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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近日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2010届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篇演讲。本来,这种讲演本不太重要。但秦晓先生在讲演中郑重其事的宣称,中国现代化进程正面临着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这就是“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既然这个问题被说得如此之重大,有必要简单分析一下秦晓先生的具体说法。
先谈一下这个命题的逻辑问题。秦晓先生非常严肃地把“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称之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坦率地说,这种说法是不严肃的,或者说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这个命题中的一方为“普世价值”,用秦晓先生的话说来说,是发端于欧洲启蒙运动、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普世价值。命题中的另一方为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模式,具体说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显然,秦晓先生所讲这二者在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对等,一方为一种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另一方为一个国家发展发展的具体模式或路径,二者指向的内容不同,如何构成重大的交锋?如果要构成真正的交锋,要么是把秦晓先生讲的发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遵循的价值体系进行比较,构成两种价值体系的交锋;或者把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跟另一种现代化的“普世模式” 进行比较,形成两种发展模式的交锋。遗憾的是,何为中国模式体现出的价值体系?何为世界各国发展的普世模式?秦晓先生 却语焉不详。
考虑到上述命题只是秦晓先生的一篇讲话中的内容,而非正式的论文。所以,抛开上面提到的逻辑问题不谈,仅仅对秦晓先生讲到的一些具体内容进行一些分析。
秦晓先生把“中国模式”概括为“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并且认为这是“中国模式” 需要去掉的特点。下面对秦晓先生讲的中国模式的这两个特点进行一些分析。
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在于民族主义的支撑,那么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是在民族主义的支撑下完成的,或者说,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在所谓的“世界主义” 乌托邦的支撑下完成的?只要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而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我们不得不承认民族国家的形成或建立是西方所有先发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前提和基础。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形式,两三百年以前是,今天仍然是。联合国仍然被称为“United Nations”。所以,中国今天用来支撑现代化进程的民族主义并非源自中国,而是从西方先发国家学来的。作为西方国家的学生,中国成为一个民族国家(nation-state)已经比西方发达国家晚了两三百年,正在向西方学习。所以,用民族主义支撑的现代化进程不是中国的特点,而是所有现代化国家共同点。
再来谈谈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这个特点。毫无疑问,政府主导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征。但是,这里仍有几点需要弄清楚。
首先,政府在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是许多后发国家的一个共同特点,而非中国的唯一特点。在广义的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以外的国家是作为一种弱势国家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的。在由西方资本力量所主导的全球竞争中,后发国家的民间资本很难凭借自身力量发展。由政府整合和主导经济发展是许多后发国家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发展战略。以中国的近邻日本和南韩为例,在这两国的现代进程中,政府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政府主导现代化转型中的经济,是中国和其他后发国家的共同特征,而非中国的唯一特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政府对经济主导作用超过了日韩诸国,在今天的金砖四国中也显得尤为突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现实选择,而非一个理想选择。众所周知,中国改革的前三十年的经济是模仿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而中国的改革正是立足于这么一个历史留下来的全权主义社会现实。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今天在经济中的强势主导作用是三十年前中国经济结构的现实所决定的。正如一个人不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一个国家的政府也不可能抛开历史去创造一个社会。按照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说法,现代文明是生长出来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孤立地去谈中国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三十年的改革是让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作用变强了,还是变弱了?
三十年前,中国经济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在城市中,党政企三位一体,在农村中,政社合一。政府就是经济活动单位,经济活动单位就是政府准政府。政府以绝对的权力控制了社会的全部经济和政治活动。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民营企业早已超过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国企在全国经济中已经退到三分之一的比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看成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把这三十年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用曲线画出来,中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呈现出一种递减的趋势。根据统计部门的数据,民营企业在全国经济中仍在迅速扩张。截止2009年9月,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718.5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9.3%,占全国注册企业总数的70.2%;民营注册资本13.59万亿,比08年底增长了15.8%,用工人数6985万人,比08年底增长了8.2%。上述三个数据都明显高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速度。
最后再来看看普世价值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把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念进行抽象,自然能够抽象出一些最一般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公平、和平、仁爱、扶助弱者等等。必须指出,这种抽象出来的普遍价值观念为全人类所共有,而不是一些强势国家或强势民族把自己特殊的价值观念普遍化为世界准则。秦晓先生把当今世界的普世价值理解为欧洲启蒙运动所形成的价值观念。这种说法不要说中国人,恐怕很多西方人都不能认同。
欧洲启蒙运动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思想现象,其中包含着许许多多有价值的进步思想,但也蕴含着导致一些蒙汗药和毒药的成分。从思想内容上分析,欧洲启蒙运动可分为欧洲大陆启蒙运动和英国或苏格兰启蒙运动,而对中国一百多年来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主要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但正是欧洲大陆启蒙运动,这场自以为是在照亮蒙昧社会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方式,给现代专制主义提供了思想基础。几乎二十世纪所有的专制主义理论都跟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有着某种渊源关系。这种启蒙运动思维方式的危害在于,把人的理性看成是至上的、社会是需要知识精英来启蒙的、宗教等同于迷信、未来社会是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来的等等,最终,这种欧洲大陆的启蒙运动催生了了后来各种各样的乌托邦实验。埃德蒙·伯克曾对法国启蒙主义者进行过尖锐的批评。伯克认为,法国革命之所以陷入专制暴政是因为法国的政治文人,也就是法国的启蒙学者给暴政提供了舆论准备。伯克曾谈到,法国的这些政治文人喜欢标榜,崇尚革新,并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如法兰西学院和百科全书派。他们固执狂热。正是在这些法国启蒙学者错误的抽象理论指导下,法国革命最终陷入暴政。基于这个原因,伯克坚决反对用一些抽象的理性概念来启蒙社会。事实上,从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学术界的一些学者批判和清算法国启蒙学派的思想遗产的工作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历史地看,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在当时都是伟大的思想运动,这场运动也确实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成果。但是简单地把欧洲启蒙运动看成是全人类现代文明的基础是草率的。其实,欧洲的启蒙运动跟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思想运动一样,都对世界文明有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不乏误入歧途的偏执思想。如果简单地把某些国家历史上具体思想运动的成果当作人类普世价值,最终难以避免乌托邦和专制暴政的陷阱。从历史经验看,凡是试图用抽象的普世观念来创造新型国家的社会运动,很难不陷入乌托邦的专制陷阱,很难不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概而言之,读秦晓先生对清华学子的讲话,感到很多说法都被哈耶克中肯地批评过。今天再用这种陈旧的思维方式去激励学子,确有误导之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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