友好合作条约，各签约国承诺和平解决争端。然而，这段时间以来，中国只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南中国海[注：中国大陆称南海]的海上边界划定问题。中国遵守它已签署条约的各项条款，但不再愿意承担新的法律责任。
中国在核扩散谈判议题上采取了同样的方式。1997年到2000年期间，它在纽约参加了朝鲜问题四方谈判，并在2003年建立了六方会谈，但从来没有超出推动者的角色范畴，更不用说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还明确表示，它不愿考虑任何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裁条款，除了只针对特定个体进行的偏狭制裁以外。因此，（联合国）1718号和1874号对朝鲜以及1737号和1803号对伊朗决议的执行远比应有的低效。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国会改变它的姿态。实际上，只有在那些中国认为不会危及自身“核心利益”的联合国决议上，人们才能指望得到中国的消极同意。例如，早在2002年，中国就对美国明确表示，在对伊拉克动用武力的问题上，中国不会投否决票。
中国与国际体系
对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而言，中国的战略并不构成修正主义威胁。事实上，中国对现存的国际法和国家主权往往是表示拥护和支持的。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和一些国家组成反对同盟以遏制国际新准则的建立。更何况中国的这种对外合作不是以原则，而是以战略为基础的。比如说，中国与印度在2009年10月签订气候协议时约定，两国将拒绝设定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目标；可是一个月后，中国就单方面宣布了自己的减排目标，这让毫无准备的印度大吃一惊，根本拿不出减排方案来挽回面子。表面上看，中国是在为遏制气候变化做贡献，但实际上，中国早已借助印度，阻止了具备约束力协议的达成。
中国组建类似同盟的技巧已十分娴熟：游说和引诱合作者，对配合者予以酬谢，对不配合者施以威胁；围绕诸如主权与贸易等问题建立起各式各样的同盟；如合作对象有所保留，有时就对其施以漠视、威胁或孤立。中国对外宣称自己是恪守原则的国家，但事实上，这些公开的外交原则通常只是走过场而已。中国习惯于以攻为守，将反对者斥为“麻烦制造者”或是“规则（共识）破坏者”。因此，中国的合作对象通常甚至不愿公开承认与中国意见不合。例如，尽管2009年11月奥巴马的访华之旅明显以失败告终，但美国驻华大使却始终坚称访问获得了成功，而近来，该大使却指责自己的政府“践踏了中国和核心利益”。[注：洪博培在2010年5月接受其家乡盐湖城媒体采访时说了这番话，参见：http://www.sltrib.com/sltrib/hom ... ship-think.html.csp]。同样地，尽管2009年12月在南京召开的欧中峰会没有任何实质性结果，但欧盟还是宣布峰会获得了成功。中国的本领就在于此：如果你和我们公开争吵，那么一定是你的错。
当然，中国既不是国际体系中唯一的阴谋家，也没公然显示出霸权主义的倾向。然而，对其邻国而言则例外，中国在那里的“核心利益”似乎在扩张。尽管中国现时的外交官和分析家比其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学问，但在国际活动中，中国仍然以中立、被动、弃权和自保为主要的应对方式。不过，中国乐于与其他国家组成同盟，以限制国际体系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力。中国与印度进行过合作（也和美国进行过较小范围的合作），以防止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性协议；与俄罗斯合作，阻止对伊朗等国家进行国际制裁；与新兴或发展中国家合作，在贸易和人权等一系列问题上保护国家主权。
短期内，中国可能会继续阻碍新国际协约的达成，并在国际体系的边缘地带扩大自身的影响。在其他传统的国际主义国家为维护和平、维持金融体系稳定、保护环境而付出代价的时候，中国却坐享其成。比如说，许多中国企业依靠碳排放交易赚得盆丰钵满。类似地，阿富汗艾娜克铜矿[注：中国中冶集团－江西铜业联合体在阿富汗投资开发的项目，当时为世界上尚未开发的第二大铜矿，参见：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09-07/10/content_11688070.htm]受到的是北约部队的保护。而中国为给予国民方便利，有意对盗版打击不力，至今都是如此。另外，在维持国际金融体系稳定方面，各国做出的贡献差别很大。中国大部分的外部资本流动是通过离岸市场实现的，这种做法不合常规。而且资本流动量越大，造成的问题也就越大。在2010年第一季度，尽管观察家期望中国的外贸顺差额有所下降，但中国仍收获了950亿美元的顺差。这笔顺差多来自资本内流，而非来自经常项目的盈余。也就是说，人民币的不可兑换性是中国吸引资金的源泉。
而从长期来看，国际体系的规模似乎将趋于缩小，国家间的相互干预将受到一系列规则的限制，各国自行其是的空间会越来越大。这种趋势发展到最后，结果可能是国际规则的消失，即除非一个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否则国际力量将无权对该国进行干预。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最坏的结果是陷入无政府状态。中国在迅速增加军费开支的同时，对维护国际秩序所做出的贡献却微乎其微。因此，中国不大可能会取代美国在执行联合国任务中的地位。而欧美在为各自的价值观念进行争论的同时，也应当注意，中国倾向于“无规则”的对外政策，这种政策类似于日本在20世纪20年代实行的，历史学家入江昭所谓的“缺失完美理想”的外交政策。
由于欧盟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全球性的规则和价值观之上，因此，中国对欧盟的外交政策构成了巨大考验。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将不仅仅影响其邻国，而且会影响包括贸易、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和核扩散在内的各项议题，也会影响包括非洲和中东在内的世界各个地区。因此，欧盟成员国需要综合考虑中国对各种政策问题，以及对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在对华关系上，欧盟不应将思维局限于双边模式中，而是要以全球性视角重新制定对华政策。也就是说，欧洲需要制定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
新的机遇
鉴于中国具有接近国际体系的有效途径，及其日益增大的影响力，欧盟面临的挑战是确定中国需要什么自身无法提供的东西。首先，尽管有接近多边机构的有效途径，中国本身仍需要国际体系。国际货币标准、贸易体系、安全保障和资源开发，对中国的发展都至关重要。还可以说，从长远来看，控制气候变化和保护水资源的国际协定对中国也很重要。其次，中国需要包括石油在内的原材料等有形资产、技术、市场准入，以及国内和国外的安全保障，包括中国金融资产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在非常脆弱的非洲，中国的资产在那里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几乎没有安全可言。第三，中国在无形的事物方面也可能存在需求，比如需要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正如朝贡制度曾经是中国天朝自我陶醉的重要来源那样，今天的政权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依靠国际认可作为统治人民合法性的一个标志。
欧盟的根本问题是缺乏对中国的影响力。它既不是中国的近邻，也没有美国的战略优势。欧盟确有两张专属的牌：一是，中国想要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另外，中国还希望欧盟解除武器禁运。但是，欧盟在做出这两项让步之前必须深思熟虑，毕竟两张牌都只能够打一次。而且，这两项让步可能产生更深远的（不良）影响。例如，在中国没有明确改进人权的情况下就解除武器禁运的话，可能等同于告诉中国和全世界：在面临对方强硬姿态，或是为了某种利益的时候，欧盟愿意妥协自己的价值观。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如果单是打这两张牌的话，不管怎么用它们的作用都不够大。因此，欧盟必须考虑如何能增加其对中国有限的影响力。
尽管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但中国所处的新形势中亦有几处暗藏危险的地方。首先，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更为紧张。奥巴马政府史无前例地邀请中国参与战略合作，但中国毫不客气的回应使得G2的构想泡汤，至少在现阶段是这样，而其中的具体事例就是哥本哈根大会上中国对奥巴马总统的态度。这为大西洋两岸的众多国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来制定对话政策，创造了一个机会（尽管美国也可能决定与中国达成谅解比与盟国协商更重要）。目前，跨大西洋合作的主要障碍，不是美国，而是欧洲自身无力采取果断行动，正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在《欧美关系实力审核》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其次，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也变得越发紧张。中国在该地区日渐主动地推动议事日程，或在一些问题上施压，或是让这些问题持续发酵。无论是与印度、日本还是台湾打交道，主动权现在都是在北京当局这边。这和冷战时期中国面对一堆难以应付的邻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运用其新的战略自由以及展示其长期选择所受到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此外，不了解中国的意图而感到焦虑和懊恼的那些国家，将可能组建一个新的国家联盟。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潜在风险。鉴于跟过去弱势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富有而影响深远的国家。因而中国对其主权和“核心利益”有预谋的声明和主张，在其邻国眼里看来亦有着非常不同的意味。
这种形势或许会给欧洲创造新的机遇。《里斯本条约》得到正式批准以及欧盟对外行动署（EEAS）创建之后，欧盟在某些方面占据了比两年前更有利的地位。中美矛盾，以及中国与其盟友的矛盾，可能会增加欧洲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力，而且中国也不能承受跟太多国家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也给欧盟和美国创造了谨慎的政策协调的机会。美国对中国施加纯粹的双边压力——尤其是在多重议题上——已变得更加困难。欧盟与其亚洲盟友之间也可能有更多的合作，例如增进双方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以及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发展战略关系。
因此全球性对华政策的关键在于与其他国家合作，结成同盟以增加欧盟对中国的影响力。一个很好的例证是最近给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甩掉伊朗的国际合作。中国态度的转变并非由美国或欧洲促成，而是由于其他国家的行动，特别是俄罗斯改变了对于制裁（伊朗）的方针，以及海湾国家越来越多地参与谈判——尤其是跟沙特阿拉伯，中国在能源进口上严重依赖沙特，而且将来的依赖程度只会更大。换言之，欧洲想要促使中国行动，最佳途径往往可能是通过别国。
欧洲的策略
欧盟需要有一个全球性的对华政策，这里“全球性”有两层意义。首先，欧盟应意识到，中国现已成为欧洲的一个“全球性”挑战：中国政策抉择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其周边地区，而是覆盖全球所有议题（从贸易和经济问题到气候变化和核扩散问题）和所有地区（从非洲到中东）。因此，欧盟不应再以双边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国，而要以全球视角内重新制定其对华政策。其次，如果能少点北京中心论而更关注通过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来制衡中国的（政策）抉择的话，欧盟将会更加有影响力。基于这样的一种认知，该政策也应发展一种“全球性”的应对机制。欧盟还必须更多地了解中国在世界各地的新的外交政策决策者们。
这一全新的全球性对华政策，应基于我们一年前在报告中所述的“互惠性交往”这一理念之上。这就意味着，面对中国以利为本的打交道方式，欧盟自己也应准备好用相同的方式作出回应。这一方针要遵循两条原则：首先，欧洲在对华关系上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几个政策领域里；其次，欧洲应该准备利用激励和牵制相结合的方式以确保中国能做到有来有往。
换言之，在欧中之间应当有政治上的交易和权衡。欧盟采取一而贯之、坚定不应、协调良好的统一立场，就肯定能在一些对华议题上实现关联和挂钩——这不再是哪个成员国单独行动就可以实现的。
制定这种全球性对华政策所要迈出的第一步是：欧盟需要设定一个更为清晰的优先顺序。中国的重要官员和专家一直在重复同样的问题：欧洲究竟想要什么？因此，欧盟应该确定有限数量的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议题，并且一而贯之地传达给中国。欧盟尤其要在以下五方面议题中关注对华关系：贸易和投资政策、产业和技术问题、气候变化问题、伊朗与核扩散问题，以及人权问题。其中，如投资、核扩散及人权问题等都属于短期内的优先项目；而其他问题，如产业和技术问题，则属于需要全欧洲反思的、超越欧中关系的一个更长远的领域。不过，无论在哪个问题上，欧洲都需要更有效地协调政策，确定可能的结盟伙伴并与其合作来增加影响力，还要找出可能与欧洲存在共同利益的中国国内一些利益集团及追随者。
贸易与投资政策
某种程度上说，在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欧洲相比美国在对华关系上处于更强势地位。对于中国来说，欧洲市场和北美市场一样重要。但由于欧洲的私人储蓄抵补了公共债务，欧洲对于外来资本的总体需求根本不像美国所需的那么大，因而欧洲也就不像美国那样依赖中国。因此欧洲可以运用自身市场的准入条款来获取中国方面的一些让步，尽管这并不一定总是符合欧洲消费者的最佳利益。然而直到现在，欧洲都没有动用这一筹码从中国那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欧洲应着眼于更多地激励中国开放其经济并将其投资分散到欧洲来。而作为全球性对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欧洲同样应该考虑其与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之间是否可能存在共同利益，后者与中国在高科技出口方面的竞争正日益激烈。
现时，中国大多投资于收购欧洲高科技企业，尤其是较少招致争议的小型公司。这一谨慎却又带有重商主义意味的方式必须让位于能给欧洲带来增长的投资方式。应鼓励引导中国投资更大型的企业，投资欧洲的债券市场（最好是欧盟层级的公债体系），还有投资结构性的基建项目。中国更多地参与离岸资本市场的管理也是互惠性关系的基本要件，亦是人民币成为潜在储备货币的基本要件。欧洲在这方面仍存在着许多漏洞，但没有什么比中国对外资产负债表的透明度这个漏洞更大。
欧洲在贸易与投资政策方面可以提出若干方案。例如，欧洲可以创制欧元债券工具并要求在欧洲里边进行结构性投资；鼓励与中国联合参与的大规模项目；要求中国在增加对欧洲企业投入的基础上开放其基建项目，以及开放公共采购。但不管欧盟提出什么方案，都应该做好中国拒绝作出回应的应对措施。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既极不可能亦极不相宜，但欧洲可以考虑充分利用反倾销措施，打击非法进口（被广泛低估了），对中国在减排方面的不合作行为课以碳税——此税不仅应对欧洲厂商征收，也应对进口商品进行征收。欧洲在经济不景的年份里需要财政收入，而中国得益于虚设的公会体系，有了向下调价的弹性。这意味着这样的主张，如果能在理事会得到公平的评估，就会是符合世贸组织条款的，也就可能是有效的——如果中国保持将世界趋势引向家庭低收入，以及消费在GDP中占低份额的话。与关键的亚洲经济体签订贸易协议也可增加欧洲应对中国的筹码。
产业与技术政策
中国的产业保护政策、知识产权状况以及网络通讯的不安全感让欧美公司在中国做生意更困难。中国不愿意在这些领域放宽其国内政策，因为这样做意味着中国在世贸规则下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前，中国致力于保护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框架下所谓“附件B缔约国”的存在，尽管这些国家包括了韩国等经合组织成员国，它们仍被归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承担的义务比发达国家少得多。然而，中国继续拥有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对于真正的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实际上那些正在奋起直追的国家，构成了障碍。这一现状还允许中国在本国经济的诸多领域里保留限制欧美公司机会的保护性条例。因此，美国可以成为欧洲在产业与技术政策上潜在的结盟伙伴。
为了面对来自中国产业政策（及其与更先进的东亚生产商组成的某些生产三角区）的挑战，欧洲需要采取革命性的一步，首次创立统一的工业和技术政策。这意味着从简单地统一其区域内市场，转变为培养产业竞争力，保持前沿技术水平，并确保其科学和专利根基不会被人打着“开放市场”的幌子进行掠夺。在欧中双方对抗的局面之下，公平竞争环境以及相互持股联系的缺失是产生偏向待遇规则和知识产权剽窃的温床。而这样的转变将使欧洲和中国能够从对抗转化为更加相互依赖的局面。这样的产业和技术政策可以包括在关于中国的网络安全问题上进行技术合作，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以使欧洲公司能够维护他们在中国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包括纠正中国公司使用第三国泄露的技术的行为，另外也可以创建一个欧洲融资机构来鼓励新技术上的跨欧洲合作，以及鼓励成立合资公司的方案。
气候变化问题
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欧盟成功制造了要求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条款的公众压力，这迫使中国公开拒绝了与其他“基础”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及其传统盟友77国集团的协议。中国实现了其近期目标，但付出了长期外交利益的高昂代价。虽然中国现在积极致力于重建与非洲主要发展中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但是哥本哈根大会上的经历还是令其感到心有余悸。虽然中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展现出一副积极参与的形象，但是在未来两年内，中国不太可能同意任何比哥本哈根协定更进一步的国际承诺，除非美国在其国内能有认真得多的行动。然而，中国确实相信低碳和资源受限的全球经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中国也正计划在脱碳和低碳的研发上进行大幅投资。
欧盟的战略应是利用其在气候变化上的领导地位，通过对等的商业交易，以及同日本等与欧盟有共同目标的国家进行合作，以使中国就范。欧盟应围绕一种有条件的、对等互惠的合作模式来重构对华交往。这需要欧洲在国际关系、双边关系和联合国层面的关系处理上更具连贯性和协调性。欧盟可以和发展中国家达成气候资助的协议，条件是这些国家得同意建立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督、报告和核查体系；也可以继续进行气候资助，隐含条件是在低碳合作上建立更积极和平衡的关系；还可以建立一个包含相关政府官员和商界领袖在内的高级别小组来讨论欧中经济合作。
核扩散与伊朗问题
伊朗的核政策对欧洲而言是直接而紧迫的战略关切。该国发展核武器的企图构成了对欧洲的直接威胁以及对核不扩散条约的重大考验。然而，欧洲尚未将伊朗问题作为对华关系的战略重点。中国反对制裁伊朗不仅是因为中国越来越依赖于伊朗的石油，还因为该国不赞同西方的伊朗威胁论。此外，中国与伊朗同样都对美国干涉其内政的行为感到不满。北京当局还怀疑对伊制裁是一个旨在促使伊朗政权更迭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而无论发生在哪的政权更迭它都不愿看到。北京当局也不相信制裁会起到作用。但是，中国希望能避免在伊朗问题上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以及同以色列的关系受到损害。因此，中国自2006年起还是投票赞成了所有四项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制裁伊朗的决议，尽管这些决议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拖延并受到了很多局限。
欧洲的目标应该是改变这种利益算计的现状。欧洲已经意识到，较之欧洲所能直接采取的任何行动——比如通过双边渠道施压或者进行情报共享，中国可能更在意同海湾地区最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发生变数，付出的代价是可以预见的）。但是，制裁中存在的国际共识越扎实，基础越广泛，中国阻止制裁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最终，如果中国发现自己面临着对制裁的一致支持，它可能不会运用否决权，而是试图以拖延和削弱的策略来淡化制裁决议，以达成伊朗和西方双方最大限度的妥协。因而真正的风险在于，中国将只会支持没有实效的制裁方案。
欧洲要让中国明白，此事关系欧洲的核心利益，欧洲还应考虑如何给予中国奖惩以引导中国或是同意更严厉的制裁措施，或是直接干预伊朗问题。奖励措施可以包括分享先进的军民两用技术；与非洲的国家和区域组织合作来提高中国在非公民及其利益的安全；以及通过放弃政治手段介入能源问题的国际承诺以强化中国自身的能源安全需求。惩罚措施可以包括阻挠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加强对华输出军民两用技术的控制，以及威胁要同美日韩盟友协作发展反弹道导弹。
人权问题
人权作为一项重要议题，不止是出于自身的含义，也是因为欧洲在捍卫人权方面，越来越多地拿自己在中国的可信度冒险。虽然欧盟及其大多数成员国曾经在人权问题上批评过中国，但它们也经常做出退让。比如，1997年，法国和德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停止了在反对中国侵犯人权的议案上投（赞成）票的做法。然而，这一号称是转而采取温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分裂了欧洲，也未在中国方面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此外，通过退让和调转方向，欧洲不仅未能取得成果，还暴露了弱点，这一弱点会影响到欧洲在其它议题上获得中国让步的能力。欧洲明显缺乏与美国的联合行动也无助于增强西方在中国精英群体中的信誉。
如今，对中国侵犯人权的指责日趋停留于欧盟层面，这使得各成员国可以自由地寻求它们同中国的双边利益。即使某些成员国作出了高调的姿态，它们关注的问题也日趋集中于一些热点，比如西藏问题和达赖喇嘛，而忽略了在中国以外知名度尚不高的其他不同政见者。因此，欧洲对华人权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具备更强的一致性和持久性。由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成立，欧盟机构在批评中国以及采取人权行动方面“明升暗降”的风险如今尤为严重。
要改变现状，欧盟应建立一套新机制以更有效地协调人权政策。首先，由欧盟机构内的团队（目前是欧盟理事会秘书处的人权小组以及欧洲委员会中国事务部）收集中国侵犯人权的信息，该团队应向欧盟理事会亚洲事务协调会议（COASI）报告，以确保这些信息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区域政策中去。然后，至于哪些案例将会由欧盟官员提交给他们的中国同行，这一决策应交由欧盟理事会亚洲事务协调会议讨论。最后，由欧洲理事会来决定是否及何时公开指责中国，以及更关键地，决定欧洲是否愿意用行动支持对中国的指责。这种三级机制会阻碍单独的成员国（或是欧洲议会）提出其他人权议案，但也会使它们更加难以脱离欧盟整体的人权政策。欧盟在关键问题上应该达成一个最基本的行动准则，比如对待达赖喇嘛的问题。
中国的舆论也能影响到外部批评的有效性。因此，欧盟应该把批评的重点尤其集中在各种类型的既违反国际公约，又违反中国自身法律的侵犯人权行为及（政府）管辖的问题上。这些行为包括行政拘留和审判，缺乏适当的辩护律师，对非暴力宗教和政治信仰的起诉，以及刑讯和失踪（案例）。欧盟也应关注那些对国际规范的树立起着关键作用、存在于中国法律之中的人权侵犯——比如说，死刑。与其它对欧洲重要的问题一样，成员国也应考虑如何通过奖惩措施引导中国遵循国际人权准则。
结论
中国已从社会主义转型的艰难发展中国家演变成一个富强的国家，却有着发展中经济体的身份作保护，并有着极具竞争性的劳动力和庞大的物资投资作支撑。欧洲人意识到中国现在比过去更加强大，但他们还没认识到中国的政策抉择对于任何一项全球性议题以及世界上每一个地区的影响程度——换言之，中国的影响力已成为欧洲的一个全球性难题。这就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应对方法——换言之，要有一套考虑到中国在全球性议题以及世界不同地区中所起作用的政策, 而且这套政策要通过全球性的合作来扩大欧洲的影响力。
这套全球性的对华政策比起欧盟直到如今还在采用的“无条件交往”政策将提出高得多的要求——特别是这要求欧盟在对外关系上比现在更加紧密地协作。不过，《里斯本条约》正好给欧盟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第一步是创建政策制定的程序和措施，使欧盟可以精心制订一套更具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对华政策。第二步是确定政策目标，以及构想一些能在现实意义上和中国就重要事项达成交易的对等协议。这种方式无疑会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峻考验。不过如果欧盟在其要求上保持一致，中国将被迫重新认真对待欧洲——不止是把欧洲当作其重要的国际市场，也会把欧盟当作一个有力的谈判者以及国际体系的维护者。
-----------------------------------------------------------------------------------
如何增进欧盟内部的协调一致
为了能够发展这样一种基于同其他国家更多合作以及“互惠性交往”理念的全球性对华政策，首先欧洲内部要比以往更加协调一致。特别是，欧洲需要改善各成员国和欧洲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因此，欧盟应该开始对欧中政策进行政治复查，检视成员国以及欧盟机关接触中国的方式。复查将核验部门对话和战略磋商的有效性，以便使程序精简，并且最好在欧盟机构的层级上运转。特别是，欧盟应着眼于在每次峰会的政策声明中保持前后一致，并在传达给中国的信息上有效地保持统一的口径。没有这样的一致性，就不可能制定一个更有连贯性的政策。
这次复查应针对欧洲对华制定政策的程序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首先， 应建议采用其他方法取代当前的双轨方法——即一方面将贸易和宏观经济问题分开，另一方面将对外政策和治理方式分开的方法。而这种方法使得中国可以只把欧洲当成是它的出口市场。第二，应提出通过各种方式在更高层级上做出欧盟政策，比如通过引入更高层次的会议代表和关键部门领导以扩大亚洲-大洋洲工作小组会议（COASI）的规模，或者在欧盟常驻代表委员会（COREPER）以及政治和安全委员会会议（COPS）这两个欧洲理事会下属的协调各成员国的机构上讨论中国问题。第三，应把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设立用作为欧盟外交官创立一个新角色的机会，外交官要求具备语言和区域培训经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能够重整欧盟代表团和各成员国的大使馆及领事馆之间的协作关系。欧盟对外行动署将来也需要涉及欧洲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以求赢得政治合法性和政治影响力。第四，对于中国因敏感问题，比如达赖喇嘛和台湾问题，而报复成员国的行径，欧盟应明确制定全欧盟范围一致做出反应的程序。 |
全球性, 欧洲, 简报, 草稿, 全球性, 欧洲, 简报, 草稿, 全球性, 欧洲, 简报, 草稿, 译文
|
狗仔卡
楼主
提升卡
变色卡
抢沙发
千斤顶
显身卡
发表于 2010-7-30 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